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

然而，并非只有对政治情势一清二楚的人，才会对战争惊慌失措。在那些百姓们认为敌军可能进犯的地区，同样笼罩着一种近似恐慌的气氛。特别是巴黎，那里正在经历着一场大逃亡。这场逃亡甚至在第一次空袭（1914年8月30日）之前就开始了，1870年的围城让居民们仍旧记忆犹新。9月，大约70万平民逃离巴黎，其中22万人年龄不到15岁；成年人中不乏政府工作人员和机关公务员，他们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逃往波尔多。东部边境同样出现了大批难民。1914年出生在布科维纳的德国人格雷戈尔·冯·雷佐里的父母后来告诉他，“有人称自己见到人群中出现了俄国人的低顶圆帽——但他搞错了，实际那顶土灰色无舌帽是我们的德国战友的，然而这已经在人群中造成了恐慌。”他的母亲也加入了逃亡的队伍；最后，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在的里雅斯特安顿了下来。

让–雅克·贝克尔最富有开创性的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1914年巴黎人民的矛盾心情，就连那些不受战争威胁地区的居民都同样担惊受怕。对历史学家来说十分幸运的是，法国教育部部长阿尔贝·萨罗向指定地区的中学教师发放了调查问卷，其中包括如下内容：“动员，进行得如何？公众的情绪，您听得最多的词语。”贝克尔对6个不同地区的中学教师的问卷结果进行了分析，并发现狂热情绪并不是普通法国民众对战争的普遍反应。在战争的消息传来之前，芒勒的一位教师就曾写道，“大家都认为，不会有人丧心病狂到折磨、蹂躏他人的地步。”在夏朗德省进行的对动员消息的调查中，人们对此的普遍反应是“惊讶”，而后是“麻木”；在总结描述公众情绪的具体词语时，贝克尔发现57%的用词是消极的，20%的人表现出“沉着冷静”，只有23%的人表现出爱国热情。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人们对动员的看法，最常提到的是“恸哭”和“凄凉”，这类词出现了至少92次，而对此表现出“热情”的人只有29个。

也就是说，在动员进行时，人们并没有表现出抵抗心理（在俄国也是同样的情况）；无疑，人们在军队出发之前的情绪是积极的，当时提到“热情”的指数是71。但即使是这样，这个激情也是有限的。“那些人怒吼和颂扬的歌声，”一位欧布泰尔的教师写道，“在我听起来是那么虚伪，他们似乎是在用醉态来振奋自己的勇气，同时掩盖自己的害怕。”人们同样没有过多地提及历史学家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战争动机：为1870~1871年的失败复仇，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战争的基本性质是防御性的，但所有国家都认为自己是在防御。一篇关于民众情绪的典型报告中写道，“法国不欢迎战争；只是当它受到外部势力的入侵时，我们才会尽到自己的责任。”此外，对其他5个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夏朗德省的战争热情程度似乎超过了平均水平。但在北部沿海，70%左右的人对动员表现出消极情绪。在英国，因为缺乏相应的调查资料而无法进行对比分析；然而，对英格兰北部的一次媒介调查显示，在卡莱尔和斯卡伯勒曾召开过几次反战会议。在德国，也有一些分析和证据表明了人们对于战争的复杂情感。

贝克尔的调查大部分局限在法国农村，当然，对趣闻逸事的搜罗似乎更倾向于关注1914年出现在城市的爱国人群和狂热现象。然而，这一点同样值得怀疑。暂且不说别的，只是战争的爆发对城市经济的最直接影响，便是极具破坏性的。在柏林，工会成员失业率在1914年7月是6%，而8月份则一跃达到19%，并在9月达到顶点——29%。在伦敦，国家保险覆盖的工人失业率从7%上升到10%（见图7–1）。这些数字几乎只是对失业率的保守估计，因为临时工人（没有加入工会或没有上保险的人）更容易被解雇。影响最严重的是巴黎，因为众多失业人群纷纷逃至首都。8月份，巴黎地区的总雇用率下降了71%之多。尽管由于众多员工参军入伍，造成了雇用率一落千丈的局面，但仍旧有至少30万巴黎人在10月是失业状态：大约是这座城市总劳动力的14%。

当然，失业率仅仅表现在工人阶级中，但从影像资料和其他证据中可以看出，1914年，在街头游行的爱国者中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在慕尼黑的集会人群中，我们在希特勒的周围丝毫找不到戴无边帽的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是稻草帽和巴拿马圆冠阔边帽。柏林也是同样的情况，据《前进报》报道，7月26日和27日占领街道的人群主要是“衣着最新潮、最时髦的年轻人、德国的民族主义学生和职员”。根据英国报纸的报道，8月3日集结在白金汉宫和白厅附近的人——《每日邮报》估计其规模达到了6万人，但可能比实际情况多出了2万——大部分是住在郊区的中产阶级。这个星期一是银行休假日，这座城市的“普特尔们”^[1]走上大街，颇有当年布尔战争的气势，只不过一些报道中称，比起布尔战争，他们已经平静和节制了许多。

图7–1 柏林和伦敦的失业率，1914年7月~1915年4月

资料来源：Lawrence et al.,“Outbreak of War”，p.188.

