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角色的一生

西格蒙德·沃伯格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他被火化很久后，他以前的同事们才敢表达对他的批评意见。对伊恩·弗雷泽而言，那个他曾认识的沃伯格——“富有发明性、创新性和乐观精神，并对他的权力自信”——已经悲惨地衰退，他曾经精彩的性格被悲观情绪、坏脾气和对英国人越发的轻蔑所扭曲。彼得·斯托蒙思·达林承认，这个老人已变成“控制狂”。甚至连亨利·基辛格——沃伯格试图在基辛格离开政府后招募他——也评价说，“如果你只说‘是’，那么他就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单从他的行动判断，沃伯格绝对是一名非常成功的伦敦银行家。但在这点上，他不是独一无二的。像150年以前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一样，沃伯格也是德裔犹太移民，他通过智慧与勤劳，在金融城取得成功。像罗斯柴尔德一样，他也是从零开始建立起一家新的投行。像罗斯柴尔德一样，他使他的银行也成为业内最好的银行。金融实力产生政治影响力：沃伯格对于哈罗德·威尔逊，就像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儿子莱昂内尔对于本杰明·迪斯雷利一样。像许多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一样，沃伯格也是一名慈善家。青年阿莉娅、英国犹太人救助及治疗中央基金、以色列的魏茨曼研究院、耶鲁大学的“迪尔沃思”教授职位，以及威特利的爱德华国王学校的沃伯格科学学院——这些只是他曾捐助过资金和物资的部分机构[1]。

但这些和其他世间的行为，绝不是西格蒙德·沃伯格性格中最好的标志。首先，他在自己眼中与其说是一个犹太人，不如说是一个清教徒。他告诉乔治·斯坦纳，“我不得不说，南德国清教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在我父母家乡和在他们大部分朋友家乡盛行的教义……这些信条在我人生观和目标的形成上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我所称的南德国清教主义信条的定义也许是：生命的重要价值在于，无论你在什么岗位都要一心一意地努力服务于社会，并且给予这种服务个人最大的强度和热情，以至于生活的其他元素，比如审美、物质或主观的考虑，都被视为是次等的品质。

此外，沃伯格成为金融家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沃伯格的朋友保罗·齐格勒说，如果不是由于希特勒造成的灾难，沃伯格几乎肯定会留在德国当一名学者或政治人物。1981年，齐格勒致信沃伯格：“你继续为财神卖命，但你从来不是财神的奴隶。钱对你只是原材料，就像油彩对塞尚那样。”的确，沃伯格在1966年告诉《纽约客》，他当初也许很容易就成为“‘非银行’沃伯格系的一员……比如，大学导师、科学家、哲学家，或者作家”。即使在定居英国后，他的内心仍是一位思想家的生命。他以银行家行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用脑的要求，而不是为了赚钱。1934年，他在日记里写道：“一次良好的人文、艺术经历，比任何种类的商业经营都更值得。”工作的主要目标是：

以一个更好的教育形式、一种强大的新宗教、一个更公正和更简单的世界组织，开展建设性合作——达到自我内在独立的最大程度，不要对其他人有任何指望，力所能及为他人提供帮助，但绝不能指望回报或感谢，积极、强烈、纯粹地坚守所有个人的力量，以履行人生的使命。

“人的事务比商业事务重要得多”，这句话成了某种经咒。那些熟悉沃伯格的人很懂得这不只是单纯的做作。正像布伦丹·布拉肯告诉德罗伊达勋爵那样，沃伯格真心“喜欢更文明的事情，而不是赚钱”。彼得·斯托蒙思·达林也察觉出，人的因素是沃伯格主要关心的：他曾告诉达林，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从外太空审视人性的观察者”。也许，乔治·斯坦纳表达得最好：

我认为他根本不在乎财富，这是他伟大的荣誉……所有的炫耀都难以言表、令他作呕。他甚至真的不想要爵士头衔。绝对不能有更高的头衔了。被封为沃伯格勋爵将令他厌恶……是的，他有一所漂亮的房子。是的，他有司机开车。但私人飞机这个想法，我想，他曾说过是庸俗的标志。他对（庸俗）比较敏感，这是非凡的……他表现出惊人的禁欲。他有最好的判断力，不被任何财富的谎言所诱惑。他了解金钱。金钱让他兴奋……而他自己的问题是……将一种特殊的气节带入顶级金融世界……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他的正直如此绝对，以至于稍有松懈和懒惰的迹象就会让他感到完全厌恶。

