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与白人

17世纪和18世纪，英伦诸岛的移民之多是欧洲其他国家无法相提并论的。1601~1701年间，仅英格兰的净输出人数就超过了70万。在17世纪40~50年代的高峰时期——恰逢英国内战时期，出现大量移民看来并非巧合——每年的移民率达到0.2‰（类似于现在委内瑞拉的移民率）。

正如我们所见，第一批前往美洲的英国移民是受信仰自由和廉价土地的吸引。但是，他们与那些出卖劳动力的人相比，移居到此的原因是不同的。劳动力的到来与寻求自由毫无关系。他们很清楚，来到这里恰恰证明要放弃他们的自由。这些移民很少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是接受了一种“契约制度”，即以短期劳役的形式来到这里，以缓解长期人力短缺的现象。为了省去旅费，他们得签订一个契约，承诺服满一个固定期限的劳役，通常是4~5年。实际上他们就是奴隶，只不过是签了固定期限合同的奴隶。在他们离开英格兰时，也许并未认识到这点。丹尼尔·笛福笔下的摩尔·弗兰德斯刚嫁到弗吉尼亚做庄园主夫人时，还需要她的母亲（以及婆婆）向她解释：

从英格兰到殖民地定居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来到这里的；概括地说，这些居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乘坐主人的船只来到这里被卖做劳工，我们虽然称他们为亲爱的，但他们实际上更应该被称为奴隶。另一类是囚犯，犯了重罪和其他足以判为死刑的罪行，从新兴监狱和其他监狱被送过来。当他们被送到这里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庄园主会买他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安排到田里劳作，直到期限结束……

1650~1780年间，来北美的欧洲人中有1/2~2/3的是契约劳工；来到切萨皮克的英国移民中，这个比例接近7/10。诸如威廉斯堡（弗吉尼亚精致的殖民地首府）等殖民地严重依赖这些源源涌入的廉价劳动力来种植烟草，以及新兴的殖民地贵族所需要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契约劳工与奴隶一样，会通过当地的报纸打广告出售。比如，《弗吉尼亚公报》上就会刊登：“刚到……139名男人、女人和男孩。铁匠、砖匠、石灰匠、鞋匠若干……一名装玻璃工、一名裁缝、一名印刷工、一名书籍装订工……女裁缝若干……”

1601~1801年期间英国净输出移民人数。

虽然契约劳工大多为15~21岁的年轻男子，却有一位名为约翰·哈罗尔的劳工已经40岁了，他简单地记录了他在这里的经历，希望在他有钱将妻子接过来团聚后，把这本日记送给她。在英国，为了养活妻子和几个孩子，哈罗尔到处找工作，却一连几个月一无所获。他在1774年1月26日（周三）的日记中简单地解释了18世纪末真正促使英国人移民的原因：“今天我兜里只剩下1先令了，看来我不得不去弗吉尼亚当4年教师了，以换取这期间的食宿、衣服和5英镑的薪水。”这是一场为自由作出的赌博，也是最后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哈罗尔又继续描写了他乘坐的“种植者”号轮船在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大西洋风暴时，他躲在甲板下的可怕情景：

晚上8点，我们被迫将前舱和主舱全部封闭，不一会儿，在这个封闭的船舱里，我的所见所闻就变得难以忍受了。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呕吐、有人在撒尿、有人在拉屎、有人在放屁、有人在摇摇晃晃地走、有人在诅咒、有人的小腿和大腿已经溃烂，有人的肝、肺和眼睛已经溃烂。更难以忍受的是，有些人还在诅咒他们的父亲、母亲、姐妹和兄弟。

这些乘客一旦犯错就要遭到鞭挞或者棒击，这真切地说明，他们是完全失去了自由的。当哈罗尔在结束了2个多月身心疲惫的海上旅程，终于踏上弗吉尼亚的土地时，他那粗浅的学识便成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受雇于当地一位种植园主，给孩子们当家庭教师。不过，他的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1777年，也就是离开家乡的3年后，他因病去世，死前还未凑齐足够的钱接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到这里与他团聚。

哈罗尔的经历，在两方面具有典型特征。作为一个苏格兰人，他是1700年后去美洲的第二批移民：在18世纪的所有英国移民中，近3/4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事实上，只有来自英伦诸岛最贫穷偏远地方的人在卖身做契约劳工时，才会损失的最少，得到的最多。当约翰逊和博斯韦尔在1773年穿过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岛时，他们不断地看到一些被后者批判为“这种像传染病一样的移民狂潮”的迹象。约翰逊则持一种更为实际的态度：

