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终结

对于一个就围着伊顿广场走路、最爱玩桥牌的锻炼的人来说，西格蒙德·沃伯格非常健康。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有一套未经证实的理论，即银行家不会因为过度工作病倒，而只会因为“糟糕的组织或糟糕的业务”，或者因为无聊病倒。当然，他只允许自己休息很少的几天。无论节日还是休假，他都会电话“骚扰”年轻的董事们，这只是工作慢性成瘾最明显的症状。但要属超级活跃的还是他的思维，而不是他的身体。即使周末和同事散步也不是为了锻炼，而是为讨论他脑子里最重要的客户关系。这种生活方式使沃伯格定期易患支气管炎、流感，以及疲劳。但即使当他卧病在床，或被送往温泉疗养地治疗时，书信往来和电话仍旧不断。

虽然他常把自己比做医师，但沃伯格和真医生的关系是矛盾的。比如，1942年，他被“无休止的感冒”、失眠和低血压困扰。他向许多医生咨询后入院治疗。他似乎患了咽喉链球菌感染，并在医院住了数个月进行康复。战后，他的病情需要不止一次手术来解决。这次经验让他长时间怀疑医疗行业，以及“任何以‘霉素’这两个音节结尾的药”。1962年，他半开玩笑地说，医生和护士应被“更多地认为是技术设备，而不是友好的同类”。他们肯定不是“白衣天使”。不过，从1964年起，通过与海因茨·戈德曼医生建立持久和亲密的关系后，他克服了这种偏见。当戈德曼开安定药片帮助沃伯格睡眠时，他的病人因此很高兴。沃伯格告诉一位友人，“小小剂量就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完全无害”。到这时，沃伯格把自己想成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老人”，这自然增加了他对医生的兴趣。戈德曼是他最喜欢的医生之一，沃伯格把永远活下去的希望寄托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他们的任务只能越来越难，而他的失望只会越来越大。在他70岁生日前，一次疝气手术让他卧床。1976年，他两次入院，第一次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第二次是出于前列腺疼痛。老朋友的先后故去——埃德蒙·史旦尼斯于1980年故去，内厄姆·戈德曼、马库斯·沃伦堡于1982年故去——给他自己的死亡以忧郁的暗示。

但沃伯格拒绝“陷入一种疑病症患者的心情”，他坚持“在重要事务上保持积极态度，而将其他事情授权给我们的朋友和战友”。他不辞辛劳地继续出差：去德国、英格兰、美国。事实上，他告诉亨利·格伦菲尔德，他正考虑从白朗尼的家中搬进酒店套房。他说，他厌倦了当自己财产的奴隶。1982年夏季，他在纽约徒劳地挽救沃–巴–贝公司留下的烂摊子，一会儿劝诱，一会儿瞪眼吓人，一次谈判数个小时。这是他最后一次跨大西洋之旅。事实上，彼得·斯托蒙思·达林怀疑，旅途的劳累加速了他最终病倒。9月20日，在慕尼黑的一次商务会议后不久，在他80岁生日的前5天，沃伯格遭遇了两次使他身体衰弱的中风中的第一次^[1]。计划由雅各布·罗斯柴尔德主持的庆生宴会不得不被取消。他没有被送往瑞士，而是被送回英格兰——这个他只想离开的家。1982年10月18日，西格蒙德·沃伯格爵士于德文希尔普莱斯的伦敦诊所逝世。

西格蒙德·沃伯格从不是传统意义上信教的人。他在犹太信仰之外娶妻。他和妻子教导他们的孩子“敬畏”新教和犹太教，但两者都不要信。他的儿子做了包皮手术，但在主要是英国圣公会的机构接受教育。用他们父亲的话来说，乔治和他的妹妹接受的教育“完全意识到他们身上犹太人的根，但仅以松散而且更个体的方式与犹太生活和历史发生联系”。沃伯格不去犹太教堂，从不吃犹太饮食。他向一批犹太慈善团体和基金会慷慨捐款。但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试图与德国和美国的犹太族群在社会上保持距离。正如他所说，在德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当中，有太多的暴发户。后来，他对在英国的犹太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问自己，“为什么某些有钱的犹太人总在炫富，动不动就说拥有了一辆劳斯莱斯，并住在克拉里奇酒店？”像这位德国犹太裔精英的许多“产物”一样，沃伯格有自己独特的反犹主义烙印，这使他评价犹太人比非犹太人更苛刻。他讨厌处在各犹太社团前列的“专业犹太人”。正如我们所见，他还是一位极为矛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最能承认的是存在“一种血缘的纽带，这种纽带既不认同宗教团体，也不认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盎格鲁–撒克逊的精英巧妙和不巧妙地对他进行社会冷落，正像沃伯格被他们经常提醒的那样，在他们眼中，他只不过是“难民–金融家–犹太人”。然而，他的反驳具有真知灼见：

