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镑的建议

沃伯格认为，在经济方面支撑威尔逊地位的关键因素很简单：即，必须不惜代价避免英镑再次贬值。1964年11月21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沃伯格和杰克·汉姆布鲁斯共同署名的信，信中说，“英镑贬值措施意味着将会伤害到那些对英镑有信心的人，将使整个国家士气低落，意味着针对我们的贸易条款将会发生永久、剧烈的变化；最后，最多将会给我们的竞争力带来暂时的刺激”。毫无疑问，在威尔逊当选首相前，沃伯格已经向他表达过这种观点。因此，工党上台的第一天，威尔逊作为首相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在与财政大臣詹姆士·卡拉汉、经济事务大臣乔治·布朗开会时排除英镑贬值的可能——这一决定直到1966年才在内阁进行讨论，并且一直被“左派”视为是一个致命的失误。1964年11月30日，沃伯格首次与新首相会面，商讨金融事务，类似的会谈日后还有多次。威尔逊承认，“他对过去几周资本从伦敦流出大惑不解”。沃伯格回应，在预算公布前实行新的公司税导致热钱撤离。他列出一系列他认为能够有效抵御英镑贬值的必要措施：比如，“大幅削减国防开支”，威尔逊一贯推行这一政策；出口退税；成立“海外控股及开发公司……通过该公司，英国政府可摆脱向欠发达国家提供外汇融资的负担”，这可是沃伯格津津乐道的话题。保守党执政时，这一想法因受到行政部门的怀疑而被搁浅。不可避免的是，现在，同样的官员们提出同样的反对（英国政府用富有价值的资产作抵押，以吸引外资进入高风险项目，但这些项目有可能失败），虽然官员们似乎较晚意识到该方案真正的意图是巩固英国的国际储备，而不是投资于英联邦国家。威尔逊曾是公务员出身，他深谙“白厅”的运作方式。他在另一份持负面态度的财政部备忘录上批注道：“我不会低估西格蒙德·沃伯格建议的可行性。筹集国际贷款，他没有失手过。”

沃伯格完全料到英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疲软”。然而，“从经济角度看，英镑贬值应该被避免”。1965年5月，沃伯格会见首相时又回到这一主题，他提出“在联邦储备局与英格兰银行之间，应建立一种先发制人的进攻或防守型的联盟”，这是威尔逊采纳的另一个建议。似乎还有许多其他会谈讨论了贬值这个主题。有一次，亨利·格伦菲尔德被从金融城叫到威斯敏斯特，去支援沃伯格的论证。格伦菲尔德对政治人物“完全搞不清状况”感到失望，政治人物给他的印象是“半吊子，他们全被与事实毫不相干的事情吓得够呛，全是因为政治”。

一段时间以来，致信《泰晤士报》成为沃伯格倾向的大众传播渠道。1965年11月，他和汉姆布鲁斯又写了一篇文章，补充了一条建议，他们建议取消英国公司在海外借款的限制。不过，这显示出沃伯格对威尔逊政府日益增加的信奉。1966年10月，沃伯格撰文，并发表了一篇通栏文章，题目叫“英镑的个案”，文章旨在反击他所说的在英国“盛行的不确定氛围和货币疑病症”。沃伯格仔细评估了相关统计，又回归到他早前的主张，他认为英国海外防御的开销与英国赚取外汇的能力不成比例。他痛斥前殖民地在独立前积累了大量英镑余额，英国持续受其所累。但他保持乐观。因为，英国的外部资产仍高于其外部负债。无论如何，贬值带来的好处，远远被较高的进口价格、其他国家竞争性的贬值以及政府丧失信誉所超过。就沃伯格所见，英国官员和政治人物自从战争以来，一直被他所说的“英镑情结”所困扰，“这的确是一种情结——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从这个词的心理分析意义上来说，即，它既包含自大，又带有自卑”。如果有人能使威尔逊坚持实行不贬值的政策，那个人就是西格蒙德·沃伯格，因为到1966年年底，乔治·布朗和卡拉汉依旧都不相信这一政策。

