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劣势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很容易被那些热衷于跨大西洋竞争理论——如果还不是对抗理论的人们所忽视。如果去查一下欧盟的劣势，有一点很清楚，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欧盟绝非在酝酿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帝国。欧盟的内向性格表明，我们最好把它理解为一个“国”，而不是“帝国”，即一个将大部分精力致力于保持内部平衡，而不是在国境之外行使权力的实体。

人口的老龄化

欧洲正在衰老。今天德国人的平均年龄是40岁，到2050年，这个数字就将会上升到47岁；法国人的平均年龄将会由28岁上升到45岁；匈牙利人的平均年龄会从38岁上升到50岁。（当然，美国人口也在老化，但是其老化速度不像前几个国家那么快。50年之后，美国的平均年龄将从现在的35岁上升到40岁。）这里给出的是一个冷峻的暗示。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不断增长的对老年人的赡养比率到2040年会减少0.75%的年经济增长率——由于欧盟近来的低增长率，这个减少的量就很可观了。这样的计算结果可能还低估了老龄化的问题。根据世界各国经济与财政体制中对生育不平衡（即人口换代的数量差异）问题的估计，欧盟大多数成员国如果要避免给下一代造成规模空前的、和平年代的税收负担，那么他们现在就迫切需要增加税收，或者削减政府的支出。在奥地利、芬兰和荷兰，政府支出将需要被削减达20%的水平才能保持生育平衡。在养老金问题上的扯皮占用了德、法两国政治家们的大量时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为了避免欧洲国家的福利体系的崩溃，欧洲需要通过改革迫使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牺牲。

经济表现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一直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向选民作推广。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波浪潮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同一时间，这一巧合看起来证实了这一点，虽然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弱的。然而，近来关于一体化提高了增长的主张已经变得越发不合情理。没人能够怀疑，“单一欧洲法案”（1986年）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加强了西欧经济的一体化。商品及服务贸易的非关税壁垒被大大降低。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单一货币的创建使得15个欧盟成员国的12个国家进行跨国物价比较变得容易得多了。然而，自从这些措施生效以来，欧洲的经济表现仅可算是差强人意。1950年到1973年间，西欧（广义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是4.1%。1973年到1998年间，这个数字跌到了1.8%。在这一阶段，在欧洲经济体的“第一波”成员，1973年之后加入的新成员以及非成员之间所经历的增长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尤为令人震惊的是，1999年以后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国家出现的劣绩。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3年间，所有欧元区的经济体中“产出差距”拉大了，现在处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3.5%之间的水平上。

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欧盟经济的年增长率除了有一年之外（2001年），每年都低于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从1995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大致为3.6%。欧盟的这个数字仅为2.1%。1970年到1983年，欧洲的失业率持续低于美国，而现在则高得多。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5年，欧盟的失业率超过了10%，而美国失业率则下降到低于5%。即便在2001年—2003年，欧洲的失业率仍然比国的失业率高出3%。2002年，15个欧盟国家中有7个国家的失业率超过了7%。德国的不佳表现则最令人震惊，它过去曾是欧洲经济的骄傲，也是欧洲经济的发动机。自从1996年以来，用《经济学人》杂志的话来说，德国经济成了“欧洲的病夫”，平均增长率仅为1.1%，是欧元区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这个趋势没有缓和的迹象。2003年年中，德国的失业人口站稳450万大关（全部劳动力的10.6%）；2003年的第一和第二个季度，其经济均缩减了0.2%。

最后，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生产率的增长可能比美国更为迅速，但在1995年—2002年，局面发生了改变。根据美国经济会议理事会的数据显示，美国在这期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小时的生产率增长为略低于2%的年平均率，而欧盟的这个数字则接近1.2%。只有一个欧盟国家——爱尔兰——取得了高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

欧洲人“喜爱悠闲的生活”

虽然欧盟采取了多项旨在加强经济一体化的措施，但欧洲的糟糕经济表现提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广泛流传的解释是，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弹性不够，不仅仅因为明显存在的语言障碍，还因为多年来，为适应工会需求而引进的各种规则。

由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一项研究仔细考查了从1960年到1998年期间的数据，并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将欧盟劳动力市场美国化，会给欧洲失业问题带来怎样的效果？说得更准确些，这项研究设想了：

