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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联邦

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即认为19世纪末民粹主义的反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有关。事实上，这两者几乎完全不相关。大西洋两岸民粹主义运动的催化剂是1873年的金融危机。如果以选举的成功为依据，那么民粹主义时代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到那时，各种民粹主义的政策和成见——保护主义、移民限制、金银复本位制、反犹太主义，已经全部或部分被政党吸收（最明显的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德国的保守党）。原来的民粹主义者并不是帝国主义者，相反，他们认为帝国是他们所鄙视的世界性精英的中心，并且正确地分辨了帝国主义、自由贸易、自由移民、资本自由流动和金本位之间的密切联系。民粹主义者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认知：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世界中，不平等确实在加剧，因为移民劳工正在侵蚀本地工人的工资，而工业和金融资本高度集中的利润正流向一小撮精英阶层。问题是民粹主义者的补救措施似乎不够：就像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一样，排斥中国移民对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与此同时，对金本位的批评失去了大部分的力量，因为大量黄金的发现（尤其是在南非）缓解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在此之前，这种压力通过压低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推动了民粹主义。在世纪之交，这项倡议已经从民粹主义者手中传到了进步主义者手中，或者传到了欧洲所知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在那里，有组织的劳工更容易受到卡尔·马克思及其门徒的理论的影响。进步主义者的补救措施——包括提高直接税、国家养老金，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削弱私人垄断和公用事业的公共所有权，最终比民粹主义者更有说服力，在政治上更有市场。

对于世界上所有的精英来说，政治左派的持续进步比民粹主义浪潮更令人不安。令人震惊的是，19世纪末盛行的极端乌托邦教派从科克郡到加尔各答，从萨拉热窝到西贡，威胁着帝国本身的完整性。然而，帝国时代的大都市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有解决办法。一些人诉诸“自由帝国主义”，另一些人则提倡“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纪之交，有一个理念被广泛传播，那就是帝国应该追求比剥削贫穷的外围国家更高的目标。如果他们能满足帝国核心劳工阶层的需求，那么各种颠覆性的威胁就会消失。

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并不是帝国的救赎者。米尔纳的父亲曾在图宾根大学教授英语，是一名拥有英德两国血统的学者。米尔纳的许多观念是在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形成的：在那里，他阅读了本杰明·乔伊特的名著，并与经济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成为朋友。他有极佳的学术前景，但他最后选择留在伦敦为法律、新闻和政治事业奋斗，直到成为官僚机构的一员，首先是自由党乔治·戈申的私人秘书，然后是埃及行政长官，然后是他担任了五年的内地税收委员会主席。赫伯特·阿斯奎斯后来将米尔纳概括为“一个扩张主义者，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保护主义者，在社会和工业事务中带有半社会主义意识”。[1]这无疑在说他是精明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米尔纳在1897年后成为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无情的资本家之一赛西尔·罗兹的代理人，罗兹对自己商业帝国的发展和大英帝国在非洲的发展没有明确的区分，并且对于如何最好地促进两者的利益，他倾向于幻想而非实证。据奎格利称，1891年，罗兹与记者威廉·T. 斯特德和朝臣雷金纳德·布雷特组成了“三人集团”。这个三人小组将在“帮助者协会”的协助之下管理“选举人协会”。[2]这一计划与罗兹的遗嘱草案是一致的，该草案指示纳撒尼尔·罗斯柴尔德（该家族中第一个晋升为贵族的成员）根据罗兹的想法建立一个帝国主义版本的耶稣会。[3][4]

1897年，米尔纳被任命为南非高级专员。恰逢发生了针对德兰士瓦阿非利卡（布尔人的后代）共和国的“詹姆逊突袭”。根据奎格利的说法，米尔纳招募的18名员工（他所谓的“幼儿园”）成了20世纪最强大的网络之一的核心。[5]

