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收银机

对战争期间媒介所起到作用的最为引人注目、正中肯綮的观点之一，是由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在其个人杂志《火炬》和他的战争叙事戏剧《人类的最后时光》中提出的。

在有意识的愤世嫉俗和无意识的冷眼讽刺的混合情感下，克劳斯曾一度为此感到着迷和震撼，战争在那些记者的笔下最终成为一件“圆满的事情”。在《人类的最后时光》的开头，他描写了通讯员是如何让那些排外的醉汉摇身一变成为爱国人士的，以及一位编辑是如何在弗朗西斯·斐迪南的葬礼上点燃了一些原本不该有的“情绪”的。摄影师们相互谈起拍摄死尸的经历——“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以及处决的场景——“您不在场实在是太遗憾了”。当17名奥地利士兵被榴弹弹片击中时，正好有记者亲历了这一现场，而这却成了“战争开始以来媒体收到的最棒的致意”。当一位受伤的士兵向记者进行乞讨时，后者生气地反驳说：“拜托，你还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上周日的报纸上，我的报道被审查删减了8行字。”电影院里，关于路西塔尼亚号沉没的新闻影片因为一项公告而炙手可热——“该片播放过程中允许吸烟”。对电影来说，索姆河战役本身成了“战争中最伟大的事件”。

《人类的最后时光》所描写的那些卑鄙的记者中，爱丽丝·沙勒克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受苦士兵的遭遇对这位战地女记者来说仅仅是为其作品“锦上添花”的素材而已。对她来说，战争与她在和平年代所观看的戏剧毫无区别：前线的那些人“演技一流”，被邀请来接受采访的军官也成为舞台上的明星（“您感觉如何？”是她最常发问的一句话）。当她亲自扛起枪体验站岗时，她觉得敌人开枪还击（她被警告过可能会出现类似不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整个剧本中，克劳斯还展示了记者们是如何用语言扭曲战争事实的：“成千上万”的“人民大众”实为一群笨蛋对外国人进行恫吓；“维也纳颇具英雄气概地做出了命运的决定……既不自负，也不示弱”，实为更多的笨蛋恫吓外国人；“我军光荣的首领正在做一项重要指示”，实为一个年老体弱的将军咕哝着让人费解的胡言乱语；“自由的士兵”实为那些被强制去作战的人。但是这种语言的确产生了巨大影响：军事当局也开始运用这样的话语风格，除此之外，正如我们所见，还有那些孩子们。一个小女孩拒绝和她的朋友一起玩，因为体育代表着英国和轻浮，德国人只工作而不进行体育活动。她的母亲却喜出望外，建议将她的“金玉良言”寄给《柏林晚报》。

这些并不是战争唯一的结果。相反，克劳斯认为，正是大众媒体创造力的缺乏，才造就了这样的战争结果：

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报社记者为我们呈现了如此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内容，以至于我们因此正进行一场自我毁灭之战。这些机构泛滥的权力剥夺了我们的处事能力以及思考能力，因此它们能够向我们灌输面对死亡的勇气，好让我们有胆量冲锋陷阵……对生命的毁谤行为被虚伪的语言粉饰了。

因此，战争的关键在于“媒体引起的人类心灵的自我摧残”。他的论文《在这些伟大的时刻》的中心思想便是，“行动不仅能够催生报道，报道同样能影响行动”，因此，“如果报纸试图掩盖罪行，那么结果定会以罪行告终”。在《人类的最后时光》中，克劳斯同样强调了这一点：“报纸让整个世界硝烟弥漫。报纸充当着战争催化剂的角色……如果没有这些媒体，是否还会有战争？战争是否还会继续？”

然而那些媒体仍旧我行我素，正如一位记者所说，“我们必须以战争和新闻来吊起公众的胃口，每个人都不可能离开别人而活。”人们为“奥地利、德国和新自由媒体”而振臂高呼。“这些是我们的人吗？”在靠近前线的地方，一位记者问另一位记者。“你是指那些媒体大军吗？”另一位反问。克劳斯的一位密友“牢骚者”认为，战争带来的“国际化”，仅仅是白纸黑字的“国际化”。

站在一位现代读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论调必然会引起共鸣——之后的一些评论员，如沃尔特·本杰明、马歇尔·麦克卢汉以及让·鲍德里亚等人都证明了这一点。至少，这种观点让人们看清了大众媒体的权力以及报刊对战争的亢奋态度都不是朝夕间形成的。但克劳斯是正确的吗？他的言外之意是，战争带动了报纸的销量，让其赚得钵满盆满；的确，他将《新自由媒体》的老板莫里茨·本尼迪克特谴责为“坐在世界历史的收银机前的人”。尽管关于战争宣传的著作如过江之鲫，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试图从发行量和盈利额的角度来评价战争对于欧洲媒体的影响。

表8–1 英国几家报刊的发行量，1914~1918年（单位以千计）

资料来源：McEwen，“National Press”，pp.468~483.