沃伯格闲暇时的追求是一名大学教师的追求，而不是一个商业巨子的追求。虽然在斯瓦比亚乡下长大，但他不曾打猎、射击或者钓鱼。他没有游艇，也没有任何乡村别墅。他对跑车不感兴趣，因为这个原因，他对任何体育或汽车也不感兴趣。年轻时跨大西洋之旅，他更喜欢哲学，而不是在甲板上打网球。如果他曾经参加过跑马比赛或马球赛，那种场合的记录也没有被保存下来。他打过高尔夫——就一次。他同辈百万富翁的时髦消遣——滑雪、日光浴、勾引有夫之妇——他一概回避。那个时代流行的目的地——安提比斯、马萨葡萄园岛、圣特罗佩——他全都远离，他更喜欢维多利亚时代的温泉疗养城，比如巴德加斯坦。他很少看电影，也不太积极，他更喜欢剧院。他爱打桥牌和拉米纸牌，但是是在家中和家人与挚友切磋。与大多数银行家相比，沃伯格是位僧侣，他有意识地渴望那种“对物质和奢侈感到蔑视”的感觉。这不是说，他生活拮据。他可不是吝啬鬼。他的西服和衬衫由最好的裁缝缝制。他只节省地喝最好的法国酒。他只在最好的酒店下榻（丽思、沙威和克拉里奇）。在伦敦，毕竟只有很少地方比伊顿广场更高档。但以罗斯柴尔德的标准[2]，沃伯格在罗卡美亚和后来在白朗尼的房子要朴素得多，家中随员也极少。比起他在拉扎德的同仁安德烈·迈耶的上等私人画廊，他的艺术收藏品价值可以忽略不计，迈耶的收藏包括塞尚、德加、毕加索、雷诺瓦和土鲁斯–罗特列克的作品。

虽然可能不可思议，但这位同辈人中最著名的英国银行家临终时却不是特别富裕。尽管其他前沃伯格系的雇员表示，他的遗产应该会更高，但伊恩·弗雷泽估计，沃伯格的遗产价值仅约合200万英镑。这不是不太可能。截至1968年3月底，沃伯格从他创立的银行获得的年收入刚刚超过9000英镑，加上奖金6000英镑——（考虑加薪和通胀因素）用今天的钱计算合不到54万英镑。第二年，工资涨到1万英镑，但奖金降至4000英镑。1973年的总收入刚刚到25080英镑——按实际价值计算，比1968年的水平还下降了。1980年，沃伯格的工资仍只有15000英镑。诚然，那时他在水银证券的股份有所增加，但不是很多[3]。1968年，据说其持股的价值有95万英镑。从那时到1982年，股票数量仅增加了1.5倍，但同期的股价上升了几乎5倍。沃伯格积累的大量图书甚至也不是很值钱，因为他知道但不在乎第一版或稀有装帧。不像其他“叔叔们”，沃伯格不收藏。正如查尔斯·夏普所说的那样，“对他而言，书是用来读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用”。即使剔除经济增长和通胀因素，当亨利·格伦菲尔德于1999年去世时，他的遗产也要大得多，总价值为3500万英镑（相当于1982年的1100万英镑）。与安德烈·迈耶的对比甚至更明显。当迈耶于1979年身故时，他的遗产价值为8950万美元（合4000万英镑），虽然他的财富的真实程度——考虑到他晚年向家人的赠与——可能接近5亿美元（合2.26亿英镑）。他收藏的41幅画作经苏富比拍卖，获得收入为1640万美元。拉扎德在纽约的经营比沃伯格系在伦敦的经营更赚钱。美国总比英国有更大的交易可做，美国经济不像英国经济遭受滞胀打击那样严重。但真正的不同在于这两位杰出人物，一位还在世应是积累资本，另一位则不是。终其一生，西格蒙德·沃伯格有利润动机以外的其他动机。

