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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战

米尔纳在南非成立“幼儿园”组织的失败暴露了大英帝国扩张的极限。而剑桥使徒社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解体表明，不管是剑桥大学还是牛津大学，都已经失去了对帝国政治本身的所有同情。然而在1914年，英国人——更不用说他们的帝国臣民了，为了应对德意志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野心所带来的挑战而开战。英国在那场战争中的最终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米尔纳和他的助手们所促成的会讲英语的民族之间的团结。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乃至南非都在1914年至1918年为英国的战争做出了重大的经济和军事贡献，整个帝国都是如此，尤其是印度。[1]只有在战争结束后，布鲁姆斯伯团体里的喧闹声才被人们听到，他们出版了两本极具破坏性的著作：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还有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探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编纂中已经被过度讨论的法律问题。[2]就像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所描绘的律师一样，历史学家一直在布满灰尘的文件中挑选素材（比如狄更斯口中的那场“德国与德国的交锋”）。因为对所谓的“战争罪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寻找依旧是徒劳的，此案是不会有最终判决的。1914年欧洲全面爆发战争，原因很简单，就是1815年在维也纳建立的秩序崩溃了。而对这段历史正确的发问应该是：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到底是谁的错？

到20世纪初，兰克的五大强国已经演变成了五大帝国，每个帝国都从上述国际贸易、移民、投资和信息网络中获得了微薄的利润。克里米亚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世袭统治的家族网络和全球化的新网络之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暂时的形态。管理伟大欧洲帝国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守夜人国家，它们对与之共存的市场经济只提出了最低要求。除了陆军和海军，它们可能还坚持控制一些邮政、电报和铁路服务，但是它们也把其他很多事情留给了私人。在大型的欧洲城市，王室和帝国等级制度中的上等人与商业新精英在社会地位上已非常接近：确实，伯爵娶了犹太银行家的女儿。从安德鲁·卡内基到诺曼·安吉尔，乐观主义者确信，帝王们不会愚蠢到刻意去危及这种稳定的状态。[3]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们的错觉。根据亨利·基辛格的经典论述，五分体系不再稳定，因为“随着德国的统一和法国的固守，该体系失去了灵活性”。[4]1871年后，这个体系依赖于大师级外交官俾斯麦来保持平衡。关键战略是俾斯麦于1887年6月与俄国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签署的《再保险条约》，根据该条约，德国和俄国同意在对方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时保持中立，除非德国攻击法国或俄国攻击奥匈帝国。这就意味着，即使俄国试图控制黑海海峡，德国也承诺保持中立。但其实这背后真正的目的是阻止俄国与法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这正是俾斯麦下台导致《再保险条约》不续签之后发生的事情。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欧洲保持了平衡的灵活性。并且这种消极放弃引发了一系列日益激烈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5]基辛格认为，俾斯麦下台后，大国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领导人对他们自己的策略失去了控制”……“最终，军事计划和外交手段一起消失”。[6]换句话说，从1890年起，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法国和俄国之间很可能会发生冲突。令人惊讶的不是1914年战争的爆发，而是这场战争没有更早爆发。

尽管基辛格的方法在历史学家中并未受到追捧，但在政治科学家和网络理论家中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毫无疑问，1890年后军事化争端数量的急剧增加支持了他的论点，即在那段时间内发生了某种变化。[7]数学家蒂博尔·安塔尔和物理学家保罗·克拉皮维扬斯基和西德尼·雷德纳的一篇论文也支持了这一论点，他们表明，从网络理论来看，1890年后的大权力体系的演变正朝着“社会平衡”的方向发展，矛盾的是，出现了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平衡是“自然的结果”，但是如果双方都没有被另一方吓倒，平衡就不是一个好结果（见图34.1）。[8]

34 - 图1 图34.1 1872—190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角之间主要关系的演变。GB=英国，AH=奥地利-匈牙利，G=德国，I=意大利，R=俄国，F=法国。

