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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大不列颠
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继位60周年，是统治着世界历史上疆域最广袤的帝国最鼎盛的时代。大英帝国的国土面积是一连串惊人的数据。1860年，大英帝国领土面积达2470万平方公里；到1909年，总面积增加到3302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5%——是法国领土的3倍，德国领土的10倍——统治着4.44亿人口，差不多人口也占世界人口的1/4。英国不仅发起了“瓜分非洲”的行动，在争夺远东的行动中也冲在了前列，它夺取了婆罗洲的北部、马来西亚，以及新几内亚岛的一大部分，更别提太平洋诸岛：斐济（1874年占领）、库克群岛（1880年占领）、新西伯地斯岛（1887年占领）[1]、凤凰岛（1889年）、吉尔柏特及埃里斯群岛（1892年）和所罗门群岛（1893年）。据《圣詹姆斯杂志》所刊登的信息表明，维多利亚女王管辖着“一个大陆、100座半岛、500个海角、1000个湖泊、2000条河流，以及1万座岛屿”。当时的一枚邮票上就绘制着一幅世界地图，上面写了一行文字：“我们拥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袤帝国”。英国所有的学校里都挂着用醒目的红色凸显了大英帝国版图的世界地图。英国人开始认为他们得到了统治世界的神授权力，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正如记者J·L·加文在1903年所说，这是“对天生所有的统治权的延伸和扩大”。
欧洲帝国：领土面积及人口（1939年）。
大英帝国的庞大不仅仅可以从世界地图和人口统计数据上反映出来。事实上，英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量投资。到1914年，英国在海外资本投资的名义总价值达38亿英镑，占世界境外投资总资产的2/5~1/2，是法国海外投资的两倍，德国的3倍多。一个经济体能拥有如此高比例的海外资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870~1913年间，英国的投资资金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1872年、1890年和1913年都达到周期性的顶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英国从股市中筹措的资金大多投向了美国，而非英国本身。另外，比起其他欧洲经济体，英国资金的投资区域更为分散。英国的海外投资中只有6%投在西欧，45%都投到了美国和白人殖民地上。20%投给了拉美地区，16%投到了亚洲，13%投给了非洲。事实上，只有18亿英镑投给英国殖民地，而且几乎全部都投到了较早占领的殖民地上，对于在瓜分非洲的行动中所获得的土地，英国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投资。但是，大英帝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1865~1914年期间，英国的这些海外领土吸引了英国投资资金的38%，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升至44%。同样的，大英帝国的出口占英国出口总量的比例也在上升，从1/4~1/3上升到1902年的2/5。
实际上，并非大英帝国的所有地区都处于英国的正式统治之下，因此，英国地图其实低估了大英帝国的实际势力范围。比如，英国在拉美的大笔投资使英国得以享受极大的权力——尤其是在阿根廷和巴西，说这两个国家是英国“非正式的帝国成员”也不为过。也许有人会认为，在英伦诸岛自身的工业还需进一步现代化之际，英国投资者不应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等地投资。但是，海外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普遍要高于投资国内制造业的收益率。不管怎么说，这并非一个零和游戏。新的投资很快能实现自我融资，因为来自海外资产的收益总是高于投出的资金：1870~1913年期间，每年的海外总收益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当然也没有明显证据表明，1914年之前，英国的工业因资本短缺而受到打击。
正是通过投资，英国才扩大了它的非正式帝国领地。商业谈判还促使世界上的大部分经济体接受了自由贸易，让英国与拉美诸国、土耳其、摩洛哥、暹罗、日本和南海诸岛都签订了贸易条约。到了19世纪末叶，英国60%的贸易是与欧洲之外的合作伙伴进行的。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很适合英国，有了来自海外投资的巨额收益，再加上保险和航运等“隐性”收入，它完全有实力进口比出口物资多得多的产品。不管如何，贸易说到底就是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之间的关系。1870~1914年期间，英国的出口贸易量比进口贸易量高出约10%。
1914年的海外总投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单位：百万美元）。
英国甚至为国际货币体系设定了标准。1868年，只有英国和它的一些经济依附国——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亚实行金本位制（也就是将一国纸币的价值与黄金挂钩，央行有责任根据需求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法国和拉丁货币同盟的其他成员国，以及俄国、普鲁士，还有一些拉美国家则实行的是复本位制（黄金和白银），而世界其余地区则大多实行银本位制。但是到1908年，只有中国、普鲁士和少数中美国家还在实行银本位制，金本位制成了世界货币体系的标志。抛开名称不说，它实际上就是英镑本位制。
