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从群体到暴政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埃德蒙·伯克那样迅速意识到法国大革命会比美国的革命更加血腥。直到恐怖事件发生，人们才明白两者的差异。试图用“人民的意志”取代路易十六的举动引发了法国自1572年圣巴塞洛缪节日大屠杀以来从未有过的自相残杀（见插图8）。可以说，革命的暴力始于1789年4月21日，在圣安托万郊区的一场暴乱中，大约300名支持自封的国民议会的示威者被皇家军队杀害。三个月后，在一场更为人所知的冲突中，保卫巴士底狱的士兵相继开火，大约100人丧生。这一次，当一些保卫者加入革命人群时，形势发生了逆转。7月22日，驻军司令弗莱塞尔指挥官被斩首，这标志着革命的一次重大进展，同时，在格雷夫广场，公众将官员福伦·德·杜埃和他的女婿伯蒂·德·苏维尼吊起来并将他们肢解（前者的头和后者的心脏被钉在柱子上，被拉着游街示众）。

当巴黎的人们拿起武器，动荡也席卷了法国农村。由于害怕贵族通过神秘的“强盗”阴谋重新掌权，法国各地的农民在那年夏天诉诸暴力，这一动乱被称为“大恐慌”。最初被烧毁的是封建登记册，被洗劫的是酒庄的酒窖，但从规模和持续时间来看，这不仅仅是一场传统的农民起义，也不像扎克雷起义（1358年法国北部的农民暴动）。鉴于当时法国各省之间的沟通联系相对较弱，这种恐慌传播的速度特别惊人，也很难解释——这再次说明，即使没有先进的信息技术，谣言也能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1]但与即将到来的革命暴力相比，这种大恐慌算是温和的了。尽管许多土地所有者受到威胁和羞辱，但只有三起谋杀案：一位高贵的庄园总管代表和一名涉嫌食品垄断的官员（在勒芒以北的巴隆），一名海军军官（在阿维尼翁以北的勒普津）。然而，燃烧城堡的行为却是惊人地流行。从7月27日至8月9日，不到两周的时间，仅在法国东南部的多菲内省，就有9座城堡被夷为平地，80座城堡遭到破坏。[2]

我们在这里只需要列出1793年之前发生过的大屠杀事件，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1789年10月的妇女游行和攻击凡尔赛宫，1791年7月国民警卫队在战神广场向人群开枪，1792年9月的大屠杀（当时“无套裤汉”袭击了巴黎监狱，杀害了数百名囚犯），1793—1796年在旺代发生的反革命战争，还有在圣多明各（海地）发生的血腥奴隶起义。这些起义与英国在美国的殖民运动不同，但与此后的大部分革命一样：正如古典政治理论预言的那样，它们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政府状态，进而导致暴政。而美国殖民者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公民关系网络，在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前后，美国也从这些网络中有组织地成长起来，但是法国的群体网络结构却大不相同。公共安全委员会试图维持暴民在无序流血运动中的秩序。[3]然而，雅各宾派和其继任者的权宜之计都不足以稳定首都，更别提整个国家了。像南特数千人被蓄意杀害的那种残忍的大规模屠杀，证明了社会和政治秩序已经几近崩溃，其性质可与我们这个时代“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最严重的暴行相提并论。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些虐待狂假借虚假乌托邦的名义在胡作非为。

而真正恢复法国秩序的人（尽管他的做法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相反）拥有一种不寻常的力量。

拿破仑·波拿巴能从默默无闻的科西嘉人晋升为意大利革命军炮兵司令——他在最恐慌动乱的时期获得晋升，当然，是1789年之前阻碍他前进的贵族制度的崩溃成就了他。像司汤达小说《红与黑》里的于连·索雷尔一样，拿破仑既是一名“登山者”，也是一名“采花者”；与索雷尔不同，拿破仑既没有顾虑，又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而此人在有生之年的每一刻都做着惊人的举动。在一个混乱的时代，能从微观入手的人才能得到晋升，也就是那些自发承担每一项任务的人。这位新任准将在1796年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就写了800封信和公文，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潦草地写道：“我对装载16门大炮的方式极为不满。”“我对你在执行命令上的拖延感到惊诧，”他向他的部队指挥官抱怨道，“同样的事情我总要跟你说三遍。”他的远见卓识从宏大的战略开始（就在这个时候，他制订了入侵意大利的计划），直到一切细节（监禁一名未经许可擅自离开的昂蒂布的下士，或者男孩鼓手在阅兵场上的确切位置）。[4]

