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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帝国的没落

在基辅的郊区坐落着一家控制论研究所。从1972年开始，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格卢什科夫就在那里试图设计苏联互联网，这一项目的全名是：“对苏联国民经济记录、规划和治理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的全国自动化系统”。这让乌克兰出现了硅谷精神。格卢什科夫和他的同事们规划了一片名为“赛博托尼亚”的地区，这里将由一个机器人委员会管理，一个会吹奏萨克斯的机器人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格卢什科夫知道，要想被克里姆林宫接受，他的自动化系统必须映射到苏联计划经济的三层金字塔结构上。不可避免的是，在莫斯科必须有一个中央计算机作为中心，它将连接到苏联主要城市的多达200个中层节点，这些节点又将连接到分布在关键生产站点的2万个计算机终端。然而，虽然莫斯科将控制谁可以访问网络，格卢什科夫也做了这样的设想：网络中的任何授权用户都可以在没有母节点直接许可的情况下通过网络联系任何其他用户。

这样的苏联互联网能起作用吗？这似乎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这一实验从未被尝试过——不是因为莫斯科政治局成员发现了格卢什科夫的提议对他们的权威构成的潜在威胁，而是因为财政部长瓦西里·加布佐夫以成本为由将其扼杀在摇篮中。[1]

根据如今人们对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减值的分析与了解，我们可以努力记住一点：当初在华盛顿产生了一个共识，即共产主义可能最终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他1961年改版的畅销书中预测，苏联经济将在1984年至1997年间的某个时候超过美国经济。而在1989年修改的新版书中他仍然断言，“与许多怀疑论者之前认为的相反，苏联经济的现实证明了社会主义指令经济能够发挥作用，甚至繁荣发展”。正如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所述，“直到1989年的剧变发生之前，都没有官方的评估观点承认苏联和东欧是极有可能剧变的”。[2]然而，只要到了苏联，有心人就会发现，计划经济显然出了问题——消费品质量低劣且长期供不应求。在陈旧的工厂里，偷窃、酗酒和旷工盛行。面对这样一个根本上有缺陷的系统，拥有再大计算能力的网络可能都于事无补。

对大多数苏联公民来说，由此产生的低落情绪并没有转化为政治活动——只是转化为宿命论和更多的黑色幽默。然而，对于那些仅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苏联直接或间接统治的东欧地区来说，这是另一回事。苏联领导人在《赫尔辛基协议》中对维护人权所做出的极不真诚的承诺，使持不同政见者聚集起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人们第一次发现，他们可以在不冒自己和家人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组建网络。在波兰，独立志愿协会的发展速度最快。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基于现有的网络建立一个更大的网络——一种政治互联网，让大学的世俗自由主义者能够与罗马天主教、反对该政权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3]1969年至1977年，随着包括自由工会组织在内的六个新团体的加入，反对网络的规模扩大了约40%，公民、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团体的联系日益紧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1979年的访问刺激了该网络在1980年的再次增长，这时新的团结工会成了主要的枢纽。[4]可以肯定的是，1981年12月实施的戒严令破坏了该网络，因为许多关键节点的人物被逮捕或逃往国外。然而，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不是斯大林。1989年2月，当政府同意与团结工会谈判时，该网络（见图47.1）迅速进行了重组，并再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

47 - 图1 图47.1 波兰反对派网络，1980—1981年。团结工会的成功（中间左边的黑色六边形）部分基于它与其他多个政治团体的联系。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场革命是网络化的现象。1989年，随着没有镇压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东欧国家的权力被削弱，愿意冒险进行公开抗议的公民人数随之增加。5月，匈牙利共产党在布达佩斯决定开放与奥地利的边境。大约1.5万名民主德国人抓住这个机会从捷克斯洛伐克出发去匈牙利“度假”，实际上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西方旅行。6月，团结工会赢得了波兰选举，并着手组建一个民主政府。9月，匈牙利共产党以波兰为榜样，同意自由选举。接下来的一个月，当埃里希·昂纳克准备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时，起初几百人，随后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人拥上莱比锡街头，他们先是高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随后改为“我们是一个民族”。在这里，当地的一些以教会为基础的反对派网络也很快联系起来，尽管这里的革命左翼和右翼分子之间的联系远不如波兰的密切。[5]1989年11月9日，还被蒙在鼓里的东柏林记者被告知：“（我们）已经做出决定，使所有公民能够通过官方过境口岸离开该国……这一指令立即生效”。记者们的报道促使大批东柏林人拥入边境检查站，由于没有明确的命令，这里的警卫们也选择了不抵抗。到了午夜，所有检查站都被迫开放。革命的趋势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正在一张张倒下，但这次方向与艾森豪威尔担心的方向相反——而且在之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仍在发酵。1991年8月莫斯科政变失败后，苏联解体，留下了俄罗斯联邦的残局，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高加索三大共和国和中亚的五个“斯坦”。在同一时间，南斯拉夫解体，多民族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几乎四分五裂。

这种巨大的欧亚连锁反应不仅是政治反对派网络的作品，电视网络也推动了这一进程。在民主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参加抗议活动的人们无疑受到了联邦德国电视报道的鼓舞，大多数民主德国公民可以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一切。只有在一个愚昧的“无知之谷”——德累斯顿周围东南部地区和该国靠近格赖夫斯瓦尔德的东北部，人们才无法接收到西方的电视频道信号。[6]

而同样会对苏联系统造成危险的，是西方的金融网络。由于资本市场自由化和计算机技术的引入，西方金融网络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呈指数级增长。东欧政权（罗马尼亚除外）在开始向西方银行大量借款后，仅仅几年就陷入垂死挣扎的境地。而且这不是一种巧合：因为这些银行正是第一批系统地、大规模地利用当时硅谷所创造的新信息技术的机构之一。而这种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中有时会被遗忘，所以人们往往会将共产主义的崩溃错误地归咎于少数英雄领袖：戈尔巴乔夫、里根、撒切尔、教皇。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很重要，但只有与迅速增长的国际金融网络接轨时，他们才更有可能实现目标。神奇的是，这个国际金融网络最重要的枢纽不是华盛顿，也不是伦敦，更不是罗马，而是瑞士格劳本登州的一个小型滑雪胜地：达沃斯。

[1] Benjamin Peters, ‘The Soviet InterNyet’, Aeon, 17 October 2016.

[2]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Dealing with the Future: The Limits of Forecasting’, 100: http://www.nsa.gov/public_info/_files/cryptologic_quarterly/limits_forecasting.pdf.

[3] Osa, Solidarity and Contention, 117f.

[4] Osa, Solidarity and Contention, 165.

[5] Malcolm Gladwell,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New Yorker, 4 October 2010.

[6] Grdesic, ‘Television and Protest in East Germany’s Revolution’, 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