也许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大英帝国的国防成本是多么低。1898年，有9.9万名常规军驻扎在英国，7.5万名常规军驻扎在印度，4.1万名常规军驻扎在世界其他地方。海军还另有10万人，印度海军有14.8万人之多。此外，还有33座军营和海军运煤站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是，当年的国防总预算只高出4000万英镑一点点，仅仅是其国民生产净值的2.5%。这比现在英国的国防预算也高不了多少，远远低于冷战期间花在军务上的费用。即使在英国建造了它的第一艘“无畏”战舰，从而大胆地对其舰队进行现代化改造时，国防预算比例也并未增加多少。“无畏”战舰是一艘极其先进的战舰，载有30厘米口径的大炮，并安装了带有技术革命标志的涡轮。这艘战舰下水后，当时的所有战舰都显得过时了。1906~1913年间，英国建造了27艘这种海上堡垒，只花了4900万英镑，比国债的一年利息还少。英国以最低的成本统治着世界。
但是，参透了古代历史的英国人丝毫没有对他们的霸权地位沾沾自喜。甚至在他们权力的巅峰时期，他们也会想到，或者被吉卜林提醒尼尼微和提尔城的命运。而且，还有许多人不安地预见到了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就像之前的所有帝国一样。马修·阿诺德已经将英国描绘为“筋疲力尽的巨人，他的耳朵已经聋了，他的双眼，疲惫呆滞……他踉踉跄跄地走向目标，宽阔的肩膀上，负荷着巨大的亚特兰蒂斯岛，不堪重负他那过于沉重的命运”。但是，这位“巨人”还能东山再起吗？在他踉跄跌倒之前，其权力衰落的趋势能够遏制，局势能够扭转吗？有一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约翰·罗伯特·西利是一位福音派出版商的儿子。其父亲的办公室曾是教会传教士协会开会的地方。西利算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古典学者，1865年因发表《瞧，这个人》而扬名。该书以一种对超自然现象谨慎忽略的态度，讲述了一位基督徒的生活。4年后，他被提升为剑桥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致力于现代外交史的研究，并为19世纪的普鲁士改革家斯坦写了自传。到了1883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西利写了一本畅销书《英国的扩张》。在两年的时间里，该书售出了8万册，直到1956年还在印刷。
西利的《英国的扩张》写的是1688~1815年间的大英帝国历史。迄今，人们仍然记得对18世纪的大英帝国随兴而为的本质，此书进行了令人难忘的刻画：“我们似乎……在不经意间就统治了世界上1/2的领土和人口。”但激发公众想象的是该书对政治局势的预见。西利承认大英帝国国土广袤，但是他也预见到，如果英国继续以这种心不在焉的态度对待帝国主义，那么它很快将濒临衰退：
如果美国和俄国两国再次合作半个世纪，那么届时它们必将让法国和德国等老牌欧洲国家相形见绌，沦为二流国家。如果到那时，英国仍然只把自己视为一个欧洲国家，那么它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西利坚持认为，英国有必要将过去随兴而建的大英帝国版图再推进一步。这依据两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其一，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臣民们很快将超出英国本土的居民；其二，电报和蒸汽船的发明使英国有可能将大英帝国的各部分连接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整体。只有将整个“大不列颠”帝国牢固地连在一起，大英帝国才能在将来与各列强竞争。
西利本人并非帝国的建造者。他从来没有出过欧洲，实际上，他是在瑞士度假的时候才萌发了写这本书的灵感。被患有失眠症的太太折磨得发疯的西利，在剑桥大学却因为装腔作势、穷讲究而沦为笑柄。一位同时代的人就称其是一位“过于注重言行举止的人”。但是，他号召英国人与说英语的白人殖民地之间加强联系的主张，却深得新一代帝国主义者的认同，这种想法流传甚广。1886年，造访澳大利亚之后，历史学家J·A·法洛特出版了《海洋或英国，及其殖民地》。4年后，名声不佳的自由党政治家查尔斯·迪尔克（他因为一桩离婚丑闻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又出版了《大不列颠的问题》，“大不列颠”可能是所有这些作者脑海中最简洁地表达了。正如迪尔克所说，这么称呼的目的是“让我们在提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时，好像说的是我们的肯特郡和康沃尔一样”。当这些理念在上层社会找到支持者时，就出现了政府政策的关注力度开始向大英帝国大幅倾斜的结果。
约瑟夫·张伯伦是英国首位真正的、自觉的帝国主义政治家。早年，他是伯明翰的一位制造商，靠制造木质螺旋发家，接着，先后进入国家教育联盟和当地政府，从而在自由党中平步青云，后来在爱尔兰地方自治的问题上与格拉德斯通发生了争执，作为“自由统一党”的一员，他越来越倾向于保守派，但保守派成员从来也没有真正地理解过他。一个穿着“紧扣扣子的黑色上装，戴着大礼帽”在草地上打网球的人，你怎么能够理解他？但是对付自由党，他们拿不出更好的武器了，尤其是当张伯伦的自由统一党很快发展成自由帝国主义的思想时。张伯伦阅读了西利的《英国的扩张》，事实上，他后来声称，这就是他送他的儿子奥斯丁去读剑桥大学的原因。当他听说法洛特造访开普敦时，他写道：“以我的名义告诉他们，他们将发现我这个激进党比最顽固的保守党还要坚信帝国主义。”
