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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5日

从许多方面来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的金融和政治体系的破坏性影响远未达到基地组织的期望值。的确，支付系统中断，纽约证券交易所叫停了一周，股票的价格大幅下跌，金融动荡加剧。同时，当时美国空运的暂停也间接减缓了支票结算和其他非电子形式的交易。然而，这些袭击的经济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原因是主要的金融机构提前为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了充分的准备，美联储毫不犹豫地出手干预，以维持市场的流动性。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周之内，金融危机就结束了。[1]据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清理工作和收入损失总额在330亿至360亿美元之间。[2]相比之下，根据对“反恐战争”成本的最高估算，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付出的代价比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成本增加了至少两个数量级。[3]本·拉登的最初目标似乎侧重于产生一种连锁反应，在这一连锁反应中，初始袭击的冲击将在美国的经济体系中产生层叠式的影响。但事实上，这并没有发生。这表明美国资本主义网络比圣战分子预期的更具韧性。

到了2001年，人们对“断网”这一概念已经不陌生了。1996年，美国西部发生了一次大停电，俄勒冈的一条电力线路故障导致数百条线路和发电机跳闸，中断了750万人的供电。第二年，丰田公司的整个制造业务被迫停止，只是因为一家关键制动部件唯一供应商的工厂被一场火灾摧毁了，这危及了大约200家其他供应商的业务。[4]就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几个月，2001年7月18日，巴尔的摩的一条铁路隧道发生火灾，导致互联网速度普遍下降，因为它烧穿了一些主要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光纤缆绳。类似的事情在2003年9月也发生过，当时有一棵大树倒在了意大利和瑞士之间的高压线上，整个意大利电网（撒丁岛除外）随之崩溃。2006年11月，一次影响更深远的连锁事故发生了——德国西北部的一条电力缆绳故障，引起停电的范围之广远至葡萄牙。[5]除了互联网，金融系统网络似乎比欧洲电网更具弹性。

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场幻觉罢了。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引发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自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以来，这是使国际信贷系统最接近全球性瘫痪的一场金融危机。此外，可以肯定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代价大于反恐战争的代价，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世界经济沿着其趋势不间断地发展下去，那么它本可以创造的产出该有多大。（仅对美国一国的合理估计数字就在5.7万亿至13万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反恐战争的最高估算成本为4万亿美元。[6]）简而言之，9月15日的金融危机为世界带来的干扰大大超过了7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金融危机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主要银行的资本严重不足，利用监管漏洞来提高杠杆比率；市场充斥着资产抵押债券，例如评级机构在定价上出现严重偏差的抵押债务；美联储在2002年至2004年间过于放宽货币政策；而政治家们在经济上实行了不合适的激励措施，让美国穷人投资房产；在不切实际的风险模式下，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被大规模出售；最后，来自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特别是中国流向美国的资金助长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7]这场危机可以说始于泡沫破裂之时：在2006年年末，房价下跌和次级抵押贷款违约增加就已经产生了金融危机的迹象。然而，雷曼兄弟的破产——2008年9月15日星期一凌晨1点45分，将这场困境变成了全球性恐慌。在母公司提交破产申请后，约18个国家的80多个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在主要的破产程序中，约有6.6万宗是针对雷曼兄弟公司进行索赔的——金额超过8 730亿美元。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复杂、涉及面最广、影响深远的破产案”。[8]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美联储工作的经济学家认为即便如此，也无法确定经济会出现衰退。美联储首席经济学家戴维·斯托克顿9月16日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报告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预测是……我们仍然认为未来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会缓慢地回升。”然而，现实发生的事情讽刺了这种说法和持此类观点的人。[9]在危机的早期阶段，只有少数人意识到美联储立场的真实性质。用美国波士顿联储主席埃里克·罗森格伦的话来说：

我们在雷曼兄弟事件上所做的事是否正确？我认为现在对该问题下定论还为时尚早。鉴于财政部不想投入资金，我们可能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我们下了一个经过计算的赌注：如果我们挤兑了货币市场基金，或者……回购市场关闭了，这场赌注的前景将令人担忧。考虑到我们自身的限制，我认为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度过这个星期……现在，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经济上的赌注全押在一两个机构上。[10]

直到10月29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才第一次提到他们有可能陷入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11]直到12月中旬，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才明确表示，“我们的违约率可能会高于大萧条时期的违约率”。[12]

美联储没有意识到的是，尽管雷曼兄弟的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是华尔街的一个孤立的网络，不为他的同行（包括财政部长、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所喜爱，但由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结合，该银行本身在之前的20年里一直是国际金融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枢纽，此时它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规模都要大，密度也更大。意识到这种结构性变化重要性的各国央行行长很少，英格兰银行行长安德鲁·霍尔丹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已经建立起来，而这种系统往往会放大周期性波动。[13]霍尔丹的见解（见图51.1）借鉴了约翰·霍兰德和其他人对复杂系统的研究，不同于单纯的复杂系统，这一系统还存在不可预测的动态变化趋势。这些“新兴属性”是美联储经济学家的模型中缺少的东西。[14]简单来说，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忽略了网络结构。没有人注意到，全球金融网络已经变得足够紧密，足以让危机从一个机构迅速蔓延到许多机构，但也足够稀疏，可以让许多机构的业务分散程度很低，一旦交易对方失败，就没有足够的保障以规避风险。[15]