金融城这样评价沃伯格系，为了在这家公司里成功，你必须具备下列三样中的一样，最好三样都有：英国温切斯特公学毕业、会计或者是犹太人。但我认为，我们公司最大的危险是有太多私立学校毕业的人……我对他们存疑。我认为，公司里犹太人太少，我们试图提携那些有能力的犹太人。

从血统上讲，沃伯格是“信犹太教的德国公民”，在这片因希特勒而被迫离开的土地上，他对反犹主义再生的迹象保持戒心。但他更多地在命运上是一个犹太人，而不是在血统上。

沃伯格对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漠不关心，这部分是出于他对所有已建立的信仰和崇拜体系的更广泛怀疑。1939年12月，他表示“对犹太教道德和宗教的可能性不太乐观”。但是，不像某些被高度同化的犹太人，他不再被基督教所吸引，他讨厌参加教堂礼拜，牧师说的话中“隔一个词就是‘耶稣’，要么就是‘圣灵’”。因为儿时，母亲教育他崇敬康德，而不是基督，沃伯格一度提议简化《旧约》和《新约》：“世间只有两种基本的罪，即，不容忍和暴力，因反抗不容忍的举动以及因反抗暴力的自卫不算做罪。”沃伯格非常崇拜奥地利史学家弗里德里克·希尔写的《上帝的初恋》，他不是无神论者，所以，他坚持认为，“我们无法通过理智的考虑和冗赘的公式超越上帝和神秘”。1964年，他在信中写道（在所有人中，他写给他的理发师）：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被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神秘入侵者所包围。我们可怜的人类的思维试图要为这些入侵找到合理的解释，但人类的思维不能或者不愿投入足够的能量，进入超越我们所谓“理性”推理的领域。“理性”这个词被思维狭隘的哲学家发明、使用，并逐渐到了荒谬的地步……事实上，这个词以迷宫般的文字游戏遮盖了想象的贫瘠——贫瘠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失去真正的信仰而造成的。

沃伯格并不质疑上帝（“作为一个抽象的力量，或亨利–路易斯·柏格森所说的‘生命冲动’”）的存在，但他质疑在上帝面前集体膜拜的价值。他曾说过：“所有教堂最重要的元素是在多边基础上的一个虚伪的组织。”他倾向于把“中庸之道”作为“基督教或犹太教之外的一个备选，那是一个让你在精神和肉体上感到圣洁的信仰，中庸之道的神圣在于结合了精神和肉体的力量”。

这种怀疑的观点使沃伯格能够以某种功利的满足思考死亡。他曾表示：“生命就像一种绝症，有关这种疾病唯一不清楚的是它持续的时间……长寿只有延长朝气蓬勃的年华才算有意义，而不是老年期被延长。”1962年，他开出了一份相当冷静的葬礼安排（或者说根本没有安排）：

（1）我的双眼应捐给一家治疗盲人的机构，在那里，死人的眼睛被用来实现更换的目的。我知道，死人的眼睛在死亡发生后不久需尽快被转移，这一点非常重要。

（2）我的身体应捐给一家医院，在那里，通过恰当处理后可被用于调查的目的。

（3）这就免去了葬礼的必要。另外，我不想让我遗体的任何部分埋在任何地方，我也不想举行追悼会。我认为，任何类似的安排都是野蛮的风头主义的表达。

几乎20年后，他再次强调这一希望，虽然以更温和的口气。但他坚持不搞葬礼：

我相信这句格言，给活人送花要比给死人献花强。而且，至于死人身上有什么值得保留的，应该是他或她做的好事，以及好的思想，而不是任何有形的遗物。

鉴于我前述的愿望，我的身体应被适当地用于医疗用途，尤其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双眼通过移植，也许能实现为别人服务的良好目的……

如果考虑火化，正确的做法是我不想保留我的骨灰，请在尽可能靠近我死去的地方把它撒掉。

最后，我在此写出的，以及我口头表达的，不要作为我的要求加以考虑，而仅仅是我心愿的谦虚表达。如果这些心愿出于好的或坏的理由未能实现，请不必担心如果我活着，我的反应会怎样。总之，主要的标准应该在风格上有尊严，在程序上简单。