阿瑟·李提到了有些苏格兰人到美洲购置荒地的事情，并表示不理解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约翰逊说：“为什么？先生。所谓荒凉都是相对而言的。对苏格兰人来说，那些土地算不上荒凉。”博斯韦尔说：“够了，不要吹捧英格兰人了。你现在去过苏格兰了，先生，难道你没见到那里的人仅够吃喝吗？”约翰逊回答：“当然了，先生。这些吃的喝的不过是足以让他们有力气逃离家乡罢了。”

其实，这两个人都没有认识到，让这么多男人和女人“倾城而出”的真正根源，在于地租的增加以及连续多年收成不佳的严酷现实。对爱尔兰人来说，“更好的天气，稳定的政权”更能吸引他们。1701~1780年，2/5的英国移民是爱尔兰人，随着美洲的土豆被引入英国，加上人口的急剧增长，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移民率继续攀升，到19世纪40年代移民率达到了顶峰。从英国偏远地区流入美洲的移民让大英帝国始终带着凯尔特人的特征。

哈罗尔的英年早逝在当时并不罕见。新到弗吉尼亚的移民中，有2/5的人来到这里的最初几年就去世了，通常是因为疾病或者肠胃功能紊乱。要生存下来，说的委婉点，就得“经受考验”。而那些存活下来的人也往往面带菜色，明显与健康人不同。

如果弗吉尼亚始终有移民进入，那么契约劳工的人数会不断增加，这里的天气更好些，主要农作物相对来说也更容易获得好的收成。但实际上，这里的移民数量并不够。我们常常忘记，17世纪，大约69%的英国移民去的并不是美洲，而是西印度，毕竟那里才是赚钱的地方。英国与加勒比海诸岛的贸易比与美洲的贸易多得多。1773年，英国从牙买加进口的商品价值是从美洲所有殖民地进口物资的5倍。1714~1773年间，尼维斯岛出口到英国的产品是纽约出口到英国产品总量的3倍，安提瓜岛出口到英国的产品也是新英格兰出口到英国产品总量的3倍。在18世纪的大英帝国殖民地，最大的贸易品是糖，并非烟草。1775年，英国进口的糖占所有进口物资的1/5，价值是进口烟草价值的5倍多。18世纪的大多数时期，美洲殖民地不过就是这个嗜糖的英伦诸岛的经济附属国，向英国供给一些这里不出产的基本粮食。七年战争结束之际，威廉·皮特在面对究竟是拓展英国在美洲的领土，还是占领法国的产糖岛瓜德罗普岛时，他选择了后者，他的理由是：“北美被征服地区的现有贸易额极其稀少；它们的未来难以确定，它们的前景也非常渺茫。”

不过问题却是，那些热带岛屿上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尤其是在“多病时节”的夏季。在弗吉尼亚，116000名移民最终仅存活90000人，而在巴巴多斯岛，150000名移民只剩下了20000人。人们很快就吸取了教训。1700年之后，移民加勒比海的人数大幅下降，人们更倾向于移居气候更为温和（土地也更为广袤）的北美洲。早在1675年，巴巴多斯岛的议会就开始抱怨：“以前我们这里有源源不断地来自英格兰的基督教劳工……可如今，英国来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在他们雇用期满后，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分配给他们了，要知道，土地在以前可是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主要因素。”要吸引契约劳工，还得另想办法。当然，办法总是有的。

1764~1779年，英格兰北安普敦郡欧尼弗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区由约翰·牛顿管辖。他是一位虔诚的牧师，也是历代最受人喜爱的赞美诗《奇异恩典》的作者。我们大多数人不时地听到或者唱过这首赞美诗。不过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位作家曾做过6年成功的奴隶交易商，将几百个非洲人从塞拉利昂运过大西洋，到达加勒比海沿岸。

《奇异恩典》是一首感人的福音基督教救赎圣诗：“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散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到：牛顿突然领悟到了奴隶制的罪恶，于是幡然醒悟，抛弃了他那不道德的职业，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如果真是如此，就把牛顿皈依的时间弄错了。事实上，他是在皈依基督教之后才先后在一些奴隶运输船上工作的，他先是做第一大副，后来又做船长。做了很久之后，他才开始质疑人口买卖的道德性。

