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文斯顿的足迹

1857年12月4日，就在坎普尔从印度兵变者手中被夺回后，戴维·利文斯顿在剑桥大学的参议会上作了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讲。这位曾经在非洲传播基督教的人也明确认为，印度兵变是传教工作做得太少，而非太多的结果：

我认为，我们只将贸易带入印度，而羞于传播我们的基督教，是犯了一个大错……文明的两大驱动力——基督教和贸易是密不可分的；英国人应该从印度事务管理因忽略这一原则，而酿成的苦果中吸取教训。

然而，利文斯顿这次却高估自己的影响力了。他的建议和教会团体的热情，在兵变后重建英国对印度统治的过程中被忽略了。1858年11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发表声明，明确否认英国有“将我们的信念强加于我们的海外臣民之上的权力和意愿”。从此，印度不再受东印度公司统治——东印度公司的时代结束了，而直接由王室派总督管辖。而印度新政府再也不会支持福音派的传教计划了。相反，英国在印度的政策从此都要兼顾，而非反对本土的传统。企图改变印度文化的行为也许有“有合理的理由”，有“正确的原则”，但是，正如英国军官查尔斯·雷克斯所说，兵变暴露了“试图将欧洲的政策强加于亚洲人民的致命错误”。从此，“政治安全”被摆上了最重要的位置：印度被当做一个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的社会来管理；印度政府只有在传教组织接受这些基本前提的情况下，才会容忍他们的存在。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军官与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的前任军官的观点已经截然相反，他们认为传教工作往轻里说是可笑，往重里说就是搞破坏。

非洲则是另一个问题所在；非洲的未来是利文斯顿在剑桥演讲的重点。在此，他辩称，英国完全可以避免它在印度所犯下的错误，因为非洲的商贸发展就可以与宗教感化同步。他的目标是打通通往巴托卡高原腹地以及临近的巴罗策兰地区的一条道路，以便“文明、贸易和基督教找到传播的途径”；只要攻下了这个桥头堡，整个非洲都将“向商贸和福音……敞开大门”：

通过鼓励当地的贸易倾向，我们可以从商业观念的树立中获取无尽的好处；我们也不应该忽略，通过给予这些蒙昧的非洲人以基督教的启示，我们又带给了他们无法估量的祝福……通过与非洲做贸易，我们至少不再依赖于奴隶，从而阻止了每个英国人都极其憎恶的这种行为。

在精心设计，以煽动年轻听众激情的演讲结尾，他总结道：

能承担传教责任的人就站在我的面前。我请求大家关注非洲——我知道几年后，我将不能再进入这个国家，现在这个大门是敞开的，不要让它再关上了！我回到非洲是为了替商贸和基督教打开一条通道；你们是否愿意继承我开始的工作，这完全取决于你们！

在印度事件所引发的英国恐慌中，利文斯顿去非洲的号召得到了欢欣鼓舞的响应。将非洲基督教化的愿景吸引了许多人蜂拥加入了一个新的组织——中非大学传教团。其中一位来自牛津的年轻牧师叫做亨利·德温特·布鲁普。他是在出发去非洲的2天前结婚的。谁也没想到，这将是一段悲惨的短暂的婚姻。

1861年2月，亨利·布鲁普的妻子从非洲回到英国，亨利本人却没有一同回来。他与刚刚被任命为主教的查尔斯·弗雷德里克·麦肯齐一起永远地长眠在了马拉维沼泽—布鲁普死于疟疾，麦肯齐死于热病。他们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伦敦传教士协会还曾将雷夫德·霍洛韦·赫尔莫及其助手罗杰·普赖斯派往巴罗策兰，随行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5个孩子。仅仅两个月后，只有普赖斯和两个孩子活了下来。东非和中非迄今散布着几十座传教士的墓碑—那些响应利文斯顿号召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原因很简单。虽然利文斯顿的旅行手册保证说他们将看一个“环境优美的中非高原”，但实际上，巴托卡高原到处是有毒的蚊虫。利文斯顿还建议了另一个合适传教的地方松巴高原（在今天的马拉维），但这里也是同样的情况。当地部落出乎意料地仇视这些外来者。这些地方根本就不适合欧洲人居住。

更糟糕的是，利文斯顿的地理概念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从维多利亚瀑布脚下，顺着赞比亚河一直到印度洋，他遗漏了一个50英里长的地区，以为这里只有一条河那么宽。但这是个再严重不过的错误了。