51 - 图1 图51.1 安德鲁·霍尔丹在2011年的一场演讲中指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网络连接正在迅速膨胀。

就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年，美联储还在吹嘘自己已经实现了“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也译作大缓和），但事实上，美联储也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行为主体之一。好的方面是，伯南克主席迅速吸取大萧条的教训，使得经济危机的后果远没有20世纪30年代那一次严重。通过在“量化宽松”的第一阶段购买各种资产，然后在第二和第三阶段购买大量政府债券，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危机。这可以被看作货币治理等级制度的胜利，同时也体现出国际金融网络在自由发展下是不会自我修复的。然而，没有出现第二次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干预，在听任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财政部出面阻止了进一步的大规模金融破产。政府对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大银行进行了援助，它们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获得了超过4 000亿美元的资金。“9·15事件”产生了破产的连锁反应，这场援助在遏制这股趋势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公司继续向它们的高级雇员支付高达7位数的奖金，这引发了广泛的质疑。[16]公众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金融系统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网络。

长期以来，美国商界精英一直是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而银行则是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主要纽带，其中也包括政治领域。[17]弗农·乔丹的职业生涯很好地说明了美国的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非洲裔美国律师，在种族隔离的最后几年里，他以佐治亚州的民权律师身份而闻名。1972年，乔丹被邀请加入塞拉尼斯董事会，塞拉尼斯是一家经营领域广泛的制造商，其董事长约翰·布鲁克斯随后提名他加入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董事会。1973年，乔丹通过另一位银行家信托公司董事威廉·埃林豪斯的介绍加入彭尼百货公司的董事会。一年后，他加入了施乐董事会，与施乐总裁阿尔奇·麦卡德尔共事，美国运通首席执行官霍华德·L.克拉克也在董事会任职。乔丹在1977年加入美国运通董事会，得到了麦卡德尔和克拉克的认可。1980年，他加入了雷诺兹烟草公司董事会，第二年，他辞去了在美国全国城市联盟的职位，加入了达拉斯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事处。[18]乔丹与比尔·克林顿的亲密关系（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73年的美国全国城市联盟中）在克林顿1992年当选总统后变得更具政治意义，因为在一系列丑闻中，乔丹成了他的“麻烦解决者”，尤其是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1999年，乔丹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入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拉扎德公司的纽约分行。[19]

相比之下，蒂莫西·盖特纳的职业生涯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母亲黛博拉·摩尔是“五月花号”上英国清教徒的后代。他曾在达特茅斯大学就读。而在进入政府部门之前，他在基辛格律师事务所工作。之后他当上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然而，在社会交往和职业生涯中，他都与金融精英人士建立了联系。例如，他同时是纽约经济俱乐部、外交关系委员会等非营利机构的成员，通过这些机构，盖特纳建立了与大约21家金融公司的高管或董事的个人联系。根据一项计量经济学研究，这些联系是有价值的，因为当2008年11月21日财政部宣布盖特纳将担任巴拉克·奥巴马的财政部长时，与盖特纳有联系的公司的股价都大幅上涨。[2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不当行为——仅仅是亲近权力这一行为有了更重要的意义而已，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在危机初期，盖特纳在美联储扮演了关键角色，在经济尚未达到最低点的时候，他执掌了财政部。天真的投资者才会不重视金融公司之间的政治联系网络。迪克·富尔德在该网络中就是一个相对孤立的节点，这也是他最后倒台的一部分原因。

[1] Neely, ‘The Federal Reserve Responds’.

[2] Neely, ‘The Federal Reserve Responds’, 40.

[3] Crawford, ‘U. S. Costs of Wars’.

[4] Watts, Six Degrees, 23.

[5] Caldarelli and Catanzaro, Networks, 36f., 42, 95.

[6]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Financial Crisis Losses’.

[7] See Ferguson, Ascent of Money.

[8]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 KL 8518-21.

[9]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istorical2008.htm: FOMC meeting transcript, 16 September 2015, 20.

[10]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istorical2008.htm: FOMC meeting transcript, 16 September 2015, 20. 51.

[11]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istorical2008.htm: FOMC meeting transcript, 28-29 October 2008, 118.

[12]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istorical2008.htm: FOMC meeting transcript, 15-16 December 2008, 12.

[13] Andrew Haldane, ‘On Tackling the Credit Cycle and Too Big to Fail’, Bank of England presentation, January 2011, slide 13.

[14] Ramo, Seventh Sense, 136f. See also 42-4.

[15] Jackson, Rogers and Zenou,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Network Structure’. See also Elliott, Golub and Jackson, ‘Financial Networks and Contagion’.

[16] Louise Story and Eric Dash, 'Bankers Reaped Lavish Bonuses During Bailouts’, The New York Times, 30 July 2009.

[17] Davis et al., ‘Small World’, 303.

[18] Davis et al., ‘Small World’, 320.

[19] Michelle Leder, ‘Vernon Jordan Gets a Big Payday from Lazard’, The New York Times, 15 March 2010.

[20] Acemoglu et al., ‘Value of Connections in Turbulent Time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estimates, ‘Over the next ten trading days, financial firms with a connection to Geithner experienced a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of about 12 percent (relative to other financial sector fi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