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本书致力于解决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以下问题：

1.这场战争真的不可避免吗？它缘起于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秘密外交，还是单纯的军备竞赛？

2.德国领导人为何对1914年的战争下了赌注？

3.当欧洲大陆燃起战火时，英国的领导者为何决定出手干预？

4.这场战争真像人们想的那样，是人们的激情使然吗？

5.卡尔·克劳斯认为宣传手段，特别是媒体，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元凶。是这样吗？

6.拥有强大经济优越性的大英帝国为何无法在美国不干预的情况下，对同盟国给予更迅速的打击？

7.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德国军队在西线为何无法战胜英法联军，却能够轻取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俄国？

8.正如战争诗人所说，为何在战事如此惨烈的境地下，人们还不肯罢休？

9.是什么给战争画上句号？

10.谁最终赢得了和平？

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已经知晓。在此，我试着将另外9个问题的答案进行总结：

1.无论是军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以及秘密外交政策，都不是点燃战火的原因。1914年的欧洲遍地都是反对军国主义的声音，其政治呼声越发强烈。商人们——包括克虏伯这样的“死亡贸易商”——对欧陆大战并不感兴趣。无论秘密与否，外交政策成功地解决列强之间的冲突：不管是在殖民地问题还是海军问题，英国和德国都因此而消除了分歧。英国与德国国家关系之间并没有达成一份正式协约的主要原因为，不像法国、俄国、日本或美国，德国并没有对大英帝国造成严重的威胁。

2.1914年，德国冒险在欧洲发动战争并非出于傲慢，他们并未想过要称霸世界。相反，德国领导人的行为正是出于对自身弱势的担忧，这种动机最初建立在他们无力赢得海上及陆上军备竞赛的基础之上。战争前夕，英国和德国的战舰吨位之比为2.1∶1；战争中，俄国、法国、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的人力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相比则为2.5∶1。很明显，这种差距并非源自经济资源的短缺，而是政治，特别是财政的局限性；权力相对分散的联邦体制与民主国家议会相结合的政体使德国政府几乎不可能与其实行中央集权的邻国相抗衡。此外，在经历了国债增长达150%的15年之后，到1913年和1914年，德国借债的增长已经越发困难。因此，在1913年和1914年，德国只得花费国内总产值的3.5%用于国防事业，与此相比，法国为3.9%，俄国为4.6%。自相矛盾的是，如果德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像法国和俄国那样的军国主义国家，那么它没有理由感到不安，进而在“它或多或少能够经受考验的时候”，将赌注押在先发制人地发动攻击上。

3.英国人之所以决定出手干预，是基于早在1905年就由军方和外交家们制订的一个秘密计划。英法之间没有官方意义上的“大陆协定”，这一点在1907~1914年间也曾被包括格雷在内的多位大臣在议会上以及面对媒体采访时重申过。自由党政府也没有认识到要根据1839年的条约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但如果德国没在1914年入侵比利时，情况将是完全相反的了。事态演变的关键在于，有一小部分将军、外交官和政客坚持认为，一旦欧洲大陆的战争爆发，英国必须派兵增援法国。这是基于将德国的侵略意图与拿破仑相提并论的一种误读。那些负责人应在另一方面受到谴责：英国国会下议院被误导，而同时他们也事实上没有针对所设想的战术做出任何军事上的部署。1914年8月2日他们不得不要做出决定了，而这一决定却完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英国会出手干预。大部分人都是犹豫不决的，但最终他们还是出于怕自己被清理出去，并让保守党有机可乘的担忧，同意了格雷的观点。这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但对他自己的事业并无太大影响——劳合·乔治在关键时刻没有支持反战人士。即便战争最终会使英国付出包括损失大量军队在内的沉重代价，这在当时也比“袖手旁观”的做法更受到人们拥护。客观来说，如果英国不参战，德国并不会对大英帝国造成直接的威胁。削弱俄国在东欧的势力、建立中欧联盟、攫取更多的法属殖民地——这些才是英国当时真正的目的所在。