沃伯格曾评价自己，“在脆弱的心灵中仍有躁动”，也许永远都是这样。使内心焦虑得到宽慰的最好办法是与其他人进行深入细致的交流——最好和年青一辈中志趣相投的人交流，但也不一定。1934年，他在日记里写道：“人是最多面的，也是生活和艺术中最有趣的对象。”他自己的银行给予他一种心理实验室的功能，他可以在其中研究他最喜欢的种类，并培养新的“选择性亲和”。沃伯格曾写道：“我们生活的方式是一场持续的实验，最重要的领域就是人际关系，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学习、教导和研究工作。”的确，S·G·华宝公司有实验室的味道：比如，长时间的工作、细致入微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当实验出错时，还要进行事后剖析。至于严格坚持“令人痛苦的自我评价”，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他母亲对他的训诫，“每晚睡前，我应该反思在当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处理不当的地方，应当非常努力地向自己承认所有错误，并想出如何在今后吸取教训”。这个规矩要求自我批评，几乎到达自虐的地步，据沃伯格后来回忆：“如果我不能至少想出3个当天犯的错误，那我一定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更强化了他的观念，即，“避免无情的审讯只会鼓励自满，这是在犯罪”。所以，某些人发觉他很难共事就不足为奇了。沃伯格认同英国历史学家兼记者E·H·卡尔的观点，即，“改善人世间的事情完全取决于不满足的性格——好像斗士一般”。“矛盾的决定经常是正确的决定”，沃伯格满足于这样的真知灼见。他遇到的“异想天开”越多，就越想挑战大多数习惯于自满的人的传统非智慧。有意思的不是沃伯格因此树立了一些敌人，而是许多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带着一份忠诚去这么做，这份忠诚近乎于爱——这种感情在金融行业里罕见。但正如我们所见，沃伯格只有对外时和在表面上才是一个银行家。

西格蒙德·沃伯格一生有很多角色，如果一个角色是实验型心理学家，把银行作为实验室，那么，另一个角色（用斯科利的话说）是“经验老到的演员兼演出经理”。这位普鲁士的教授也是金融城的亨利·欧文和劳伦斯·奥利维耶，其演技令人着迷，其戏剧张力惊人，从隐约忸怩的魅力[4]到残忍的暴脾气——他“一会儿是里尔王……一会儿又是理查三世”。连伊恩·弗雷泽也不得不承认，沃伯格在会议、午餐和晚宴上具有非凡的能力，“他对当代和古典文学阅读广泛，他对戏剧和舞台津津乐道，他对精美的装帧和家具知识渊博，这些都让来宾为之倾倒”。当兴起时，他“滑稽可笑，但又不会冒犯别人”。埃里克·罗尔回忆沃伯格如何“在极富戏剧性的时刻还能放松，他喜欢一项交易中他认为有娱乐性的元素，尤其当该交易极富竞争性时，用他的话说，他还喜欢交易中所能体验到的乐趣”：“人们永远来找他……他就像一块吸铁石，甚至对出租车而言也是：在最难打到车的时候，比如雨夜歌剧散场，一辆出租车就会出现。他一定有吸铁石般的特性，无论对人、对问题，以及对那些回避媒体的人，甚至对新闻。”但沃伯格内心却不喜欢交际。他讨厌聚会以及任何种类的人群。罗尔生动地描述沃伯格“在有重要人士参加的大型聚会上的样子（比如在唐宁街10号，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或在西门子银行业年会上，这些场合经常有人一吐为快），他安静地站在一个角落，显然陷入了沉思，而他周围的人群在聚集”。查尔斯·夏普回忆说，聚会上沃伯格要么是主人，要么“站在屋内最偏僻的角落……或靠近门口”。沃伯格说，聚会是“过多酒精”和“口腔体操”的混搭，这是一个极度无聊的组合。正如他告诉保罗·齐格勒的那样，他鄙视所有形式的“逃避主义……它让人原地踏步”。他最喜欢的社交场合是为退休的沃伯格系员工举行的所谓“重逢聚会”，聚会上他“激动并带着真诚的喜悦，亲吻退休的厨师……和退休的茶水女工的双颊”。