1887年8月，为了考验一下这个浮夸的背叛者，索尔兹伯里勋爵邀请张伯伦跨越大西洋，并试图作为中间人帮助美国和加拿大达成一项协议。当时，美加两国在圣路易斯湾的捕鱼权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次旅行让张伯伦开了眼界。他发现，加拿大人均消费的英国进口产品数量是美国的5倍；但许多有影响力的加拿大人都公开表示考虑与美国建立商业联盟。就在抵达加拿大以前，张伯伦还曾抨击过这一观点。他宣称：“与美国建立商业联盟就意味着在美国和英国的自治领之间实行自由贸易，而对祖国征收保护性关税。如果加拿大想这样做，那它可以这样做；但是它首先必须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在政治上与大不列颠决裂。”在多伦多的演讲上，张伯伦热情洋溢地鼓吹“盎格鲁–萨克斯民族所特有的优越性的伟大和重要，他们是自豪、坚韧、自信而果决的民族，即使来到了不同的气候和环境下也不可能改变……”他希望借此阻止加拿大的疏离。
张伯伦问道，现在的问题是，“真正民主的关键”在于“分裂大英帝国”，还是在于“与有共同目标的同族人民结盟”。实际上，他暗示着关键在于“建立联邦政府这个重大问题”——加拿大人已经在自己国家实现了联邦政府，而现在应该在整个大英帝国中推行这种体制了。如果帝国主义联邦是一个梦想，他总结道，那它就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激发着热爱祖国的每个人的爱国激情和政治抱负，无论它是否注定失败，或者无法完美实现，至少让我们……尽我们的全力来推动这个梦想”。在归途中，他对“盎格鲁–萨克斯民族不同支派之间的纽带”表现出了狂热的信仰，认为正是这些纽带“维系着大英帝国”。
张伯伦曾一度希望成为“殖民部部长”。1895年6月，他拒绝了英国内政部和财政部的职位，宁愿去殖民部当官，这大大出乎索尔兹伯里的意料。作为殖民大臣，他反复强调自己对“更广泛的爱国主义”的“信仰”，因为这种爱国主义“将整个英国包括在内”。只有当大英帝国岿然屹立，才能实现超越；帝国主义联邦正是解决之道，虽然这确实暗示了伦敦方面和各殖民地都要做些让步。张伯伦在1902年宣称：“大英帝国是在一个懂得自我牺牲的群体的基础上建立的。什么时候我们要是忽略了这点，那么我想，我们就将像以往的帝国一样被遗弃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向世人展示了它的实力和力量后，却黯然没落，无人叹息，身后只留下一连串自私的记录。”
张伯伦并非当时唯一一个支持“英国”概念的政治家。另一位同样执著地坚信这一理念的人是阿尔弗雷德·米尔纳，他在南非为年轻热情的帝国官员和政治积极分子们所创建的非正式俱乐部——后来在伦敦被重建为“圆桌”俱乐部——已经很接近于罗德斯梦想的“帝国主义耶稣会”。“如果说我也是一位帝国主义者，”米尔纳说道：“那是因为，英国的岛国环境和长期的海上霸权使我们这个民族注定要去世界上的各个遥远地区开辟新的领地。我们的爱国主义没有地域界限，只有人种之分。我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反对帝国扩张的‘英帝国主义者’，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英国，激发我爱国热情的并不仅仅是英国的土地……还有英国人的语言、传统、精神遗产、原则和期望……”这种豪言壮语确实很有感染力——特别是对张伯伦和米尔纳等社会边缘人物而言，他们时常感觉很难与傲慢的贵族遗老遗少们在政府中平分秋色。
当然，要建立帝国主义联邦，前提是英国的自治领愿意重新界定它们与伦敦方面的关系——事实上，它们中的大部分思考再三，都更愿意依照《达拉谟报告》，以模糊和淡化的方式处理这个关系。白人殖民地中并不缺乏对大英帝国概念狂热的人。事实上，他们甚至比英国本土居民更爽快地接受了米斯郡伯爵将女王生日当天（5月24日）作为年度“大英帝国日”的建议。1901年在加拿大，1905年在澳大利亚，1910年在新西兰和南非，该日被定为官方公共假日，反而英国本土是到了1916年才将那天定为国假的。但是，象征性的举措是一回事，帝国主义联盟所带来的自治权削弱又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加拿大人有权——而且从1879年开始也确实——对英国商品征收保护性关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很快也如法炮制；如果成立联邦帝国，就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联邦制的另一个显著漏洞就是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在以白人为主导的英国，印度的角色很不清晰。但是，最大的漏洞来自爱尔兰。
爱尔兰是第一个成为殖民地的国家，却是19世纪80年代前所有白人殖民地中最后一个被赋予“责任政府”的地方。原因有三：第一，大多数爱尔兰人虽然都是白人，但信仰的是天主教，在许多英国人眼里，他们就像黑人一样属于劣等民族。第二，少数爱尔兰人——尤其是那些17世纪在爱尔兰岛定居的移民者的后代——更倾向于拥护1800年制定的《联合法案》，根据该法案，爱尔兰作为联合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接受威斯敏斯特议会的管理。第三，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原因是，张伯伦等人认为，允许爱尔兰设立自己的议会——就像1800年前那样，或者像其他白人殖民地那样——多少会削弱大英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完整性。这也是为什么格拉德斯通试图赋予爱尔兰地方自治权而未成功的首要原因。
