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的命运：衰弱和颓败？

假设那些“有识之士”对于1639年夏天的判断是对的，国王也与誓约派“叛军”交战并击败了他们——或者干脆稳稳当当地等苏格兰人自行瓦解宣告战争的胜利。查理一世政权有没有可能因为1639年这场胜利延续至40年代乃至更久？对于这个假设会有一些反对。即使不提辉格党原则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仍然会有人反驳说思考一个政权是否能长期存在时，引入对历史偶然性的考虑会产生误导作用。假设查理在1639年的战争中获胜，也只能让其政权得以暂时喘息，而无法保证它能长期延续下去。即使苏格兰人当时没有添乱，反对派难道也无法推翻它吗？

关于查理一世政权是否能延续的任何判断，都必须考虑它是否有能力抵挡住，或至少是抵消潜在的政治压力。英格兰是查理一世的三个王国中最富庶、也是人口最密集的，不太可能对他产生政治上的压力。贵族的“去军事化”在1625年查理即位时就已经全部完成，他由此受益颇多。16世纪武器装备、作战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使得旧式的贵族军械库变得多余。用康拉德·拉塞尔的话来说，1601年埃塞克斯郡的叛乱，标志着“军事威胁不再是英国政治中的重要武器”。如果说17世纪30年代仍然还有一些人想要胁迫查理一世，他们不得不接受以下事实：查理一世的英格兰臣民不可能协助他们——不管这个政权多么不得民心。

如果查理一世不仅受到质疑和批评，还遭到胁迫，那胁迫只可能是来自英格兰以外的地方。从1633年开始就处于温特沃斯勋爵（未来的斯特拉福德伯爵）苛政统治下的爱尔兰，就不时会出点乱子，但对王室的统治还没有形成直接的武力反抗。只有尚未进行“军事改革”的苏格兰还保留有大量私有的军械库，那里的人们有可能建立一支反对国王的军事力量。如果誓约派1639年、1640年在军事上没有取得成功，如果胜利的苏格兰人和查理一世政权的英格兰反对者没有相互勾结串通，那么长期议会就会和之前的议会一样无法让国王低头。如果1639年国王打败了苏格兰人，那他几乎不可能受到臣民的威胁。

但是，即使1639年国王获胜后不可能再发生武装叛乱，查理一世政权也还是要面对一些更为隐匿的挑战。如通常所提出的，英国政治文化中的两种发展构成了个人统治不可逾越的障碍：首先，革命性的新教崛起并在17世纪40年代发展到顶峰；其次，立法派、宪政派反对“独裁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从造船税到森林罚款等一切未诉诸议会的强行征税，以及星室法院和特权法庭的权力、国王对于臣民自由权利和普通法传统的专横漠视等。

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一股力量或许比其他因素更有力地动摇了英国社会：人们担忧英国政府和教会将屈从于天主教的某种阴谋。就在个人统治的最后几年，英国天主教对1639年战备的资助以及国王接见罗马教廷的使者，都助长了关于天主教渗透的谣言——在流传过程中更是被添油加醋。如果1639~1640年没有出现一连串反天主教的恐慌和谣言，威斯敏斯特乃至其他地区的政治气氛不可能会如此紧张，以致内战成为可能。

不过，这种天主教威胁论的看似有理及广泛的传播，不仅源于英国国内对查理一世政权和枢密院的猜测，也与当时欧洲的大环境有关。关于三十年战争中新教徒所遭遇的灾难的报道，不可避免地从负面影响了英国人对本土天主教的判断，添加了与其实际威胁并不吻合的恐怖色彩。照这种威胁论的逻辑，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及其西班牙盟军在欧洲获胜，英国新教就会岌岌可危。对英国很多虔诚的新教徒来说，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天启式的斗争，是反基督者和正义者之间的斗争，是《启示录》中预言的圣米迦勒与反基督者间的战斗的历史再现——这不仅是宗教狂热分子的看法，连艾伯特大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的前任）这样的英国“主流”新教徒也这么认为。1639~1640年的苏格兰危机（以及促成的议会）发生之时，恰逢三十年战争的顶峰时期，此时英国人对欧洲天主教好战的担忧，也许不亚于曾经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担忧。