关于沃伯格，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博学之人：他不光对口说的语言、手写的文字敏感，更重要的是对印刷的文字敏感。人们必须通过他所做的，还有他所阅读的来判断和了解他。在他最好的朋友中包括伟大的法国书籍收藏家让·弗斯登堡，这并不是巧合。任何想过沃伯格图书馆规模和组成的人都不可能不被震撼——不是被第一版的数量，而是被书籍的前主人与书籍内容之间的密切程度。约3000册书籍带有沃伯格收藏用的书签，以及他用铅笔在封面上写的笔记，书签上有这样一句格言“思想进步就是朝简单前进”。藏书中一大部分是18和19世纪的英国文学，他移民后将自己置身其中，包括：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特洛勒普的帕利泽系列小说，等等。他还收藏了同时期法国和俄国作家的作品（巴尔扎克和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但沃伯格藏书的核心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启蒙时期、德意志帝国时期和魏玛时期的文学。特别有3位作家在他脑海里巍然耸立：弗里德里希·席勒、弗里德里希·尼采、托马斯·曼。他永远崇敬席勒“巨大的戏剧天赋，以及开天辟地、热情澎湃的理想主义”。他15岁起开始拜读尼采，后者“将我所有早期的宗教和道德观念丢进熔炉里”。《浮士德博士》是曼对德国灾难的伟大寓言，沃伯格读它的频率几乎赶上了读《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许多他最喜欢的警句（见下文），是从他最喜欢的书籍里抄下来的。（1967年的）一个典型例子受到乔治·桑的启发：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人类的欲望得以满足；一种是更表面的，包括英语中说的“高兴”或“快乐”，以及法语中说的“喜悦”；另一种是更深层次的，包含生存的强度——德语中说的“增加活着的感觉”，并涵盖痛苦和喜悦。没有什么比乔治·桑的文字更能准确把握灵魂中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了：“带我离开快乐制造的虚假和可耻的幻境。赋予我工作、疲劳、悲伤和热情。”

虽然19世纪是沃伯格的“初恋”，但他一生都保持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他出差时随身携带的书籍很少少于3本，从本·B·林赛法官和温赖特·埃文斯于1927年出版的《现代青年的反叛》，到希拉瑞·贝洛克于1934年出版的《奥列弗·克伦威尔》；从英奇牧师于1935年出版的《河谷》，到利顿伯爵于1936年出版的《安东尼》；从H·A·L·费希尔于1939年出版的《欧洲史》，到亚历克斯·卡普斯坦于1942年出版的《关于一位英雄的事》；从E·M·福斯特于1943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到赫尔曼·劳施宁于1948年出版的《发狂时代》；从奥尔德斯·赫胥黎于1952年出版的《鲁顿的魔鬼》，到戴维·塞西尔勋爵于1955出版的《墨尔本》；从阿尔贝·加缪于1958年版的《鼠疫》，到西蒙娜·冯·波伏娃于1959年出版的《忠实的女儿的回忆》。詹姆士·鲍德温、西里尔·康诺利、阿瑟·库斯勒、马克斯·弗里施、埃里克·弗罗姆、彼得·盖伊、井上靖、艾妮拉·佳费、尼科斯·卡赞札基、桑顿·怀尔德、卡尔·楚克迈尔——这些作者的书都曾在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公文包里停留。

沃伯格积极主张文学是需要分享的，他经常把他最喜欢的书籍寄给友人。他也认为，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是公司新雇员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我们所见，当应聘者在面试过程中被问及喜欢读什么书时都很惊讶。乔舒亚·舍曼极不情愿地承认他在读曼和卡夫卡的作品，他担心这也许会让这位不讲情面的金融家对他产生偏见，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是最佳答案。但沃伯格不满足于阅读和推荐伟大作家的作品。他也与许多他最敬佩的在世的作家通信，特别是福斯特、弗罗姆、库斯勒，还有德国出版家塞缪尔·费希尔的女儿布丽奇特·B·费希尔。他认识赫尔曼·黑塞，遇见过H·G·威尔斯，资助过乔治·斯坦纳，经常与以赛亚·柏林共进午餐和晚宴。“柏林是一位杰出的谈话高手，请从这个词最好的意义上理解。”1949年，当他们在跨大西洋轮船上首次见面后，他写道：