增加参与率（劳动力中的人口比率），

降低替代率（收益与过去收入的比率），

降低就业保护，

降低劳动力税率（引进财政改革，消除贫困陷阱），

削弱工会，并且减少工资谈判的集权特点（那些全国范围的集体工资协定确实在地区失业率上造成很大差异）。

表11总结了三个这样的政策所计划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效应。这里看得很清楚：只有贯彻所有的三条政策，欧洲的失业率才可能降到美国的水平，而且那只是作为“长期效应”来体现的。还表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必定是有难度的。需要非常激进的改革，而效果却只会慢慢体现出来。

表11 对劳动力市场“美国化”会给欧元区失业率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个计算没有抓住欧盟与美国之间另一个不同之处，这个不同之处就是美国人工作的时间与西欧人工作的时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根据近期的经合发展组织的研究表明，在职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是每年略低于2000小时（1976年）。而德国人平均工作时间仅为1535小时——足足少了22%。荷兰和挪威人的工作时间则更短。即便是英国人，比他们在大西洋对岸的远亲们也少工作大约10%。特别之处在于，过去的20年时间里，有多少这样的不同。1979到1999年间，美国人平均一年的工作时间加长了50小时，或者说比之前几乎增加了3%。但是，德国人平均一年的工作时间却缩短了12%，荷兰人平均缩短了14%。美国人一年当中得到10天的休假还只是最近的事情，而欧洲人已经有30天休假了。

事实上，这些数字低估了欧洲人“喜爱悠闲生活”的程度，因为它们没有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实际上有更多比率的人在工作着。1973年到1998年间，在职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比从41%上升到49%。但在德国和法国，同一个百分比分别下跌至44%和39%。美国人处在就业年龄层的总就业率为73%，欧盟仅为64%。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也明显高于美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了10%，超出美国失业率的2倍多。当然，还有罢工的问题。1992年到2001年间，西班牙因采取行业罢工行动导致了平均每1 000名员工的经济损失达271天。丹麦、意大利、芬兰、爱尔兰和法国的这个数字在80天到120天之间不等，而美国的这个数字则低于50天。

这就是美国经济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冲到欧洲竞争对手的前头的主要原因。这不是效率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美国人工作得更多。另一个事实是，欧洲人的休假更长，而且退休更早。实际上，欧洲的工人失业或罢工的人数多于美国。欧洲的政治领导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已为时过晚。2003年6月，一位德国政治家冒着断送职业生涯的危险，大胆建议，如果德国人可以少休一些假的话，他们的经济就可以发展得更快。不久之后，这样的观点在法国也不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了。但是长达一个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民主制度已经造就了那些极难打破的习惯性思维。德国社会民主党几乎从一开始，即19世纪晚期，就是为了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在近期则是为了争取更短的工作生涯而参加竞选的。而在法国，保证每周最多工作35小时是最近取得的伟大成果之一。这个传统很难摒弃。被提议的欧洲宪法有一个显著特征，它旨在鼓励让欧洲人在工作热情上远不如美国人，并把它们作为“基本权利”供奉起来。新宪法第II–27条要求工人有权就如何经营雇用他们的公司，向公司管理层发表意见和看法。这一条款让英国企业领导人大为担忧。第II–31条也同样重要：“每名员工都有权对工作时数，对每天、每周休息时间以及每年的带薪休假设定限制。”

共同农业政策

欧洲也许仍然有对外贸易顺差，但是部分原因是由于欧盟内部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而导致的。另一个相关因素是欧盟持续的贸易保护主义，其中以农业部门的贸易保护主义最为明显。至2003年6月，欧盟已达成了为时过晚的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的协定。对这个政策的支出几乎占了目前欧盟预算的一半。与产量相挂钩的农民补贴金制度将部分被废除。虽然不是全部废除，但欧盟按规定购买农场产品的价格也将有所下降。共同农业政策给予10个新成员国农民的支付款仅为旧成员国水平的1/4。但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降低目前进口到欧洲的农产品的关税。在坎昆会议夭折之前，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的提议中就包括在5年的时间里，逐步停止农产品出口补贴以及把农产品产值的补贴金降低到5%，并且征收不超过25%的关税。在坎昆会议之前，欧盟就暗示愿意降低补贴。在2003年改革之前，这种补贴大约是农业产值的33%，而美国是21%左右。然而，若没有全球贸易协议，这些补贴将继续进行下去。这样的事态简直无法自圆其说——而且在政治上几乎不能理解，因为欧盟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还不到总劳动力人口的4%。

