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赤贫到致富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运用手腕在海外实现自己目的的帝国之间的一场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推翻了4个王朝，并粉碎了它们的帝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将其国家卷入一场重大海外战争的4位民主党官员中的第一人。他试图将这场战争重塑为各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战斗。当然，这一观点绝不会被英法帝国所认同，尽管是美国的财力和人力把这两个几近弹尽粮绝的帝国从战争中解救出来。不仅捷克人、爱沙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匈牙利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及乌克兰人预感到自由就要到来；阿拉伯人与孟加拉人亦是如此，更不用说南爱尔兰人了。然而，到1939年年底之前，除了爱尔兰和芬兰之外，战后出现的民族国家中没有一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匈牙利可能除外）。马志尼的欧洲地图出现后不久，便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

列宁的另一种战后设想是建立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经济环境推进了这一设想的实现。因为各国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发行短期债务换取中央银行的现金——简言之就是印钞——来筹集战争资金，所以战争中通货膨胀的势头开始增强。而如此众多的男人都参了军，所以劳动力的匮乏使大后方的工人们能够追求更高的工资。到1917年，在法国、德国与俄国，有无数工人参加了罢工。继西班牙流感之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席卷了全世界。和1848年城市秩序被打破一样，只不过这一次波及更远，远至布宜诺斯艾利斯、孟加拉、西雅图和中国上海。然而，除了俄国之外，这一时期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几乎均告失败。在一场残酷的国内战争之后，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

在东面，布尔什维克的传播几乎没有停止。在西面，它却没有越过维斯瓦河，也未能越过南高加索地区。苏联红军华沙城外兵败（1920年8月）、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被驱逐（1922年9月），以及法西斯主义者向罗马进军（1922年10月），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当然也标志着一种新气象的到来。

除了墨索里尼穿着翼形领三件套与高筒靴外，那些参加了“向罗马进军”这一宣传噱头的人们均身着由黑衬衫、马裤和及膝皮制马靴所组成的临时制服。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具有男子汉气概的战争美德在和平时期得以继续发扬，在野外街头的反左翼小规模战斗就是行动的第一步。保持一致之说蔚然成风，但也不过是缺乏严明军纪的服装上的一致。正如许多新闻图片所显示的那样，这次著名的“行军”也更像是散步。第一位将红色衬衫作为政治运动要素的是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朱塞佩·加里波第。到20世纪20年代，染色上衣对于右翼来说是强制性的。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选择了黑色，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冲锋队则选择了殖民地的褐色。

如果不是因为“大萧条”，此种运动可能会默默无闻地退出历史。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后，20世纪30年代初的通货紧缩则沉重打击了威尔逊对于欧洲的认识（基于国民认同与民主）。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经历了股市重挫89%，产值锐减1/3，消费品价格下降1/4，失业率超过25%。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受到如此严重的影响，但没有一个能够幸免。因为各国政府争相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进口棉产品的有效从价税率提到高46%——所以全球化很轻易地就被破坏了。1929~1932年，世界贸易锐减了2/3。大多数国家组合性地实施了债务拖欠、货币贬值、贸易保护主义关税、进口配额与管制、进口垄断与出口奖励。似乎，民族主义国家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但这是一种错觉。虽然美国经济似乎面临崩溃，但主要原因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实施的糟糕透顶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摧毁了银行体系的半壁江山。而作为工业进步主要推动力的革新，在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放缓。新的汽车、收音机及其他耐用消费品数量激增。新型公司开发出新的产品，如杜邦（尼龙）、露华浓（化妆品）、宝洁（Dreft洗衣粉）、美国无线电公司（无线电与电视）与IBM（会计机）；也在不断发展与传播完全新型的企业管理。没有一个地方的资本主义创造力比在好莱坞这个电影产业的故乡所见到的更令人感到惊叹了。1931年，当美国经济陷入莫名恐慌之时，大制片厂发行了查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霍华德·休斯的《头版》及马克斯兄弟的《恶作剧》。虽然前10年的禁酒实践完全失败，催生了有组织犯罪这种完全新型的状况。但是，它却对电影制片厂更为有利。同样是在1931年，观众们成群结队地去看由詹姆斯·卡格尼与爱德华·罗宾逊共同出演的两部很棒的警匪片：《国民公敌》与《小恺撒》。当美国白人发现美国黑人几乎拥有所有最好听的音乐时，现场演奏、录制与广播音乐业务也同样有了创意。爵士乐在艾灵顿公爵大乐团的摇摆乐中达到了巅峰。即使汽车生产线停顿时，该乐团依然推出了一首首流行乐曲：《芳心之歌》（1930年）、《Creole Rhapsody》（1931年）、《给我摇摆，其余免谈》（1932年）、《久经世故的女郎》（1933年）与《孤独》（1943年）。艾灵顿这个奴隶的孙子用芦苇与黄铜作为乐器（以前从未被如此用过）来模仿从圣歌到纽约地铁的一切东西。他的乐队常驻于“哈莱姆文艺复兴”核心的“棉花俱乐部”。当然，为了和他的贵族绰号相符，艾灵顿总是衣着整洁，穿着萨维尔街的精品男装。