遗憾的是，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巨大成功，作为法斯塔夫之流，或美国贵妇和各国愚蠢小人的弄臣，他允许自己被诋毁。即便如此，他的思维观察和口头形容能力仍非比寻常，我觉得我不可能理解他如何能一整天几乎不间断地谈话，同时还能精读书籍和报纸，并撰写科学专著。

然而，他们的关系在接下来的30年里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79年，柏林致信沃伯格说：“我……不但对你的思想崇拜至极——谁又不是呢——而且对你的道德品质、勇气，以及现实感和洞悉感也相当钦佩——在所有这些方面你都能做自己——我很高兴有此机会向你表达这些，并对你的友谊，以及你对正直和文明的忠诚表示感谢——有几个银行家能获此评价？”但是，沃伯格最重要的文学关系——其实是友谊——还是和维也纳小说家兼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今天，后者最出名的作品也许是《象棋的故事》和《危险的怜悯》。沃伯格认识茨威格有20年，并认同他通过欧洲一体化实现和平的愿景，茨威格在巴西流亡期间，沃伯格定期与之书信往来，直到茨威格在1942年自杀。虽然沃伯格欣赏以赛亚·柏林，但他对斯蒂芬·茨威格的评价更高。

不过，在所有沃伯格研究过的伟大思想家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可能对他最有影响，虽然二人从未谋面。沃伯格曾自问：“有没有可能，用一种宗教填补我们时代的道德真空，这种宗教是基于审美和伦理的元素，但没有罪的情结？”这实际是弗洛伊德在《幻象之未来》提出的问题？1976年，沃伯格告诉乔治·斯坦纳：“人类从超越动物本源那一刻起，就从盲目的本能走向越来越有意识，从哑巴走向语言表达，我们内心自我毁灭的倾向变得越来越强，必须用更大的精力与之抗衡。”这明白无误地是弗洛伊德式的见解——虽然沃伯格会引用死亡本能作为人类事务的原动力，而非色情本能，这符合他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分析是沃伯格一生的嗜好，虽然他谴责专业分析师们的某种倾向，他们把所有道德的失败都看做早前创伤情有可原的结果。

一生沉浸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文学中不可能使人成为乐天派。沃伯格曾承认：“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倾向于悲观主义，尤其自1930年以后。我对我各种行为的态度继续以某种假设为基础——极少有例外——那就是，事情不会按照计划发展，不利或不合理的结果比有利或合理的结果更有可能……在不太有意识的层面，某种非理性的希望伴随着这种假设，即事情发展的结果也许不像我理性思考预期的那样糟糕。”但沃伯格的悲观情绪不是一种为避免失望产生的文化绝望的反映。他在1942年写道，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悲观主义者进入自己的世界”：“其他人从正常的自信到负罪式的自满，他们受到动摇，变得阴郁和沮丧。我们习惯性地害怕，现在就更害怕了，但相比现在的其他人，以及其他时候的自己，我们反而更乐观。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倒下，因此也没有受伤。”沃伯格的假设一直是西方文明注定将被席卷。但是多年后，他告诉乔治·斯坦纳：

许多理想主义的价值从过去到现在仍是我信仰的基础，我从未因推翻这些价值而失望得落泪，或因此表达强烈的不满，而是将其作为一项挑战，在我心系的前进方向上去争取、去坚持。我所提到的理想主义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我一生中都不曾改变。在我整个成人阶段，现代野蛮主义不断壮大，它的入侵从未把我吓倒，从未使我绝望，它反而加强了我的决心，让我坚持那些在我看来是相反的目的，并依然去做，即使这意味着现在无法经常实现这些价值，要知道这些价值只有在某些充满完全理智和狂热信仰世界会更美好的小岛上才能实现。

鉴于沃伯格的文学修养，他也许被认为不只会写商业信函和备忘录。20世纪20年代，他的确试图写一本书，但手稿未能被保留下来。然而，他一直抵制自己写回忆录的建议，担心被指责是“自我宣传”。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一本自传的写作应侧重于哪一边，这是一个两难的情形：