贬值不是沃伯格与威尔逊讨论的唯一话题。这位银行家敦促政治人物减少进口关税；引入增值税，以降低直接税赋；通过将英国的黄金储备兑换成美国货币，以对抗法国向美元施压。为维持较低的长期利率，他提议免收英国国债（金边证券或“镀金”）的资本利得税。也许进出口担保可以在境外出售，以换取硬通货。沃伯格的另一个提议是，“一家公司应该鼓励在合伙制的基础上，对内投资于有价值的项目，以推动专业知识的发展，等等”。财政部的官员们照例迁怒于此（他们对黄金的偏爱胜过美元，虽然这种偏爱最终证明是完全正当的）。左翼经济学家们也颇有微词，比如牛津大学的托马斯·巴洛格，他是内阁的官方经济顾问。而内阁成员怀疑，沃伯格的总体计划是使美国秘密接管英国经济。巴洛格与他在剑桥大学的同仁（也是匈牙利同胞）尼古拉斯·卡尔多，想的是一套非常不同的政策，包括实行一种选择性的雇用税，偏向制造业，差别对待服务业，并征收15%的进口附加费。沃伯格无力阻止这些措施。然而，这表明威尔逊对沃伯格越来越有信心。1965年11月，南罗得西亚单边宣布独立，沃伯格被任命为罗得西亚储备银行的一名董事，该措施旨在强调英国仍控制该行的海外资产。当其他董事们因为“他们与罗得西亚中央银行的联系会殃及他们的商业利益”而考虑辞职时，沃伯格拒绝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这将使英国政府陷入严重的窘境”。

沃伯格和威尔逊在另一个问题上，观点也一致。这位银行家深知过分的工资要求和罢工对政府造成的威胁，他忠诚地表达了他对政府价格和收入政策的支持。政府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价格和收入局，与雇主和工会达成协议，以减缓通货膨胀——虽然沃伯格也敦促政府引入“积极的激励机制”，以提高生产力和出口。事实上，他甚至主张“对价格、工资和股利进行某种形式的永久控制”，在几乎所有金融城的同僚中，他因这一观点而被划入极左派。不足为奇的是，沃伯格的建议威尔逊听进去了，这也鼓励了其他大臣们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任财政部金融大臣的哈罗德·利弗找过沃伯格，据他后来回忆说，“1968年3月，在财政部曾举行某次子夜会谈”（但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由于威尔逊明显的悲观情绪，利弗和沃伯格在4月再次会面，讨论长期存在的英镑余额的问题。

威尔逊显然满意沃伯格给他的建议。1966年，几乎肯定是在首相的推荐下，沃伯格在女王生日表彰仪式上被授予爵士称谓（连同《金融时报》的编辑戈登·牛顿、作曲家迈克尔·蒂皮特，以及一批工业企业的负责人，包括埃索石油的董事长）。虽然沃伯格“并不热衷于公共头衔和荣誉”，但他没有拒绝这个褒奖，“他的理由是，这将给予其他难民鼓励”，而且他对收到众多的祝贺信感到满足。不管怎样，这是沃伯格的说法。事实上，亨利·格伦菲尔德建议沃伯格不要接受该爵士称谓，“推荐来自首相本人，他领导的政府制定了针对英国收入征收96%的累进税率^[1]”。（因此，格伦菲尔德对威尔逊的看法是，他很“狡猾”。）在查尔斯·夏普看来，接受册封很“矛盾”，他的老板多年以来主张在汉堡恢复沃伯格的名誉，但现在仍愿意成为“西格蒙德爵士”。不过，沃伯格无视这些反对，他只是说：“我们都有个人的虚荣心。”金融城内的其他人觉得，甚至不应该给他这份荣誉。英格兰银行行长克罗默勋爵就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虽然沃伯格“在他自己的领域当然很成功”，但他“没有为金融城的公益事业作出任何值得大众认可的突出贡献”。沃伯格接受封爵后不久就退休了，他有半年的时间搬进罗卡美亚隐蔽的托斯卡纳海岸度假房，这成为进一步不利评价的来源。

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不是一般被认为的退休。沃伯格解释道，他和伊娃愿意从5~10月住在意大利：