现实并不那么激动人心。米尔纳组织（见图32.1）的最初成员是罗伯特·布兰德、莱昂内尔·柯蒂斯、约翰·多弗、帕特里克·邓肯、里查德·菲瑟姆、莱昂内尔·希琴斯、J. F. 佩里和杰弗里·罗宾逊（后来的道森）。1905年后，洛锡安侯爵菲利普·克尔和杜格尔·马尔科姆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他成员包括利奥·埃默里、赫伯特·贝克、约翰·巴肯、乔治·克雷克、威廉·马里斯、詹姆斯·梅斯顿、巴兹尔·威廉姆斯和休·温德姆，后者是后来的第四任莱肯菲尔德男爵。[6]米尔纳从殖民地办公室招募了佩里和罗宾逊，他们之前曾在那里共事过；佩里随后又招募了布兰德；还有曾是米尔纳在税务局的私人秘书邓肯。其余的许多人都处于他在牛津大学的人际网中。的确，布兰德、柯蒂斯、多弗、菲瑟姆、希琴斯、克尔、马尔科姆、威廉姆斯和温德姆都上过米尔纳的母校新学院。他们一起工作、社交和生活——1906年之后，在约翰内斯堡帕克顿由赫伯特·贝克设计的讨论小屋（Moot House）中，这群人看起来就像牛津大学一所学院的低年级学生正在度过一个很长时间的阅读假期。[7]在开普敦议会中，米尔纳的批评者指责他“建立了一个幼儿园……目的是治理这个国家”。[8]尽管这个名字被保留下来，但是它的成员更喜欢听起来更浪漫的“圆桌会议”，他们回到伦敦之后，组织的刊物都以“圆桌会议”为名。

32 - 图1 图32.1 米尔纳勋爵关系网的神话。乔治城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坚决拥护这种夸大了米尔纳影响力的看法。而选择六角星图形并非偶然，因为六芒星产生的宗教联想（如大卫之星或所罗门封印）为阴谋论增添了重要的神秘色彩。

对于一群有学术倾向的官员来说，米尔纳的圈子还倾向于诉诸武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能够证明是米尔纳在抵达南非后加快了战争的步伐。早在1898年2月，他就已经得出结论：“政治纠缠是没有出路的，除非诉诸德兰士瓦的改革或战争。”[9]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他阐述了自己的目标：“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治的白人社区，得到从开普敦到赞比西的受到良好待遇和公正管理的黑人劳工的支持。我们必须有一面旗帜，那就是英国的国旗，在它下面要宣扬的是种族平等和语言平等。”[10]在研究中可以发现，米尔纳渴望的是用来自英国及其白人领地的移民征服阿非利卡人。（“如果十年后，”他在1900年写道，“有三个英国人和两个荷兰人在相互竞争，这个国家将会保持和平和繁荣。但如果有三个荷兰人在和两个英国人对峙，那么麻烦就来了。”[11]）米尔纳承诺为黑人提供良好待遇和公正的政府，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黑人的征服。柯蒂斯在1901年的日记中说：“如果黑人能像红印第安人一样在我们面前消失就好了。”多弗认为“大多数白人对黑人近乎野蛮的蔑视和厌恶”是“健康的标志，这标志着阿非利卡人不允许他们的种族变成混血民族的决心”。[12]有一次，米尔纳本人将他的目标定义为使南非成为“白人的国家……不是一个充满贫穷白人的国家，而是一个白人人口大量增加的国家”。[13]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米尔纳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使其成为一项如此可憎的制度。但显然米尔纳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非洲黑人的从属地位是他的所有目标中争议最小的。这一看法的结果就是，阿非利卡人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他自己在1904年所说的目标：“要在南非建立一个伟大的文明进步的社区，从开普敦到赞比西，人们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却也出于自主的坚定愿望，仍然是自由国家大家庭的一员，他们聚集在英国国旗下。这是我所有努力的目标。”英国统治下的南非联邦反过来将有助于“帝国团结的伟大理念……一群国家，都独立治理当地事务，但都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文明的发展”。[14]米尔纳和他的组织中的年轻人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击败了布尔人，将他们的妇女和儿童赶进致命的集中营，他们不知疲倦地努力实现这一愿景。他们还创建了一个跨殖民地委员会，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联系起来；他们合并了铁路；他们建立了关税同盟；他们在每个殖民地组织了更紧密的联邦社团；他们在《国家》等杂志上赞扬南非联邦的好处；1910年，他们起草了最终成为南非联邦宪法的初稿。[15]