在剑桥演讲后，利文斯顿的声誉到达巅峰，他也第一次获得了政府对其工作的资助。有了政府拨给的5000英镑，加上领事的头衔，他开始了前往赞比西河的冒险之旅，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该河适于航行，可以用来维持贸易运输。此时，利文斯顿的抱负已经膨胀到了极致。他还自信地告诉阿盖尔公爵和剑桥的地理学教授亚当·西奇维克，这次探险还带有另一个目的：

我带了矿业大学一位有经验的矿业地质学家，他能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矿产资源（此人名叫理查德·桑顿）；一位经济作物学家（约翰·柯克博士），他将就所有可进行贸易交易的作物——纤维、树胶、药材，以及染料等作一次详细的报道；一位艺术家（托马斯·贝恩斯），他可以将那里的风景画下来；一位当地军官（诺曼·贝丁菲尔德司令），他可以告诉我们河流的承载力；还有一位道德推动者，他会敦促我们切实实现这些目标（这可能是指利文斯顿的兄弟查尔斯，后者是美国的一位公理会牧师）。所有这些人当然都是为了我们开发非洲贸易、推动非洲文明这一公开的目的，但我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目的，我只说给你听，因为我信任你，这个目的就是，我希望在环境优美的中非高地上建立起一个英国的殖民地。

1858年5月14日，利文斯顿怀揣着这些远大抱负来到了赞比西河口。

但现实很快打碎了他的梦想。很快他们发现，这里河道有的地方太窄，根本无法让他们的蒸汽船通过（这条船还是从殖民部借来的）。因此，他们只好换乘一艘小得多的桨轮蒸汽船，但这条船却常常在沙滩上搁浅。直到11月份，他们才到达济布拉贝撒湍流，但此时，疾病和纷争却困扰着这个团队。就是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利文斯顿计划的所有错误中最致命的一个。利文斯顿在上次探险中是徒步绕过济布拉贝撒湍流的。在这里，赞比西河流入了一条夹于石头岩壁之间的狭窄水道，平静的流水因此变成奔涌的激流，根本无法通过；在那一头它又坠入山涧，形成一条91.44米高的瀑布，没有船能够航行。一句话，赞比西河根本不适于通航。至此，以贸易、文明和基督教渗透非洲的计划落空了。

利文斯顿绕着这里奔来跑去，发狂似的企图找到挽救局面的方法。他固执地认为“当河流处于洪水期时，轻型蒸汽船可以毫无困难地通过湍流”。改道希雷河（赞比西河的支流）却让他遇到了更多的湍流和更有威胁性的当地人。他好不容易渡过了希雷湖，到了尼亚萨湖。但此时，他的探险队已经分崩离析了：贝丁菲尔德被迫辞职，桑顿被解雇了（虽然他拒绝离开），贝恩斯因被控在商店内偷窃（虽然后来证明并无此事）而被解雇，工程师乔治·蕾被派回英格兰找一艘新船。1862年3月传来了麦肯齐和亨利·布鲁普的死讯。1个月后，一直陪伴丈夫的玛丽·利文斯顿也因肝炎去世，她因长期酗酒而形容消瘦。此时，利文斯顿陷入了严重的心理紊乱，常常与身边所剩无几的那些人争吵。柯克就是一直坚定不移地追随利文斯顿的人之一。但是有一次，由于到莫伦巴拉山上去采集标本耽误了上船时间，他不得不拼命追赶新换的那艘探险船（轻便式蒸汽船“尼亚萨兰夫人”号），拼命呼喊让船停下来。上船后，利文斯顿给予他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这是给你迟到20分钟的教训。”柯克事后悲伤地总结说：“利文斯顿博士可以说是‘崩溃’了。”

在英国，舆论开始反对利文斯顿。当收到利文斯顿的来信，建议在希雷高地建立英国殖民地时，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态度生硬地反驳说，他“很不愿意开始新的英国占领计划”，并称“不能允许”利文斯顿“再诱惑我们强行让蒸汽船逆瀑布而上建立殖民地了”。1863年7月2日，探险队被正式召回。《泰晤士报》以一篇尖刻的社论引领了公众舆论的谴责：

他许诺说，我们会得到棉花、糖和靛，还有野蛮人从不生产的其他产品，可事实却是，我们一无所获。他许诺说，我们能开展贸易，但那里没有贸易。他许诺说，我们能教化当地人，但是那里没有人能被教化。他许诺说，那里的空气有益健康，但是我们一些最好的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儿却死在了赞比西河畔弥漫着毒气的沼泽里。