当然，格拉德斯通在1885年和1893年两次制定的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之所以未获通过，与一些激进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这种不完整的权力移交方案不满有关。芬尼亚兄弟会曾在1867年发起过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后来还是在英国发起了一项爆炸性行动。1882年，从芬尼亚兄弟会中分离出的一个被称为“隐形人”的团体在凤凰公园里暗杀了爱尔兰总理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伯爵，以及副总理托马斯·亨利·伯克。爱尔兰人诉诸武力对抗英国统治的行为并不奇怪。威斯敏斯特议会的直接统治无疑恶化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一场灾难性的饥荒（有100万人死于饥饿与疾病）。虽然客观上是虫害影响了土豆的收成，但爱尔兰的英国统治者教条的、放任不理的政策使粮食歉收最终发展成了一场大规模的饥荒。但是，以武力抗争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地方自治派的领袖，比如自治政府协会的创始人艾萨克·巴特，都希望能享有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同等的自治权，他们并不指望更多。巴特与自治运动最具魅力的领袖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不仅在语言和文化上被英国化了，他们还是虔诚的清教徒。如果巴涅尔不是因为与基蒂·欧谢伊的绯闻毁了前途，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殖民地总理：像加拿大总理捍卫加拿大的利益一样，捍卫爱尔兰的利益，这点毋庸置疑，但是，他也不可能成为“地方自治”的破冰者。
地方自治提案两次未获通过，显示出自由统一党和保守党又回归了18世纪70年代的那种狭隘的政策，当年议会就曾固执地拒绝向美国殖民者移交统治权。他们的立场反映出的问题很明确。如果爱尔兰——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都不能设立自己的议会，那么大英帝国的梦想怎么可能实现呢？这就是统一党和新“保守”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张伯伦和他的助手们似乎都忽略了这点。确实，张伯伦想过在英伦诸岛实行美式的联邦体制，允许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拥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权，而将帝国事务留给威斯敏斯特议会处理，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他真的认真考虑过这个计划。张伯伦对爱尔兰的关注相对较少，这让我们很容易认为，他之所以压制爱尔兰的地方自治，主要是因为格拉德斯通主张自治。用保守党伦道夫·丘吉尔的话来说，统一党的核心理念就是，地方自治将“在大英帝国的心脏上插上一把尖刀”。但事实上，爱尔兰自治推迟到1914年，倒是在爱尔兰的心脏上插上了一把尖刀，因为统一党对爱尔兰自治的反对在阿尔斯特激发了武装抵抗。
在大不列颠内部建立“大英帝国”的主张，并未因此而失去魅力。这部分关乎迎合选民狭隘的个人经济利益诉求。对张伯伦这位前工业家来说，帝国首先意味着出口市场和工作岗位。索尔兹伯里在一定程度上也预见到了这点，1889年在对莱姆豪斯的听众演讲时，他曾让他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了大英帝国，伦敦会变得怎样……没有了众多人民，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工业生活，陷入穷困和衰退”。但是，张伯伦进一步阐述了帝国的经济意义。他在1896年告诉伯明翰的工商会：
外交部和殖民部主要致力于寻找新市场，守住旧市场。战争部和海军部的要务则是随时准备捍卫这些市场，并保卫我们的商业……因此，认为商业关乎所有政治利益中最重要的利益也不为过，而在拓展贸易并为之奠定牢固基础方面，做得最多的政府，也是应该得到最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
对张伯伦来说，显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依赖于……与殖民地臣民的商品贸易”。因此，他们都算是帝国主义者。
大英帝国是否给英国的选民们带来了经济实惠呢？这点并无明显例证。他们大多数人并不能享受投资海外的收益。他们的存款（如果有的话）往往通过储蓄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投资在英国政府的国债上。同时，帝国的国防成本虽然并不是很高，但主要还是由英国本土的纳税人，而非英国白人殖民地的纳税人来承担。事实上，有人认为，当时大英帝国最主要的受益人是移民到自治领的那些英国臣民——正如我们所见，他们的人数众多。1900~1914年间，大约有250万英国人移居大英帝国，其中3/4去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大多数情况下，移民者大大提高了收入，减少了税负。
但是，帝国主义的概念还是深得人心。对许多人来说，它足以令人激动，这就够了。
