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货币的由来

今天的金融界是4 000年经济演绎的结果。明晰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的货币，成为银行与清算中心不断扩大借贷规模的根源。从13世纪开始，政府债券把利息支付流证券化，而债券市场则展示了对证券交易与估价的公开市场进行管制的好处。从17世纪开始，企业股票可以采用与政府债券类似的方式购买和出售。从18世纪开始，先是保险基金，然后是养老基金利用规模经济和平均法则提供金融保护，以避免可预测的风险。从19世纪开始，期货和期权提供了更专业、更先进的工具——金融衍生工具。从20世纪开始，出于政治原因，一些家庭被鼓动增加杠杆工具的利用，使他们的投资组合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所有这些机构创新的经济联合体，包括银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以及财产所有民主制，从长远来看表现更为出色，因为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方面更有效。基于这种原因，西方金融模式先是通过帝国主义，然后通过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传播。从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到当今的中国，简而言之，货币一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这种金融创新、金融中介和金融一体化的复杂进程，与科技的进步，法律的传播，为人类摆脱枯燥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和痛苦的“马尔萨斯陷阱”[51]，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用美联储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的话来说，“金融体系是经济的神经……它在资金分配方面充当了协调机制，它是经济活动的命脉，其最大的用途在于企业和家庭。如果资本使用不当或者根本不流通，那么经济运行将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率最终将很低”。

然而，货币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相反，金融历史犹如乘坐过山车，跌宕起伏，从泡沫到破灭，从狂热到恐慌，从震动到崩溃。一项对1870年以来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与消费的现有数据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在过去的148次危机中，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了至少10%，其中消费在87次危机中蒙受了类似规模的下降，这意味着金融灾害发生的概率每年约为3.6%。即使在今天，尽管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前所未有的复杂，但这个星球的金融仍然脆弱如昔，仍有可能发生以往发生过的危机。就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来看，我们注定要被“随机性所愚弄”，注定要为“黑天鹅”的出现而惊讶。我们甚至有可能要经历几十年“超级泡沫”所引发的通货紧缩。

这样说的根本原因有三个。首先，未来或者说“期货”存在太多的可能性，因为相对于可预测的风险而言，从来都没有一个可确定的未来。弗兰克·奈特早在1921年就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将‘不确定性’与我们熟悉的风险概念完全区别开来，但这两者却从未被严格地区别过……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或准确称之为‘风险’……与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是如此不同，以致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根本不能称其为不确定性。”简单地说，在生活中发生的多数事件并不像玩掷骰子游戏。“一次又一次将要发生的事件是完全独特的，以至于根本没有其他实例或者没有足够数量的可以罗列的实例，能够为任何真实概率的任何有价值的推论提供一个基础……”凯恩斯在1937年精辟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回应对其《货币通论》的批评时所写的《论“不确定性”知识》一文中说：

……我的意思是，不仅仅要把已知一定要发生的事件与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轮盘游戏不容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也多少有些不确定，甚至天气变化也多少有些不确定。我使用这种措辞的意思是说，欧洲战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或者……20年之后的利率……不管怎样，所有这些都没有在科学基础上形成任何可计算的概率。我们对此一无所知。[52]

凯恩斯接着假设，投资者会尝试“在这种情况下以这样的行为方式，去挽回我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的面子”：

1. 我们认为，迄今为止与实实在在地审视过去的经验相比，现在对未来的指导作用实用性更强。换句话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未来变化的前景，我们对其实际特征一无所知。

2. 我们认为，现有的价格中所表达的观点与现有生产的特点，都基于对未来前景正确总结的基础之上……

3.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个人的判断是毫无价值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我们努力求助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判断。也就是说，我们尽力使自己的行为与大多数人或普通人的一致。

尽管凯恩斯并未准确描述出投资者的行为，但他思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个人的启发式偏差对金融市场波动的产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没有问题。

