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上的反事实假设

不过，在接受以上这个宿命论的结论前，我们需要考察某些关键点。不时有人提出，在这些关键点上，如果采取不同的政策，英帝国就可以保全殖民地（尽管这个“帝国”也许需要重新定义）。其中有一套可能的政策关注的是十三个殖民地的战略设定。考虑到18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许多居民要求恢复到1763年《巴黎和约》前的状况，首个转折关键点就出现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时期是决定性的，废止了习惯法下的关系，重新确立了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并使之对殖民地拥有了含征税权的新的权力。由于英国在北美打败了法国，获得了更多的责任与机会，许多学者尤其是美洲的学者都曾对帝国产生过一种新的态度。

即使如此，对当时的人来说，英国在七年战争后期的军事成功和前期的一系列失败（包括米诺卡岛上的失利）一样，都不是必然的。沃尔夫在魁北克的军事胜利只是典型的偶然性事件，人们并不能据此预测英国一旦拿下加拿大，就能一直拥有它。此前的一次战争中，一支殖民远征军曾经占领了法国在加拿大的路易斯堡要塞，1748年战争结束时又物归原主。1759~1761年曾爆发过一场争论，其焦点在于：如果不能鱼和熊掌兼得，那么应该和平保留的是加拿大还是法属西印度群岛中更有价值的一些征服地区？最终的选择是加拿大，但选择后者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当时几乎没有政治家会高瞻远瞩地设想帝国可以在北美拥有广袤的土地，或是看到北美潜在的商机。甚至连反对巴黎和约、支持保留瓜德罗普岛的威廉·皮特也认为，“目前北美被征服地区的贸易水平相当低下，前景渺茫，不容乐观”。

英国有可能不会获得加拿大，而就算拿到了手，也不一定保得住。的确，在关于加拿大去留的争论中，威廉·伯克作出了一个很有名的预测，即消除法国的威胁，同时也会消除让其他殖民地臣服于英国的诱因，因此应该保留瓜德罗普岛，把加拿大还给法国。此时，人们已经开始考虑殖民地争取独立的前景：“阁下，如果我们殖民地的人民发现加拿大并非是种阻碍，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向内陆扩张……急切地去攫取广阔的土地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在冒险，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个让我们时刻保持敬畏的邻居并不是最糟糕的邻居。”但这种观点并不客观，因为在1759年英国征服瓜德罗普岛后，威廉·伯克成为了该岛的事务大臣和户籍官，1763年瓜德罗普岛（而非加拿大）被和平归还时他又丢了官职。在大多数观察者看来，未来英国虽然有可能失去北美大陆殖民地，但其可能性明显是很小的。尽管北美已经开始出现独立的征兆，但对英国政治家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保护所有英属殖民地不受法国人的威胁。保留加拿大是为了确保英国在北美大陆南部殖民地的安全。这一点为美国的独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直到现在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反事实的推论。

176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回应威廉·伯克的宣传册时满怀激情地认为，加拿大应该被和平保留，这样不会对英国控制北美其他殖民地过程威胁。富兰克林匿名以英国人的口吻写道：“我们手中的加拿大会确保生活于密西西比河彼岸大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安全，他们也许几个世纪来都会以农业为生，我们因此也完全不用再担心美洲的制造业。”美洲也的确因依赖于英国的制造业受到了束缚。富兰克林预测北美人口会快速增加——

很可能在一个世纪以后，就让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臣民们远远多于现在，但我丝毫不会担心他们会变得对我们毫无用处或构成某种威胁。在我看来，这种害怕仅仅是凭空想象，毫无根据可言。

甚至北美已有的十四个殖民地政府都认为联合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殖民地不仅在不同的总督管辖之下，而且有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法律、不同的利益。其中一些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他们深深嫉恨彼此，以致无论各殖民地多么需要为共同御敌、保全自我而联合，无论各殖民地多么清楚这种必要性，他们仍然无法有效地团结，哪怕连要求母国替他们建立这个联合体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