总之，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在当时，它成了管理不善与其所必然产生的不确定性的牺牲品。那个时代最聪明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嘲笑证券交易所是“赌场”，将投资者的决策比做报纸上的选美比赛。在“大萧条”行将结束之时当选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猛烈抨击“不道德的货币兑换商”。罪魁祸首是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他们开始时因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证券交易市场出现泡沫，在泡沫破灭之后，他们又实行紧缩政策（未能适当地放宽）。1929~1933年，占总数2/5的近1.5万家美国银行倒闭。因此，货币供应量严重减少。随着价格暴跌1/3，从高峰降至低谷，实际利率增长超过了10%，压垮了所有负债的机构与家庭。凯恩斯总结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说：

对于很大程度上依靠借入资本运营的现代企业来说，这样的通货紧缩必将不可避免地使之陷入停滞。每个从业者能做的就是暂时停业；每个正在考虑开支的人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拖延订单。他们会将资产变现，从风险中撤出，不再从事经济活动，待在乡间，静候承诺中的现金升值。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很可能非常糟糕。

如何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呢？随着贸易陷入停滞与资本输入冻结，凯恩斯所主张的通过借款筹资来扩大政府公共工程开支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它还有助于放弃金本位制（据此，各种货币有固定的美元兑汇率），从而通过贬值刺激出口（尽管贸易越来越多地在区域性联盟内部进行），并使利率降低。然而，议会制政府在推行这些政策后仅仅取得了一点点起色。而当威权主义的政体实施工业扩张与重整军备计划时，失业率以最快的速度回落了。这也正是“社会主义”（苏联）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显得优于两大以英语为母语的经济体之处。苏联在1929年至1932年实现了工业生产的增长，这在当时世界上来讲是独一无二的。对于经济部长雅尔玛·沙赫特所造成的现状，希特勒不久便失去了耐心。他模仿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起草了“四年计划”，而没有因为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放缓重整军备的步伐（简言之，德国国家银行缺乏黄金来支付外贸逆差）。这两大政体展开了公然的竞争，介入西班牙内战中的对立双方，在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建立相互对立的展馆。如果对处于这两个极权主义高塔之巅的强壮巨人进行认真彻底的审视，会发现有两个重大的区别：共产主义超人是一对夫妻，穿着朴素的工装裤和一件宽松的衬衫；雅利安超人则是两个裸体的男子，唯一奇怪的是雅利安人裸体画是无性别特征的。自古代希腊人开始，裸体一直是西方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醒着人们，我们不穿什么通常和我们穿着什么一样重要。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艺术家们热衷于描绘各种裸体女性的形象，产生了一批色情描写的杰作，如爱德华·莫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年）与《奥林匹亚》（1863年）。这两部作品分别是为对乔尔乔内《暴风雨》（1506年）与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1538年）致敬而作。但是纳粹的裸体则男性是有悖情理的肌肉粗大僵硬，而女性是平胸平臀。

斯大林与希特勒都承诺通过实行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来推动经济的增长、提高就业。他们都兑现了。1938年，美国经济产值仍比1929年经济危机高峰前的水平低6%以上；德国的产值则增长了23%；如果关于“净物质产品”的官方数据值得信赖的话，苏联的产值增长甚至更高。早在1937年4月，德国的失业人数降到了百万大关以下，而仅在4年前这一数字还是600万。到1939年4月，德国的失业人数已少于100万，相当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而美国则远远落后于此，即使有人通过将那些从事联邦紧急救援工作的人也计算在就业人口之内对官方数字进行了调整，也依然无济于事。按照现代定义进行计算，1938年的失业率仍为12.5%。问题是，极权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经济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它没有运用增加公共开支通过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来刺激总需求。相反，计划经济动员人力去进行重工业、基础设施与武器装备的建设，并通过强制储蓄来为这些工作进行融资。因此，消费停滞。人们工作，然后得到工资，但是因为商店里可以买到的东西日益减少，除了把钱存进储蓄账户外，他们几乎别无选择。这样，他们的钱就进入了为政府提供资金的循环之中。在纳粹党人的宣传中，满眼都是富裕的核心家庭形象：食物丰盛，衣着时尚，驾驶着崭新的大众甲壳虫轿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同时，统计数据也显示，随着从1934年开始加强重整军备，纺织业生产出现停滞，进口出现下降。几乎没有平民拥有汽车。第三帝国一年比一年更难获得像咖啡这样的进口日常必需品。到1938年时，如果德国人想要看起来精明能干，则他们需要穿制服。全黑的党卫军制服由卡尔·迪比奇与瓦尔特·黑克设计，由胡戈·波士^[1]生产，被誉为最邪恶的优雅服装。这是法西斯主义时尚的巅峰。

