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托利党的斗争
如此多的官员辞职,为什么政府并没有垮台?答案正如阿斯奎思在日记里所说的,劳埃德·乔治、塞缪尔和皮斯呼吁辞职者“留下来,或者至少推迟离职时间”,因此“他们同意像往常一样坐在议会席中,但不发表意见”。但为什么这些原本犹豫不决的人在这个关键时刻会反对辞职?传统看法认为,只有一个原因——比利时。
当然,外交部向来认为,“如果德国的进攻……意味着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侵犯,出于维护比利时中立的责任(1839年签订了两项协定),英国会更容易”下决心代表法国介入战争。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劳埃德·乔治等人将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看做是促使他们乃至英国的“公共舆论”转而赞成参战最为重要的理由。乍看来这个理由是无懈可击的。1914年8月6日,阿斯奎思在下院进行了“我们为什么而战”的演讲,内容包括两个主题:在法律和荣誉的名义下,英国负有“崇高的国际义务”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维护“小国不应被践踏的……原则”。劳埃德·乔治在威尔士征兵时的演讲同样也是围绕这样的主题。如果后来像格雷夫斯和沙逊这类斗士的回忆录是可信的(暂不提当时的《笨拙》杂志),那么比利时问题的确是引发了广泛共鸣。不过,这仍然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已经知道,1905年外交部认为1839年条约并未规定英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代价”来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当1912年这个问题浮现时,只有劳埃德·乔治提出,一旦爆发战争,比利时应该“要么对这个国家表现出完全的友善,要么表现出……明确的敌意”,因为中立将破坏英国的封锁战略。值得注意的是,7月29日内阁提出这个问题时,认为如果德国进犯比利时,英国的反应应该基于“政策”而非“法律义务”;政府应该含蓄地警告德国,一旦进犯比利时,英国舆论将“有所转向”。因此,对于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搪塞态度,格雷代表意见一致的内阁向德国提出警告:“如果比利时的中立受到了侵犯……英国公众的情绪将是难以抑制的。”但这并非政府本身的承诺,毫不奇怪,因为很多部长更希望在比利时问题上逃避履行义务。
正如比弗布鲁克回忆的,劳埃德·乔治等人认为,德国人“只会从比利时的南部最远端经过”,这只是“对中立的轻微破坏”。“你知道,”劳埃德指着地图说,“这只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德国人会对造成的破坏作出赔偿。”不管怎样,人们普遍相信,比利时人不会寻求英国的援助,而只会对德国的经过发出正式抗议。德国在7月30号试图争取英国的中立,明显表现出入侵比利时的意图,但甚至在8月2日早上雅戈明确拒绝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之后,劳埃德·乔治、哈伯、比彻姆、西蒙、朗西曼和皮斯仍然坚持,只有“比利时全境遭到进犯时”,他们才会考虑军事介入。查尔斯·特里维廉持同样意见。因此,克罗最后递交给国王的内阁决定在措辞上非常谨慎——“(对比利时的)实质性侵犯会让我们面临格拉德斯通先生在1870年遇到的遭遇,即不得不介入并采取军事行动”。8月3日,德国对比利时下最后通牒的消息传到阿斯奎思那里,他因此松了一口气。用他的话说,毛奇要求畅通无阻地通过整个比利时,阿尔伯特一世随后向乔治五世发出请求以及德国次日对比利时的入侵,“让问题变得简单了”,因为这让西蒙和比彻姆撤回了辞呈。毛奇和利赫诺夫斯基为争取比利时战后的领土完整进行的最后努力,因此也是白忙一场。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戈申前痛惜地说,“就为了一纸空文”,“英国竟然为了比利时的中立向德国人进攻”,其实他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毛奇要求穿过整个比利时,这在无形中挽救了英国的自由党政府。
然而,正如威尔逊所说的,促使内阁决定进行军事介入的原因,与其说是德国对比利时的威胁,不如说是英国自身感到了危险——格雷和主战派一向认为法国沦陷后,英国就会面临德国的威胁。8月2日,阿斯奎思留给维尼夏·斯坦利的便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阿斯奎思在便条里提出了自己遵循的六条原则,只有第六条才涉及到英国“有责任阻止比利时被德国利用和同化”。第五、第六条更重要,主张尽管英国对法国没有任何义务,但“如果作为一个大国的法国被消灭了,我们的利益也会受损”,而且“我们不能允许德国将英吉利海峡作为反对我们的基地”。同样,8月3日(即德国向比利时下最后通牒的消息到来之前)格雷在下院进行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其主要观点就是“如果法国在一场生死较量中被击败……我相信……我们无法凭自己就能决定性地……阻止我们之外的整个西欧……落入某个国家的掌控之中”。从战略上看,对法德战争不进行干预所冒的风险(被孤立、被敌视)大于介入这场战争。正如格雷在次日的私下会谈中所提到的:“侵略比利时并不是结束。接下来是荷兰,然后是丹麦……如果德国因此得以统治欧洲,英国也岌岌可危。”他告诉内阁:“德国和拿破仑一样极富侵略性。”这种观点显然会赢得仍然举棋不定的哈考特等人的支持。因此,莫利认为比利时实际上相当于“代表法国向英国提出了干预的请求”,其实也有一定道理。