人类的行为模式是我们提出金融体系固有的不稳定性的第二个理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金融机构完全受我们从兴奋到失望的固有意向的摆布；我们时常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尾部风险”的侵袭；我们永远不会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人们在面对简单的金融选择时，往往会产生错估概率的倾向。首先，他们给组建的样本组每组1 000以色列镑[53]。然后，他们让每个组在两个选择中进行选择：A. 有50%的机会赢得额外的1 000以色列镑；B. 有100%的机会赢得额外的500以色列镑。结果只有16%的组选择了A，其他组（84%）则选择了B。接下来，他们要求相同的样本组，设想每组在拿到2 000以色列镑后，他们又面临选择：C. 有50%的机会要丧失1 000以色列镑；D. 有100%的机会要丧失500以色列镑。这一次，大多数（69%）选择了C，只有31%选择了D。然而，从他们获得的回报来看，这两个问题是相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有50%的机会去最终获得2 000以色列镑（A和C），或者最终必然得到1 500以色列镑（B和D）。在此次和其他的实验中，卡尼曼与特沃斯基验证了一个惊人的不对称性现象：人们在面临获得的时候规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偏爱风险。人们对损失的估价高出得到相同收益估价的2.5倍。

这种“不变性失误”只是诸多启发式偏差（扭曲的思维或学习方式）之一，把现实的人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同质经济人（曾推定其基于所有有效信息与预期效用能做出理性决策）区分出来。还有一些实验表明，我们很容易屈服于这种认知陷阱：

1. 可获得性偏差，使我们的决策基于我们记忆中更容易获取的有效信息，而不是基于我们真正需要的信息；

2. 后见之明偏差，使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后（事后）比在事件发生之前（事先）认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高；

3. 归纳问题，使我们在不充分信息基础上，形成一般规则；

4. 合取谬误（或选言推理），意味着我们往往高估概率，即认为多数将发生的概率是90%，而低估了至少有一项将发生的概率是10%；

5. 确认偏差，使我们倾向于为原始假设寻找有利证据，而不是在有证据证明其不成立时作出修改；

6. 污染影响，即我们允许无关但直接的信息影响决策；

7. 情绪启发式，即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干扰我们对成本和效益的评估；

8. 范围忽视，妨碍我们相应调整自己愿意做出的牺牲行为，以避免不同数量级的危害；

9. 过度自信校准，会使我们低估置信区间内我们的稳健估计（例如，把“最佳方案”与“最有可能”混为一谈）；

10. 旁观者的冷漠，会使处在群体中的我们倾向于放弃个体责任。

如果你仍怀疑人类会犯这些基本的错误，问问自己以下的问题：网球球拍和网球价格总额为1.10英镑，球拍要比网球贵1英镑，那么，网球是多少钱？错误的答案就是——大约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脱口而出：10便士。正确的答案是5便士，因为只有当网球球拍是1.05英镑，而网球是5便士时，才满足条件。

如果有什么能彻底改变我们对金融市场运作方式的理解，那肯定是新兴的行为金融学。我不清楚产生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所有研究成果在多大程度上经受得住这一挑战。那些相信“群众的智慧”的人，只不过是相信一大批人要比少数所谓的专家，更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过，我对此不敢恭维。一则老笑话说，“宏观经济学家在过去的5次衰退中成功地预测了9次”，但这与其说是笑话，倒不如说它指出了经济预测困难的真相。与此同时，那些认真学习人类心理学的学生看到的将不仅是来自一大批人的智慧，还将看到来自一大批人的疯狂。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2007年上半年，投资者中普遍存在一种错觉，即重要的流动性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埃利泽·尤德考斯基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论断：

人们可能会过于自信、过于乐观。他们可能过于关注有关未来的具体方案，却忽视了所有其他因素。他们的记忆中，可能对过去没有一丝残留（流动性危机）。他们可能会高估过去的可预测性，因而低估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如果没有事后的反思，他们就不可能意识到应对（流动性危机）的困难。他们可能更喜欢……具有较高回报可能性的赌博，却忽视了风险的存在。他们可能把技术带来好处的正面信息（例如债券保险）与技术带来风险的负面信息混为一谈。他们可能被电影所毒害——电影中金融体系最终将得到拯救……流动性危机极其不乐观的前景可能刺激他们寻求流动性不会枯竭的论据，而不是同样疯狂地去寻找流动性将枯竭的原因。具体而言，如果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更多人采取一些措施”，可能的情形就是，提问的人转动眼珠环顾四周，看看周围其他人的反应……同时试图流露出沉着冷静的、自己不包括在“更多人”之中的神情。