1817~1838年间，大英帝国各地区的死亡概率（根据英国士兵的伤亡率计算）。

如今，我们当然对奴隶制非常反感。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像牛顿这样的人在当时却能接受它。其实，那时的奴隶制在大多数人眼里只是一个经济主张。甘蔗种植的利润丰厚；而葡萄牙人在马德拉和圣多美的经历证明，只有非洲奴隶才能忍受甘蔗种植的恶劣工作条件；加勒比海的种植园主愿意用超过西非海岸奴隶市价8~9倍的价格来购买那里的奴隶。虽然奴隶贸易风险很大（牛顿就将其称为博彩，因为每个冒险者都希望中大奖），但利润非常丰厚。在英国开始奴隶贸易最初的半个世纪，奴隶贸易的平均回报率为8%~10%。难怪牛顿会认为奴隶贸易是“上流社会的职业”，即使是对皈依基督教的人来说，进行奴隶贸易也没什么不合适的。

奴隶贸易涉及的人数是惊人的。我们可能会认为，大英帝国的崛起过程就是白种人大批移民的过程，但是在1662~1807年间，英国人的船只把近350万非洲人运送到了“新世界”，这是同期白人移民人数的3倍多。可以说，占移民总数1/3的非洲人穿越大西洋成了奴隶。一开始，英国人还假装超脱于奴隶制之外。据说，早年有位商人在冈比亚时，有人送给他几个奴隶，他回答说：“我们的民族从不参与这种商品的交易，我们自己也不参与相互买卖，或者买卖任何其他与我们同为人类的生物。”但是不久之后，就有尼日利亚和贝宁湾的奴隶被送到巴巴多斯岛的甘蔗种植园。1662年，新皇家非洲公司每年向西印度群岛供应3000名奴隶，到了167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600名。私营奴隶贸易商——也就是像牛顿那样的人——的人数也迅速增加。到1740年，利物浦每年要派出33艘船，从英格兰出发到非洲，再到加勒比海，做一次三角航行。同年，詹姆斯·汤普森的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流传开来，歌词中有一句激动人心的誓言：“英国人永远，永远不做奴隶”。而早期禁止购买奴隶的禁令，早被忘记了。

牛顿参与奴隶贸易是在1745年年末，当时的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水手，在一个名叫阿莫斯·克劳的奴隶贸易商手下做事，后者主要以近塞拉利昂的贝拿勒斯群岛为基地。牛顿很快发现，克劳的非洲情妇简直把他当奴隶使唤，两人的角色颠倒了。在疾病和冷落中度过一年后，牛顿被一艘名叫“灰猎犬”的船救出；也就是在这艘船上，在1748年3月的一场暴风雨中，这名年轻人皈依了基督教。此后，他也成为一名私营奴隶贸易商，他指挥第一艘奴隶运输船时才20多岁。

约翰·牛顿在1750~1751年期间指挥奴隶运输船“阿盖尔公爵”号时的日记，忠实地记录了那些靠贩卖奴隶为生和赚钱的人的态度。牛顿一般往来于塞拉利昂沿岸以及更远的地方，常常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用物品（包括“啤酒和苹果汁在内的所有紧俏物品”）换取奴隶，并与当地的奴隶贩子在价格和质量上讨价还价。他是一位挑剔的买家，他从不会买那些“乳房下垂”的老女人。1751年1月7日，他用一些木材和象牙换了8名奴隶，后来他发现这笔买卖自己亏了，因为其中有位奴隶“牙齿坏得厉害”。他抱怨道：“现在竞争者太多了，因此，就一个健康奴隶而言，它的价格比起以前几乎上涨一倍。”注意，他用的是“它”。同一天，他还记录了“一个不错的女奴，11号”的死亡。如果对牛顿来说，非洲人不过是些数字的话，那么在非洲人的眼里，牛顿就是一个魔鬼，甚至是一个食人野兽。非洲黑奴就是被运到英属西印度群岛，并记录下其经历的少数非洲奴隶之一。在牛顿的记录里，他证实了当时的一个普遍说法，认为白种人（或者说“红种人”）是“死神”的信徒，他们抓奴隶就是为了吃掉这些奴隶。一些被掳获的奴隶也相信，那些抓他们的人痛饮的红酒就是非洲人的鲜血所酿，而船长餐桌上的奶酪则是非洲人的大脑制成的。牛顿手下的奴隶显然也有同样的恐惧，他们甚至在船上的水桶中“下了咒”，因为“他们相信，所有喝了水桶中水的人最终都会死”。