但这几个月当中，我还要多次去伦敦和欧洲大陆等多个地方出差，假期经常被打断。不过，我发现这些间断不会影响闲暇时光，反而增加了休息的质量。我们伦敦的一位秘书总会住在附近的旅店——她们也轮流——她帮助我和外界保持联系，维系书信往来，并处理与我生意无关的事宜。

沃伯格非常清楚，这种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不寻常。他说，“我的一些朋友们开玩笑地说，我的假期不是一个真正的假期，因为我总让秘书在附近的旅馆待命，每天早晨向她口授几个小时”——更不用说一天里要给伦敦、纽约和其他地方打很多电话了。1973年，沃伯格夫妇彻底搬到瑞士白朗尼后，这一模式仍在继续（从意大利海岸收发信息不可能，这使沃伯格越发感到灰心）。虽然他也许人不在伦敦，但你能在整年之中不断感到他的存在。从被保留下来的他的私人文件中判断，带他名字的业务备忘录的数量，在他退休后事实上数量还增加了。

现在的困难是，虽然威尔逊会听取沃伯格的建议，但如何最好地抵挡英镑承受的压力，财政部自有想法，而且财政部的官员们全年都在伦敦，首相的匈牙利裔顾问们也在伦敦。对于沃伯格而言，1967年11月，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从2.8美元下跌至2.4美元，导致贬值政策的实行表明了“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傲慢和浅薄”。沃伯格致信保罗·马苏尔说：“贬值的原因，最终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心理的原因，主要产生于某种货币疑病症，它似乎成为当今西方世界蔓延的病症之一。”问题是，英国人“在军事、经济政策的许多方面，没有放弃老牌帝国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包括英镑作为所谓储备货币的角色”。“消除老牌帝国主义地位过时的残余，主要的障碍正是英国财政部和英国外交部”。后来，沃伯格在《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不具名评论：

当人们进入财政部高层的那种环境……他们会被一种奇怪的学术傲慢气氛所传染。他们都变成了某种无上光荣的大学导师，高兴地坐在那里，而不是在真正属于他们的牛津或剑桥。

他们都是完全正派的人，水平一流、能力很强，但当我回顾这些年，我看到的是，他们犯了他们所能犯下的每一个错误。他们很“仔细”，一个错误都没有漏掉。

举例而言，自从战争结束，我们中的某些人一直告诫财政部，维持英镑作为储备货币没有任何意义。但每当你这么跟他们说时，他们都看着你，好像想找个借口把你投进监狱，因为你也许会刺杀女王。

这样的评价也许太苛刻。如果威尔逊最终被迫采取贬值，那也不只是财政部的错误。格伦菲尔德曾抱怨的劳资纠纷以及惩罚性税收，都不能吸引外资进入英国。向服务业征税，像征收进口关税一样失策，后者有悖于英国在关贸总协定项下作出的承诺，更不用说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了。但是，沃伯格对“白厅”官员们的敌意，不是完全没有正当理由，之后的一代人把“白厅”官员们称为“汉弗里爵士们”。同样是那批精英，曾经一度反对凯恩斯及其所有作品。30年后的今天，他们大部分是凯恩斯主义者，并极大地低估了威尔逊实行的政策的风险。

针对公职队伍死气沉沉的“解药”是招收新人进入政府，其理想的对象是来自S·G·华宝公司的新人。这确实发生了。1966年，乔治·布朗招募了罗尼·格里尔森，并让其领导一家新成立的工业重组公司^[2]。该公司预算达1.5亿英镑，用于发起或支持合并，这些合并有可能增加英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3年后，也就是1969年，伊恩·弗雷泽离开沃伯格系，去担任金融城收购与合并委员会的总干事，该委员会根据《垄断与合并法案》组建，以确保即将发生的合并不会限制竞争。沃伯格的公司不仅在货币问题上，而且在像国有煤炭局这样的国有实体融资问题上，也向政府提供建议。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埃里克·罗尔从经济事务部退休后，沃伯格不加犹豫地招募了这位大官，并请他担任执行董事。罗尔的作用是为格雷沙姆街30号和“白厅”之间提供沟通渠道，更不用说和许多外国政府了，罗尔过去和它们都曾打过交道。即使在罗尔被任命为S·G·华宝公司副董事长后，他继续接受官方以及私营企业的聘请。1968年5月，他应财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邀请，加入英格兰银行法庭（实际上欲成为央行董事）。3年后，希思政府任用两名独立委员加入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罗尔是其中之一，该机构由保守党在1962年设立，以显示保守党也相信经济的计划性。

