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扬与低沉的措辞

在很短的时间里，各种宣传内容就让读者流连忘返。在所有的交战国中，涌现了一大批被保罗·富塞尔称为“昂扬的措辞”的内容：一位普通朋友变成了“亲爱的战友”，一匹马变成了“战马”，对手也被雅称为“仇敌”。在《柏林暴行》（The Barbarism of Berlin）一书中，G·K·切斯特顿声称英国“在为信任和誓言而战……为了荣耀和回忆而战”。诗歌因成为抒发此种情感的有效工具而被人青睐。“面对敢于直面死亡的男子汉，死亡本身也败下阵来，”亨利·纽博尔特爵士在他的诗歌中如是吟咏道。“如果自由沉沦，谁将再起？”吉卜林在其《为了所有与所是》中痛心疾首地发问；“若英格兰存在，谁将灭亡？”这里面并没有关于战争的描写，即使是多么平淡无奇的事情也没有，但这种风格总能让他成功。就连在创作一部战争电影时，纽博尔特也仍然运用这种写作方式（“哦，鲜活的照片上却是死去的人；哦，悠扬的歌声却没有任何声音……”）。另一位守旧派诗人阿尔弗雷德·诺伊斯对那些格拉斯哥的军工厂女工做了如下描述：她们在“一窝闪亮的炮弹面前”，“恣意地宣泄着母性……这些炮弹正是为了保护她们亲爱的儿子们的血肉之躯而生产的”。吉尔伯特·默里试图为这些没头没脑的文字进行辩护：

那些浪漫而离奇的语言现在都变成了日常生活用语……“与其羞耻地活着，不如光荣地死去”这句老话，以及那些我们认为非常适合现阶段情势的话语，如今已经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普遍真理。

对英国的宣传来说，比利时的中立问题是一张制胜王牌，但出牌人却将其使用得并不尽如人意。正如那些“文人学者们”指出的，英国之所以参战，是要“维护文明民族之间的公平正义的法令，并为小国家的权力进行辩护”。牛津的《红书》将遵守法度的英国与践踏规则的德国进行了对比。吉尔伯特·默里在其《战争为何永远是正确的？》一书中指出，“庄重的条约”成为决定战争的关键。哈罗德·斯宾塞同样向那些犹豫不决的自由主义者保证，英国是为了履行条约才参战的，并且仅此一个目的。作家霍尔·凯恩出版了《国王艾伯特之书：献给比利时国王与其子民》（King Albert’s Book:A Tribute to the Belgian King and People）——这是“在受到玷污的小国的自由圣坛上签订的契约”。高尔斯华绥和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加入了用文字对德国的“侵略行为”进行猛烈抨击的人的行列。哈代甚至以该主题作了首诗——《流放比利时》，那些更为道貌岸然的英国国教教士之前也从未尝试过该主题的创作。议会征兵委员会同样义愤填膺：其海报“碎纸片”印上了1839年确立比利时独立地位的《伦敦条约》上的印章和签名。而与此相反的是，在英国，很少有人对以下这一策略性观点（1914年，这曾经是内阁中最为重要的议题，对那些在战前就憎恶德国的人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话题）进行宣传：一定要对比利时和法国进行保护，以防止德国在英吉利海峡海岸建立海军基地。

众所周知，协约国的宣传往往将德国部队入侵比利时对其人民施加的“暴行”加以夸张处理。战后，自由党和平主义者阿瑟·庞森比指出，《科隆时报》上的报道——《当安特卫普沦陷之后，教堂钟声响起》——是这样被协约国媒体扭曲的：

因为他们誓死都不肯为德国人敲响教堂的钟声，这些不幸的比利时牧师受到了野蛮的安特卫普入侵者的惩罚：他们的头颅被砍下，吊起来被当作活体钟锤。

但是，的确有些战前俄国人进行大屠杀的图片被重新拿出来作为德国在比利时行径的“图片说明”。《星期日纪事》就是其中一家宣称德国人砍掉比利时儿童的头颅的英国媒体，而威廉·鲁鸠更是兴致盎然地讲述着传说中德国人“嗜血成性、奸淫掳掠”的暴行，包括“残忍地侮辱和杀戮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和儿童”。另外一些作者更是在设想16岁少女在草地上“被迫饮酒”并被“轮奸”，之后她们的乳房“被刺刀削成片”。J·H·摩根甚至还添油加醋地增加了一项“鸡奸幼童”的指控。1914~1918年，至少出现了11本关于这种消息的小册子，包括布赖斯勋爵的官方报告《德国被指控的暴行》（Report on Alleged German Atrocities，1915），惠灵顿楼保证将大部分作品进行翻译并引进别的国家。这些关于暴行的内容在国外市场受到欢迎。有些美国自由贷款的广告还采用了衣冠不整的比利时少女任由野蛮人践踏的图片，来诱使那些好色的储蓄者购买战争债券。

