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日本金融

尽管西格蒙德·沃伯格也有失误，但他是全球化的预言家。早在1969年他就认为：“今天的工业制度要求五大洲的人口进行交流，其目标是商品和服务在没有人为障碍下自由流动。简而言之，现代工业制度是一种全能、深层、包罗万象的力量，其基本特征就是普遍主义……”但现实中，让他的公司参与日后被称为“新兴市场”地区的投资，沃伯格总是非常谨慎。他带着不变的怀疑看待拉丁美洲，这种怀疑出于反复发生的违约和贬值。1972年，他对“齐奥塞斯库总统明确想通过我们这个中介与西方工业建立联系”的反应持怀疑的态度。甚至到1974年，东欧国家还争相在西方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但沃伯格仍保持审慎的态度，他（理所当然地）害怕借款国也许在它们的债务上违约。沃伯格不像其他银行家，他从未无视“苏联阵营中的明显差异，即一方面是过度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是整个集团中在经济上令人担忧的弱点”。正如沃伯格后来所说，他的公司“除了在英国以外，更不断努力专注于欧洲大陆和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公司不希望变得僵硬，我们试图不参与当地的金融工具”。换言之，全球化基本上意味着英国、西欧、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体化。这项规则唯一的例外是日本，而日本也许是沃伯格晚年最令他开心的“爱慕”对象。

事实上，沃伯格参与日本金融已有很长的传统，那可以追溯至M·M·沃伯格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的时代，这两家公司大约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为日本在境外发行债券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传统在1962年10月得到了恢复，当时，沃伯格偕妻子加入施罗德公司的亚历山大·胡德爵士，以及埃德蒙·冯·罗斯柴尔德，连同其他银行的代表[1]，作为伦敦金融城代表团的一部分，应野村证券董事长奥村纲雄的邀请访问日本。重要的是，约翰·希夫代表鼎盛时期的华尔街在两年前就访问了日本。正像沃伯格所说，英国人此行的目的是“了解……日美金融关系不至于完全遮盖英国与日本之间可能做成的事情”，虽然英国资本出口的限制显然制约了沃伯格及其同事向他们的接待方所能提供的服务。访问期间，沃伯格拜会了6位不同的日本内阁成员，他对首相池田勇人，以及未来的国际贸易和工业大臣、后来的首相宫泽喜一给予了最热情的评价（前者“明显主张全面的‘国家干预’”，后者不但是一流的经济学家，而且还是极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这种称赞的确来自沃伯格）。但沃伯格在日本结下的唯一真正的友谊是和剑桥毕业的白洲次郎，后者是吉田茂首相的幕僚，也是战后美国占领时期日本在《宪法》问题上的主要谈判专家。在白洲的点拨下，沃伯格很快掌握了日本经济运转的独特方式，也就是日本银行扮演“政府经济规划政策的中央执行单位”，而各商业银行“差不多像各个部门或各个分支机构”。商业银行家们给沃伯格的印象是“他们极为热衷于获取外国贷款，很少有例外，而且他们过于乐观，脑子里想的是日本经济活动无限制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同样的，大多数证券经纪人似乎“对他们谈论投资的方式不负责任，他们只想着拿到买入指令，并且……只受到日常参与市场的影响”。

另一方面，普通日本工人的勤劳与节俭势必对沃伯格有吸引力。他们辛苦地工作，他们守时，他们节约，而且“在吃喝上极度自律，对于住房条件和居住在一起的方式，他们非常谦逊”。他们的卫生标准高于欧洲。可以肯定的是，接待方不情愿吐露心声，沃伯格对此不适应，他注意到日本缺少“一种欧洲或美国意义上的民主氛围”。日本经济规划体系意味着过多的权力“集中在由官僚组成的巨大金字塔微小的顶部”。严格的《劳动法》也使工业企业裁员很难。但比起“巨大的工业机会”，这些只能算很小的顾虑，日本“处在一个极好的时机，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最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每个阶层普遍具有的高标准教育；通过年轻人和成年人对改善自身知识与技能展现出的令人称奇的兴趣”。日本人的许多特点当然与他们战时的盟友德国人相近，但沃伯格情不自禁地注意到，日本人具有“一种品质，并且已经到达惊人的程度，德国人很少有这种品质，那就是谦虚”。沃伯格返回后，真正有和日本做生意的欲望，尤其是与东京银行、日本工业银行、野村证券及大和证券合作。他告诉自己的小叔弗里茨，东京就像是“20年代的柏林与今天的底特律的混搭”。