无论如何，1914年8月，民族主义情绪在南方的银行职员中泛滥，而雇用他们的金融市场却明显缺乏战争热情。

在1914年以前，诸如伊凡·布洛赫和诺曼·安杰尔这样的作家都认为，一场欧洲大战造成的金融上的后果将会严重到无法对其进行补偿。布洛赫对5个参战国一天之内的花销做了估测，约每天400万英镑；此外，他还计算了每年需要花费的军人津贴，大概是10.46亿英镑。

“但是他们就不能借债并发行纸币吗？”他的英国编辑如是问。“所言极是，”布洛赫先生说，“毫无疑问，他们也曾尝试过这样做，但是战争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债券全面下跌25%~50%，在这种市场颓势下，浮动贷款也变得相当困难。人们逐渐面临强制性贷款和无法兑换的纸币……物价也将高不可攀。”

对那些部分依赖外国人筹措战前贷款的国家来说，情况尤为严重。正如安杰尔所言，“受信贷影响而发生的巨大改变”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意味着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会发生的，“在贷款的压力面前，任何蛮力都黯然失色。”如果一艘外国战舰胆敢行驶在泰晤士河上，那么倒霉的不是英国，而是来犯国的经济，因为投资者会抛掉侵略者所有的债券。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说“国际资本的流动是唯一的世界和平保卫者”，这也是在重申安杰尔的观点。

并非只有政治上的“左翼”人士认为战争会带来经济的局限性，几乎所有人都赞成。施利芬在规划其方案的时候曾准确地设想了可能的情况：

数以千计的轮子推动着经济实体的运动和发展，数以百万的人们从中获利，但经济这架机器不可能一成不变。同理，12天的战役，人们不能拖泥带水地将其延续至1~2年，不能等到参战国都彻底虚脱，极度渴望和平，并甘于接受现状。

在他1910年发表的文章中，他再一次重复了这个观点：“一个经济和工业处在持续上升期的国家不可能发生持久性战争……如果能明白为了几百万的军事开支，要用几十亿的经济损失来维持，那么消耗战的战略将不会奏效。”7月，这种观点被普遍认可。一位德国外交官员早在7月22日便被警告说，“德国的股东们”将会“用自己的债券为奥地利政治家的决策付账”。第二天，爱德华·格雷爵士做出预言（在与奥地利大使的对话中），称战争“必须投入数额巨大的开支，并且会对贸易造成极大干扰，以至于同时发生或伴随而来的将是欧洲信贷和工业的彻底垮塌”。24日，他对利赫诺夫斯基说，一场欧陆大战将造成“完全无法估计的后果”：“资源的全面枯竭和普遍贫穷；工业和贸易被摧毁，资本也丧失了力量。诸如1848年的革命暴动会因为工业活动的崩溃而卷土重来。”（这并不是在夸大其词，8月初，因为“初期食物恐慌”，伦敦笼罩着不安，这种消息一旦“传到众多的劳动人民耳中”，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7月31日，格雷进一步指出——正如保罗·康邦向巴黎发出的报告，这种论调将成为支持英国不参与战争的有力说辞：

有人认为，即将发生的冲突将使欧洲的财政陷入困难，英国正面临着空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它的中立立场将是避免欧洲信贷业全面崩溃的唯一出路。

尽管在战争中期所发生的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但这些预言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正确的。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行情早在7月13日就开始走下坡路了。20日，汉堡主要的大银行不得不采取措施，应对证券交易所造成的恐慌。危机提前波及汉堡，可能是因为一系列“战争逼近”的官方暗示。7月18日，德皇告知船商阿尔贝特·巴林可能要进行动员的消息；3天后，德国总理府致信参议院，出于对战争的未雨绸缪，要求地方职业介绍所将劳动力进行合理分配；7月23日，外交部派官员来到汉堡，带来了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7月28日傍晚，当德国政府拒绝格雷关于在伦敦召开各国外交部部长级会议的提议传到汉堡后，汉堡的证券交易所人心惶惶，以至于沃伯格被迫与威廉街的当局取得联系。他得到指示，并向众人宣布，尽管德国政府没有认同该会议的“可行性”，然而“内阁与内阁间的双边协商已经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并会继续进行下去”。尽管这种虚伪的表态得到了赞赏，但当天傍晚，证券交易所还是没能重新开张。