在库鲁曼，利文斯顿的传教任务以失败告终。而现在看来，他的探险任务也以失败告终。

然而，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男人并不知道什么叫放弃。尽管赞比西河探险失败了，他仍然保持着东山再起的希望。这里的关键就是回到福音派运动的核心：反奴隶制。在尼亚萨湖畔筋疲力尽地休憩时，这支赞比西河探险队遇到了一些奴隶押送队。利文斯顿又一次因目睹了这种人间痛苦而激发起了斗志。利文斯顿乘坐“尼亚萨兰夫人”航行4000公里，跨越印度洋到达孟买，鉴于他乘坐的不过是一艘12米长的浅水河蒸汽船，这次航行本身又成为一次壮举。之后，他回到伦敦，准备加入这场反对“地狱般贸易”的战斗。1866年3月19日，他带着一支新的探险队从桑给巴尔岛出发，带着一个老的目标：永远地消灭奴隶制。

利文斯顿的后半生就消磨在这种奇怪的，甚至带着神秘色彩的环中非探险之旅中。有时，他似乎在进行奴隶贸易的调查；有时，又沉迷于寻找尼罗河的真正源头——这始终是维多利亚时代探险家们追寻的圣杯；有时，又毫无目的地跋涉丛林。1871年7月15日，他在尼扬圭镇目睹了一起可怕的屠杀。当时，阿拉伯的奴隶贩子在买鸡时，因在价格上争执不下，拔出枪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射杀了400个人。这一经历加深了利文斯顿对奴隶主的反感；但实际上，他在自己的补给用完时，又不得不依赖这些人提供物资和脚夫。他寻找尼罗河源头的工作也无甚斩获。就像他在赞比西河畔找不到新的耶路撒冷一样，尼罗河的源头也躲避着他：他原本认为托勒密和希罗多德所描绘的那个古老的“喷泉”所在地，原来只是一片流入刚果河的危险沼泽。

戴维·利文斯顿死后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墓碑与教堂威严的哥特式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墓碑上只刻了一行简单的铭文：“在孤独中，我只能期望天堂的满满祝福能够降临到……帮助这个世界医治这一创伤的所有人身上。”这些话可以说是对下一代的谆谆教诲和希望寄托。所谓的“创伤”，当然指的就是奴隶贸易。利文斯顿早就认为这是中非一切麻烦的根源。

利文斯顿是1873年5月1日凌晨于意大利的班韦乌卢湖畔在失望中与世长辞的，废除奴隶贸易的事业终究未竟。然而，就在1个月后，这个奴隶制创伤真的开始愈合了。同年6月5日，桑给巴尔岛的苏丹与英国签订协议，发誓废除东非的奴隶贸易。[1]原来的奴隶市场被出售给了中非大学传教团，后者则在奴隶笼舍原址上建立起了一座宏伟的教堂——这可以说是对利文斯顿这位废奴主义者死后功勋的追认。教堂的圣坛就建在过去鞭打奴隶的地方，好让人们记住这里的象征意义。

利文斯顿死后的荣誉还不止于此。在巴托卡高原的云影下，维多利亚瀑布的涛声旁，建起了一座以这位善良医生命名的赞比亚小镇。[2]由于疟疾和当地人的仇视，自利文斯顿到此地探险之后的几十年内，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来到这里并生存下来。但是，在1886~1895年间，非洲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如今的利文斯顿镇有9万人口，至少有150座教堂，显然成为世界上福音派影响最密集的地方。而这只是如今已经有几百万名基督徒的大陆上的一个小镇而已。实际上，非洲已经比欧洲更加基督教化了。比如，现在尼日利亚的基督徒就比英格兰的人数还多。

为什么在利文斯顿生前似乎一败涂地的项目，在其死后却产生了如此令人刮目相看的长远影响呢？为什么最终在非洲辽阔的大地上成功立足的理念在印度却惨遭抛弃呢？其中一个原因显然是以奎宁为主要原料的一些有效的疟疾预防药的诞生。这让传教士的旅行不再像19世纪初叶那样险恶了；19世纪末，“深入腹地”的传教士已经多达12000人，代表了360多个不同的协会和团体。