不过，如果说英国上层社会对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哈布斯堡王朝的好战极为紧张，对国内天主教第五纵队的流言极为敏感，到40年代初时，这些情绪已有明显的减退，直至50年代：一度最有威胁性的天主教力量——西班牙在1640年困扰于国内的叛乱；1643年，哈布斯堡军队在罗克鲁瓦被孔代击垮（这支号称所向无敌的军队瞬间威名扫地）；40年代中期，天主教试图在欧洲重振雄风的运动终于大势已去。1648年，战争结束。

如果查理一世政权经受了17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考验，就很可能大大受益于欧洲教派政治状况的改善——40年代中期（17世纪后25年里第一次），新教似乎真正站住了脚。正如赫斯特教授所说的，对天主教好战性的担忧是17世纪中期英国新教保持好战性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天主教威胁的减退，“对反基督者的恐惧也减弱了”，“反天主教情绪的减弱……也消减了宗教改革者的热情”。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声称新教会被天主教这个庞然大物吞并听上去已经十分无力——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50年代“虔诚统治的失败”。查理一世政权如果延续至四五十年代，在没有长期议会和克伦威尔政权的热情支持下，新教的“失败”很可能会来得更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查理一世的反对力量还会因其他因素而削弱。到40年代，政权的主要批评者中许多人都已迈入老年。当然也不都是像马尔格雷夫伯爵那样的老古董。马尔格雷夫伯爵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遗老，1640年要求查理一世召开长期议会的12位请愿贵族之一，他让人代投的票促成了1645年新模范军的建立。他还在1588年亲自指挥一支舰队参与对西班牙无敌舰队作战。但查理一世的反对者中大多数有影响力的人都出生于16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英国新教面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胁是迫近而现实的。他们的宗教观早在16世纪90年代到1620年期间就已经形成，此间正是加尔文教对英国教会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但到1640年，他们中最能言善辩的（在查理一世看来是最勇猛的）有些人已经死去：约翰·艾略特爵士，1629年议会解散后入狱，死于1632年（监禁生活无疑加速了他的死亡）；爱德华·柯克爵士（生于1552年），17世纪20年代这位法律大师在议会中给国王添了不少的麻烦，死于1634年；纳撒尼尔·里奇，查理一世的尖锐反对者，“原本很可能成为议会派的领导”，死于1636年。其他人也都在17世纪40年代相继死去：贝德福德（生于1593年），1640年反对国王贵族联盟的核心人物，死于1641年；约翰·皮姆死于1643年；威廉·斯特罗德死于1645年；埃塞克斯（生于1591年），内战早期议会的总指挥，死于1646年。实际上，1640年的12位请愿贵族、恢复议会斗争的先驱者中，到1646年已经有一半多死去——除一人外均为自然死亡。1639年，国王查理一世正30来岁，而岁月正在消减他的主要反对者阵营。正如基思·费林曾说的，“有死亡的地方，就有希望”。从这一点来说，查理一世政权如果成功渡过苏格兰危机，还是很有希望继续存在的。

如果我们翻看17世纪40年代英国下院的详细数据，会更清楚地发现在人们对待查理一世政权的态度与年龄有着某种关联。在分析下院538位立场明确的议员后，一个显著的模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很明显，所有地区保皇派成员都要比议会派成员更年轻。”布伦顿和彭宁顿在他们1954年的著名研究中得出结论：“从全国统计计算出，两派的平均年龄各为36岁和47岁——差距非常大。”因此，至少在下院，查理一世的反对者主要是生于16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较年长的一代。相比之下，国王的支持者都在30岁左右，他们都是在“詹姆斯一世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那时国王对于西班牙（如果说不上友好的话）采取的是和解政策。在当时平均寿命相对较低的英国社会，这近11年的年龄差距，可以说在国王的反对者和年轻的支持者之间划出了一条鸿沟。1640年要求召集议会的12位贵族甚至更年长，最年长的（拉特兰和马尔格雷夫）分别为60岁和74岁。就整个贵族阶层来说，议会派和保皇派也存在同样的年龄差异。

