第十三章 受降者的两难选择

投降的依据

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可以解释人们继续战斗的行为——他们看不到比它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了。诺曼·格拉登曾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打响前说：“如果有其他选择就好了。但我知道我别无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实际上，人们当然还有别的选择。在前几章，我们仅讨论了最艰难的选择：逃回己方，而在西线作战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对某些英国士兵来说，他们“甚至都没有逃跑的勇气”）；此外还有发动叛变，这是反抗军事当局的最困难的方式。我们可以再添加一种新的选择：冲自己的脚开枪致残或是直接自杀，但这种干脆决绝且刻意的自残行为会对个人未来的发展造成影响，何况还有生还的可能性，因此这样也不行。所以，自残以及自杀的人数并不多。

相比之下，有一种选择显得格外合理——投降。

士兵投降成为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重要因素。尽管死亡人数清单已经长度可观了，但要想完全实现战前德国士兵“歼灭敌军”的誓言似乎是不可能的。人口统计学数字显示，每年新应征入伍的士兵或多或少足够填补消耗战造成的兵力漏洞。因此，同盟国在“净阵亡人数”上的优势不足以带来胜利，然而大批投降的士兵同样严重削减了战斗力。

当时的人们都知道，虏获大批敌军是一个好现象。在英国电影《索姆河战役》中，大约1/10的内容都是有关德国战俘的画面。有趣的是，电影第三部分的结束片段中，出现了一位英国士兵威胁德国战俘的画面，但放眼望去，其他那些“受伤和神经错乱”的德国战俘却在享受着饮料和香烟。官方是鼓励摄影师拍下这种镜头的。德国人同样以明信片和新闻短片的形式展示外国战俘经过德国众多城市的画面。在1917年的东线战场上，投降对战争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俄国的军事失败关键在于大批士兵的投降。总体来看，俄国伤亡总人数中有一半是被敌人俘虏的。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兵力损失，两国伤亡人员中分别有32%和26%是俘虏。与此相比，英国、法国和德国军队中的投降人数则相对较低。法国的伤亡人员中只有12%被俘，德国为9%，英国为7%。

正如图13–1所示，直到战争末期，德国士兵才开始大规模投降（从1918年开始）。根据一项统计，从7月18日一直到签署停战协议，德军共有34万人投降。7月30日~10月21日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仅英军就虏获了157047名德国士兵。在其他战斗中，他们俘虏德军的人数也只不过比这一数字略高一点儿（190797）。仅在最后一周，就有1万人投降，这是战争真正结束的标志。与此相比，阵亡人数则相去甚远。在战争的最后3个月中，有4225名英国军官和59311名士兵阵亡，德军相应的阵亡人数分别为1540人和26688人。换言之，在杀伤力方面，输掉战争的一方仍然保持着高出胜者2倍效率的优势。但在俘虏敌军方面，前者显然败下阵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情况归咎于德军士兵的“战争疲劳”、“无心恋战”，或是无法忍受饥寒交迫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研究他们对向其投降的敌人的态度，以及后者对俘虏的态度。

图13–1 在法英军俘虏德军数量，1917年7月~1918年12月

资料来源：War Offce,Statistics of Military Effort,p.632.

在西线，投降的士兵普遍都是不情愿的，不仅是因为违反纪律的压力和低落的士气。毕竟，在西线投降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士兵都认为投降比继续作战需要冒更大的风险。

表13–1 战俘人数统计，1914~1918年

注：希腊战俘人数包括失踪人数，因此可能比实际俘虏人数略高；罗马尼亚的俘虏人数统计仅为近似人数。

资料来源：War Offce,Statistics of the Military Effort,p.237,352~357;Terraine,Smoke and Fire,p.44.