我们大部分的认知扭曲是进化的结果。照此推理，金融历史发展路径不规则的第三个原因，也与进化论有关。一般认为，金融具有达尔文进化论的特性。“适者生存”是雄心勃勃的交易员喜欢用的词语。投资银行喜欢举办“卓越的演变”之类主题的会议。美国2007年的危机增加了此类语言使用的频率。2007年下半年，并非只有美国助理财政部部长瑞恩才谈论金融灭绝的浪潮。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工程实验室主任罗闻全，是努力重建适应性的市场体系概念的领军人物，他对金融服务发展的长期历史性分析也表明，进化的力量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同样存在于金融界。

当然，达尔文式的进化过程可能在经济中发挥作用这一观点并不新鲜。演化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行之有效的分学科，在过去16年里有自己的专业期刊。早在1898年，托斯丹·凡勃伦首先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学呢？”（暗示经济学应该是演化学。）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论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有一段名言，描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进化过程”同样适用于金融领域：

资本主义过程的这种进化特色不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生活是在一个变动着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中进行的，而且在于通过它的变动又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根据。这一事实是重要的，这种变动（战争、革命等）又限定了产业变革的条件，但是它们并不是经济活动的首要推动者。这种进化的特色并不是人口和资本的准自动增加或在货币制度方面所耍的什么把戏（对于这些把戏，上面所说的那些话也完全适用）。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运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国内国外新市场的开辟，从手工业工厂到美国钢铁公司那样规模企业的组织上的发展，说明了这种产业上的突变过程——如果我可以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旧的结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最新研究的重点是，这种破坏对现代经济的伤害究竟有多大。每年大约有1/10的美国公司消失。确切地说，1989~1997年，美国总共有573万家公司，其中平均每年有61.1万家公司倒闭。应该指出的是，10%的死亡率是平均数。在一些经济部门，公司死亡率可能高达20%，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如1989年储蓄和贷款协会危机高峰期哥伦比亚区的金融业）。根据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的说法，30%的增值税登记的公司3年后消失了。即使在它们生存的头几年，这些公司的日子过得不错，但大多数公司最终还是失败了。1912年世界上的100家大公司，到1995年有29家破产、48家消失，只有19家仍然位于世界100家大公司之列。鉴于银行和股票市场主要是为公司提供融资帮助的，对金融领域出现创造性破坏的类似模式，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我们已经注意到对冲基金带来的高损耗率（更多的银行并没有倒闭的唯一原因，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是因为其直接或间接受到了政府的保护）。

金融界与一个真正的进化系统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对此，有6点需要牢记在心：

“基因”，也就是说，某些商业惯例如同生物学中的基因，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允许信息存储在“组织记忆”中，并从个体传递到个体或者从公司传递到新组建的公司。

自发“突变”的潜力，在经济领域，通常是指技术创新，但并非永远如此。

物种资源内部个体之间的竞争，其长寿和激增的结果，决定了哪些商业惯例将存在。

自然选择机制，即通过市场配置资本和人力资源，以及万一表现不佳而死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差别生存”。

物种范围，即通过创建全新的金融机构“物种”，保持物种的多样性。

灭绝范围，有些物种全部消亡了。

金融历史基本上是组织突变和自然选择的过程。随机“漂移”（创新/突变，不是由于自然选择，而只是发生）和“流动”（创新/突变所造成的，比如中国银行采纳了美国的商业惯例）在发挥作用。当不同的金融物种在一起运作和相互适应时（如对冲基金和它们的主要经纪人），也可能存在“共同进化”。但是，市场选择的是主要驱动力。金融生物体为有限的资源而互相展开竞争。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物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竞争对手的创新或者出现全新的物种，阻止了任何永久的等级制度或单一经营的可能。一般说来，这就是“适者生存”法则的应用。带有善于自我复制和自我延续“自私基因”的机构，也往往能够长久生存、不断激增。