之后的几年，沃伯格培养了他在日本的新关系网，他宴请来伦敦访问的奥村，并雇用了白洲的儿子。作为回报，白洲以“沃伯格系在东京的某种非正式顾问”的角色，宴请从格雷沙姆街30号到访的客人们——由伊恩·弗雷泽和彼得·斯皮拉率队——并确保他们与恰当的日本企业会面。首单重大的日本交易发生在1963年，那是向东京市政府提供贷款。一年后，沃伯格系与野村证券合作，为纺织企业东洋丽阳（后来的东丽）安排可转换美元贷款。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复杂，因为沃伯格系要与华尔街公司——先是狄龙里德，后是库恩–洛布——在日本展开阵地战，这些华尔街公司视自己在某类日本业务上有优先权。但美国政府越发努力限制美国的海外投资，这给沃伯格一个推介欧洲债券市场优势的机会，该市场可作为日本未来的一个融资来源。（斯皮拉指出）唯一的掣肘是公司有太少的高级经理关注日本市场，然而在日本，“成熟是特别重要的”。相反，沃伯格本人强烈地认为“一年2~3次的访问刚刚好”。他似乎担心，情况熟了可能会导致轻视。白洲表示同意，他告诉克里斯托弗·珀维斯：

关于他与西格蒙德之间的关系，最令人好奇的是，从他们1962年见面到西格蒙德于1982年去世这20年间，他们极少有书信往来，而且无论在东京还是在伦敦，他们会晤的时间合计只有几个小时，但次郎……却把西格蒙德视为自己的挚友之一。

也许不可避免的是，沃伯格本人到1970年对亚洲这片神奇的土地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降温。事实上，他听起来几乎对日本经济非凡的力量感到害怕。他告诉乔舒亚·舍曼：“我的预测是，从现在起20年后，一旦日本人从美国人那里汲取了任何可从他们那里获得的优势，我们的地球将可能被中国和日本的联盟所主导。”日本的崛起是西方困境的对立面。日本与中国将“在21世纪末联合起来”，这似乎不可避免。沃伯格沉思道：“我只希望，等到它们主宰世界时，它们能比现在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文明。”沃伯格拒绝了白洲让他在东京市中心投资一处办公楼的建议，部分是出于上述这些原因，部分是出于他习惯性地厌恶风险。对于他的公司来说幸运的是，他年轻的同事不受这些不祥预感的束缚。尤其是马丁·戈登和安德鲁·史密斯，他们在开发和拓展S·G·华宝公司与日本企业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还包括马丁·爱德逊，他负责管理沃伯格系在东京的常设办公室，该办公室建于20世纪70年代。到这时，东京银行已把S·G·华宝公司视为其在欧洲的主要合作伙伴。事实上，在整个日本，沃伯格系的名字现在的排名要好于一些在日本扎根更久的英国投行的名字。

马丁·戈登回忆说，某些日本的道德观念符合格雷沙姆街做事的方式：

其他公司有时抱怨日本财务省干涉得过多，但对于我们来说，与财务省合作是第二天性。确保我们在日本开展的任何业务遵从社会精神，不只是遵从法律条文和普遍的指导原则，这也成为第二天性。我们（书面的）内部通函，相比日本最高的标准，不能不为我们在日本赢得尊重。除了上述这些以外，西格蒙德相信良好的举止和礼仪，以及最为得体的亲自沟通。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良好举止是一种艺术，甚至是一场游戏——但却是一场认真的游戏——西格蒙德以身作则在日本同行界赢得极大的赞赏。因此，我们这些参与日本业务的同事，把它认为是一种嗜好而不是负担。与日本人互动总是令人愉悦，不过，我们需要极度小心，绝不在日本人眼里看上去愚钝、粗俗或无礼。事实上，我们从在日本做生意学到的东西可以被有效地运用在所有其他的社会中。