然而，大英帝国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英国统治南非的米尔纳式愿景是一种“帝国幻想”。[16]米尔纳的独裁无法阻止路易·博塔和简·斯马茨领导下的南非政治复兴。[17]大量的英国人无法在此定居工作，因为当地有着大量廉价的非洲劳动力，甚至在布尔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贫穷白人”的问题了。[18]应兰德洛娃的要求，米尔纳引进了5万名中国“苦力”到金矿工作，这暴露了“帝国计划”的内部矛盾，引发了南非和英国对“中国奴隶制”的抗议风暴。事实上，这个问题使得自由党在1906年的选举中成功击败了统一党，它确保了米尔纳的灭亡。[19]米尔纳的继任者塞尔伯恩勋爵承认，斯马茨领导下的联邦是唯一可行的前进道路，尤其是作为一种尽量减少伦敦自由主义干预的方式。现代南非是被锻造出来的，但并不是米尔纳想象中的新加拿大或新澳大利亚。

在大多数历史中，成功往往被夸大，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而在网络的历史上，情况往往相反。成功的网络能够逃避公众的关注；不成功的网络反而因为它们的恶名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也导致失败网络的故事常常被放大。18世纪末德国的光明会就是如此，米尔纳的幼儿园、圆桌会议也是如此。法国激进政治家约瑟夫·卡约指责米尔纳的阴谋是“试图恢复他们所属种姓的摇摇欲坠的权力，加强大不列颠在世界上的至高无上地位”。加拿大前总理威尔弗雷德·劳里埃也抱怨说，加拿大正由一个坐落在伦敦的军政府统治，这个军政府被称为“圆桌会议”。甚至“人民总理”劳埃德·乔治也谈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正在以它自己的方式成为也许是国内最强大的组合”。[20]但这些都不是圆桌会议，或者说幼儿园网络权力的证据，结果可能恰恰相反。甚至普通帝国主义者或花园帝国主义者也对米尔纳有所怀疑。保守的《国家评论》会谴责一个“鼓励大英帝国所有离心力的集团”。而同样是右翼的《晨报》对所谓的“理想主义者方阵或宫廷卫队”并不友好，因为他们相信某种扭曲的精神，在每个问题上都采取损害英国利益的路线。自由党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半开玩笑地将其比作一种宗教信仰。实际上，奎格利和他在美国的接班人在这方面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将米尔纳和他的组织的崇高野心当成了现实，并认真对待他们的批评者的所有谴责，却忽略了这些批评所针对的只是米尔纳几乎彻底失败的结果。

[1] Oxford and Asquith, Memories and Reflections, 213f.

[2] Quigley,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 3.

[3] 罗兹告诉罗斯柴尔德，他的遗产应该被用来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大英帝国利益的精英社会。罗兹潦草地写道：“在考虑问题时，有人建议，如果可以的话，接受耶稣会宪法，并将罗马天主教嵌入大英帝国。”此举最终带来了如今牛津的罗德奖学金。

[4] Ferguson, World’s Banker, ch. 27.

[5] Quigley,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 ch. 4.

[6] May, ‘Milner’s Kindergarten’.

[7] May, ‘Milner’s Kindergarten’.

[8] Nimocks, Milner’s Young Men, 44.

[9] Nimocks, Milner’s Young Men, 18.

[10] Nimocks, Milner’s Young Men, 19.

[11] Nimocks, Milner’s Young Men, 20.

[12] Magubane, Making of a Racist State, 300f.

[13] Louw, Rise, Fall, and Legacy of Apartheid, 15.

[14] Quigley,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 ch. 4.

[15] Louw, Rise, Fall, and Legacy of Apartheid, 10.

[16] Darwin, Empire Project, 217-54.

[17] Marks and Trapido, ‘Lord Milner and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73.

[18] Marks and Trapido, ‘Lord Milner and the South African State’, 69-71.

[19] Louw, Rise, Fall, and Legacy of Apartheid, 12.

[20] Nimocks, Milner’s Young Men, viii-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