在17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里，也能发现类似的现象——尽管这部分数据资料不够充分。就大学所提供的有关30岁以下学生（包括本科生和不少研究生）的宗教敏感度的资料来看，他们并不是被迫服从17世纪30年代“劳德革新”，而是自愿地默然接受——有些甚至是抱有积极的热情，并且还增强了对国王的忠诚。1630~1641年，劳德曾任牛津大学校长，他表现活跃且持干涉主义立场。用夏普教授的话说，这10年下来，牛津简直成了“教会和王权的据点”。当1642年长期议会分为“骑士党”和“圆颅党”时，“大多数在劳德任校长期间入学的牛津人是支持国王的”。在剑桥，情况也类似：至17世纪40年代早期，“大学公开表示支持国王”。劳德的教会“革新”看起来找到了大批的支持者。1641年，由虔诚的罗伯特·哈利爵士主持的下院委员会调查了17世纪30年代大学的情况，发现“（大学中）许多人明显都对天主教传统感兴趣”，这种兴趣之浓厚甚至远远超过了劳德要求的礼拜仪式革新。这些新兴劳德派认为老派加尔文主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已经过时。正如困惑的加尔文主义捍卫者斯蒂芬·马歇尔于1641年对长期议会提到，“似乎我们对上帝承诺的真理已经疲倦不堪了”。也许在17世纪30年代大多数大学本科生看来，“清教”大学已经屈指可数——尤其是剑桥著名的伊曼纽尔学院和西德尼·萨塞克斯学院这样古怪过时的老派神学院，并不那么有威胁性和煽动力，是保守的父亲将儿子送去接受20年前曾流行过的神学辅导。然而，1641年下院的大学调查者吃惊地发现，就连伊曼纽尔学院的学生也会溜到极端劳德派的彼得学院去一尝禁忌之快。到1639年，剑桥的劳德派“已经处于制高点。彻底占据主导地位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些数据当然是不够完善的，通过它们进行推论需要十分谨慎。就议会中的年龄和政教立场而言，用1642年的信息来推想3年前，也就是1639年的状况，在解释上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内战中对国王的支持并不能被解读为整个17世纪30年代对国王政权的支持。当然，平均年龄显示出议会方面更年轻的人，诸如布鲁克或曼德维尔等（1640年他们也都在30来岁），完全可能是未来几十年查理一世政权的眼中刺。类似地，1640年的政教立场调查充其量只能十分粗略地说明个人统治最后几年国民的政治态度。但尽管500多位议员表现出的年龄、立场的差异只是大致地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倾向，但政治含义相当实在——因为在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年龄层分布时，这个结论得到了加强。

1631~1641年，英格兰、威尔士人口的年龄分布始终保持了大致的恒定；人口中近60%为30岁以下，约1/3的人口为15岁以下的儿童。1640年，一半人口（49.7%）出生于1616年后，因此当查理一世1625年即位时，他们才9岁甚至不到9岁。或者用政治经验术语来说：1640年，这个国家1/3的人口所知道的国王只有查理一世。对这1/3的人来说，哪怕最近发生的1628年权利请愿等事件也显得有些遥远——因为在1629年查理一世解散议会时，他们最大的也才4岁。查理一世的无议会统治只要能持续到他实际被处死的那年，也就是1649年，在英国也许就有一半多的人对议会没有直接的经验或回忆。这条鸿沟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记忆上的，对于查理一世政权在政府和教会的“革新”非常有利。

当然，文化记忆的流传不仅取决于年龄，还取决于一个更为微妙和广泛的因素。加尔文教精神、相信议会是一个有合理秩序的国家的根本组成部分，这些传统不会仅仅因为那些实际经历了伊丽莎白时期和詹姆斯时期的人逐渐离世而被忘记。就算是在议会没有召集的时候，关于议会历史、传统和权力的小册子和专论（常以手抄稿的形式出现）也会被四处散发；所以，即使查理一世1639年获胜，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现象就会消失。不过，政治感受方面存在的年龄、年代差异还是不能轻易忽略。至少议会在1642年成功地重获支持，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有些人曾经历了詹姆斯一世时期和查理一世统治早期议会为“臣民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尤其是1626年和1628年9月进行的争论激烈的会议），议会对他们来说仍然很有感染力。1639年，这部分人已经成了少数派，尽管人数并不小（约占全国人口的40%）。如果在5年或10年后再次响起武力捍卫议会的呼声，回应恐怕不会很热情。对皮姆、圣约翰、贝德福德和塞伊等人来说，1639~1640年是真正的“议会危机”：要么现在恢复议会，要么就永远休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