总的说来，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代共发生了72次独立的英国军事运动——平均一年发生一次所谓的“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运动。与20世纪时的战争不同，这些冲突涉及的人往往相对较少。平均说来，在维多利亚统治时期，英国武装军队的人数占总人数的0.8%，而且兵源往往集中于凯尔特边缘地带或者城市的底层阶级。但那些远离帝国前线，除了外出猎鸟外从未听到过一声子弹的呼啸的人，却对战场上的英雄故事有着无穷的兴趣。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纯粹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再怎么强调大英帝国的重要性也不为过。
媒体总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G·A·亨蒂先后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康维尔及凯厄斯学院接受过教育，曾去过克里米亚和玛格达拉等战区，写出了无数小说，比如《仅凭勇气》和《为了名义还是名利》。亨蒂说到底还是一位御用的历史小说家，他最具帝国主义倾向的作品就是那些受相对近代的战役启发而创作的小说，如《与克莱夫在印度》（1884年）、《与布勒在纳塔耳》（1901年），以及《与基奇纳在苏丹》（1903年）。这些书极其畅销：据说20世纪50年代，亨蒂的小说总销量达2500万册。大英帝国不仅激发了作家的写作灵感，也启发了诗人思如泉涌的灵感。从天才诗人丁尼生到稍逊一筹的阿尔弗雷德·奥斯丁和W·E·亨利，这是一个“文绉绉”的时代，每两个人中可能就有一个蹩脚的诗人，绞尽脑汁地寻找与“Victoria”，而不是“Gloria”（荣耀）押韵的词。
同样的，描绘大英帝国的图画也无处不在，从恢宏的新博物馆中展出的布尔特女士笔下浪漫的战场，到宣传日常消费品的帝国广告画。皮尔斯香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生产商尤其偏好这种帝国主题的广告词：
卸去白人重负的第一步，
就是从教导他们清洁的美德开始。
皮尔斯香皂，
是照亮地球上黑暗角落的重要力量，
随着文明的进步，在所有国家的文化中，
它占据着最高的地位——这就是最理想的洗漱肥皂。
广告中还对公众宣称，这种绝佳产品也是“英国克敌制胜的秘方”，它标志着“文明的诞生”。其他许多产品也采取了类似的基调。帕金森的糖衣药丸被称为“英国所拥有的一项伟大财产”。罗伯茨伯爵在布尔战争期间，从金佰利到布隆方丹的路线俨然拼出来“Bovril”一词（意为保卫尔牛肉汁）。“我们将使用‘氯’（漂白），”1914年之前的一则广告提过，“就是黑鬼也能够漂成白人。”
帝国当然也为音乐创作提供了素材，并往往被视为推动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沙文主义”的要素。“沙文主义”一词本身就是抒情诗人G·W·亨特生造的，他的歌“沙文主义者”就在1877~1978年的远东危机期间由音乐家G·H·麦克德莫特演奏过。其中有无数乐章都是以英勇的“英国兵”为主题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中一个典型的章节：
无论他是在印度的礁石上搁浅，
还是在苏丹流尽了鲜血，
他坚持挥动我们的旗帜，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他是一个真正的士兵，一个男人。
这种娱乐方式与当时帝国所乐于展示的东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指望具有国际性和教育意义的活动（阿尔伯特王公在1851年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就是其中的典范）到19世纪80年代，已经更多地附着了帝国主义和娱乐色彩。尤其是伊姆雷·基拉非所组织的展览盛会——“印度帝国”（1895年）、“大英帝国”（1899年），以及“帝国主义国际”（1909年）——无不旨在用异国风情激发公众的狂热，从而达到赚钱的目的：1899年的展览上，祖鲁族武士就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帝国宛如一个大型马戏团。
但是，英国本土的大众主要还是通过一些主流媒体获悉大英帝国的情况。也许，没有人比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以及后来的（从1905年起）诺思克里夫勋爵更懂得如何满足公众对曲折离奇故事的偏好。哈姆斯沃思出生于都柏林，在先锋刊物《伦敦插图新闻周刊》中磨炼了文笔，并通过在报刊市场上引入插图杂志风格而发了财。图片、头号标题、赠品派送、故事连载，这些元素使得《晚报》、《每日邮报》和《每日镜报》等报纸先后脱颖而出，牢牢地吸引了一个新的阅读阶层：中低民众阶层。诺思克里夫很快地发现了报纸的需求价格弹性，因此，在1908年收购《泰晤士报》后，他便大幅削减了报纸价格。但其报纸畅销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对选题内容的把握。在布尔战争期间，《每日邮报》的销售份数首先突破100万份，这绝非偶然。当被问到推动报纸销量的主要因素时，他手下的一位编辑答道：
第一个答案就是“战争”。战争不仅提供了新闻素材，也激发了人们看新闻的需求。人们对战争，以及所有与战争有关的事情深深着迷……以至于报纸必须在醒目位置告知有“重大战役”的新闻，这才能卖得好。
而诺思克里夫的另一位雇员则将“公众对帝国问题的浓厚兴趣”视为“报刊热销的一个重要，但此前几乎无人注意的因素。”“如果吉卜林被称为英国文学界的帝国之声，”他补充道：“那么我们（《每日邮报》）完全可以被称为伦敦新闻界的帝国之声。”诺思克里夫自己的解释则更简单：“英国人要有一个英雄来热爱，也要有一个敌人来憎恶。”