美国并非在这些方面都高尚得多，但当我们评判欧盟对发展中国家作出积极贡献这一问题时，需要牢记欧洲补贴农业和征收高关税成瘾的事实。欧洲可能在援助政策方面比美国更加慷慨中，但只要共同农业政策依旧存在（即便在其改革后），欧盟所做的不过是一只手给予，另一只手索取罢了。更糟糕的是，它将增强发展中国家对外援的依赖，而不是基于自身农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欧盟打破现在已经在力量上被削弱的贸易保护主义游说团体的束缚，成果将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地中海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将大大受益，还有斯拉夫人居住的周边地区。对西欧的消费者而言，也有其实际利益。只有相对少数的、生产效率低的农民——尤其在法国——会变成输家。有些人将表示抗议，认为从美学的角度看，法国的乡村也受益于农业补贴金。这些人应当再三深思，如果问题的实质是维护高卢乡村的美丽风景，那么农民们完全可以成为荣耀的花匠，接受报酬来承担维护法国乡村美景的工作，而不应当拿津贴去种植那些可以从欧盟之外廉价获得的农产品。

欧洲央行和德国的通货紧缩

共同农业政策也是欧洲家庭的伙食费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这就等于两次搜刮了他们的税后收入：一次是对他们的毛收入进行征税，另一次就是他们金额不断膨胀的伙食账单。但这并不是欧洲近期以来糟糕的经济表现的主要原因。远比这重要的是，自1999年1月建立单一货币体制以来，欧元区货币政策在管理上有问题。

国际交易中成功地使用欧元来替代美元的地位，反而标志着更深刻的失败。这个失败在于全面低估了欧盟货币政策对德国经济造成抑制物价，甚至是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个政策的目标是企图让12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取得价格稳定。1999年到2001年间，单一经济和货币联盟对德国来说意味着更高的利率，但通过汇率贬值得到了补偿。在2002年和2003年中，欧盟利率下降的幅度不够大，行动过晚。而且由于欧元的升值产生了真正的货币紧缩，通货紧缩的一些症状已经在德国显现出来。虽然官方的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率仍为正数，但主要生产商的产品价格指数在2002年有所下跌，而且农产品价格自2001年年中就开始下跌了。在西方的主要经济体中，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只有德国的房地产价格经历了下跌，实际跌幅达到了13%。

问题还在于，德国的财政政策受到欧洲规则的限制而变得更加糟糕。这个名称不当的《稳定与经济成长协定》规定，如果柏林的政府预算在3年（2001年—2004年）里出现超过3%GDP的赤字，那么德国就会被欧盟罚款。这些赤字很大程度上仅仅反映了经济不景气或是接近于经济不景气时自动启动的稳定措施。这种处罚措施本意在于制约意大利这类在传统的财政政策上缺乏自律的国家。但是处罚会使财政赤字加大，这是货币联盟在意料之外所产生的最不可思议的结果之一。难怪，《稳定与经济成长协定》在2003年11月便被叫停了。

要想知道欧洲央行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我们应当考虑一下，如果德国中央银行继续存在的话，德国的利率在今日将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倘若考查一下德国中央银行的历史，我们便能发现，它至少有5次为了应对经济不景气（1967年、1975年、1982年—1983年、1987年、1994年—1996年），大幅下调利率的成功实例。也就是说，德国的利率会更低的假定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欧洲央行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希腊和爱尔兰的目标都是抑制通货膨胀。如果不是这样，德国在2003年—2004年的基本利率将很有可能更接近美国的利率水平——也就是，更接近于1%而不是2%。