投降为何是件危险的事情？答案是，在很多情况下，双方的士兵不仅在试图逃跑的过程中被杀，还有可能在投降后被杀。可以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暴行”，但也确实不容忽视。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足以引起双方士兵的警醒——便会对投降倾向有所抑制。这也正是人们为何继续奋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他们已经面临危险的境地。从1917年到1918年，如果投降是安全的选择，那么为了逃避这些年发生的血腥可怕的战役，大批士兵将归顺于敌人，事实上这种选择同样需要冒生命危险，因此战争便继续拖延下去。一旦德国士兵对于向协约国投降不再抱有恐惧心理，战争即刻就能结束。如果1918年春天，法国和英国也能有大批人投降德国，那么人们便会原谅鲁登道夫因为战略疏忽而犯下的所有过失。

为了搞清楚这个贯穿战争始终的问题，我们需要想象一个理论上的比较：不是降者的困境，而是受降者的困境。这种两难选择很简单，或者接受敌人的投诚，或者干脆杀了对方。原本是与一个试图杀害自己的对手作战，但对方突然表现出要投降的意图。如果他是真诚的，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接受他的投降，并将其送到战俘营。以下4种原因说明了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一个战俘可能会：

1.提供情报；

2.成为劳动力；

3.作为人质；

4.招降其战友（如果受到良好的待遇，可以利用其劝降更多的敌人）。

在这些好处中，第一点和第二点尤其重要。英军可从被俘的德国士兵那里通过审讯获得敌军情报，黑格本人也相当重视审讯结果。此外，当本国劳动力出现短缺时，战俘作为有效的廉价劳动力，弥补了这一缺陷。尽管黑格最初反对让在法被俘的德国人充当劳力，但议会驳回了他的观点。1918年11月，英国远征军的劳力单位中有44%都是德国战俘。海牙会议规定，这些战俘在原则上不得参与具有军事目的的行动，但在实践中要分清工作性质是不可能的，且针对“准备工作”这个词可以做灵活解释（法国人甚至将战俘派去挖堑壕）。1917年1月，德国政府谴责敌国让战俘在离前线不到30千米的区域内工作的行为，并对此进行了报复，于是英国战俘同样被派到德军在法国和波兰的阵地附近。战俘同样被当作人质利用：德国人将战俘安置在卡尔斯鲁厄、弗赖堡和斯图加特充当“避雷针”，目的是要转移协约国的炸弹袭击。第4条作用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因为人们根本无法传播战俘被合理对待的消息。

接受降兵一方的两难处境的另一方面，即是否要反对俘虏敌军。首先，有些所谓的投降者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们无数次被长官告诫要防范那些看起来要投降的敌人，攻击一方可能会放松警惕，而隐匿的敌军势力则可能会借此机会开枪还击。1914年9月的埃纳河战役中，在看到对方假装做出投降的手势后，几名英国士兵轻信了，结果被敌人射杀。都柏林燧发枪团的路易斯·多南中尉在索姆河战役中同样不幸中计，被佯装投降的德国士兵“射穿了心脏”。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一方当中有些人有投降意图，但另一些仍然坚持战斗。1917年，一位名叫鲍曼的澳大利亚军官命令他的士兵投降，他自己也这样做了。“当两名德国士兵护送这位军官离开时，我们的战友射杀了这两名德国兵。他们同样威胁要将鲍曼杀掉。”相反的事情也是可能的，据说，格雷厄姆·西顿·哈奇森中校射杀了38名试图投降的手下。

所以说，接受投降同样需要冒险。运送战俘的过程同样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每10名战俘需要1~2名士兵护送，且必须从进攻部队抽调出来士兵。如果战俘中有伤员或是无法独立行走，则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简单的解决方式是将其射杀，如果有人坚持反抗，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因为他很有可能因此负伤。虽然射杀战俘能够立刻解决问题，但这种行为违反了军事法和国际法。准确地说，它们触犯了海牙国际法的第23（c）条——禁止杀伤或致残已放下武器的俘虏，以及第23（d）条——禁止下达格杀勿论的命令。此外，杀害战俘的行为会产生消极后果，其他有投诚意图的士兵会因此产生反抗和报复心理。因此我们可以说，占胜一方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接受投降，但同时也要承担它带来的风险；射杀投降者，但同时会激起反抗情绪，对自己一方造成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