当然，关于五大国体系的崩塌还有其他的解释。一种假设是，这一体系失败是因为大国允许巴尔干地区的小国将它们拖入冲突。[9]正是小联盟的复杂破坏了这一体系的稳定。[10]然而，与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关系，甚至是与罗马尼亚或日本的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导致大国在1914年走向世纪决战。[11]小国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增加了大国冲突的可能性。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以及塞尔维亚赞助暗杀奥匈帝国继承人，六年后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局面，因为不像之前的摩洛哥危机或巴尔干战争，三个大国认为战争是毁灭性外交打击的唯一选择。[12]维也纳和柏林的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俄国似乎有意利用波斯尼亚危机，以期永久削弱奥匈帝国的实力。[13]考虑到哈布斯堡王朝的下一位继承人像是一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者，奥地利人完全可以行使他们的“梅特涅”式权利，要求塞尔维亚满足他们的需求。臭名昭著的奥地利向贝尔格莱德发出的最后通牒与19世纪20年代对第二梯队国家提出的要求并无明显不同。[14]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大国都无法提供足够强有力的理由来劝阻其他国家在巴尔干地区开战：法国人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加甄别地与俄国结盟了，而英国人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一种办法既能阻止德国又不会对法国和俄国产生影响。[15]如果有任何个人应该为发生的系统性失败受到指责，那就应该是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这种危机中，英国本应该是一种平衡力量。1914年7月29日，格雷警告德国大使，如果欧洲大陆爆发战争，英国可能会进行干预，但是，如果矛盾能够得到调解，他将能够为奥地利争取到一切可能的有利条件；撤退并不会让奥地利显得屈辱，因为塞尔维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惩罚，并在俄国同意的情况下被迫服从奥地利的意愿。[16]两天后，他告诉德国人，如果他们提出合理的建议，他会支持，并会告诉法国和俄国，如果他们不接受，英国“与最终的后果无关”。[17]但是这时候已经太迟了，因为德国人已经收到了俄国发出全国动员令的消息，这之后，所有外交行为都停止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更有能力的外交官（或许是卡斯尔雷）在一周前发出这些信息，是有可能避免战争爆发的。事实是，格雷对于法国和俄国有私心，他没有发挥自己作为外交大臣的作用。

1914年，帝国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是如此有效，以至当皇帝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大臣）决心就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和比利时的中立）开战时，他们能够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动员超过7 000万人充当士兵或水手。在法国和德国，大约1/5的战前人口（接近80%的成年男性）最终都穿上了军队制服。第二国际完全不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标志着等级制网络的暂时胜利。1914年7月底，当欧洲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会晤时，他们也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说，1914年的战争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权力和电话并存。[18]在科技的推动下，欧洲的君主们仅仅通过发电报就能让他们年轻的男性臣民走向世界末日。许多评论家，包括凯恩斯，都认为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但他们严重低估了帝国政府维持工业化屠杀的能力。

1914年8月5日凌晨，一艘英国缆绳船轻而易举地切断了从埃姆登到维哥、特内里费、亚速尔群岛和美国的五根海底缆绳，标志着在这场针对大英帝国的战争中，德意志帝国处于严重劣势。此后，德国人给他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电报必须通过来自瑞典或丹麦的美国跨大西洋电报发送，这两条电报线路都要通过位于康沃尔郡澎赞斯的东方电报公司中继站，在那里他们的电报被拦截并送到海军部49号房间进行解密。正如我们看到的，英国控制着国际通信网络：不仅是电报，还有货币和金融系统，毋庸置疑，伦敦是枢纽，也是商船队的中心（尽管相比之下比较不起眼）。在海军实力方面，德国也未能缩小差距。因此，德国人希望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式只有少数几种：在陆地上将英国、法国和俄国军队一举歼灭，通过海下潜艇袭击破坏它们的进口，或者通过在其内部煽动革命来破坏这些帝国——实际上这有效地激活了反帝网络来破坏帝国的等级结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德国人几乎在这三个方面就快成功了。但是他们最大胆的举措还是在约翰·巴肯《三十九级台阶》的续集《绿斗篷》中被情节化的策略。

《绿斗篷》的开头，英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沃尔特·布利万特爵士告诉汉内：“有一场圣战（原话）即将开始，遥远的东方准备好接受真相，前景一片光明。因为西方的星光（人、预言或是计谋）将要洒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德国人也深知这一点，并认为这将是他们震惊世界的底牌。”[19]德国人精心策划，号召并扶持穆斯林参与反对大英帝国的圣战。对现代读者来说，这一想法似乎有些牵强。但令人惊讶的是，其实巴肯的《绿斗篷》借鉴的就是真实的事件。

[1] For more detail see Offer, First World War.

[2] For a compelling recent account, see Clark, Sleepwalkers.

[3] Schroeder,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ystem’.

[4] Kissinger, World Order, 78.

[5] Kissinger, World Order, 233.

[6] Kissinger, World Order, 80, 82.

[7] Thompson, ‘Streetcar Named Sarajevo’, 470.

[8] Antal, Krapivsky and Redner, ‘Social Balance on Networks’, 135.

[9] Gartzke and Lupu, ‘Trading on Preconceptions’.

[10] Vasquez and Rundlett, ‘Alliances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Multiparty Wars’, 15.

[11]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38f.

[12] Lebow, ‘Contingency, Catalysts and Non-Linear Change’, 106f.

[13] Trachtenberg, ‘New Light on 1914?’

[14] 这跟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向阿富汗政权提出的要求一样不合理、毫无根据。

[15] Schroeder, ‘Necessary Conditions’, 183., 191f.

[16] Lichnowsky to Foreign Office, 29 July 1914, quoted in Trachtenberg, ‘New Light on 1914?’

[17] Grey to Goschen, 31 July 1914, quoted in Trachtenberg, ‘New Light on 1914?’

[18] Karl Kraus, Die Fackel, vol. 22 (1920), 23.

[19] Buchan, Greenmantle, KL 11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