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政府说了一大堆的托辞后还是巧妙回避了在近期加入欧元区的可能，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虽然在2003年6月，英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认为成为欧元会员能够刺激英国的经济增长，但也仅仅是不大的增长幅度——最好的情况是0.25%的GDP增长；最糟糕的情况是0.02%的GDP增长水平。即便对这些有限的估计（假定转换成欧元将会刺激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贸易，而且这反过来也会提高生产率），我们也应当带着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因为欧元区自成立以来，经济表现并不优秀。刚刚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也应当对将自身的货币转换成欧元三思。因为这样的货币体制会吸引更多的不稳定的投机资本，如果为了入围欧元区的资格，他们被迫将在第二代汇率机制中等待痛苦的两年时间，那么他们失去的就会大于他们所得到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政府赤字在2002年都超过了4%——实际上，匈牙利的赤字已接近10%。同时，这些国家又是幸运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协定》已被暂时搁置了起来。

如果欧盟成员国扩大的结果意味着东欧低生产力的经济同时获得了西欧的福利制度和西欧的货币，那么其宏观经济效果，可以想象，就好比是在用慢镜头回放导致数百万民主德国人失业的德国统一的经历。捷克共和国、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大约是法国水平的1/3。直言不讳地说，这意味着那些国家的工资必须被设定在法国工资水平的1/3，否则他们国家的工人将不足以与西欧的工人竞争。不幸的是，欧盟的劳工法的设计正是为了防止那种西欧人称之为“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的现象，这是一个带有诬蔑性的词语，特指来自低工资水平经济的竞争。东欧人现在能够通过甚至比美国人工作更长的时间来弥补他们的低生产率。捷克的工人平均一年工作超过2000小时，而西欧人的工作时间却在减少之中。捷克工人这个工作时间的数字自从东欧剧变之后还在稳步上升。加入欧盟有可能扭转这个趋势，它通过给予合法的权利来帮助捷克人减少工作时间或者甚至根本不工作。这些合法权利包括缩短工作周数，更长的假期，更强大的工会，更高的最低工资水平，当然，还有当他们的雇主因为所有这些原因破产时他们所能获得的慷慨的失业金补偿。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将会使这些国家失去在经济政策上的唯一的灵活性，即采用货币贬值政策来刺激经济的手段。

营救民族国家的行动仍在继续

那么，欧洲向联邦宪法迈进的步伐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永远有必要将言辞与现实区分开来。一些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家们多年来一直在使用欧洲联邦主义的提法，然而现实总是远远落在后面。原因很简单——一旦谈到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话语上时——同样是这些政治家们，却都始终如一地在捍卫着他们自己国家的各种利益。艾伦·米尔沃德的名言，即欧洲一体化的初期阶段是拯救民族国家，而不是为了建设一个联邦。这个观点今天仍然适用。即便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欧洲宪法最终被采用了，也没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个行动已经结束。实际上，当我们仔细阅读宪法后，便会发觉这套规则的真正意义在于防止欧盟向东扩大后，西欧最大的4个民族国家的命运会遭遇小国占主导地位的灭顶之灾。

举例说来，有人会嘲讽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外交部长的职位，说对于某些法国老年政治家们而言，这两个都绝对是肥缺——就像欧盟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一职一样。德斯坦想要将欧洲委员会的人数固定在15人，换言之，就是抛弃了给每个成员国留一个委员席位的规定。如他所言，如果不那样做的话，在一个扩大了的欧盟中，来自7个最小国家（不到2%的欧盟GDP）的委员人数将超过来自6个最大国家的人数，尽管事实上后者的经济产出已超过欧盟80%的份额。德斯坦还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欧洲议会中根据国家人口大小设定代表席位的比例。2003年4月的时候，他这样说：“必须得将人口因素考虑进去，因为我们的机构是在一个民主的机制中运行。”也许最重要的是，对于部长理事会采取有效多数投票体制的变化，那将意味着欧盟立法只要获得一半成员国的支持，就可以被通过。倘若他们代表着至少60%的欧盟人口，对4个大国来说，这是一个比2000年12月在尼斯达成的体制安排要好得多的待遇。

德斯坦是对的。欧盟体制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过度代表了一些较小国家的立场，如表12所示。多年来，这种过度代表小国立场而不能充分代表大国的方式，也有其财政方面的因素。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欧盟会将资源从较大的、较富裕的国家中转移到较贫穷的小国家中去。20世纪50年代，低效的比利时煤炭行业从欧洲煤钢联营的其他成员国接受了好几千万美元，资金主要来自德国。《罗马条约》签订以后，法国前殖民地（法国人将那些地方巧妙带入了共同市场）从其他5个签字国收到了3.8亿美元，又是主要来自德国。到1969年占欧洲经济共同体预算70%的共同农业政策也成功地迫使德国消费者为更为昂贵的法国和荷兰产品付账。根据德国预算数据显示，德国无偿过户给其他成员国金额的总数，在数年前就超过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国名义要求德国支付的那笔著名的1 320亿马克的赔款额。