4.英国人参战并非是出于对“丧权辱国的比利时”的关切与担忧，大战开始后数周，很多人参战的原因是由于战争带来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1914年的经济危机也确实是战争悲观主义产生的最好论据。对很多欧洲人来说，战争本身并非那么激动人心，反倒让人忧虑：启示录灾难论和爱国言论并存，通过这场战争，人们仿佛亲身体验到了《圣经》中所提到的世界末日时的善恶大决战的情境。

5.这场战争也确实是一场媒体战。与其说是出于政府的控制，倒不如说各样的宣传工作是出于媒体、学术界、专业作家们和电影制片者的自发动员。起初，报纸在战时很受欢迎，并由此带来了巨大的销量增长，但最终经济问题还是使大部分报纸的经营受挫。此外，对于那些在前线作战的人来说，报纸和一些其他宣传者对敌军的诽谤和对开战原因的神圣化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宣传工作对于前线的战事起到了反作用。只有在报道诸如比利时暴行或路西塔尼亚号沉没这类事实时，宣传工作才会激励人们的战斗意志。

6.协约国与同盟国相比，拥有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国家综合总收入高出60%，人口数高出4.5倍，且多拥有28%的劳动力。此外，战时英国的经济持续增长，而德国经济则有所萎缩。经济冲突无法弥补这种巨大的经济差距。而不知为何，德国没能妥善处理好本国的战时经济。把资源的差别算在内的话，这也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战争低效的另一个方面。英国的人员使用尤为糟糕，很大一部分在工厂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工人都被征募入伍，并在战场上被杀或受伤。与此同时，那些留在工厂或者新被聘用的人则收到了远高于生产绩效的工资。这一点在公会中也有更明显的体现，英法两国的公会在战时的成员数都有显著增加，而德国则减少了超过1/4。1914~1918年，英国由于工人罢工所引发的停工就达到约2700万工时，而德国仅有530万。再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收入不均和食物供应不足竟然没能影响德国人的战斗意志，更不要说诸如贫富矛盾、老弱病残孕生活保障等这些相比来说不足道的问题了。德国人从未丧失斗志，更没有发动起义。

7.同盟国在造成敌军伤亡的方面比协约国及其盟国军队更为成功。与其损失的人数相比，他们所消灭的敌军人数至少要高出35%。同样，在俘虏人数方面，他们成功俘获敌军的人数要比被敌军俘虏的人数高出25%~38%。同盟国造成对方1030万人的永久损失，而他们自己损失的人数为710万人。实际上，同盟国的军队规模不如对手，但是他们的死亡率仅为动员人数的15.7%，仅比对方相应的数据略高一点儿（12%）。无论如何，高死亡率并没有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必然影响，否则最先崩溃的则是法国，而非俄国，且苏格兰军团也会发生暴动。这表明，协约国是消耗战中失败的一方：简而言之，是他们的基本战略招致了失败，其第二策略同样以失败收场——即通过海上封锁使处于饥饿状态的德国束手就擒。在1914年8月到1918年6月期间，德国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战绩——其杀害和俘虏的英国和法国士兵比他们失去的人数要多。1918年，局势出现了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但这与其归咎于协约国的战略水平提高，不如说是德军自己的失误。如果将军事和财政数据相结合，那么德国的成功与协约国的失败则更为一目了然：同盟国仅需1.1万美元就能将一名敌军致死，而协约国及其盟国的数据则显示，他们杀害敌人需要花费3.6万美元，几乎是对手的3倍。

8.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人们继续战斗？毫无疑问，前线的情况已经非常惨烈了。机关枪、狙击手、炮弹、刺刀以及其他杀戮工具每天都在造成巨大的伤亡。除了担心自己被炮弹“击中”，恐惧、忧虑、悲痛、疲惫和不适也时刻纠结在人们内心。与最糟糕的贫民窟相比，堑壕仿佛更加潮湿阴冷、肮脏不堪、遍布害虫。然而对敌人的仇恨仍旧没有因此而减少，逃跑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发生，特别是在西线的战斗中，起义事件也鲜有发生。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认为，产生于冲突发生前和发生时的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是迫使人们坚持战斗的幕后主使。毫无疑问，有些士兵的作战动机的确在此，但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被迫作战的人数凤毛麟角。军纪的作用并不在于胁迫人们作战，而是对他们进行鼓励，因此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相当重要。