请注意，这一切的发生，不能归结于完美有机体的演化。因为涉及进化过程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如果恰好发生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足够好”的突变将占据优势地位。也就是说，最初的微弱优势，也许可以转化为长期的统治地位，但不一定是最佳的。还有一点值得铭记的是，不同于过去的认识（特别是对赫伯特·斯宾塞的追随者而言），自然界中的进化并不总是进步的。原始的金融生存形式如高利贷不应当被遗忘，因为微观原核生物仍然占地球物种的多数。演化的复杂性不仅保护生物体或者公司免于灭绝，而且挽救了大多数动物和植物物种的生命。

诚然，进化类推并非十全十美。当自然界里一种生物摄取另一种生物时，它只是吞食而已；而在金融服务界，并购可能直接导致基因突变。在金融生物体中，不存在相对应的动物世界中有性繁殖的作用（虽然动物世界中的一些通俗语言往往用来形容某些种类的金融交易）。大多数金融突变是蓄意的、有意识的创新，而不是随机变异。事实上，由于公司能够在其生存空间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进行金融演化（如同文化演进一样），因而可能更具拉马克遗传基因理论而非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特性。[54]不过，与我们所拥有的其他工具相比，进化论肯定为理解金融的变化提供了更好的模型。

90年前，德国社会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预言有一种必然趋势——所有权将更多地集中在他所说的金融资本上。从成功幸存的大公司角度来看，有关金融发展的传统观点确实验证了这种进程。在花旗集团的官方“家谱”中，人们会发现，众多小企业（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812年的纽约城市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聚集在共同的“主干”（也就是当今的大集团）上。然而，从长远来看，认为金融演化始于共同的主干恰恰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主干时常向外扩张成为银行的新物种，其他金融机构也时常发生演化。事实上，一家专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成功地吃掉小企业，其实无关紧要。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动物吃掉对方，并不是进化突变与新的物种出现的驱动力。问题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不总是金融历史的推动力。真正的驱动力是物种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完全新型公司的创建，以及“创造性破坏”经常性发生的过程，即劣势企业的消亡。

以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为例，这里仍然存在不少“生物多样性”。虽然有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这样的巨头，但是在北美和一些欧洲市场，仍存在相对分散的银行零售业务部门。随着银行间高水平的整合（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储贷协会危机之后），大多数金融机构转为股东所有，银行部门的合作一直是最近几年最大的变化。在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尽管北岩银行的国有化表明，物种可能会东山再起），发达国家唯一濒临灭绝的物种就是国有银行。在其他方面，物种形成、新型金融机构的激增，正是我们期待真正的进化系统发生的故事。许多新的“单线”（mono-line）金融服务公司已经出现，特别是在消费金融领域（例如，美国第一资本集团）。为了应对私人银行市场，一些新的“精品店”出现。直接银行业务（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是另一种相对较新的日益增加的现象。同样，在投资银行业务领域中已经形成巨头，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这些新兴和敏捷的物种，已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而且，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看到的，由于制成品和能源的出口，迅速累积的硬通货储备正在造就新一代主权财富基金。

不仅仅是新形式的金融公司发展壮大，新形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服务业也得到了发展。近年来，由于住房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支持证券的出现，投资者的胃口急剧膨胀。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也大大增加，其中大部分买卖是在预定的一对一基础上的“柜台交易”，而不是通过公开交易——虽然金融衍生工具的卖家从中有利可图，但这种趋势可能会带来不愉快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这些工具缺乏标准化，一旦发生危机，容易引起法律纠纷。

从进化的意义上讲，金融服务部门似乎已经度过了20年的“寒武纪大爆炸”——现有的物种欣欣向荣，新生的物种数量攀升。与自然界一样，大型物种的存在并不排除演化的进行和小型物种的继续生存。规模并不代表一切，自然界如此，金融界亦如此。事实上，真正的困难在于，公有企业由于规模更庞大、更复杂，其规模的不经济与官僚主义相联系，压力与发布季度公告相联系，这就为新形式的私营公司创造了机会。在进化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你的规模，也不是（超过了一定程度的）你的复杂性。所有这一切的问题就是，你要善于生存，善于复制你的基因。金融同样要善于创造收益率，造就采用类似商业模式的模仿者。