表12 欧盟百分比数据

然而很难想象这个体制可以继续存在很长时间。欧盟扩大的唯一功劳就是带来了好几个明显比先前新成员国贫穷的国家。以前的欧盟扩大中，最富裕的国家——卢森堡总是居首，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最穷的新成员国（1974年的爱尔兰、1981年的希腊、1986年的葡萄牙以及1995年的芬兰）的2倍或2.5倍。但是东欧前共产主义经济体的加盟就完全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了。普通的卢森堡人比立陶宛人的经济状况要好上大约5倍。欧盟在哥本哈根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在2004年—2006年这三年里给这10个新的国家“与扩大相关的最大承诺”将不会超过408亿欧元的水平。但是究竟谁来出这笔费用呢？德国经济发展如此缓慢之际，要德国政治家们继续贡献最大一部分的欧盟预算，是很难说得过去的。显然，自从1945年以来，德国的利他主义行为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德国纳税人愿意为欧洲其他国家支付这种“默认的赔款”也应有个限度。

图12 欧盟资源和制度德国所占百分比

近期欧洲民意调查中心所作的调查得到一个鲜有人关注的发现，那就是在认为欧盟总的说来是一件好事的人数与认为欧盟只是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人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可能在这些差异与欧盟预算的操作之间存在一个关联。在那些只是接受巨额款项的国家中——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1995年到2001年间，它们都收到了超过2%国内生产总值的资金——认为欧盟有利于他们的国家的选民比例远远大于欧盟总体上是好的比例。反之，在一些大的捐助国中——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有更多的人认为欧盟总体上讲是一件好事，而认为欧盟只是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人数则较少。如果没有其他什么的话，那就表明在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的）成员国的部分选民中存在对欧洲利益和国家利益认识上的区分概念。

“欧洲性”的局限

而要表现“欧洲”日益“反美”的态度和“更为自觉的欧洲人”总是很诱人的，但这最多只能算是一个简单化的说法。首先，正如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清楚地显示的，大多数欧洲人将美国人和小布什政府严格区分开来。74%的法国人在看待主要是由小布什引起的问题上时，才对美国持否定的态度，仅有21%的人认为那是“全体美国人”的事，而4%的人既责怪美国人，也责怪小布什政府。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个比例都十分相近。其次，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至少还是得到欧洲人支持的。在接受皮尤调查的人中，有3/4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受访者同意，没有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人民的日子会过得更好。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继续支持美国所领导的反恐战争。更概括地说，在对待经济和文化全球化问题上，没有真正的跨大西洋的分别。还应当注意一点，即使存在反美情绪，也没有降低年轻的欧洲人学习英语的热情。除了英国和爱尔兰之外，欧盟国家的中学里有92%的学生在学习英语——几乎是学习法语学生的3倍，是学习德语学生的7倍。

同时，欧洲人更加觉得自己是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而不是“欧洲人”。欧洲每10人中有9人对他们的国家“相当有归属感”或“非常有归属感”。但是每10人中不超过5人（45%）对欧盟有归属感。在一些国家，如瑞典、荷兰、英国和芬兰——2/3到3/4的公民形容自己对欧盟“不是很有归属感”或者“根本没有归属感”。仅仅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将自己视作“欧洲人”，几乎一半的人主要还是将自己视作传统国籍的一员，其次才会想要做欧洲人。此外欧盟成员身份在15个国家里的受欢迎程度正在下降。1990年，超过70%的欧洲人认为欧盟成员是一件好事情。一个新近所作的调查显示，这个数字下跌到仅55%了。只有不到半数的欧洲人将欧盟成员视作“利弊各自参半”。这些数字表明，欧洲的身份定位看起来还没有被安全地建立起来。

