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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中的网络

印刷品使得宗教改革成为可能，也推动了科技革命的进展。也许矛盾的是，启蒙运动同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要归功于古老的手写文字。诚然，很多启蒙哲学家都有作品发表，并且数量可观。然而他们一些最重要的想法却是通过私人信件来完成的。而现代学者确实是通过大量信件的留存——6 000多名作家之间成千上万封的信件往来，才得以重构启蒙运动网络的。

我们倾向于认为启蒙运动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将欧洲各地，从格拉斯哥到圣彼得堡的哲学和文人联系在一起。然而如果仔细研究18世纪主要思想家之间的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是以国家为单位聚集的。[1]比如在伏尔泰400多人的信件往来网络中（见图19.1），70%是法国人。[2]我们已经得知伏尔泰与他人往来信件中12%的写信地和收信地。这些信中，超过半数（57%）都是在巴黎市内收寄的。当然，伏尔泰也与乔纳森·斯威夫特和亚历山大·蒲柏有信件往来，然而数量屈指可数。其他一些英国通信人也都没什么名气：丝绸商人埃维拉德·法肯纳爵士和在弗尼遇到的小诗人乔治·基廷。

19 - 图1 图19.1 伏尔泰的通信网络。传统意义上，启蒙运动是一场国际运动，该图则凸显了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网络。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中众多中心人物之一，还有两位是让·雅克·卢梭和《百科全书》的编辑让·勒朗·达朗贝尔，后者的个人交际网络是一个更大的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代的人将其看作一个学者网络。[3]这个网络的中心在巴黎。在这个网络中，我们抽取了约2 000个样本，其中12%的成员在巴黎去世，而为《百科全书》做出贡献的学者中也有23%在巴黎度过了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4]该网络成员阵容在社会上也非常罕见：18个王子和公主、45个公爵和公爵夫人、127个侯爵和侯爵夫人、113个伯爵和伯爵夫人、39个男爵和男爵夫人。[5]在18世纪，贵族占了法国人口的0.5%，但在所谓的“文人共和国”网络中，贵族占了1/5。而且，该团体对当时的既定秩序通常持批判态度，但其成员中王室成员和高级官员的数量却是惊人的。[6]最后，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之间有着重要的延续性，事实上启蒙运动网络中并没有多少实践科学家，不过确实有一些成员来自知名的科学机构，例如法兰西学术院和皇家科学院。因此，这就是一个文人共和国，而非数字共和国；换句话说，这个网络中的评论家远多于实干者。

这些通信网络只展示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那些认识伏尔泰、罗素或者达朗贝尔的人绝不满足于跟他们通信，而是想当面见见他们。因此当时出现了“沙龙社团”，沙龙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妇女们的家成为社交的中心场所，凡有志的知识分子都渴望被邀请参加。[7]而在巴黎“格拉布街”中那些蹩脚的雇佣作家则鲜少被邀请。但是高端的启蒙运动网络和卑微的寒士网络之间也有“微弱的联系”：八名所谓的地下文人跟伏尔泰、卢梭和达朗贝尔通过信。[8]

每个国家都以各自的节奏发展着启蒙运动。在爱丁堡，新自由思想的网络在原有的皇室和教会组织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这一点跟巴黎一样。在苏格兰的首府里，有法院、最高法院、财政部、政法委和海事法院，苏格兰辩护士协会，皇家市民大会在这里召开，苏格兰教会和爱丁堡大学的集会也在这里召开。1751年，亚当·斯密成为一名苏格兰的大学教授（尽管不是在爱丁堡，而是在格拉斯哥）。1752年，大卫·休谟开始担任苏格兰律师公会图书馆管理员。跟法国一样，苏格兰贵族的资助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生活来源。1764年到1766年，亚当·斯密担任了年轻的布克莱公爵的家庭教师。跟法国的同行一样，爱丁堡的伟大思想家几乎算不上革命者，也不是反动分子。