如今，拿破仑被称为“工作狂”。他每天工作16小时。1807年4月，也就是他统治时期异常平静的一个月，他仍然设法写了443封信。这时，除情书以外的所有信件都是由他口述的。他曾经说过，这样才能才思泉涌，因为没有了字母和横线的束缚。有一次，他没有参考任何笔记，就向内政部长口述了不少于517条在枫丹白露建立一所新军事学院的规定。[5]一般来说，除了周日晚上和家人一起吃饭，他只在餐桌旁待10分钟；周日晚上，他在餐桌边会待上半个小时。当他离开桌子时，他会跳起来，“好像受到了电击一样”。[6]正如他的一位压力很大的秘书回忆的那样，他的睡眠“只限于几次短暂的打盹儿小睡，夜晚对他来说和白天一样”。[7]以这种充沛的精力，他四处旅行游访。1807年7月，他乘马车从普鲁士的蒂尔西特去圣克卢，这是一次长达100小时的旅程，以拿破仑不耐烦的个性，他不允许这期间有任何的停歇。他一大早赶到那里，立即召开了部长会议。[8]两年后，他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骑马前往巴黎，“他一边鞭打他副官的马，一边踢着自己那匹马的马刺”。他仅仅用6天的时间就走完了600多英里。[9]同样，他的常态就是匆忙，让其他人跟在身后喘不过气来。即使在泡澡或刮胡子的时候，他也不浪费时间：总有人在手边给他读最新的报纸，包括对敌国英国报纸的翻译。[10]正是拿破仑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对细节的关注，法国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才得以结束。法律制度被重新编纂，货币体系得以改革，公共信贷得到恢复。但是，在这些持久的成就背后，拿破仑一直在注意着无数微不足道的事情：入侵英国的话，每位官员要带多少仆人；给投奔法国的爱尔兰反叛者定制制服；第十三排的贝尔纳达下士需要戒酒；在巴黎歌剧院让歌手奥布里小姐手臂骨折的工作人员到底是什么身份。[11]

凭借着他的自负，拿破仑不仅想治理法国，还妄图统治整个欧洲，就像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一样——完全凭借他的意志力。在许多方面，他是最后一个开明的专制主义者：被称为法国的腓特烈大帝。然而，他也是现代世界第一个独裁者。从技巧上看，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指挥的军队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然而，后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更大的规模[12]和更快的速度进行的。两位当时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和安托万·亨利·德·约米尼从拿破仑的成功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训。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拿破仑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有能力迅速将他的部队集中在敌人的重心，并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击败敌人。对约米尼来说，战胜敌人的关键是拿破仑利用了军事行动内各条战线的协作优势。约米尼认为，拿破仑运用的是一种通用的战争原则。[13]而在克劳塞维茨眼中，拿破仑的战争风格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利用了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大众民族主义。[14]在《战争与和平》中，列夫·托尔斯泰嘲笑了他的帝国野心，该书发表于拿破仑流亡在荒凉的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48年后。一个人仅凭他的命令怎么能把成千上万的人从法国派到俄国，让无数人的生活陷入混乱？然而拿破仑做到了。问题是，无论他如何披上合法统治的外衣，挪用埃及、罗马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特权和肖像，拿破仑永远都无法实现统治等级制度最终依赖（并坚持）的一件事：合法性。

[1] Tackett, ‘La grande peur’.

[2] Lefebvre, Great Fear, 207ff.

[3] See in general Andress (ed.),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4] Roberts, Napoleon, KL 1586-91, 2060-65.

[5] Roberts, Napoleon, KL 9658-84.

[6] Roberts, Napoleon, KL 9645-8.

[7] Roberts, Napoleon, KL 9651-7.

[8] Roberts, Napoleon, KL 9505-10.

[9] Roberts, Napoleon, KL 10215-19.

[10] Roberts, Napoleon, KL 9658-84.

[11] Roberts, Napoleon, KL 6981-7, 7015-21, 9239-48.

[12] 1792年，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第一次把军事行动看成瓦尔密战役的一个标志，在一场持续了一天的战斗中，一方的6.4万人与另一方的3万人作战。到了1813年，当克劳塞维茨作为少将参与莱比锡战役时，双方各有36.5万人和19.5万人，这场战役持续了三天。

[13] Shy, ‘Jomini’.

[14] Clausewitz, On War9 Book 8, ch. 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