此外，移民给欧洲带来的冲击只会减少欧洲文化的内聚力，而不是增加其内聚力。这股移民潮必须要继续下去，以应付上面讨论过的不断增长的退休率。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数百万的人移居到了欧盟成员国，不管是经济移民还是寻求庇护者或者是德国血统的外国人。这些移民随着先前大量涌入的，特别是20世纪60和70年代已经解散了的殖民帝国的前臣民来到这里。根据最近的估计，荷兰、德国和英国3%到4%之间的人口是穆斯林，法国的穆斯林人数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即7.5%。最近有通过寻求庇护来申请移民的趋势，其成功率的不同表明一些国家有可能最终比另一些国家有更大数量的移民人口。1990年到2000年间，丹麦、德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典接纳了相对自己人口数量最大数字的移民。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里，吸引更合法的移民到西欧的经济需求，以及这些移民在所居住的相对贫穷的社区中强烈感受到的受排斥的政治对抗态度之间，必定会存在一种复杂的紧张关系。

一些政治家们明确借助反移民平台而取得选举成功，但把这个现象描绘成欧洲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政治抬头，未免有些夸张。从让·马利·勒庞到约克·海德尔，再到近来的皮姆·佛图这几个政治家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取得的成功是如此短暂，更准确地说是一阵对外国人恐惧的急风骤雨的体现，这里面当然也有排外的含义。然而，对移民的敌视情绪非常普遍。2000年作的一次调查发现，有半数的欧洲人认为少数民族滥用了国家的福利体制，而且移民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将近2/5的人认为甚至应该把合法的移民送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所以，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者对迎合这种情绪抱有很大兴趣，这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对梦想着一个联邦欧洲的那些人来说，这十分令人气馁。当被欧洲民意调查中心的专家问及欧盟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超过1/5的欧洲选民在标志着“缺乏足够的边境控制”一栏上打了钩。无论一开始定下了怎样的约束，欧盟的扩大似乎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欧盟鼓励人们向西移民，为东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年轻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有些煽动者已经把针对移民的敌视情绪和欧洲一体化联系到了一起。今后出现更多这样的态度看来也是在所难免。

接下来就是土耳其问题。土耳其人早在1987年就申请加入欧共体了。迄今为止，他们友好的表示仍遭到拒绝，主要理由是土耳其有多变的政治以及国内的一些不良的民事和人权记录。实际上，欧洲人暗中担忧（有时也会公开）的是，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然而，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的经济方面的理由越来越强。根据一些估计，土耳其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比匈牙利、拉脱维亚或立陶宛要高，而这些国家现在都是欧盟的成员。土耳其的人均收入是大多数的巴尔干国家的2倍之多。相比之下，用宗教信仰的理由拒绝土耳其入围，造成了政治上不正确的尴尬境地。德斯坦在2003年提出了这一点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明智。欧洲从定义上讲是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已经站不住脚了，正如我们所见，欧洲守教的基督教徒已经太少了，有太多的非基督教的移民来到这个地方。欧洲也不能再认为土耳其是一个运转失常的民主国家了。一个温和的伊斯兰教党派通过自由、平等的选举上台执政了，军队并没有进行干涉。要是在过去，军队可能早就采取干预手段了。同时，欧洲还不得不接受土耳其入围以后的战略意义。因为欧盟新宪法将把土耳其与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土耳其国会拒绝协助美国入侵伊拉克北部的行动说明，议员们读了并且读懂了（即使其他人未读懂）《北大西洋公约》的条文，因为其中没有哪一条可以证明先发制人的战争是正当的。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行动证明，美国已经非常明确地展示了一个“流氓政权”在中东的存在是岌岌可危的。但是，如果欧盟接纳土耳其，作为对成为一个民主和宗教信仰温和的政权进行嘉奖的信号，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方式呢？

查尔斯·库普乾曾把欧洲看作是一个新拜占庭帝国。只有从土耳其问题上，我们才能够把他的观点看作是有先见之明的，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如果土耳其加入了欧盟，如果西欧的穆斯林社会继续不断成长，终有一天，我们会有很好的理由把布鲁塞尔和拜占庭——或是奥斯曼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进行对比了。

“欧洲时刻”

