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式全球化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政治精英和选民一直坚持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原则——和“廉价面包”即农产品进口不交关税的实际政策。这当然意味着，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关税就明显低于其欧洲邻国；这也意味着，关税在大英帝国控制的大部分地方也保持在较低水平。正式放弃对英国殖民地的控制，肯定会导致在那些地区的市场里树立起不利于英国出口的高关税壁垒，也许还有其他形式的贸易歧视；美国和印度在获得独立之后保护贸易论者所采取的政策便是明证。 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大英帝国的竞争对手们建立的关税体制则是另一个证据。不管是看其对原始产物所征收的税，还是看其对制造业产品所征收的税，英国是所有大帝国中最不提倡贸易保护论的一员。1913年，进口制造业产品在德国的平均税率是13%，在法国超过了20%，在美国是44%，在俄罗斯更是达到84%。而在英国，这类关税为0。

根据一项估计，英国执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效益可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8%到6.5%之间，但它怎样造福世界呢？用鼓吹自由贸易的自由党人约翰·格雷厄姆爵士的话来说，英国是“全世界贸易的大商业中心”。其国内市场和帝国的大部分市场，对来到这里尽其所能出售他们商品的外国商家来说，大门或多或少都是敞开的。在贸易保护论者不断增加的世界里，英国继续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为其殖民地带来好处的证据是确凿的。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间，英国的进口产品中，殖民地所占份额从1/4上升到1/3。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是，英属殖民地的各个政府，对19世纪晚期的全球化所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的剧烈下跌没有作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激烈反应。然而，我们需要对大多数殖民地和少数精英式的殖民地作出区分。大多数殖民地的自由贸易政策是母国强加的，少数精英殖民地则被授予“负责任的政府”，以便有权设定自己的关税。在 1879年，加拿大就开始实施关税，之后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效法。而且，在大英帝国内后来成为自治领地的那些国家中，设立关税和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正比关系，这对主张无条件实行经济“开放”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果。这个现象对于大英帝国任何一段经济历史来说，都有其重要含义。如果加拿大和其他大英帝国控制的区域的确受惠于贸易保护，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印度实行关税政策，会不会使印度经济变得更好呢？所幸的是，对经济自由主义论者来说，上述观点在论证上有其困难之处。首先，加拿大和其他那些国家征收关税是为了提高收入，而不是为了排斥进口。加拿大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农产品的出口，而不是国内制造商的产品替代了进口产品所带来的结果。其次，这个论点忽略了20世纪30年代期间，不开放的贸易对初级产品生产商所造成的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当时的经济大萧条对每个人而言，都相当困难，但在大英帝国的帝国特惠体制之外的初级产品生产商们的日子则更加难过。

于是，大英帝国促进了商品及制造业全球市场一体化，这个结论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没有大英帝国的话，国际劳动力的流动也不可能如此频繁。诚然，对19世纪的移民来说，美国是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但是随着美国对移民数量增加的限制，白人主导的自治领地作为英国移民目的地的意义就显著增强了，在1900 年到1914 年之间，白人自治领地吸引了大约59%的英国移民；在1915 年到1949 年之间，达到75%；而在1949 年和1963 年之间，更达到82%。这对收入分配是有影响的。人们通常认为，帝国最大的那一部分利润流入了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一小群投资人的口袋里。但是，大规模的移民到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这类土地广袤、劳动力短缺的殖民地，缩小了全球收入的不平等状态。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极大的一批亚洲人，作为契约劳动力离开印度和中国。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大英帝国的种植园和矿井中干活。在这种介于自由和不自由劳动力之间的体制下，从印度出来的移民也许有160万之多。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承受着巨大的艰难。其实，有些人呆在自己家里，日子可能更好过些。然而，必须再一次地指出，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否认，将廉价的，也许处于半失业状态下的亚洲人动员起来去收割橡胶或者开发金矿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经济后果。

首先，英国是推动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引擎——这正是罗斯福和其他一些对帝国的批评家们未能明白的一个要点。1865年到1914年，超过40亿的英镑从英国流向世界其他地方，给了这个国家史无前例，也是此后无与伦比的地位。它作为全球的净债权人，实际上就是“世界的银行”，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世界的债券市场。到1914年为止，英国的海外总资产高达31亿英镑到45亿英镑，而同当时的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后者只有25亿英镑。这些投资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投资：与其在欧洲只有区区6%的投资相比，大约45%的英国资本投向了美国和白人聚居的殖民地，20%投向拉丁美洲，16%投向了亚洲，非洲也获得了13%。1865年到1914年间，英国通过证券的公开发行所筹集的资本，投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金额与投向英国自身的金额一样多。即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所产生的结果也没能改变这个模式。众所周知，英国在发展中地区经济体系中的投资，主要形式是基础设施的股份投资，尤其是铁路以及港口设施的投资。但英国也直接投巨资在种植园的新经济作物的生产上，如茶叶、棉花、木蓝和橡胶。