直到7月27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头一天，英国才感受到了危机的气氛，德国的银行也开始撤出存款并停止营业。第二天，当罗斯柴尔德勋爵身在巴黎的堂兄弟们向他发出加密电报，请求“向法国政府和储蓄银行出售巨大数额的统一公债”时，他才着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很显然，昨天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个开始。但是他拒绝了这个请求，从单纯的技术层面来看，“根据当前市场的实际情况，做任何事都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又加了一条更为政治化的论点：“如果我们出于增强某国实力的考虑，向欧洲的一个强国输送大量金钱，那么将造成糟糕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人心惶惶，随处都能听到‘战争’字眼的非常时期。”尽管他向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保证，他们的电报都是被严格保密的，但罗斯柴尔德还是立即向阿斯奎思告知了事情的发生。阿斯奎思稳健而颇有保留地向维尼夏·斯坦利报告了这个“不祥的征兆”。他在日记中所记录的似乎更坦诚一些：“这座城市……正处于萧条和麻痹的可怕状态……它的前途一片黑暗。”

这次危机开始的首个象征，便是债券价格的巨幅下跌——这也是国际危机开始时最普遍的象征。7月29日，国债从高于74%跌至69.5%，并且当市场重新开放时继续保持颓势，国债往往是投资者在遇到危机时，除了黄金之外的最终手段。根据《经济学人》杂志，8月1日，其跌速达到了5个百分点——这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与历史上1/8的平均水平相比，买卖方报价（即卖方出价和买方出价之间的差）扩大至1∶1的程度。其他国家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债券下跌情况。简而言之，布洛赫关于债券价格下跌20%~50%的预言正逐渐变为现实。债券价格的暴跌同样影响到了股价，甚至影响到非欧盟企业的股价。6月28日，在假设俄国和德国不“参与”这场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的情况下，凯恩斯“大胆地”购买了里奥廷托和加拿大太平洋的股份。现在，他也成为那些经受巨额损失的投资者中的一员了。

图7–2除了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次危机的严重性，还让我们能够对伦敦金融城的未来前景做出评估。正如我们所见，8月3日之前，最为不确定的事情便是英国是否参战。因此，从8月1日的价格中我们可以推断，伦敦金融城在这场纯粹的欧洲冲突中究竟在期待什么。7月18日到8月1日这段时间里，主要国家的债券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俄国公债（4%）下跌了8.7%，法国公债（3%）下跌了7.8%，德国公债（3%）仅下跌了4%。如果英国不对战争进行干预，伦敦商界便会在毛奇身上下赌注，正如1870年那样。然而，英国支持法国而使天平倾斜的决定让一切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就意味着战争不会草草收场，并且其规模会是一场世界大战。如果欧洲股票市场在8月1日之后保持开市，证券价格就会继续走低；的确，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过去的100年间，国家崩溃一直是笼罩在经济危机上空的阴云，1848年的情况亦然。

因此，正如饶勒斯等人所预言的，银行家们在1914年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的爆发：比起政治家们，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这场大战将会带来的金融混乱。罗斯柴尔德勋爵7月27日告诉他的表兄弟们，“伦敦商界无人不思考和谈及欧洲当下的形式，以及如果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它的发生，这场欧洲大战将会造成何等后果。”他于7月30日写道，“虽然奥地利的行为可能很粗鄙，但如果百万生灵牺牲在战场只是为了使战争的理论神圣化，那么这将会是种极端的犯罪行为，凶手就是塞尔维亚人。”第二天，他敦促在法国的堂兄弟们说服普恩加莱“向俄国政府表明事态的严重性”：

1.就算一个国家的盟友实力再强，战争的结果还是无法预料的；但是不管结局如何，因其造成的流血牺牲和惨痛状况都会是巨大而惊人的。这场灾难将比人类之前所经历过、听说过的更加骇人听闻。

图7–2 欧洲各国政府债券在伦敦的每周收盘价格，1914年

资料来源：Economist.