在金融界中，突变和物种形成通常根据环境和竞争来进化，自然选择决定哪些新特性会得到普遍传播。有时，如同在自然界，进化过程也会受到重大破坏，其表现形式为地缘政治冲击和金融危机。当然，这种区别在于，巨大的小行星的冲击（在白垩纪末期，85%的物种因此灭绝）是外来的冲击，而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内生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大通胀造成了“大规模灭绝”——比如30年代的银行恐慌、80年代的储贷协会危机。

在我们目前的时代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吗？当然可能。2007年夏季信贷环境的急剧恶化，给许多对冲基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使这些基金容易面临投资者的赎回。但是，最近这次信贷紧缩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在于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承受的压力。资产支持证券和其他形式的风险债务损失估计可能会超过1万亿美元。在撰写本书时（2008年5月），大约3 180亿美元的减记（预定损失）得到确认，这意味着6 000多亿美元的损失还没有浮出水面。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机构已经新注资2 250亿美元，缺口不到1 000亿美元。因为银行规定的不变资本资产比率不到10%，这意味着资产负债表可能需要缩水达1万亿美元。但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外的实体“影子银行系统”如结构投资工具和管道工具的崩溃，使得这种收缩几乎是不可能的。

西方主要银行能否在没有进行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去满足国际协议[55]资本充足率的管理，把握自己的发展方向，渡过这次危机，还有待观察。举例来说，欧洲目前银行平均资本占资产的比例不足10%，而20世纪初这一比例在25%左右。有些人认为，风险来源与资产负债管理相分离，可以更好地通过金融体系来分散风险，而2007年的危机显然让这种希望落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场危机的蔓延没有发生进一步的兼并和收购（例如强势企业吞噬弱势企业）。债券保险公司似乎注定要消失。相反，一些对冲基金很可能会因为波动的回归而茁壮成长[56]。新形式的金融机构也很可能在危机之后涌现出来。正如罗闻全指出的：“随着市场中的森林火灾被扑灭，我们可能会看到，接踵而来的是难以置信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崛起。”

自然界与金融界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大区别。生物进化发生在自然环境中，其变化基本上是随机的（理查德·道金斯的“盲人钟表匠”形象便由此而来），而金融服务领域的进化发生在监管框架之内，用站在达尔文对立面的创世论者的话来说，“智能设计”在其中发挥着作用。监管环境的突然变化与宏观经济环境的突变截然不同（后者类似于自然界中的环境变化），二者的区别在于，监管变化有内在因素，因为那些责任人通常由偷猎者变成猎场看守者，他们对私人领域运作方式有着很好的洞察力。不过，这种情况的实际影响与生物进化中的气候变化相同。新的规则和规定可能使原来的良好特性突然变得不利。例如，美国储蓄和贷款机构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美国监管环境的变化。2007年危机之后，监管的变化可能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

多数金融监管机构的意图都是维持金融服务领域的稳定性，从而保护作为银行服务对象的消费者和该行业所支撑的“实体”经济。非金融领域的企业对整体经济不具有这样系统的重要性，对消费者的生活也没有如此关键。主要金融机构倒闭会使零售客户的存款因此蒙受损失，这是任何监管者（和政客）都不惜一切代价希望避免的事件。自2007年8月以来，一个老问题再度露头：为银行解困的含蓄保证会鼓励银行承担过高的风险，这将造成多大的“道德风险”？可以断定，如果一家机构被认为具有大而不倒的效应，因而不会倒闭——即政治敏感性太高，或者其倒闭会拖垮许多其他公司的可能性太大，那么政府就会出手干预，以避免没有流动性，甚至无力偿还债务。不过，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问题看起来略有不同。事实上，人们不太情愿将任何机构归入“大而不倒”的类别，因为如果没有偶尔发生的“创造性破坏”，进化过程可能会遭遇挫折。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历，给立法者及监管者发出警告：如果业绩不佳、坏账没被注销的金融机构也能得到扶持，那么整个银行业领域可能成为经济的死角。