我认为，他人代笔写的自传，不是历史人物本人（如丘吉尔和戴高乐）写的自传，会遇到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要么自传是诚实的，在这种情况下，自传必须包含重要的细节，以实现对人物的全面介绍，但这种自传总体上缺乏重要性；要么自传专注于几个点，这些点对一群人来说很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自传只可能是不完整的，因此，其性质是片面的。

相反，他提出撰写两篇“短论”，一篇叫《成人教育》，是有关“生命冲动作为成人教育一个基本部分的培养”；另一篇叫《昂贵的教训》，是形容“痛苦、悲伤和苦难”的章节，他从这些经历中学到有恒久价值的知识。但两篇论述都没有问世。1976年，哲学家兼观念史学家乔治·斯坦纳在白朗尼多次对沃伯格进行长时间的访问，前者显然旨在为二人共同署名的回忆录打基础，但这个方案也以失败告终。（虽然斯坦纳是银行家的儿子，但他坦言，自己不可能成为回忆录代笔的选择，当《机构投资者》的一名记者采访沃伯格，双方的谈话几乎同样坦率时，斯坦纳最终放弃了这个项目。）《探索者的选集》是最后一次文学尝试，但它也难产了。沃伯格计划把他自20世纪40年代想出的或誊写的众多警句和摘要汇总，他在1972年把它们按主题分类。沃伯格去世后，在他遗孀的建议下，乔舒亚·舍曼完成了对这些警句的编辑，但这份材料还是未能被出版。

毫无疑问，这份最后的文学遗赠肯定有它的可取之处：它是一串未被出版但被部分编辑过的智慧“珍珠”，几乎所有格言的作者都不详。从这些文字中，西格蒙德·沃伯格的伟大思想被剥离出来。这个人是看不见的，他的生命和爱也被抹去了，只有他的警句和思想犹存。以下选登的是最有启示意义的几句：

生命冲动的真正目的是使人的各种可能性得到尽可能最高的发展。（1959年5月）

与另一个人相爱、与生命相爱，把这两种爱结合成一种伟大的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大赠与。（1963年1月）

人的力量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达到最大程度，一种是在热情中，另一种是在苦难中。（1965年1月）

诚实地面对自己比诚实地面对他人更重要。（1965年5月）

自我，这个神秘的概念、人类假想的动力，从物质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明确的统一体，但从心理意义上说，它是许多不同和对立元素的混合体。（1965年7月）

一个人接受挑战并尽全力去战胜挑战，虽然最终屈服，但这样的人是生活中真正的胜利者。（1966年4月）

一个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另外一个人或一项伟大事业的人，应把预期得到更多的苦难而不是幸福作为回报。但他应该感激这种苦难，因为它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完善。（1967年9月）

不要为过去的事情后悔或不要惹是生非被认为是良好的习惯。但事实上，为发生的事情后悔和将某事追查到底都极富教育意义。（1968年10月）

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信仰广泛让位于怀疑主义和愤世嫉俗时，少数坚信高尚价值、超越物质生存的人，不但有很大的责任强化他们的信仰，而且有责任使他们信仰的火炬生生不息，并带着决心和热情大声说出他们的信仰——圣火在燃烧。（1968年10月）

当我们倾听其他人时，我们应该对他们说的和他们没有说的同样重视。（1969年2月）

每当你采取重要或者不重要的一步时——无论你用多少能量——你都应该考虑有多种备选方案，并且已为此作好准备。（1972年3月）

工作比最好的假期或最好的游戏更引人入胜，更使人快乐。（1972年7月）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恐惧是“首席顾问”，而且永远是一个糟糕的“顾问”。（1977年7月）

我们应该成为不带幻觉的理想主义者。（1978年11月）

人类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把容忍与区别结合。容忍可以如此轻易地忽视区别的必要，而区别经常导致无法容忍。不加区别的容忍将产生危险的标准缺失和轻度的纵容。不加容忍的区别会导致狂热和不公正的情况出现。我们应当既容忍又区别：这是一项持续的挑战。（未标明日期）