他们中的很多人谴责雅各宾主义，拥护汉诺威王国的秩序（有人曾提议将爱丁堡的新城布局为英国国旗的形状）。[9]尽管如此，当时知识分子的活动并不发生在原有的组织中，而是发生在老城区的新的和非正式的俱乐部中：哲学学会（1737年成立，原名更为烦琐：爱丁堡提高艺术和科学特别是自然知识的学会）及精选学会（1754—1762年）。而且，正如法国的“奉献者派”谴责并试图起诉哲学家一样，长老会的传统主义者认为苏格兰的文人是“来自地狱的祸害”。短短几代人的时间，16世纪加尔文主义革命的火种继承人就成了一个名为“柯克”的残酷宗教机构的守护者。约翰·霍姆被苏格兰教会长老会公开审判，他因写了剧本《道格拉斯》（1757年）而被停职。[10]这里跟在欧洲的其他新教区一样，印刷机证明了自己就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根据包括休谟和史密斯在内的10名杰出苏格兰人的通信记录来判断，苏格兰文人跟法国的启蒙者一样，他们的思想是世界性的，但行动仅限于国内（见图19.2）。[11]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往来信件数量是往来巴黎的十倍。然而，伦敦其实比格拉斯哥更重要：这是一个英国人的网络，而不是苏格兰人的。无论如何，启蒙运动不仅是一个通信的过程，它的主角也不仅仅是笔友。作为布克莱公爵的家庭教师，亚当·斯密曾前往巴黎，与达朗贝尔、重农主义者弗朗斯瓦·魁奈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其他启蒙主义者见面。这说明文人共和国是灵活移动的，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同时也是最早的旅行者。

19 - 图2 图19.2 约书亚·雷诺兹爵士（1751年）对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的仿作，后由詹姆斯·斯科特临摹。说明启蒙网络以旅行和通信为基础。

而对于生长在大洋彼岸的知识分子来说，除了亲身在英国和法国待上至少一小段时间，事实上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殖民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一个例子。富兰克林是一个清教徒家庭的第十五个孩子，他们举家从北安普敦郡移民而来。他自学成才，是一名博学家，实验室和图书馆对他而言就像家一样。1727年，他成立了小团体“共读会”，在这个团体中，像他这样的人能够互相见面，交换意见。两年后，他创办了《宾夕法尼亚公报》。1731年，他建立了美国第一家收费图书馆。12年后，他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美国哲学学会。1749年，富兰克林成为费城学院和慈善学校的第一任校长。然而，费城的人口只有2.5万，这里不是爱丁堡，更不是面积比其大20倍的巴黎。在1763年之前，富兰克林在英属美洲殖民地之外没有通信者。直到他去了伦敦之后，与他通信的人员中非美国人的比例才从零上升到接近25%。尽管富兰克林从未与他同时代的伏尔泰通过信，但他对欧洲的访问确保了他成为启蒙运动网络的一部分。1756年，他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也是皇家艺术学会会员。除了多次前往伦敦，富兰克林还曾到访爱丁堡和巴黎，以及爱尔兰和德国。[12]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他成为反抗的殖民者、呼吁国家独立之前，这些殖民者愿意考虑切断美国殖民地从属于遥远伦敦的主权“议会国王”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富兰克林这一代殖民知识分子来说，伦敦仍然是“美国的首都”，即使他们渐渐地对其强加的政治限制产生了愤懑。[13]

[1] Edelstein et al.,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 Digital Age’, 405.

[2] Comsa et al., Trench Enlightenment Network’, 498.

[3] Comsa et al., Trench Enlightenment Network’, 502.

[4] Comsa et al., Trench Enlightenment Network’, 507.

[5] Comsa et al., Trench Enlightenment Network’, 511.

[6] Comsa et al., Trench Enlightenment Network’, 513.

[7] Goodman, ‘Enlightenment Salons’. See also Goodman, Republic of Letters and (for a somewhat different view) Lilti, World of the Salons.

[8] Comsa et al., French Enlightenment Network’, 530.

[9] Danskin, ‘“Hotbed of Genius”’, 11.

[10] 柯克教的长老们对那些不符合加尔文教教义的话有异议：“他命途多舛，但这不怪他！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人各有命。让学者来告诉我们，谁被判了不该受的厄运。”

[11] 其他人包括休·布莱尔、吉尔伯特·艾略特（明托勋爵）、亚当·弗格森、亨利·霍姆（凯姆斯勋爵）、约翰·霍姆、艾伦·拉姆齐、托马斯·里德和威廉·罗伯逊。

[12] Arcenas and Winterer, ‘Correspondence Network of Benjamin Franklin’.

[13] Winterer, ‘Where is America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