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疏忽罪

帝国全球化所导致的结果在许多方面是令人惊讶的。自由贸易、大规模移民和低成本的英国资本将帝国统治下的绝大部分地区推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就制造业的人均生产量而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13年的排名在德国前面。实际上，加拿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90年时间里比美国的增长速度要快。

但是有一个问题。自治领地的经济表现与帝国的其他地区不相符，最明显的就是亚洲，那里本应是帝国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宝石。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什么印度的经济表现比帝国的其他地区差那么多呢？1865年到1914年间，所有在伦敦筹集的向帝国投资的总额中有18%被投放在印度——即2.86亿英镑，仅次于加拿大所获得的数目。然而，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慢得可怜。1857年至1947年间——就是在德里兵变（1857年）与独立（1947年）之间的阶段——只上升了19%，而英国本土人均收入的上升幅度在134%。1820年到1950年间，印度每年仅增长0.12%——以白人帝国的标准来看，几乎根本没有增长。即便与英属非洲地区相比较也是望尘莫及。

这是现代经济历史的主要难题之一。印度是被迫接受自由贸易和西方的商贸标准的，西方强加予它的力度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实体。然而，其产生的结果是受到限制的工业化和停滞不前的经济。相比之下，美国抛弃了英国的统治，而采用了贸易保护性的关税制度，平均在进口产品上征收44%的关税，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谴责的那些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其结果如何呢？到19世纪末为止，美国的经济表现很大程度上赶超了英国。如果印度经济的衰落可以被归咎于英国，那么反对自由帝国的理由便开始显得非常有力了。

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印度在英国统治下“不发达”有四个基本原因。第一，英国通过兰开夏郡的工厂生产的纺织品打开印度市场，从而限制了印度的工业化。兰开夏郡的生产制造商起初在与印度的竞争中受到保护，直到他们确立了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第二，他们强加了不合理以及递减的税收制度。第三，他们使得印度资本“外流”，甚至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操纵卢比与英镑的汇率。第四，他们对这些政策所引发的饥荒又放任不管。一位近期的历史学家甚至将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大屠杀”。这种对英国在印度起着负面作用的观点可以追溯到达达拜·挪罗齐的《印度的贫穷与非英国统治》（1901年），此书的观点至今仍在广泛流传。它也许是反对自由帝国的观点中唯一的、最为有力的证明。

维持一支由英国支配的，世界最大规模常备军之一的雇佣军部队，实际上对印度经济并没什么有益之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近期的研究使人对民族主义者批评的其他方面产生了怀疑。印度的历史学家特丹·罗伊已经说明印度纺织业的就业机会的糟糕局面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谁来统治印度。而英国人在新的经济领域为印度人造就了同等数量的就业机会，甚至还要多。即便是在纺织行业中，印度殖民政府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已经明确了一点，将优先选择给予印度制造商，而不是兰卡夏郡的制造厂。而且，说英国人统治下的税收制度非常过分而且不合理也缺乏根据，因为印度土地税的负担从19世纪50年代的10%的净产出水平下降到了20世纪30年代 5%的水平。所谓的印度的资本“流失”到了英国，结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根据出口盈余（这是民族主义者经常挂在嘴边的数据）的一项估计表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大约只有1%的印度的国民收入流入英国的腰包。无论如何，上缴英国的那个声名狼藉的“宗主国管理费”中，大部分是为了支付着印度人确实需要，但自己却无力承担的公共服务。最后，困扰印度经济的饥荒就其根源来说，天灾的成分远远超出了人祸，并且在1900年以后，这个问题通过印度食品市场的进一步的整合有所缓解。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的起因恰恰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压力，致使英国对孟加拉统治的崩溃。

英国的统治显然给印度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从贸易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1%到2%，到1913年时超过了20%的水平，它极大地增加了贸易的重要性。英国人创建了一个统一的印度市场：他们统一了度量衡单位以及货币，废除了运输关税并且引入了更为明确的保护私人财产权利以及合同法的法律构架。他们花巨资来修缮和扩大这个国家古老的灌溉系统，使得1891年到1939年间，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之多。他们改造了印度的通信系统，引入了邮政和电报系统，在内河航道中部署了蒸汽船，并修筑了超过4万英里的铁路轨道（大约是同时期中国建造铁路总长度的5倍）。到英国统治的最后十年时间，单单修筑铁路网的工程就雇用了超过100万的工人。最后，金融中介活动也得到了出色的发展。正如罗伊所总结的那样：“如果印度不是因为与英国在政治上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无法使人相信印度的铁路，港口，重要的灌溉系统，电报，卫生和医疗，大学，邮政系统，法院这些系统会获得如此巨大和长足的进步……英国统治者所做的事看起来远远超出了印度先前的王朝以及当代印度政权所能够做的。而且他们在印度的统治也有可能还减少了社会的不平等。的确，与它在其他大的亚洲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相比较起来，印度发展得非常好。那些大的亚洲经济体制在此阶段中始终处于亚洲政治的掌控之中。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缩水了17%，大约相当于印度收入上升的幅度。虽然中国的麻烦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的欧洲帝国主义以及后来日本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英国的正式统治能够被延伸，越过香港这样的所谓条约口岸的前哨基地的话，历史上，这个国家在经济上也许会发展得更好一些。

姑且不论印度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拥有截然不同的自然资源这一事实的话，印度的表现不如加拿大的原因并不在于英国对它的剥削上，而是在于英国人对于印度经济的干预还不够充分。英国人扩大了印度人的教育，却未能达到对其人力资本的质量产生真正重大影响的水平。1881年到1941年间，印度接受教育的人数上升了7倍，但是接受小学及中学教育的人口比例远低于欧洲国家的比例（1913年印度的比例是2%，而英国的比例是16%）。英国人在印度进行投资，但却不足以使大多数印度农民脱离温饱的底线，当然也不足以偿付当地低得可怜的资本构成的水平，而且这个水平由于受囤积黄金的风俗习惯的影响变得更加恶化。英国人建造了医院和银行，但却不足以大幅度改进公共健康水平以及金融信用网络。这些就是帝国犯下的疏忽罪，比干预罪要严重得多。不幸的是，对于印度人来说，1947年上台的民族主义者非但没有就英国统治所犯的错误得出一个正确的理解，反而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他们决定采用苏联的模式，建立一个在国家控制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这个计划的成果进一步拉开了印度人和英国人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到1979年，这个差距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