虽然法国的移民数量比起其他欧盟国家来并不算特别高，但是法国国内出现的巨大穆斯林社区——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代——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国民阵线”领导人让·马利·勒庞在2002年首轮总统选举中能够一举成功的原因。为了确保第二轮选举的胜利，雅克·希拉克不得不疏远自己同勒庞对待移民问题上的立场，那也反过来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03年，他不愿意参加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由于国内这些政治因素——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国内政治的多元特点——要协调欧盟成员国的政策就变得如此困难。理论上，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想法，但放到实践中，则越发显得困难重重。在波斯尼亚的问题上，正如我们所见，“欧洲时刻”显然并未到来：欧盟成员国间的意见分歧导致了一种政治上的瘫痪。而在伊拉克的问题上，欧盟内部的裂缝则越来越深了。设立一个新的欧洲外交部长是否能够改变这个局面呢？看来不太可能。

总之，欧洲是一个奇怪的联盟，它是一个幻想着成为联邦，却从未成为真正的一个联邦的同盟。它有行政机构、立法机构、一个上议院、一个中央银行、一种共同货币、一面旗帜和一首国歌。但是它只有极小的共同预算和最低配置的共同军队的框架。跟欧盟设计者的初衷不同，更多的决议仍然需要国家政府在欧洲理事会会议和政府间会议上作决定。欧盟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邮政系统、一支共同的足球队，甚至连统一标准的电源插座也没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这可能存在成为“第四帝国”的威胁，它不仅由德国支配，而且在体制的结构上呈现德国的特点，持这种观点的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也许是保守党内阁大臣尼古拉斯·里德利。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这个联盟其实是由法国人以其自身的方式，即那种并不那么对选民负责的官僚机构所操纵，阻止着这个联盟演化成为美国式的合众国，持此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拉瑞·西登托普。西登托普眼中的欧盟更像拿破仑三世治下的帝国而不是第四德意志帝国。

“瑞士”比上述的两种比方也许更为贴切，因为瑞士是一个经济比政治更有发言权的国家，也是州的行政权力强于中央政府的国家。然而即便是把欧盟比作一个超级瑞士，也还是低估了标志欧盟特征的两个明显民主“赤字”的重要性。第一个赤字是众所周知的，即欧洲议会的虚弱。欧盟委员会是一个以缺乏透明度及看起来不对任何人负责任为荣耀的机构。欧盟可能不是拜占庭，但其内部的运作方式却是拜占庭式的。第二个民主“赤字”不那么明显，但却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赤字。德国选民在欧洲事务上比卢森堡或是爱尔兰的欧洲同胞拥有更小的发言权。很有可能这两个赤字对于欧盟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会释放出许多普通欧洲人的仇外心理以及唤醒长期埋藏在德国人及其邻国人民意识中的“德国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看起来不太可能增强其合法性，因此一个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也是不可思议的。

按照欧洲人的委婉说法，欧盟正在朝着“变数几何”的方向迈进。只有12个国家迄今为止采用了欧元。在2004年，瑞典第二轮公民复决投票坚定地否决了参加欧洲货币联盟，更进一步减小了即将临近的英国就此主题投票表决的可能性。英国及爱尔兰至今还没有签署在欧盟内部开放边境控制的《申根协定》。1989年到1997年间，英国人还决定退出《社会宪章》，它是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样，欧盟新的成员国也不会立即执行会员制的所有条款和条件。《阿姆斯特丹条约》中引进的“建设性的弃权”概念以及德斯坦的宪法条约（第Ⅰ—43款）中增进合作的概念指出了一条让成员国更具选择性安排的道路。无人期望这能够加强欧盟的实力。可以退出的选择越多，这个联盟就会变得越来越不一致。以几个速度发展的欧洲很难取得《罗马条约》中“要成为更紧密联盟”的目标。相反，联盟内部之间会渐渐变得更加冷淡和生疏，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多样的小联盟。《罗马条约》发展为部分重叠的种种“意愿联盟”，从而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因为这些“意愿联盟”都各自有特定的目标。2003年12月布鲁塞尔峰会推迟了对宪法条约的决定，紧接着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们就轮番公开地声称自己的国家是支持一种含蓄的“双轨制欧洲”的“先锋”。

布鲁塞尔峰会失败的原因，表面上是由于有效多数投票机制的新规则相对削弱了西班牙和波兰两国在部长理事会上的影响力，它们两国拒绝接受这种安排。因为尼斯体制更适合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