但另一半原因还得归功于大英帝国所召开的一次著名的会议。

亨利·莫顿·斯丹利是威尔士一位家庭主妇的私生子，生得一表人才，是一个野心勃勃、肆无忌惮、好战的美国记者。除了有一副健壮的身子骨和同样坚强的意志，他与戴维·利文斯顿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美国内战期间，他就曾变节和叛逃，战后，他通过贿赂电报文员，从而比其他记者先行得到英国–阿比西尼亚战争[3]报道的伎俩，赢得了王牌记者的声誉。当《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编辑雇用他寻找利文斯顿时，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炒作的好题材。当时，利文斯顿已经失踪多月，因为他启程沿露乌玛河向坦噶尼喀湖发起了又一次探险之旅。

1871年11月3日，在搜寻了10个月后（期间因卷入阿拉伯和非洲人的摩擦而耽搁了些时间），斯丹利终于在坦噶尼喀湖北岸的乌吉吉找到了利文斯顿。他对这一会面的记录显示，这个光荣的时刻几乎让他兴奋得难以自制：

我真想做出一些疯狂的友好之举，如果没人看见，我可能会用一种癫狂的方式来释放我的喜悦，比如像白痴一样咬自己的手指，翻筋斗，或者抽打树干，这样才能让我那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稍稍平息。我的心跳得厉害，但是我却尽量不动声色，以免让人看到一个白人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也会失态。

所以，我采取了我认为最体面的做法。我推开这群围成半圆的阿拉伯人，从他们中间穿了过去，走到他们前面，那里站着一位灰白胡子的白人老者。我向他慢慢走过去时，我注意到他脸色苍白，满面倦容，胡子灰白，戴着一顶蓝色帽子，上面绕着一条褪了色的金色飘带，身穿一件马甲，露出红色的衣袖，套一条灰色斜纹的长裤。我本可以朝他奔过去，但是在这么多人面前，我胆怯了；我本可以拥抱他，但是考虑到他是一个英国人，我不知道他会作何反应；我的怯懦和虚伪的骄傲所能允许我作出的最好反应就是——我小心地朝他走过去，脱下帽子，说道：“请问您是利文斯顿先生吗？”

这个美国人将英国式的含蓄谨慎表现到了极致。

斯丹利的故事传出后，几乎占据了英文世界各大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这不仅仅是个炒作的题材，也是两代人之间具有象征意义的会面——一个是幻想改造非洲人道德状况的福音派一代，一个是追求更为世俗目标的精明的新一代。斯丹利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虽然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个任性老头的错误，但他还是被这次会面感动和鼓舞了。确实，他将自己视为利文斯顿的继承人，就好像在乌吉吉的会面意味着神挑选了他。他后来写道，“如果上帝愿意”，他将成为“为地理科学献身的下一代烈士，或者将尽其一生……逆流而上……寻找……这条伟大的河流（尼罗河）的秘密”。在后来利文斯顿的葬礼上，斯丹利是8名护柩者之一。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希望我能被挑选，继承他的事业，打开非洲大门，让基督教的光辉照耀这里。”但是，他也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我的方法将与利文斯顿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他的方式，我认为存在缺陷，虽然就这位老人个人来说，他的善良、耐心……以及自我牺牲精神，都让他如基督般神圣。”

但是亨利·斯丹利带到非洲的却不是善良、耐心，以及自我牺牲精神。当他带领一支探险队从刚果河而上时，带的是温却斯特来复枪和狩象枪。每当遇到不合作的当地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甚至在他的船上看到有人晃动长矛，他也会立马摸枪。“六枪死了四个，”在一次冲突中，他满意而冷酷的记录道：“这足以让嘲笑我的人闭嘴了。”1878年前，斯丹利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手下效力，为他在刚果的国际非洲人协会建立一个私人殖民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属刚果很快因成为绞杀奴隶的机器而臭名昭著，如果利文斯顿知道，恐怕也要惊骇不已。

利文斯顿相信的是福音的力量，斯丹利却只相信暴力。利文斯顿惊诧于奴隶制的残酷；斯丹利却努力恢复奴隶制。最重要的是，利文斯顿向来不关注政治操控；而斯丹利却希望看到非洲被列强瓜分。因此，自1873年利文斯顿去世到1904年斯丹利去世期间，1/3的非洲被大英帝国吞并；其余则被一小撮其他欧洲列强占领。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统治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的原因。

正如利文斯顿所希望的，商业、文明和基督教终将传播到非洲，但最终，它们是在这片土地被“征服”后才得以扎下根来。

[1]与往常一样，他是在海军的威慑下签字的。海军威胁说，不签字便封锁他的岛屿。

[2]虽然附近穆库尼地区的头领肯定地告诉我，利文斯顿镇的名字另有来源，它的意思是，穆库尼的头领是“活着的石头”。

[3]参见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