早期，诺思克里夫的报纸就以“政治右倾”而闻名，但它也有可能从“左倾”角度推广帝国概念。威廉·托马斯·斯特德曾从格拉德斯通的狂热信徒约翰·莫利手中继承了《佩尔–摩尔公报》，后来又创立了《评论中的评论》，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遵循十诫和常识的帝国主义者”。斯特德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是1899年海牙和会的支持者，也是欧洲共同货币的支持者，他反对“白人奴隶贸易”（指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妓女行业），但是，他的指导性理念是“世界的进步”有赖于大英帝国的作为。在斯特德等人的眼中，大英帝国的利益超越了党派政治的利益。
它同样也超越时代：因为帝国主义文学最热心的读者就是学生。他们一代代人就是读着《英国男孩周报》长大的，这份杂志是1879年由圣教书会创刊的。与姊妹刊物《英国女孩周报》一道，两份杂志的发行量超过50万份。它们不断地用异国的殖民地前线那些离奇的故事来吸引年轻的读者们。但对有些人来说，这些杂志的目的还不够清晰，因此，1900年10月《大英帝国的男孩们》诞生了，旨在更加系统地用诸如“如何更强壮”、“帝国英雄”和“幼狮在哪里受训：澳大利亚和那里的学校”等文章来教化这些年轻的读者。这份杂志可以说在文章的基调和核心理念上都是最具代表性的：
当地人的问题在……澳大利亚……从未被激化……原住民被驱逐，并很快灭绝……澳大利亚的学校并不是一半白人一半黑人，在澳大利亚学校的食堂里，也看不到被戏称为“棋盘”的黑白布局，而过去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至少有一所学院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同期杂志上还刊登了一篇名为“帝国俱乐部”组织的男生竞赛的告示，该组织承诺：
每年在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两名男生……将获得在西部农庄免费旅游的奖励。
他们的奖励包括免费工具、免费行程，以及在加拿大西北部的一个指定农庄免费住宿。
深受欢迎的帝国主义英雄原型，以及这一概念的许多消费者本身并不是普通民众，他们都是在英国的高级公学中接受教育的精英分子。这些学校每年可容纳2万名学生就读，这个人数占1901年15~19岁男孩总人数的1%。但是，在公共学校体系之外的男孩们同样也很认同那些探险故事。这可能是因为，正如许多畅销书作者也明确地阐述过的，能让公共学校的学生为了帝国利益作出英雄之举的，并非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而是他们在狩猎场或者运动场上学到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90年代的大英帝国简直就像一个庞大的运动场。狩猎仍然是上流阶层最喜爱的运动，但现在已经演变成对猎物的歼灭战了，从苏格兰的沼泽地到印度的丛林，人们捕获猎物的数量空前增加。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行了。1906年，印度总督（明托勋爵）及其随从的狩猎战利品包括3999只沙鸡、2827只野禽、50头熊、14只野猪、两头老虎、1只黑豹和1只土狼。狩猎也可以被商业化，在某些殖民地，它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带武器的旅游活动。对德拉米尔勋爵来说，吸引富有的旅游者到东非旅游，无疑是让有名的蒙巴萨岛–乌干达铁路赚钱的唯一方式。
但是，为大英帝国的梦想实现作出最大贡献的还是团队比赛。英式足球是绅士们爱看的大众运动，它无疑是这个国家最成功的娱乐出口运动。但是，玩“英式足球”的人始终鱼龙混杂，它吸引的人从政治动机可疑的劳动阶层到最可疑的德国人，事实上，它吸引了所有人，除了美国人。[2]但是，如果说还有什么运动切实地涵盖了新的“大英帝国”精神的话，那就是英式橄榄球了。它可以说是一项大众爱看的绅士活动。作为一个运动量极大的运动，英式橄榄球很快就在从开普敦到堪培拉的大英帝国白人中盛行起来。早在1905年，新西兰“全黑队”首次在大英帝国巡回比赛，除了威尔士队（它几乎一场就击败了他们），他们几乎打败了所有的主场队。要不是非洲禁止毛利球员入境，他们一定能横扫其他所有的白人殖民地球队。
但是，能够超越此类种族歧视的运动还应该说是板球。它那种微妙而拖沓的节奏、防守所需的团队精神，以及投球手和击球手在各自的区域线内所展示出的英雄主义，使得这项运动不仅推广到了白人殖民者的聚居地，而且传播到了印度次大陆，以及英属加勒比海沿岸。早在18世纪初叶，大英帝国内部就出现板球运动了，但是到了19世纪末叶，这项运动才推广开来，成为一项经典的帝国运动。1873~1874年，英国板球巨星W·G·格雷斯率领一支由业余球员和专业球员组成的板球队到澳大利亚巡回比赛，轻松赢得了三天15场球赛。但是1877年3月，一支职业板球队再次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参赛（这次比赛通常被视为第一场国际比赛）时，结果却让澳大利亚人赢了45轮。更大的惨败还在后头呢，1882年，澳大利亚球队到伦敦著名的奥弗尔板球场比赛，大获全胜，以至于《运动时报》刊登了一条当时轰动全国的讣告：“沉痛悼念英国板球队，它于1882年8月29日在奥弗尔板球场去世，众多悲伤的亲朋好友对此深表哀痛。它的尸体不久将被火化，骨灰将葬于澳大利亚。”
在接下来的多年里，英国板球队接连输给殖民地球队，但这无意中却加强了大英帝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诸如帝国板球大会等机构也为营造西利笔下或者张伯伦口中的所谓“帝国集体认同感”作出了重要贡献。帝国板球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909年举行的，主旨是统一运动规则。