许多细心的英国作家试图研究“西欧国家自由与守法的完美典范”或“讲英语的种族”与德意志民族尊崇的“‘铁与血’的法度”之间的区别。《曾达的囚犯》（The Prisoner of Zenda）的作者安东尼·霍普通过对伯恩哈迪的戏仿作品，表现出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讽刺和嘲弄。哈代也同样对“尼采、特赖奇克和伯恩哈迪等人的作品”进行了批判和谴责。这种论调迫使良心一直备受折磨的《每日新闻》的自由党成员在德国人民（对于这些人，他们没有异议）和“以暴行裹挟人民的专制统治”之间进行了区分。因此，这场战争应当被描述为“旧制度与新制度的终极对战”。

英国宣传的另外一个主题（由韦尔斯提出，特别面向美国受众）是英国“为了反抗克虏伯主义……这个巨大的战争工厂，这卑鄙而又庞大的死亡交易者”而战。在韦尔斯早期的战争作品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也是“为了全世界的裁军和和平”而战。他风格独特的读本《以战了战》（The War that Will End War）更为精准地迎合了美国读者的胃口；这本书于8月14日写成，当中的许多内容启发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宣传家们同样热衷于诋毁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作为针对德国“致文化的世界”宣言的部分回应，英国作家们对“条顿教授”的“粗鄙、乏味的学识”展开了口诛笔伐。几十年来，英国的学者都因为德国大学的严谨治学而自惭形秽，因此他们格外热衷于这个主题。吉尔伯特·默里嘲笑那些德国学者“终生蜷缩在狭小的房间，全力钻研那些毫无意义、并没有任何实际启发或美感的课题”。剑桥大学的阿瑟·奎勒–库奇爵士向“徒有空虚外壳的德国历史学研究和评判”发起了挑战。

相应地，人们声称这场战争具有清洗本国文化的效果，比如1914年的《诗歌评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盼望最近出现的那些丛生的病态产物能够得到“涤除”。埃德蒙·戈斯是这一观点的杰出拥护者，他预计，这场战争就像“消毒剂”一样，能够清理“学界以及知识分子中的一潭死水和阻塞的沟渠”。德国诗人理查德·德默尔同样希望战争能够让普通的德国人摒弃“自由、平等”之类的观念，而更多地关注“种树技巧”。

然而，让这些作家的豪言壮语变得滑稽可笑的可能正是由战争造成的文化庸俗化。与促进社会进步截然相反，粗俗的语言和行为泛滥成灾。像“前进一步，便能搞死一个英国佬；向前一击，便能搞死一个法国佬；一发子弹，便能搞死一个俄国佬”这样粗鄙的口号比比皆是，比如“绞死皇帝”。幽默的卡片让战争变成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有的德国卡片还试图拿毒气室作为笑柄，而意大利人则总在挖掘德国在比利时的暴行中有趣的一面。

这种缓解手段只是为了美化或神化战争所做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诺思克利夫本人在从前线发回的报道中说，战争就像一场愉快的夏日度假，“户外生活、规律丰富的饮食、充足的锻炼以及从关怀和责任中抽身而退的自由，让士兵们感到格外舒畅和满足”。最受英国人喜爱的是“战争即体育”的比喻，战争也被称为“大赛事”或者“追赶游戏”。人们同样通过这乐观的哈哈镜来看待死亡。《泰晤士报》援引劳合·乔治的话说，“英国的士兵都是体育好手……他们就像运动员那样战斗着，数以千计的人都是出色的选手”。W·比奇·托马斯在《每日镜报》上称，英国士兵的尸体“比其他国家的士兵看起来更加沉默而忠诚，更加笃定而淡然……就像在他死去的那一刻格外小心，不让自己的样子过于豪壮一样”。当伤亡人数居高不下的时候，这种粉饰也变得更加苍白——特别是在索姆河战役期间。在惨烈的战争初期，法国媒体不得不使用同样的手段来缓解战争带来的创伤，即向其读者保证德国的弹药质量低下，不起作用；1915年，它们牵强附会地对法国士兵的幽默感大肆描写：“上战场就像去赴宴……他们盼望进攻的心情就像在期待一次假期。他们是如此兴致高昂！他们放声大笑！他们开怀逗趣！”

最后，宣传家们同样试图让其同胞相信，战争的胜利能够巩固国内的政治局面。政府先是在冲突中疾呼国家团结，如法国的“神圣联合”，德国的“乡土和平”。英国也将爱尔兰问题抛到了脑后，恢复了“正常局面”（一部分口号的深层含义在于，事实上在1913年到1914年，一切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劳合·乔治是将这些观点赋予政治噱头的政治家之一，1914年9月，他在女王大厅对观众说道：

所有阶层的人民——无论什么样的出身，都卸下了自私的一面，并且产生了新的认同，那就是，一个国家的荣耀不仅仅依赖于在战场上扬眉吐气，同样在于帮助家乡走出危险和痛苦。

这些话相当于他对其自由党支持者的间接誓言，无畏舰的制造使得战争花销与社会政策、累进税制等并不相抵牾。战争后期，英国的战争宣传做出了更多此类的明确表态和承诺：战争将在物质上提高许多英国人的生活水平，营造“适合英雄居住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