如果殖民地无法联合起来抵御“总是搅扰生活、烧毁村庄、杀害村民”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我们难道不能合理地假设他们不会联合起来反抗自己的国家吗？他们受到这个国家的保护和激励，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血缘、利益和情感的纽带。人们都知道他们对彼此的爱远不如对这个国家的爱”。富兰克林预测，“这样的联合是不可能的”（尽管他又立刻加了一句“除非遇到了最令人痛苦的暴政和压迫”）。

七年战争的第二个后果来自战争结束的方式——经调整后的英国内阁决定停战，却被普鲁士腓特烈二世认为是对自己的抛弃。这是个十分关键的决定，它导致1776年战争爆发后，英国没有来自欧洲大陆的盟国。如果没有受到干扰，英国或许还有可能控制或镇压北美殖民地的叛乱。但18世纪80年代它又被拖入了一场更大的战争，同时要面对法国、西班牙的波旁政权与武装中立国同盟。曾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大陆盟军对于英国维持海上霸权是至关重要的，约克镇的“羞辱性时刻[1]既不是因为行政当局的软弱，也不是因为陆海军的无能，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上的孤立”。1763~1776年，如果英国拥有来自欧洲大陆的盟军，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但此时的欧洲大陆由于并不存在法国扩张的威胁，各主要国家都不会有兴趣参与英国在北美大陆的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过度地消耗了军事资源。但并没有太多人预见到这一点，就像没有太多人预见到和平保留加拿大的结果一样。

对大西洋两岸关系前景的战略性思考通常都集中于另一个主题。一些评论家推测，英国和北美之间人口平衡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帝国内部关系的重新定义。1776年，亲美派如理查德·普莱斯等人可以用这种观点来论证美国独立的必然性：

他们的人口现在已几近我们人口的一半。从最初那一小群居民到现在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他们很有可能继续增长；五六十年后，他们将是我们人数的两倍……形成一个由不同州组成的庞大帝国。在所有能赐予人类荣耀与幸福的艺术与事业上，他们都与我们不相上下甚至超越我们。到那时，他们还会容忍我们像现在这样凌驾于其上吗？

然而，即使持有这种（可以回溯至几十年前的）想法的人，也没有料到18世纪70年代发生的巨大灾难。就连普莱斯本人也是如此，他在致信富兰克林讨论1769年殖民地人口统计数据时，也没有预想到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普莱斯改写了那封信，准备作为论文提交给皇家学会，他在文中加了一句关于殖民者的话：“此前他们还是我们不断增多的朋友，但现在由于不公正、致命的政策，他们更有可能反过来变成不断增多的敌人。”但此时普莱斯所谴责的仍然是英国的殖民政策，而不是人口统计学的无情逻辑。

普莱斯在革命爆发前的信件里完全没有表现出对这件大事的预料和猜想，显然说明他和与他同时代的几乎所有人一样，对此持视而不见的态度。18世纪60年代发生的立宪冲突毕竟是通过协商解决的；18世纪70年代中期革命的爆发，甚至让那些后来冲到独立战争前线的殖民者也为之震惊。不赞成英国国教的新教徒普莱斯对北美殖民地事务的兴趣，最早是源于他看到殖民者们起而反抗那些“真理与自由的敌人”——主教。这无疑是与他的立场相似的：“一旦他们在那里的反抗站住了脚，又有此处朋友的保护和帮助，他们就极有可能获得一种超出教会的力量，与其他宗派产生抵触，不再与他们享有平等和共同的自由。”可见，普莱斯关注北美事务是出于英国人传统的异端恐慌，而不是即将到来的美国独立或它的宪法声明。

当然，我们也可以事后诸葛地给出不同的观点：1773年，马萨诸塞州代理总督托马斯·哈钦森认为，保留加拿大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陷入了与议会的争论之中。他认为，如果没有犯这个错误，“就不会出现任何对母国的反对，而且我认为此错误（即英国获得加拿大）的后果比起法国人或印第安人带给我们的害怕更加糟糕”。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获得加拿大被看成了美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只是个必要非充分原因：它设定了反抗可能会发生的背景，但这并不能导致反抗必然发生。加拿大内部也有同样的原因（消除邻国威胁），但在18世纪70年代起来反抗并要求与宗主国断绝政治上的联系的殖民地并不是加拿大。

[1] 指1781年华盛顿在约克镇接受英军投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