金融体系的每一次剧烈震荡，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任其自生自灭，“自然选择”会迅速发挥作用，淘汰市场上最弱的组织——它们通常会被成功的公司所吞并。但是，大部分危机都会导致政府出台新的规则和管制，因为立法者和监管者急于稳定金融体系，急于保护消费者或者选民的利益。关键在于，过分严苛的预防性监管规定，不能也不应当消除金融机构灭亡的可能性。正如约瑟夫·熊彼特70年多前所写的：“这种经济系统不能没有彻底毁灭那些生存者的最终手段，这些生存者不可挽回地与那些没有希望的不适应环境的生存者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创造性的破坏只不过意味着“那些不适合生存的公司”的消亡。

在撰写本书时，常常有人问我是否起了一个错误的书名。本书的书名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的乐观语调（特别是对那些想起了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的《科学进化史》的读者来说），因为眼下通货膨胀上扬和商品资金外逃，似乎预示着诸如美元之类的法定货币的公众信心和购买力的真正下降。然而，读者到现在应该明晰，我们的金融体系从遥远的起源——美索不达米亚的放债人——一直到现在，跨越的历程有多么久远。在这一进程中，确实有伟大的逆转，也有收缩，甚至是濒临死亡边缘。但这一切甚至在最糟糕的时候，也不能永久妨碍我们的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历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犬齿状态，但无疑趋势是向上的。

我同样要对达尔文表示敬意，因为我从他的那本《物种起源》中得到启发，所以我所讲的内容是有根据的也是正在不断演绎着的。当我们从自动取款机提取钞票，或者把我们每月部分薪水投在债券和股票上，或为我们的汽车投保，或把我们的房屋再抵押出去，或放弃本土偏见转向新兴市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正从事的交易与历史先例相差无几。

我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我们只有完全理解金融物种的起源，才能了解有关货币的基本事实，即并非如德国总统所抱怨的必须将金融市场“怪兽赶回原来的地方”。金融市场实际上就像人类的一面镜子，展示了我们每时每刻评价自己以及周遭世界资源的方式。

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我们的丑态，这不是镜子的过错，因为它也能清晰地映照出我们的美丽。

[51]　据马尔萨斯论证，人口增长的速度比食物增长的速度快，因此如果人口数量超过承载这些人口的食物（资源）数量，社会就会出现混乱。——编者注

[52]　正如彼得·伯恩斯坦所说：“我们从过去收集数据……过去的数据……构成了一系列事件，而不是一套独立的意见，这是概率法则的需求。历史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样本……”

[53]　以色列镑为以色列在1948~1980年所使用的货币，以色列现货币为谢克尔。——编者注

[54]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强调的是环境推动生物体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渐进性演变,由机会来支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拉马克遗传基因理论强调的是生物体拉动自身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或者是非连续的,由生物体控制、指导,是有目的的。企业作为由人所组成的智慧体,在激烈竞争和迅速变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能够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不断采取新对策来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企业的演化过程是企业与环境间无休止的动态博弈过程,而不只是达尔文式的“随机变异,自然选择”过程。——译者注

[55]　根据1988年签署的旧《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银行资产按照信贷风险、风险权重，被划分为从0（例如本国政府债券）到100%（公司债券）5个风险档次。各国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要相当于其8％的风险加权资产。2004年首次出版颁布并逐步为世界各地所接受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I），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规定，对信贷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进行了区分，其中最后一项是授权使用风险价值模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2007年8月而言，流动性风险与其他风险被归入“残余风险”的标题之下。这类规定不可避免地与所有银行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资本从而提高其股本回报率的动机相冲突。

[56]　用罗闻全的话来说：“对冲基金就是金融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创新率、进化率、竞争率、适应性、出生率和死亡率，所有这些进化范畴的现象，都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