党卫军存在的理由、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是破坏而非消费。正如在被人们称为《霍斯巴赫备忘录》的文件里所明确表明的，希特勒的经济模式必须获取“生存空间”——对毗邻的领土进行兼并，以获取德国不能再靠进口获得的原材料。因此，通过重整军备来强行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可能导致战争的发生。鉴于军事技术条件的成熟，20世纪30年代末，由希特勒经济模式演化而成的战争成为极具破坏性的事件。早在1937年，不论是在德国与意大利飞机对西班牙共和党人的阵地进行俯冲袭击的格尔尼卡，还是在日本人空袭破坏严重的上海，均显示了空中轰炸可以造成巨大灾难的威力。空中军事力量是旨在引发士兵与平民恐慌的一种恐怖武器。在陆地，坦克和其他形式的机械化火炮则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突出问题：机动性差，“一战”的这种特性因此也让堑壕战的优势得以显现。就人的生命而言，“闪电战”的代价则要高昂得多。在“闪电战”中牺牲的不只是暴露在外的士兵，更多的则是平民，这些平民显然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的大多数。

从表面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在4种不同类型的西方文明之间：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的共产主义、欧洲的帝国主义（日本人也已施行）与美国的资本主义。起初，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联合力量反对第三种文明，而第四种文明保持中立。1941年是极其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纳粹分子袭击了苏联人，日本人则袭击了美国人。这之后，便是由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组成的轴心国，包括其仓促征服的帝国与几个逢迎跟随国，与由苏联、大英帝国、美国组成的三巨头以及所有其他人（盟军喜欢自称为“同盟国”）之间的对战。然而引人注意的是，随着这个破坏事业的工业化达到白热化阶段，各国的手法出现了大趋同。所有主要的参战国都进化出高度集中的国家机构，按照非市场机制、根据既定的高度复杂的计划去安排分配人力与物资这些资源。所有参战国的个体自由都要置于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与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这一目标之下。所有参战国的军事人口比例都达到前所未有高点。他们将平民人口集中的地方视为合法的军事打击目标。他们都歧视他们所控制疆域内的特定平民群体。即使日本人对中国平民及盟军战俘所犯的罪行，与希特勒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相比，也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似乎每个人都穿上了军装。到1944年，6个最大的参战国有超过4 300万的军事人口（几乎所有的男人）。对于所有参战国来说，总数肯定超过了1亿人，也就是说达总人口的1/5到1/4，这一比重远远大于在此之前或之后现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参加兵役的苏联公民达3 400万人，德国人达1 700万，美国为1 300万，日本为750万，整个大英帝国有几乎900万忠诚的子民参加兵役。来自这些国家的年轻男子没穿国家发放服装的是少数。因此，世界纺织业的很大比重让位于军装的生产。然而，身着这些制服的人们所做的行为却迥然不同。大多数德国人、日本人参与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致命的有组织暴力行为。大多数美国人与英国人都在战线后方，只有倒霉的少数人参与了战斗。对德战争的胜利，是英国的情报、苏联的人力与美国的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英国人破解了德国人的密码，苏联人杀死了德国士兵，而美国人则将德国城市夷为平地。对日战争的胜利尽管不完全但主要归功于美国。其曼哈顿计划（以其于1942年在曼哈顿工程区启动而命名）制造出三颗结束战争、改变世界的原子弹。1945年，一颗原子弹被用于在新墨西哥州进行试爆，而另两颗则分别投向了日本的广岛与长崎。