当日本政府在1978年授予沃伯格瑞宝大勋章[2]时——他亲自去东京接受这项荣誉——这使双方15年的持续交往达到了完美。除了有慷慨的款待外[3]，不用说还有众多可以安排的新交易机会，这是沃伯格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日本。与1962年他的担心相反，这次访问使他再次确信，日本人还没有被“欧美社会的工业制度，以及欧美社会过度强调自我放纵的消费者经济所吓倒、所影响”：“相反，我觉得现在观察到的非常有趣，近年来，在许多日本团体中，除了广泛的经济成就以外，老式、简单和有尊严的传统也出现复兴，这些传统不仅形成于表面，而且承诺演变出一个基于更高精神标准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些日本人是像他一样的苦行者。

沃伯格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使他容易相信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那就是“增长有其限”，这些真实的限制最终将不可逾越（1972年，智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报告，题目就叫“增长有其限”）。1972年4月，沃伯格写道：“经济和技术增长不能是无穷动的。”相信它们会永远增长下去，就会掉进“增加精神病”的陷阱。对于沃伯格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事实上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首先，它将在整个西方世界经济体中产生诸多令人不安的变化，包括破产狂潮或类似的金融困境，但它也将导致早应发生的整肃，经过在许多错误方向上的过度扩张后，人们会有更清醒的态度，以具有建设性的行动发展并表达自己。这将是一个缓慢的演化，但我认为，近年来使我们遭殃的不利环境过去后，更加健全的境况也许即将到来。

“我们西方世界对增长的情结”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经济领域——相对于解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以及所有自然科学的法则——树木是可以长到天上去的”。在沃伯格看来，这种情结是“货币领域飞速增长的通胀，以及我们道德、智力和审美标准下降所造成的”。

但沃伯格也明白，较低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的失业相连。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比平时更异端。对他来说，“财政措施也好，货币措施也罢，以至于任何其他经济措施，都不能满意地解决通胀和失业这对孪生问题”。问题就在于“人力劳动过时了”：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在当今工业发展阶段，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里，我们面临一种两难，即，我们越改进工业机械化水平，创造出的失业人数就越多。用通胀打击失业，只会有短期的效果，接下来是期限更久、规模加剧的危机。不断增加使用工业技术，节省了劳动力，失业因此也上升，这几乎是一项朝着更多工业化失业的自动进程……

这是有问题的，不是因为其中的困难，由于福利国家的兴起，这些困难已被大大降低。而是因为“领取失业救济在社会上通常被视为是一种耻辱，从人类尊严的角度，正像许多被认为低下的职能——与家政或与公共清洁有关的体力劳动，它们只是众多所谓‘丢脸职业’中的两个例子——同样被社会歧视所困扰”。唯一的答案是让西方社会：

找到一个新方向和一种新的劳动分工，那些被人看不起的工作，必须由征募的劳工完成。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做这样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许多工种将不得不被分派，比如一周3天，或者一年5个月。另外，社会将不得不创造或延伸出众多额外的边缘职业，比如园艺，或利用闲暇时间，或陪护老人和病人这样的工作。类似的边缘职业也许不带报酬，或者只有相对很少的奖励。

1977年沃伯格回忆说：“也许在某一天，我们将效仿古埃及人，他们通过修建金字塔，让人有事做。这无论如何比疯狂的武器扩充更健康、破坏性更少。”毫无疑问，金字塔比更多的核弹头要好。不过，这句话带讽刺意味的是，到这时沃伯格自己陷入了建造一座金融金字塔的任务里去。这项任务费力而且最终极度令人沮丧，S·G·华宝公司原本可以站在这座金字塔的塔尖上。

[1]其他代表来自巴林兄弟、M·塞缪尔公司、威斯敏斯特银行、汇丰银行、帕默瑞戈登公司，以及苏格兰联合投资人。代表团出访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准许。

[2]这一嘉奖在地位上低于旭日章，并经常向与日本友好的外国人授予。然而，沃伯格获得的是一等勋章，这可是官方尊重的标志，因为该奖章共有8等。另一位获奖者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3]在一次宴请上，出席的有日本银行行长、日本所有主要银行与证券公司的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