有人认为，在第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存在一定程度的“卢卡斯效应”——换言之，英国的资本更愿意流向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而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这种喜爱富裕国家的偏见，同今天的情况相比要好许多。1997年，只有大约5%的世界资本存量，投在人均收入低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是只有美国水平1/5的国家中。1913年，这个比率是25%。在1995年，发展中国家总的国际债务份额占到11%，相比较之下，1900年的数字是33%，而在1938年则是47%。1914年几近一半的国际资本总量被投到人均收入低于或是只是英国水平的1/3的国家中去。而对那些贫穷的经济体制的总投资量中，英国就占到几乎2/5的份额。过去和现在的对比是相当惊人的。但是，今天的富裕国家喜欢相互间“交换”资本，大多数只是回避贫穷的国家。一个世纪之前，富裕的经济体制对世界上较穷的国家有非常巨大的净投资金额。

向遥远的地方投资金钱，总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正如经济学家所称的：贷方与借方离得越远，信息的不对称性一般就越大。经济相对不那么发达的体制一般受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影响更大一些。那么，为什么1914年前的投资者们愿意拿如此高比例的存款，去冒险购买海外的股票或是其他资产呢？可能的一个答案就是发展中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金本位，为投资者提供了某种类似“良好家政的许可印章”的保证书。1868年只有英国和一些经济从属国——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亚拥有按需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法国和“拉丁语系货币同盟”（如意大利、西班牙等——译注）的其他成员，还有俄罗斯、波斯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复本位（金和银）体制，而大多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采用的是银本位。然而，到1908年，只有中国、波斯和少数几个中美洲国家仍旧采用银本位，金本位已经成为全球货币体系，虽然实际操作中，一些亚洲的经济体系，尤其是印度，采用金汇兑本位制（即是将本地货币兑换成英镑，而非黄金），而欧洲和美洲的一些“拉丁语系”的经济体系，从技术角度上，并没有纸币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性。这一套国际固定汇率的体系可能促进了国际贸易。同黄金挂钩也是货币和财政廉洁的一个信号，很可能促进了周边国家进入西欧的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承诺机制，一种肯定政府会避开不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方式，譬如滥印纸币或拖欠债务。对黄金可兑换性的承诺，减少一个国家债券收益的大约40个基点。简单来说，那就意味着那些采用金本位的国家去伦敦债券市场借钱，所付的费用可以更加便宜。

然而，作为一项视条件而定的承诺来说，金本位体系的成员只是作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自我约束的承诺。当处于紧急情形下，如战争、革命或是一场突发的贸易条件的恶化，这些国家仍然保留取消黄金可兑换性的权利。实际上，这些紧急情况在1914年之前是屡见不鲜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在1880年到1914年之间，均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和货币危机。到1895年的时候，所有这三个国家的货币对英镑已经贬值大约60%。这就表明，他们支付外债利息的能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利息都必须以硬通货（通常是英镑）来支付，而不是国内货币。阿根廷从1888年~1893年一直拖欠债务，而巴西则在1898年和1914年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换言之，把全部信心寄托于一个国家采用金本位制的投资人并不能获得这个国家不会赖账的保证。（实际上，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是黄金相对短缺的年份，一些国家更有可能拖欠债务。因为下跌的商品价格使得他们更加难以从出口产品中赚到他们所需的硬通货，用以支付面值为黄金的外债利息。全然不同的是一种在英国直接统治下强加的承诺。这就等同于一个无条件“不赖账”的保证——投资人必须面对的唯一的不确定性是对英国统治的期限的预期。1914年以前，虽然民族主义运动从爱尔兰到印度都有所成长，但是它们在政治上的独立看来依旧是遥遥无期，即便是几个大的白人聚居的殖民地，也仅被授予非常有限的政治自治权。而且，英国人在他们的殖民地上强加了一套特别的制度，非常有可能提高它们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不仅使用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还采用经济开放（除了自由贸易，还有自由资本移动）和平衡预算法，更不用说法治（特别是指英式的财产权法）以及较为清廉的行政管理了。换言之，如果投资人把钱放在已经获得独立的金本位国家里，他们得到的无非是不滥印钞票的承诺。而投资人要是把现金放在这些殖民地中，他们不仅可以指望货币价值的可靠性，而且还可以仰仗维多利亚时代所有的“公共产品”。因此，如果投资者认为澳大利亚的信誉比阿根廷的信誉好不了多少，或是加拿大的信誉比智利好不了多少，就有些不能让人理解了。