此外，正如克劳斯所言，正是由于那些极具煽动性的媒体，人们才会奔赴战场。虽然在当时找到了许多共鸣，但这种假设同样站不住脚。毫无疑问，有些人的确轻信了政府向他们灌输的信息，从而踏上了不归路；然而有许多人对政策并不理解，或是根本不相信这些说辞。

士兵的士气取决于对战场上的适应与不适的感受：暖和的衣服、宜居的环境、食物供应、酒水与烟草供应、休息时间、娱乐活动、性爱以及探亲假等都会对此造成影响。士兵之间的战友情也是一种凝聚力。有些人甚至通过文字传达出堑壕中的特殊的男性情谊：有些人深深迷恋自己的伙伴和战友。有些证据同样表明，宗教是刺激人们进行反抗的原因。双方的随军牧师利用布道圣战的主题和宣扬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消除了士兵们的罪恶感和痛苦，使其将自己的杀戮行为合理化。

但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人们坚持作战，因为他们不介意如此。这里我不敢苟同威尔弗雷德·欧文关于战争是“可怜的”，参加战斗的士兵更令人怜悯的观点。对于大部分士兵来说，杀戮和被杀戮的危险并不如我们今天普遍认为的那般无法让人承受。在某种程度上说，受欧文诗歌的影响，这或许是关于战争的最让人感到震惊的观点。然而就连一些著名的战争作家都提出证据，说明屠杀和死亡并不是士兵们厌恶战争的原因。杀戮并没有引起反感，对死亡的恐惧也最终消失，甚至有人希望自己受到无关痛痒的“小伤痛”。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本能”在战场上找到了用武之地。对有些人来说，复仇的确是他们作战的原因。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是在享受杀戮的过程：战争对于那些陶醉在暴力中的人来说确实是“可爱的”。同时，人们低估了自己殒命的概率。尽管在法作战的英国士兵的伤亡率几乎为总人数的一半，但大多数人还是坚信，地狱的丧钟不会为自己而鸣，并且在多次目睹别人当场暴毙的场景后对此逐渐感到麻木（相比之下，看到一个人慢慢死去才是最让人揪心的）。人们丧失了时间意识。在战斗中，时间飞逝而过，而战斗打响前的漫漫长夜却使得人们在等待中度日如年。战争仿佛永远不会终止，宿命论油然而生。

9.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终极的、最困难的问题：如果说战争在人们的可承受范围之内，那么为何要停战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复杂的投降人数，因为全线胜利的标志并非由大规模的杀戮决定的，而是敌人大规模的投降。从1918年8月开始，随着德军被俘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德国也在逐渐走向崩溃。这一戏剧性变化虽然并不容易被诠释，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强调，投降（当然还有俘虏敌方士兵）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双方在俘虏问题上都发生了许多意外，包括在远离直接战场的敌方，大批人数并不确定的俘虏被冷血地杀害了——但其实俘虏具有可作为情报来源和廉价劳动力。杀害俘虏的动机一部分是受到了嗜血成性的前线氛围的熏陶，许多人杀害俘虏是为了报仇雪恨。但事实证明，许多军官的确通过“格杀勿论”的指令来煽动其手下的杀欲。这种意外在1918年或许会越发减少，但事实并非如此。更有可能的是，由于春季总进攻的明显失策、鲁登道夫关于签署停战协议的要求以及士兵中病患问题的逐渐严重，士气的普遍降低使得继续作战的德国士兵需要付出比1917年还要惨烈的代价。然而，我们也不能将这种投降的意愿当作对暴力的厌倦。在1918年11月，西线战事总算平息了，但在东欧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战争的阴霾依然没有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