也许帝国主义运动场上最典型的人物就是罗伯特·史蒂芬森·史密夫·贝登堡—他的朋友们都叫他“史蒂夫”。贝登堡原本在切特豪斯学校担任第一球队（英式足球）的队长，出色的运动成就推动了他的迅速成长，后来他成为一名军人，先后在印度、阿富汗和非洲服役。我们看到，正是他将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烙印与板球联系到了一起。也正是他最终将帝国精神融入他所创建的童子军运动中。童子军又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娱乐出口，旨在将球场上的团队精神普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都是英国人，尽己本分并帮助邻居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要保持强大、团结，这样我们的整个建筑，也就是说我们的伟大帝国，将不用担心因墙上的砖块朽烂而垮塌……你们应该将“国家第一，个人第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从贝登堡母校的阵亡者名单上就能看出。切特豪斯学校回廊的墙上挂满了许多战争纪念碑，从阿富汗到乌姆杜尔曼战役，有的几乎快被人遗忘了，上面刻着几百名切特豪斯年轻学生的名字，他们“积极、努力、坚持到底”，[3]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这项伟大的帝国运动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如果正如张伯伦和米尔纳所认为的，英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拥有统治世界的神授权力，按照这个逻辑推论，它的对手无疑就是天生低劣的民族。这难道不是科学本身的自然结论吗？在这个问题上，科学日益被视为最终的权威。
1863年，詹姆斯·亨特博士在纽卡斯尔参加英国科学进步协会的会议时宣称，“黑人”是人类的另一个种系，介于猿人与“欧洲人”之间，这让他的听众们震惊不已。亨特的观点是，“黑人臣服于欧洲人之后，将向人类进一步进化”，但是，他也遗憾地总结说：“欧洲的文明并不适合黑人的需求或者他们的个性”。据与会目击者温伍德·瑞德（曾去非洲旅行过）所说，当时亨特的演讲引起了恶劣反响，观众席上不少人朝他发出嘘声。可是，仅仅一代人之后，这些观点就成为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共识了。达尔文的理论可能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位19世纪的伪科学家根据外形特征将人类分为不同的种族，并根据体貌特征以及性格特征的不同，将不同种族按等级排序。盎格鲁－撒克逊人无疑是最高贵的种族，非洲人则排在末位。《颅相学决定论》的作者乔治·库布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描述种族差异时，他对其他种族极尽批判之能事，而在解释这种差异时，又采用了欺骗性的理由：
当我们观察全球各个地区的差异时（库布写道），我们不禁因居住在各地区的不同种族的人类在成就上的显著区别感到惊奇……纵观非洲历史，如果非洲还有所谓历史的话……它无时无刻不展现出一种道德和智慧的缺失……“黑人很容易兴奋，很容易受外界情绪的感染……对黑人来说，只要没有痛苦和饥饿，他们便会心满意足。哪怕是劳作休息的短暂时间，他也会唱歌，或者抓起一把琴开始演奏，或者跳舞。”
库布认为，黑人之所以落后，原因就在于“黑人颅骨”的特殊形状：“主导尊重、疑问和希望的器官……过大。而最大的缺陷在于主导良心、谨慎、理想和反思的器官。”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影响力。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本能”观点成为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的文学作品的主要素材。比如科尼莉亚·索拉布吉就写过一位受过教育的印度女医生的故事，在一次异教徒仪式中，她心甘情愿（也无法回避）地接受了火刑的考验；玛丽·安妮·巴克女士也写过她的祖鲁族保姆在回到她的家乡后，如何又回归了野人般生活的故事；W·萨默塞特·莫姆的《水塘》，则描写了一个无助的阿伯丁商人一心想西化他那带一半萨摩亚血统的新娘，结果却徒劳无功的故事。
颅相学不过是当时用以将白人殖民地中早已盛传的有关种族差异的观点合法化的一系列伪科学之一。更加具有欺骗性，逻辑也看似更严密的则是万金油式的科学“优生学”。这个概念最早是数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在他的书《遗传的天才》（1869年）中提出的，他认为“人的自然能力来自于遗传”；“任何两个不同种类的动物，如果在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的环境下长大，智力更高的那个动物最终还是会在生活的斗争中获胜”；如果以16分制测算不同种族的智力，“黑人”要比英国人低2分。高尔顿还用集锦影像来区别罪犯及其他堕落人士，以此证明其理论的有效性。但是，最终更为系统地发展这个理论的还是卡尔·皮尔森—另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的数学家。他在1911年成为伦敦大学第一位高尔顿优生学教席教授。皮尔森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他相信，自己的统计方法（他称为“寿命测定法”）可以显示出人种退化将会对大英帝国造成多大的威胁。他认为，问题在于，英国本土日益改进的福利和医疗卫生设施干扰了自然选择的过程，延长了基因低劣之人的寿命，从而让“不适者的基因遗传给下一代”。“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繁衍后代的权力，”他在《达尔文主义，医学进步与出身》（1912年）中说道：“在我们放松了自然选择的严格标准，让越来越多的弱者和不适者生存时，我们同时必须提高父母亲们的道德和身体素质标准。”