不过,关于英国为什么会在1914年8月4日晚上11点参战,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7月31日至8月3日这整个期间,内阁无一例外都担忧一件事情:托利党的乘虚而入。早在7月31日,丘吉尔就私下通过F·E·史密斯问博纳·劳,如果有8个以上的成员辞职,反对派是否会“联合起来填补政府机构中的空缺……从而挽救政府”。博纳·劳拒绝回答,但他在与鲍尔弗、兰斯道恩和朗磋商后致信阿斯奎思,明确地表达了托利党的观点:“在目前的紧要关头,如果在支持法国和俄国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将是致命的错误。”博纳·劳认为,“政府应提供一切必要的措施”进行“毫不犹豫的支持”。其中隐含着某种威胁,即如果政府不同意实行这些必要措施,保守党非常愿意接替自由党入主政府。托利党报刊,尤其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在批评政府时往往言辞激烈,这让阿斯奎思更加坚定了决心。他对内阁说,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政府中辞职现象是很平常的,但“目前国家的情况并不平常,我很难说服自己另一个党的领袖或成员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塞缪尔和皮斯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转而告诉伯恩斯:“对内阁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离开就意味着将成立一个战时政府,这其实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正如皮斯所言,“另一个政府必然不像我们这样希求和平”。3天后,他对特里维廉也是这么说的,而当时西蒙和朗西曼又正提出辞职。
初看起来,保守党比自由党更倾向参战的事实似乎让决定论观点得到了支持:如果阿斯奎思下台,博纳·劳也许会宣布参战。会这样吗?让我们设想一下:劳埃德·乔治刚提出的财政议案被否决,本人又因金融恐慌问题颇感困扰,同时还要面对《卫报》和《不列颠周报》和平主义社论的百般质问,种种因素促使他在关键的内阁会议上背弃了格雷;格雷将要提出辞职,丘吉尔也会很快转而支持博纳·劳。由于爱尔兰自治问题,阿斯奎思原本微弱的多数派优势已濒于瓦解,现在是否还能继续维持下去?看来不太可能。但一个保守党政府的形成又能有多快呢?政府的上一次更迭就用了很长时间:鲍尔弗政府早在1903年就因为关税改革问题出现了分裂迹象,1905年7月20日在下院彻底失势,1905年11月失去张伯伦派的信任,12月4日才最终宣布辞职。直到1906年2月7日,确认自由党获得国民支持的大选才最终结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阿斯奎思在1914年8月初被迫辞职,政府的变更或许会更快些。丘吉尔提出联合政府计划当然意在阻止对参战的任何拖延,但在大选前的形势下,英国有可能对德宣战吗?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王,而国王和他在柏林、圣彼得堡的表亲一样,认为战争只会将国家拖入深渊而对之毫无热情。我们有理由认为,英国远征军的派遣会因政府的更迭至少拖延一周。
就算政府维持原状,派遣远征军也不是一个预先注定的结果,而且也不符合威尔逊与法国总参谋部商谈制订的计划。如前文所述,这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明确地作出大陆战争的允诺,以致战争刚一爆发,此前反对参战的观点又卷土重来。海军至上论者仍然坚持强调,仅凭海上力量就能决定战争。他们也认为本土应保留部分甚至全部军队以维持社会治安、抵御可能的侵犯。其他人担心的是,即使是有6个师(外加一支骑兵师),也不足以形成决定性的军事力量。质疑“英国能够投入战场的几个师能起到重要作用”的,并不是只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另外,对于远征军的目的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法国人的指挥,也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在两天讨价还价式的争论后,内阁终于作出决定:向亚眠而非(如威尔逊一直倾向的)莫伯日派出4个师和一支骑兵师的远征军。
这个决策是否如其支持者(后来的辩解者)所声称的,对战争的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们有时候会认为,即使英国不派远征军,毛奇制订的施利芬计划也会因其漏洞百出而失败。如果法国人没有试图发起进攻而是集中精力在防御上,就算没有得到援助,也能抵挡住德国人的进攻,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且,德国人犯了一些错误,同时英国军队尽管在8月26日的勒卡托战役以及9月6日~9月9日马恩河会战中最初阵脚慌乱甚至撤退,在奥斯坦德的佯攻也遭遇失败,但的确也大大减小了德国胜利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英军并没有击败德国。安特卫普沦陷以及第一次伊普尔战役(10月20日~11月22日)之后,西线开始进入了长达4年的血腥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