没有花圈，没有复杂的葬礼仪式。然而，有的却是如潮水般的致敬。《泰晤士报》的讣告这样写道，“对于金融城各种旧习的改变，他比其他任何人发挥的作用都更大，这使得金融城得以充分利用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时局。并且，他是金融城有效性重生的主要权威”。沃伯格“超越了他本土的同辈，他再次证明‘伦敦银行家’这个称号是优秀的标志”。1983年1月，在伦敦市政厅举行了一场非宗教追思会上，沃伯格职位最高的两位同事亨利·格伦菲尔德和埃里克·罗尔用相似的词汇发言。格伦菲尔德说，沃伯格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创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企业，独特地结合了“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努力工作……创新和想象”、“不顺从精神”、“勇气”、“完美主义”、“坚强和毅力”、“斗争精神”和“一种超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有如一条内置天线，它可以在其他更了解情况的人注意到之前，告知沃伯格事情不对头。对于罗尔，沃伯格是一个“杰出的人”，他“在个人行为和绩效上，完全投入最高的标准……谨慎且简朴，但同时充满想象和胆识”。格伦菲尔德强调，他的合伙人对邋遢、自满和炫耀不能容忍，而罗尔认为沃伯格决定性的特点是毫不吝惜的自我批评的能力，那是“责任感必不可少的伴随物”。由他建立的公司现在享有的声誉，“不只是一个经营理念的结果：那是他自己的内心在行动”。

西格蒙德·沃伯格的葬礼不是一个说违心话的场合。格伦菲尔德和罗尔都承认，他们以前的领导性格上有主要缺陷。罗尔这样说，沃伯格“有非同寻常的能力，比一般人更快速、更准确地判断一个人，但偶尔他也会误入歧途……他几乎总会把人高估，也许是对人期望过高”：

然后，当他感到被辜负时，他的失望是极大的，他会真正遭受痛苦的困扰，不只是因为他自己的判断证明有误，而且还因为他在他很尊敬的人身上发现了致命的弱点，这令他痛苦万分……他很愿意去赞美，有时甚至是过度赞美，但如果他认为需要批评，则从不保留。当他批评所犯的错误时，令人生畏，即使错误是他最尊重、最喜爱的同事犯的……他对个人问题表示同情，因此会原谅严重的专业失误，但如果这些错误没有被承认的迹象，就另当别论了。要知道，他发怒时看起来着实吓人。

也许受西格蒙德·沃伯格多变脾气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儿子乔治，对他而言，父亲的去世留下的不是苦涩。多年来，正如我们所见，父子关系存在很多问题，并且令人不愉快。但父亲的去世使乔治得以表达那份爱，而这份爱父亲生前竟是如此难说出口。父亲去世的当天晚上，乔治将所有的感情倾注在诗句中，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可爱的太阳，

缕缕的晨光，

纯洁、明亮，不可被否认；

你正午的火焰，

成熟、甜蜜、斥责、焦烤；

你夜晚的光辉，

和暖、爱抚，带着无限的温柔。

你慷慨的赠与，

你的热情、亲切和光亮，

支撑着你所爱的人

即便是今宵。

最终，你的力量被燃尽。

愿你的灵魂安息。

现在，当乔治·沃伯格把这首诗寄给他哀伤的母亲和妹妹时，他知道不会有人斥责，也不会有人对这首诗作格式上的修改。讽刺的是，有多少西格蒙德的同事和同行，曾为他在他们生命中扮演的“父亲的”角色向他致敬：包括皮埃尔·穆萨、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戴维·斯科利和汉斯·伍特克，这里只提及4位。正像埃里克·罗尔所说：“我们都成了‘孤儿’。”另外，有两位女性未能更长时间地忍受丧夫和丧友之痛。西格蒙德的妻子伊娃一年以后也离开了人世。他忠实的笔相师兼红颜知己西奥多拉·德赖弗斯因几次中风而失语，她在沃伯格去世5年后自杀。

[1]几个小时之前，他和斯科利还在讨论关于一个据称很“傲慢的”雇员的人事问题。沃伯格最后有气无力地说：“好吧，戴维，你来处理吧。我确信，无论你决定怎么做，都将是最好的。”斯科利从来没有听过他这样顺从地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