（正如沃伯格预测的那样）1967年英镑贬值，但它远没有解决英国财政问题，贬值只提供了短暂的喘息。虽然政府紧缩财政政策、增加税收、削减防御开支，但没有什么可以恢复英格兰银行早已枯竭的货币储备，没过多久，针对英镑的投机行为又开始了。上一届政府在1961年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20亿英镑的贷款额度。1965年，威尔逊不得不动用这一额度来捍卫英镑。英镑贬值后，他不得不向其他外国货币部门寻求更多的帮助。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坚持严格的通缩政策，包括平衡的预算、限制国内信贷扩张——这些条件迫使卡拉汉辞去财政大臣。那么，有别的办法吗？沃伯格直白地告诉威尔逊“我们应从德国借更多的钱，尤其为国有化的工业借钱。英国财政大臣……表示同意，并说他将考虑能为此做些什么”。沃伯格游说的一个想法是，国营机构，比如英国钢铁、燃气委员会，应通过发行以德国马克计价的欧洲债券，在海外募集资金。事实上，1969年，燃气委员会以此方式募集了约3100万英镑。到1971年10月，英国各公立单位，通过这种贷款共募集了1.22亿美元（合5100万英镑）。但财政部很快指出，问题是这种贷款存在严重的货币风险。如果英镑进一步贬值，或者德国马克单边升值，这些债务的英镑价值将一夜之间增加。这是极有可能的。1967年年中至1968年年中连续4个季度，英国政府不得不花费22亿英镑，捍卫英镑汇率的新低——数额已大大超过英格兰银行的全部储备，也大幅超过欧洲债券市场可募集的规模。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央行，正在阻止英镑的再次贬值。

到20世纪60年代末，英镑依然面临压力，失业和通胀比威尔逊刚入主唐宁街10号时都有显著上升，政府正失去对权力的控制。1969年出版的白皮书《在冲突之地》道出了一切，“活跃、令人兴奋和刺激的变化”，这种使人头脑发昏的愿景，让位于一种醉醒后的现实，即长期的工业动荡。英国经济低迷的深度，远远超过（用威尔逊著名的空话说就是）“你口袋里英镑”兑换率的跌幅，现在这一情况已明显到令人生厌的地步。工党政府上台的目的是要通过一份国家纲要来实现英国经济现代化。它设置了技术部和经济事务部。它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大幅增加了29%。但效果显然很平平。诚然，1960~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34%，生产力提高了42%。但所有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表现都更好，甚至包括意大利，其生产力增速是英国的两倍。英国只在一个方面领先于世界：即，单位劳动成本没有比在英国增长得更快了。也正是部分出于这个原因，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英国制造业无情地退出世界市场：英国占世界制造业贸易的份额下降了超过1/3。那么，是哪里出了毛病？或者，正如西格蒙德·沃伯格所说的，为什么“病人”没有反应？

[1]那时最高直接税率事实上达到97.5%：薪金和工资的税率是82.5%，外加“未挣得”（投资）收入的税率是15%。

[2]这份工作格里尔森曾极力避免。他不希望去政府做事，并很快投奔哈佛大学，参加了亨利·基辛格创办的著名的“国际研讨会”。但是，当他返回时，乔治·布朗向他提供了去工业重组公司的工作机会，而且哈罗德·利弗、阿诺德·温斯托克都鼓励他接受这份工作。据格里尔森说：“西格蒙德说，‘我给你点建议吧，我认为当你被请去做这种事时，你应该去做。即使不是首相，而是副首相来请。’我和其他一些人谈话，他们都说，‘工业重组公司是一个荒唐的组织’——我知道这个组织很可笑——‘但如果其他人去干，也许会对我们不利，你去干可以阻止有害局面的发生’，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在那里两年，的确阻止了有害状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