还有一种干涉繁衍选择的方法，那就是战争。对皮尔森，以及其他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来说，生活就意味着奋斗，而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游戏，而是一种自然选择。正如他所说：“国家的进步取决于种族的适应能力，而这种适应能力的最佳测试就是战争。一旦战争停止，那么人类也将停止进步，因为没有办法再淘汰低劣的人种了。”
毋庸置疑，这让和平主义听上去倒像邪恶的信条了。幸运的是，随着大英帝国的不断扩张，针对所谓低劣人种的小冲突也从未间断过。英国人可以一边用马克西姆重机枪屠杀这些种族，一边心满意足地认为自己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还有一个奇怪之处值得关注。如果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担心人种低劣的阶层繁衍速度过快，他们对那些似乎处于人种进化最高阶段的人士的繁衍情况却很少提及。由于智商最高的古代雅典人几乎没有幸存者，那么最高贵的人种无疑就在英国军官阶层中了，他们一方面血统纯正，另一方面也因为经常出生入死，经受了自然选择的考验。那一时期的小说中也充斥着这类人物：比如亨利·赖德·哈格德的小说《她》中的主人翁利奥·万西，就是一位英俊勇敢，机灵但不滑头的小伙子，他“21岁，体格强健，就好像年轻的阿波罗的雕像”；又比如阿瑟·科南·多伊尔的《失落的世界》中的主人翁约翰·罗克斯顿勋爵，他有一双“奇怪、闪亮、无情的眼睛—眼珠是冷冷的浅蓝色调，仿佛结冰的湖面”。
他还有高挺的鼻梁，憔悴而深陷的脸颊，深红的头发，头顶的头发较为稀疏，嘴唇上长着刚硬的胡须，突起的下巴上也留着一小撮桀骜不驯的胡子……他就是英国绅士的代表，专注、谨慎、开明，热爱狗和马。他的皮肤因风吹日晒而呈现棕红色。他的眉毛浓密高耸，给那双原本就冰冷的眼睛平添了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他那坚毅而布满皱纹的额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感觉。他看上去高高瘦瘦，身体却非常结实——确实，我们往往发现，英国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承受这样的持续运动。
这样的人显然是存在的。但是，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对繁衍他们所代表的优秀种族的后代根本不感兴趣，或者非常勉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大多是同性恋者。
在这里，我们必须仔细区分一般的同性恋者和真正的同性恋者。实际上，前者只不过是因为在全是男性的环境中长大和生活，因此倾向于这种同性恋文化，与女性交往有困难。罗德斯、贝登堡和基奇纳（我们下文还会提到）都属于这一类人，而赫克托·麦克唐纳则属于后一类人。
正如罗德斯与他的私人秘书内维尔·皮克林一样，贝登堡与“男孩”肯尼斯·麦克劳伦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几乎不涉及身体接触。基奇纳与他的助手奥斯瓦尔德·菲兹杰拉德（后者陪伴他生活了9年）也一样。这几个人在众人眼里极具阳刚之气，私下里行为却如女人一般。比如，基奇纳就和他的姐妹米利耶一样喜爱精美的纺织品，喜欢花艺和瓷器，甚至在沙漠中打仗时也会花时间写信给她讨论内部装修的事情。不过这些行为，加上酒吧中一些恶意的闲言碎语，还不足以给他贴上“同性恋”的标签。这三个人都显示出了超乎常人的自我压制的明显症状——在21世纪初叶人们的眼里，这还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但却是维多利亚时代辉煌成就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元素。基奇纳的保姆（显然对弗洛伊德理论一无所知）很早就觉察到了，并告诫说：“赫伯特太过压抑自己，我怕他会因此遭受很大痛苦。”她这么说是因为发现基奇纳明明受了伤却极力向母亲隐瞒。内德·塞西尔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发现基奇纳“厌恶任何形式脱衣服的行为，即使是合乎道德的，或者在意念中的。”
麦克唐纳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是罗斯郡一个佃农的儿子，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从底层一路青云直上的。早年，他在戈登高地当一名普通的二等兵，后来晋升为骑士头衔的少将。从一开始就凭借骁勇善战脱颖而出。同时，他也是一个无情的人，这从几方面可以看出。他当二等兵的时候就结婚了，还有一个孩子。但是他一直隐瞒此事，婚后看望妻子的次数不超过4次。而在海外，他也因他的同性恋倾向臭名昭著，最后，在锡兰的火车车厢内，他与4个男孩鬼混时被当场抓住。维多利亚统治末期的英国人越来越一本正经，而禁止同性性行为的法律也更加严苛了，不过大英帝国却给了同性恋者无穷的猎艳机会。肯尼斯·西林是另一个例子。在26岁离开英国时，他只有3名性伙伴，但是到了印度后，这个圈子就扩大了很多。他还将他的无数次性经历写成了诗歌。
[1]新西伯地斯岛是与法国共同统治的。
[2]现在美国人所说的“足球”，可以说与英式足球和橄榄球都有共同的渊源。曾经有段时间，美国的大学似乎有望采纳英国足球协会的规则，但在19世纪70年代，它们又制定了一套糅合了足球和橄榄球规则的方案，19世纪80年代，它们采取的规则（比如向前传球和阻截球等）已经与英式足球和橄榄球截然不同了。
[3]这是亨利·纽博尔特写的诗歌“生命之光”（1897年）中的一句话，这首诗是将学校板球比赛当做一场军事战争来写的经典篇章。纽博尔特是克里夫顿学院的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