乍看之下，克劳斯是正确的，许多铁证表明，战争的确促进了报纸的销量。《每日邮报》的销量从战前的94.6万份飙升至1914年8月初的150万份，直到1916年6月，它都一直保持着140万份的优秀销售业绩。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其销量仍处在战前销售水平之上（见图8–1）。

1914年8月3日，某一家晚报的销量增长了144%，但这一业绩记录在12月16日德国海军突袭东部沿海地区的爆料之后被打破了。《泰晤士报》的业绩在8月4日上升到27.8万份，并于下月增至31.8万。《新闻晚报》同样在1914年下半年赢得了近90万读者。战争期间，《每日快报》的销量几乎翻了一番；霍雷肖·博顿利的《英国人》在1918年年底的销售达到了200万份，这一数字仅次于《星期日画报》和《世界新闻》。

在法国，《早报》也有类似经历。在德国，《柏林日报》的发行量从1913年的22万份增长到1918年的30万份。1913~1918年，德国报纸总发行量增长了近70%。表8–2中7家媒体的数据显示了战争期间读者总人数的大幅度增长情况。

就连中立国家的媒体也从中受益，战争期间，《苏黎世报》的发行量翻了一番，《纽约时报》的销量与参战之前相比增加了48%。毫无疑问，诺思克利夫关于战争催化报业发展的预言成为了现实，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电影行业。战前，德国只有一部新闻影片；截至1914年9月，这个数字攀升到了7部。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国内的电影院数量上升了27%，电影公司也从25家上升到130家。

图8–1 《每日邮报》销量趋势，1914~1918年

资料来源：Grünbeck,Presse,vol.I,p.150.

表8–2 德国几家报刊的发行量，1913~1918年（单位以千计）

资料来源：Heenemann,“Auflagenhöhe,pp.70~86.

然而，克劳斯的观点与事实仍有出入。英国的媒介数据显示，并不是所有的发行量带来的收益都是固定持久的。总的来说，《泰晤士报》在战争期间的读者数是下降的，其他报纸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局面，有些索性停滞不前，例如《电报》。有些报纸在战争还没开始时就已经增加发行量了；而有些报刊的销量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上升，甚至有大量报刊（特别是社会主义报纸）丧失了读者群。此外，阻止高发行量转变为高利润额的原因中也存在一些经济因素的影响。与其他和军工生产毫无关系的服务行业一样，媒体也缺少人才，广告收入也随之一落千丈。纸张短缺和战争引起的物价飞涨同样对其造成了致命的创伤。在英国，从1918年开始，纸品实行定量供给，分配数量较之前下降了50%，但在这之前，各家报刊已经由于广告收益的缩水而不得不减少版面。在法国，从1914年8月起，日报的版面减少到2页，但在一周指定的几天，这一上限也曾经增加到6页；到了1917年，由于资源的紧张而不得不缩小纸张尺寸，定为一周5天出报，每份限定4页。在德国，早在1916年4月，新闻用纸就已经开始实行定量供给了。版面的页数也因此有所下降，到1916年，柏林几家主要报纸的尺寸较战前都缩水了一半。各地的报纸印刷费用都在攀升，法国是原来的5倍多，甚至美国也增长了75%。油墨和其他材料的价格也急剧上涨：在德国，这些物资的价格增长了3倍。然而虽然报纸在尺寸上缩水了，但标价却很难提升到用纸和油墨的成本价，因为害怕丧失读者群。《泰晤士报》的价格从1914年3月的每份1便士涨到1916年11月的每份1.5便士；1917年3月，报纸价格为每份2便士，而到了1918年3月，价格升到了每份3便士。诺思克利夫同样被迫将《每日邮报》的价格翻了一番。随之而来的却是发行量的降低，这种现象在欧洲很常见。英国的大多数报纸都在战争期间涨了一倍的价格，法国的所有报刊在1917年9月被勒令涨价，截至1918年，88%的德国报纸是战前价格的两倍，中立国瑞士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诚然，就连那些读者群基础相当稳固的报刊也在经受着财政困境。1914~1915年，《早报》的销售额锐减，并于1918年重新回到战前水平；当人们采取措施应对通货膨胀时，想要东山再起的梦想已经十分虚无缥缈了。

由于这些经济问题，导致多数参战国的多家报刊元气大伤。有些报刊很快就倒闭了，比如法国的《黎明报》、《管理报》和《巴黎报》，这些都是消失于1914年的明星报纸。德国约300家报纸在战争的头一年停止生产；截至1918年，3000家报纸经历了至少停产一次的遭遇。德国的报社总数从1914年的4221家跌至战时的3719家，下降了12%。

不难想到，最大的受害者应当是小规模的报社。此外，有些报社即使已经渡过难关，却同样免不了成为更大的报刊出版者运用他们的战时资本进行扩张的牺牲品，进而丧失了自身的商业独立性。最显著的例子是克虏伯帝国的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他接手了奥古斯特·舍尔的报业集团，包括《柏林地方报》及《日子报》。据一项调查显示，所谓的“母媒体”需要对旗下的905家报社负责。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项收缩合并中，不乏政府方面因素的影响。1914~1917年，当德国国内支持自由党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中央党的报社比例从28.2%升至32.4%时，保守党报社的比例也相应地从22.6降到了16.8%。胡根贝格集团只是三家大型报业集团之一，另外两家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党：这两家集团由鲁道夫·莫斯（拥有《柏林日报》、《柏林晨报》）和利奥波德·乌尔施泰因（拥有《柏林报》、《柏林晚邮》、《柏林晨邮》）的掌控。真正从战争中获利的是大的媒体集团，而并非整体的报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