相信这种建立在阅读伟大书籍、聆听伟大音乐作品、人类在善良和理解方面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之上的超越——我无法想象那些书籍、那些音乐作品、那些人类成就中的精神会丢失，即使那些书籍全部被销毁，那些乐谱全部消失，那些关于人类成就的个人记忆不复存在。（未标明日期）

影响力比权力更重要，这不仅适用于国家，而且适用于个人。（未标明日期）

自由不是简单地被允许做想做的事，它体现在坚强的意志上。（未标明日期）

最伟大的冒险是思考。（未标明日期）

很难想象有比这些脱离上下文的附言更能表达人类灭绝这个主题了，虽然这些附言比任何之前出版的研究都更多地展现了沃伯格的性格。

西格蒙德·沃伯格的确在很多方面是无根的四海主义者化身。“我把世界许多地方当做‘家’和‘住宅’，换句话说，我是一个跨国者。”他在1976年说道，“我知道，这个词现在被许多人所鄙视，但我不害臊地承认，甚至强调我就是一个跨国者。”但是，保罗·齐格勒也许更接近真相，在一封写给沃伯格儿子的信中，他形容沃伯格是一类流浪的德国人。当然，最有影响力的格言是来自中欧的格言：它们的作者不仅包括尼采和弗洛伊德，而且还有维也纳格言大师卡尔·克劳斯。正如保罗·齐格勒恰当表示的那样，沃伯格是19世纪的德国人，但却被困在20世纪的英格兰，他不得不把他的公司当做他的家：

现在，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很糟糕……我确信你的父亲一生都有深深的痛楚……在那非常成功和高效的智慧和意志背后，是一种极深的浪漫主义和朴素的情怀，它们需要在某处扎根，但却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因为它们在极度虚伪的世界里“挨饿”，但又不得不在这个世界里“表演”，所以只能悬在空中……你的父亲需要温暖，虽然他有无数朋友，但我认为他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至少自他离开德国后——出于这个原因，以及过于苛刻和特殊的标准，他在表面之下是一个过于复杂、害羞，并且容易受伤的人。

这段对西格蒙德·沃伯格个性最具洞察力的评述，出自一位真正的苦行者也许就很恰当了。他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曾经做过银行家，但后来成为一名本笃会的僧侣。

[1]不可能核实沃伯格向慈善事业捐助了多少钱，但数额是巨大的。正如他在1980年给堂姐罗拉·哈恩–沃伯格的信里写得那样：“我的两个挚友——我不断向他们咨询我捐助慈善的事宜——自从去年起就告诉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为慈善目的已投入过多的资金。在当前的环境下，新的未曾料到的紧急情况很快就可能需要处理，如果再这样下去，将会是疯狂的行为。至于我近期的某些捐赠，例如，我不久前安排支付魏茨曼研究院超过10万英镑”——以今天的价值计算，约合50万英镑。

[2]前者包括“一间大客厅和餐厅、一间书房、3间带浴室的卧房（一间里有两张床，另两间里各有一张大单人床）、三间佣人房和一间能容纳两辆车的车库”。后者根据沃伯格本人的指示设计，他要求“是一座适度舒适的住宅，不应该华而不实，风格应该简约、平衡、有品味”。虽然准备“对首层的房间……楼梯（包括栏杆）……以及住宅外立的审美方面几乎在财务上达到奢侈的地步，但他反对……在浴室和可能的电梯上花费不必要的开支”。他写道，“如果浴室能达到一般瑞士资产阶级家庭的标准，那我将完全满足。”

[3]在水银证券成立的前7年里，股东们的投资价值增加了大约20倍，收益率达145%，但相比大多数英国的股票，水银政券在20世纪70年代股价表现并不是特别好。据伊恩·弗雷泽计算，1968年他收到62505股高级经理股票期权，这部分期权并未让他赚多少钱。他每股支付了12先令10便士购买，1972年他以每股36先令11便士的平均价卖出。如果他保留这些期权至1994年，它们的价值只增加了6倍，但还是不能赶上英镑贬值的速度。

[4]沃伯格自己不止一次提到，“最成熟的男人应当兼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但强调男性的特征”。关于他和他男性门徒的关系，小说《威尼斯之死》中大体上有模糊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