2.法国是俄国的最大债权人，实际上，两国的财政和经济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尽最大努力用你们的影响力去说服政客，来阻止这场可憎、可怕的战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7月31日，罗斯柴尔德恳请《泰晤士报》对其头条新闻“被逼向战争的国家”进行更为含蓄的修改；但外国编辑亨利·威克姆·斯蒂德和该报的老板诺思克利夫勋爵却都将此行为解读为“相互勾结的罪恶的德国–犹太国际金融集团试图恫吓我们保持中立”，并认为，“对此最合理的回击应当是更为直接的头条”。于是，周日的头条新闻着实直截了当、颇有气势：“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我们最大的目的便是自保原则”。罗斯柴尔德发疯似的试图通过保罗·施瓦巴赫确保他与柏林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他甚至私下向德皇发出和平呼吁。阿斯奎思对维尼夏·斯坦利说，“英国商界的反响剧烈……他们呼吁不惜一切代价明哲保身。”与威克姆·斯蒂德的观点如出一辙，康邦向法国那边通报说：

商界人士竭尽其所能……阻止政府对德作战。伦敦街的那些金融家、英格兰银行的管理层都或多或少受那些有德国血统的银行家的控制，他们正在从事一项非常危险的活动。

然而，那些银行家们显然对此无力回天；正相反，银行无法让战争停止，但战争却可以让银行关门。英国的参战使它与欧洲其他地方的贸易陷入瘫痪。从有效终止贸易的推断上看，我们足以见出英国的战争计划（正如一个世纪以前所经历的事件同样让我们了解了英国的计划和目的一样）：不再有满载货物的商船从英国开往德国，或者从德国开往伦敦。然而因为商业汇票的原因，仍然需要对这些永远不会出航的商船费用提前进行支付。于是，那些通过贴现承兑而负责向该贸易提供经费的承兑行因此陷入了困境，未支付的金额达到3.5亿英镑，并且其中有一定比例的金额可能完全失去信誉保证。表7–1向我们展示了问题的严重性。

表7–1 伦敦承兑市场：年底承兑债务统计，1912~1914年（单位以百万英镑计）

资料来源：Chapman，Merchant Banking,p.209.

凯恩斯指出，这从整体上暗示了银行系统的内部运营：“清算银行……都依赖于承兑所和贴现公司，贴现公司依赖于承兑所，而承兑所又依赖于无力付款的国外客户。”因此将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性：由于承兑所这一环节而引发的严重清偿危机，将威胁整个英国财政体系。到7月30日，英格兰银行预支给贴现市场和银行各1400万英镑，但却被迫通过将银行利率从3%提高到4%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储备金（其占负债的比率从51%暴跌至14.5%）。7月27日，俄国中央银行就已经被迫终止黄金兑换。当英格兰银行7月31日试图通过将基本利率翻倍至8%来免受相同的命运时，次日该数字又涨了2%，直接导致市场瘫痪。为了避免造成彻底内爆，证券交易所不得不于31日停业，柏林和巴黎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关闭证券交易所的事情之前巴黎也发生过（比如1848年），但就算是面临19世纪最严重的危机，伦敦也没有采取过如此过激的措施。第二天（与1847年、1857年和1866年所发生的情况类似），劳合·乔治递交给银行管理层一封信，称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打破银行特许条例中对通货发行的限制。8月1日是周六，而下周周一则是银行休假日；在剩下的几周内，通过延长假期的手段，人们获得了更多喘息的余地。在“进一步的指示”下达之前，证券交易所都关门大吉。在巴黎，债款的支付同样被延期（而柏林则成功地避免了这种情况）。

可以想象银行家们的黯然神伤。在汉堡，英国加入战争的消息使巴林陷入绝望的境地，连沃伯格本人都十分错愕。然而到了9月，他也同样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希望。当罗斯柴尔德得知英国要参战的明确消息后，他于8月3日向其身在巴黎的表兄弟们写了封信，信中称，“从来没有一个政府，面临着像现在这样严重又棘手的任务。”他“一想到在远方若隐若现地逼近我们的一幕幕战争和良知尽毁的惨烈场景，便不寒而栗”。当然，在1914年，也有一些人由衷地相信战争会轻易并成功地在短时间内结束。但这些人中并不包括银行家，同样被排除在外的还有德国总参谋部的人，他们的悲观和沮丧我们之前已经见识过了。

[1]小职员普特尔是乔治·格罗史密斯和他的弟弟威登·格罗史密斯共同完成的小说《小人物日记》（Diary of Nobody）中的主角，该书以虚构的日记形式讲述了小人物的小市民生活。该书问世百余年，普特尔的名字进入了日常英语，用来指住在郊区的古板守旧的中产阶级人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