受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罗斯福说德国人可能会第一个研发这种武器的启示，受到英国人发现同位素铀-235裂变属性（美国人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比较迟缓）的推动，原子弹可以说是纯正的西方成就。发明它的科学家们具有多种国籍：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丹麦、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瑞士以及美国。许多（特别是奥托·弗里施与爱德华·特勒）是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这不仅仅反映了自法国大革命^[2]后的解放以来犹太人在知识生活的各个领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还反映了希特勒反犹太主义这种德国战争时期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将原子弹确定为西方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可能看起来有点儿奇怪。尽管原子弹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杀伤能力，但是它的实际效果却是缩小战争的规模与降低战争的破坏性，从避免了对日本进行血腥的海陆空入侵开始，这种效果就显现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原子弹并没有使常规战争消失。20世纪40年代刚一结束，另一场飞机与坦克的大型血战便在朝鲜爆发了。而原子弹与破坏力更甚于它的于1952年（苏联一年以后研制成功）试爆的氢弹，使美国与苏联不敢贸然进行正面冲撞，从而对这场战争与所有后来的冲突起到了抑制作用。所有由这两个超级大国发动的战争都是针对“代理方”的，有时则是通过“代理方”进行的有限战争。尽管核战争的风险绝不为零，但从事后来看，全面战争时代已经随着日本的投降结束了。

如果曾经的“冷战”变成白热化的战争，则获胜的很可能是苏联。苏联的政治体制使其足以能够承受战争的巨大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死亡率占战前人口比例比美国高出50倍）。此外，苏联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大规模生产尖端武器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到1974年，苏联已经拥有了可以生产战略轰炸机与弹道导弹的超大规模的兵工厂。在科学上，他们仅仅落后一点点儿。此外，在思想武装上，他们的意识形态在所有第三世界中要比美国更具号召力。实际上，苏联真正赢得的是“第三世界的战争”的说法是颇有道理的。只要有重大阶级斗争的地方，共产主义就会盛行。

不过，“冷战”证明的只是黄油多于枪支，球类运动多于炸弹，并没有太多的武装冲突。即使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大规模的军队仍要比20世纪40年代的小很多，一直生活在大决战恐惧中的社会不得不继续过平民百姓的生活。到1948年，美国军事人口比例已由1945年的峰值8.6%降到了1%以下，而且自此以后，即使是在美国对朝鲜与越南进行干预的高峰时，这一比例也没有超过2.2%。苏联则更为军事化，不过其军事人口比例也从1945年7.4%的战后峰值有所回落，而1957年后则一直保持在2%以下。苏联存在的问题很明显：美国所提供的平民生活形式比苏联的更具吸引力。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拥有资源丰富的先天优势，也是因为集中经济计划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尽管它对核军备竞赛的成功不可或缺。计划经济者最能胜任的是为唯一的顾客——国家——设计并提供终极武器，但是计划经济者无法满足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亿万个体消费者的愿望。这是凯恩斯的夙敌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众多见解之一。他曾在《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中警告西欧要抵制住在和平时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妄想。而美国立足于满足（与刺激）消费需求的市场经济模式，凭借着战时贯彻始终的最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而重获活力，同时也凭借着地理位置而免于全面战争的破坏，它最终被证实是不可战胜的。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战前，大部分服装都是根据裁缝丈量的尺寸进行制作的，而生产上千万套军装的需要则推动了标准尺寸的应用。实际上，人类的身体比例跨度并不大；人类的身高与体宽均呈常态分布，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是中等左右的身材。1939~1940年，大约1.5万名美国妇女参加了由美国农业部国家家政局组织的一次全国性调查。这是有史以来针对女性身体比例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科学调查。从每位志愿者身上提取的测量数据共计59种。这次的调查成果于1941年在第454期《美国农业部生态学杂志》一篇题为“女性的服装尺寸与款式结构”的文章中予以公布。标准化尺寸使平民服装以及制服可以进行批量化生产，并以成衣的形式出售。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在服装业，只有处于社会上流的富人才会定制衣服：男人的服装在萨维尔街定做，女人的高级时装则在巴黎与米兰定做。

在战后的美国，消费社会成了一种大众现象，这大大消除了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服装差异。这部分体现了战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1928年时，位于顶端的1%的人口拥有收入的几乎20%。从1952年到1982年，这一数字一直保持在9%以下，低于按法国上层1%人口进行计算的比例。返回家园的士兵们得到了更好的教育机会，并且开始在郊区建房。这股建房风潮被看成是生活质量的明显提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峰期出生的美国人的父母们，是大量接触消费信贷的第一代。他们靠信贷买房，靠信贷买车，靠信贷买家用电器：电冰箱、电视机及洗衣机。1930年，当“大萧条”来袭时，有半数以上的美国家庭拥有电以及一辆汽车、一台冰箱。到1960年时，约80%的美国人不仅拥有这些设施，还拥有了电话。新耐用消费品的普及速度一直保持持续增长。洗衣机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大萧条”爆发前的1926年。到39年后的1965年，美国半数家庭都拥有一台洗衣机。空调发明于1945年，拥有空调的家庭于29年后的1974年突破半数大关。衣物烘干机发明于1949年，拥有衣物烘干机的家庭于23年后的1972年突破半数大关。（洗碗机也发明于1949年，但是其发展则较慢，直到1977年拥有洗碗机的家庭才突破半数大关。）彩色电视机则打破了所有纪录：发明于1959年，仅14年后的1973年就有半数家庭拥有了它。到1989年，当“冷战”实际上已结束的时候，除了洗碗机外，2/3或以上的美国人都拥有了这些东西。他们还拥有了发明于1972年的微波炉与发明于1977年的录像机。之后，15%的美国人已拥有了发明于1978年的个人电脑，2%走在时代前沿的人拥有了移动电话。到20世纪末，所有这些发明均进入了半数家庭，包括互联网。