我们能够以两种方式来衡量“帝国效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流入英属殖民地的资本量以及那些殖民地所支付的利率。根据可以获得的最佳估计，英国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证券投资的累积量中超过2/5（42%）流向了英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海外股票投资中在帝国属地的比例还要高，达到46%。并且很清楚，帝国属地可以比独立的国家（或者其他大国的属地）以更低的利率借到钱。1870年到1914年期间，英国及其属地是债券平均盈利最低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经济体制发行的债券的盈利要高得多，这些经济体制也吸引了巨大的英国资本的注入，尽管这些地方并没有被英国直接统治。举一个例子，阿根廷发行的债券比印度发行的债券的收益高出了200个基点。1870年到1914年期间，在债券收益数字可以获得的23个国家中，大英帝国的5个成员国属于利率最低的国家，这一点着实令人吃惊，所有这些国家的利率平均都低于4%。在伦敦，只有挪威和瑞典可以以低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利率水平进行借款。起初阶段还游离在帝国之外的埃及，在1882年成为了英国的一个事实上的殖民地之后，经历了债券平均收益从10.1%（1870年~1881年）的水平到4.3%（1882年~1914年）的大幅下降。这种差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为明显，许多独立的债务国在此期间经历了重大的债务拖欠，其中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日本、俄罗斯和土耳其。因此，最迟到20世纪20年代，帝国的成员身份就被确认为是比金本位还要可靠的“良好家政的许可印章”。历史经验表明，把钱投资于印度这样的在法律上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或类似埃及这样的国家，比投资于阿根廷这样的独立国家要稳妥。反过来，在伦敦筹集资本时，由于英属殖民地偿付的利息很低，因此也不太可能像其他新兴市场一样陷入对境外债权人支付的利息要超过新贷款和境外投资流入资金的金额所导致的那种债务陷阱之中。

帝国成员为投资人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这并不让人惊奇。世纪之交，英国建立了新的立法，具体体现在“殖民地贷款法案”及“殖民地股票法案”中。这两个法案给殖民地债券以等同于英国政府永久公债券的基准，即“联合公债”的受托管理的地位。在信托储蓄银行持有的国家债务比率不断上升的时期，这个措施为殖民地证券市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财政部与英格兰中央银行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认为，英国属地发行的新债券应当比独立的海外国家所发行的新债券享有优先受偿权。甚至在起草殖民地宪法时，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也得到了重视。1933年，一名殖民地总督说，黄金海岸的债券应缴纳的利息应当被强行降低，真是叫人难以相信：为什么英国投资者愿意 “救济另一个享受着所有的好处而唯独不承担他们应尽责任的国家呢”？ 20世纪30年代，当纽芬兰英联邦自治区处在拖欠债务的边缘的时候，由艾默里勋爵带领的皇家管理委员会建议解散其议会，并将其政府委托给一个6人组成的委员会，皇家总督由伦敦方面指派。艾默里勋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他和他的委员会认为，结束自治政府的决策比债务拖欠的罪责要小得多。

英国的海外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投向帝国的比例不断增加，这也就不足为奇了。1900年到1914年期间，大约只有2/5（39%）的英国海外资本流向了帝国。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平衡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帝国占伦敦市场所有新债券发行的2/3左右。1924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了一个尖刻的评论，他写道“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非洲中部的一个地方，有几万白人居民以及不到100万的黑人居民）竟能够获得一份无担保的贷款，而且贷款条件与我们自己（英国）筹集的战争贷款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这实在是了不起”。让他同样感到“奇怪”的是，“居然还有对购买伦敦铁路债券和英格兰东北铁路债券不感兴趣，而对尼日利亚股票（这种股票没有英国政府的担保）更热衷的投资者”。凯恩斯的观点是，这个现象不符合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它的失业率同战前相比一直居高不下，而且不断有证据表明工业生产发生了停滞。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输出看起来就是资源分配不当的做法。但是凯恩斯没有思考从这种廉价英国储蓄中殖民地经济所能获得的利益。从帝国的角度，而非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鼓励富裕的帝国中心的储蓄向周边发展地区流动是非常必要的。除了确保英国投资者能够定期收到偿付的利息以及本金以外，帝国体制还有益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当然，这比凯恩斯所思考的那种替代政策——即将英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率放在优先位置——更为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