对于这一发展道路看起来可以实现的社会来说，苏联的吸引力很快消失了。美国全面援助西欧进行战后恢复。西欧很快重拾“大萧条”前的发展态势（尽管实际上“乔治·马歇尔计划”的最大接受者们的发展并不是最快）。法西斯时期，欧洲大部分的工会组织已被削弱，劳资关系也相应地不再如战前那般紧张。罢工时间变得更短（尽管工人的参与度提高了）。劳工行动仅在英国、法国与意大利还在不断持续增长。社团集体谈判、经济计划、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与福利国家：西欧人采用了多种“疫苗”来抵御共产主义。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署则又为其添加了一种新的“疫苗”：跨境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到这时为止，来自莫斯科的威胁已基本消退。真正的经济奇迹发生在亚洲。在战后时期，不仅日本，而且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与泰国，均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经济加速增长。在1950年至1990年这段时期里，亚洲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4%上升到了34%。至关重要的是，当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放缓时，甚至在非洲与拉丁美洲遭受经济萎缩的情况下，亚洲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韩国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这个人均收入于1950年时排名在加纳之后的国家，到1996年时经济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富国俱乐部。1973年至1990年，韩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东亚经济奇迹是“冷战”的关键。如果是越南而非韩国成为典范，换句话说，如果美国军事干预大部分都失败了，那么结果可能不容乐观。是什么创造了东亚经济的腾飞？首先，美国及其盟友（特别是在马来西亚进行干预的英国）能为接受军事干预的各国政府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其次，战后改革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典型的例子就是1946年日本扫除封建主义残余与极大地均衡了财产所有权（明治时期的革命者所忽视做的）的土地改革。再次，美国所支持的日益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使这些亚洲国家受益匪浅。最后，他们运用各种形式的国家导向来确保存款被引注到出口工业（当然，关键的第一级行业是纺织业）。消费社会不仅为东亚人提供了模仿的榜样，同时还为其低廉的布料提供了市场。

“亚洲四小龙”均以日本为榜样，通过棉制品这样的日常必需品出口，进行自身的工业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几乎没有一个是因为曾经得到过民主政体政府的帮助。韩国在总统朴正熙（1960~1979年）与全斗焕（1980~1987年）的带领下进行了工业革命，而新加坡的李光耀与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本质上都是专制主义者（前者更为激进），专政党派则统治了中国台湾与日本。而1997年前的中国香港则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不过，无论哪一种情况，经济成功之后都因民主化而出现了经济滞缓。总之，东亚从苏联的磁场里脱离出来，因为它已经参与了美国的消费社会。而在伊朗、危地马拉、刚果、巴西、多米尼亚共和国和智利，情况则又完全不同，美国的干预更为短暂，情况甚至比古巴、越南、安哥拉与埃塞俄比亚这些苏联干预或援助效果更为明显的国家更为糟糕。

这种大众消费主义虽说俨然就是标准化的代名词，但它却能够与落拓不羁的个人主义相融合，这是西方文明最巧妙之处。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又落在了这个词上：西方。苏联没能发明与传播彩色电视机或微波炉，这或许可以被原谅。但是，并不是所有消费社会的产品都具有复杂的技术。实际上，最为简单的莫过于发明于美国西海岸的一种工装裤。整个“冷战”时期最为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或许就是为什么苏联生产不出一条像样的牛仔裤。

[1] 胡戈·波士位于梅青根的公司已于1930年因“大萧条”破产。在加入纳粹党的次年，他不久就确立了“希特勒运动”制服主要供应商的地位。

[2] 在20世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犹太人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与其人口比例相比不成比例，这表明犹太人有着先天的文化优势。约占世界人口0.2%、美国人口2%的犹太人，却获得了22%的诺贝尔奖、20%的菲尔兹数学奖，及67%针对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此外，犹太人还获得了38%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20%的普利策新闻奖与13%的格莱美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