1751年5月，当牛顿的船向安提瓜岛行驶时，船上的非洲人比英国人还多：奴隶有174名，而船员只有30名，其中7名船员还得了病。对奴隶主来说，这是一个危险时刻，不仅仅是因为在如此拥挤的船只上，一旦爆发霍乱或者痢疾会带来多么致命的影响，更因为他们还面临奴隶暴动的危险。牛顿就因5月26日的警觉性而受到嘉奖：

傍晚，多亏上帝的眷顾，就在奴隶们准备反抗的几个小时前，我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一个年轻人……他因为一开始身上起了一个大溃疡，因此整个旅程中都没有戴镣铐。后来，他看似无意地从窗栏中漏给奴隶一根很大的解索针，并被奴隶中的一个人很高兴地发现了。就在我发现这根解索针的一小时前，奴隶们已经把它做成了一个好武器（一种不会弄出声音的工具）。如果我没有发现的话，奴隶中将有近20个人会在凌晨打开镣铐。

1662~1807年，从非洲输出的奴隶总人数和乘坐英国和殖民地船只到美洲的人数。

次年，牛顿又有了一次相似的经历。当时，8名奴隶被发现藏有“一些刀具、石头、子弹，还有一把凿子”。犯事者后来都套上了轭和拇指夹以示惩罚。

诸如“阿盖尔公爵”号等奴隶运输船上的情景大同小异——拥挤、卫生条件差、活动受限、食物不足——因此，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平均7名奴隶中就有一名死亡一点也不奇怪。但奇怪的是，像牛顿那样不忘给船员主持弥撒，并拒绝在礼拜天谈论生意的人，竟然会从事贩奴贸易，而且还能够心安理得。在1753年1月26日写给妻子的信中，牛顿为自己提供的辩护值得我们关注：

人类生来就有三大恩赐，无可置疑，它们就是宗教、自由和爱。在每一种恩赐中，我都得到了上帝的格外恩宠！看我周围的这些国家，虽然这些国家中的居民相互之间言语不通，但我相信，他们也同样相信这点，可是他们并未用语言表达过这一鼓舞人心的观点。据此我判断，这个观点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头脑中出现过。正如光明与黑暗之间并无过渡一样，这些可怜的人也从未享受过我所享有的权利，他们完全地陷入邪恶与不幸中。他们没有基督徒所享有的恩赐和光明的前景，而是被巫术、魔幻和各种迷信思想所欺骗和迷惑，他们脑中只有恐惧和无知。他们所能理解的唯一自由，就是能够避免被卖的命运（这是我要强调的）；而就是这个卑微的愿望，他们也常常不能达成；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刚刚用船贩运奴隶的人，一周的时间还没过完，自己就被以同样的方式贩卖，甚至是用同一艘船运送出去。至于爱，我相信他们中也许也有更为柔和的灵魂，正如我也曾遇到过的；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当我试图解释这个令人愉悦的词语的时候，我很少能被人理解。

当一个人认为非洲人除了希望“避免被卖”的命运，而不知道自由为何物时，他怎么会认为是自己剥夺了非洲人的自由呢？

牛顿的态度并非特例。据牙买加的庄园主爱德华·朗说，非洲人“缺乏智慧，在文明和科学的进程中几乎难有进步。他们没有道德准则或规范……也根本没有道德感”。他总结道，他们就是一个低劣的人种。詹姆斯·博斯韦尔虽然在其他许多情况下都积极呼吁自由，却坚决否认“黑人受到了压迫”，因为“非洲人世代都是奴隶”。

牛顿的日记清楚地表明，从奴隶运输船起航开始，对奴隶的压迫就开始了，并在奴隶下船被售的过程中持续进行。在牙买加（牛顿的奴隶一般供应这个市场），白人和黑人奴隶的比例是1：10。在英属圭亚那，这个比例是1：20。没有暴力的威胁，很难想象这样的体制能够长期维持。加勒比海如今还遗留一些用来约束奴隶的刑具—比如，防止奴隶逃跑的带钉子的镣铐，或者吊在脖子上的铁块（可以加码以加重惩罚）—这些正是牙买加作为18世纪英国殖民地前沿的明证。

确实，就詹姆斯·格兰杰在1764年发表的诗歌《甘蔗》来看，这位克里奥庄园主的生活听起来实在是富有诗意，虽然也很辛苦劳累：

甘蔗生长需要什么土壤啊，又需要什么样的照料；

什么情况下可以种植啊，什么现象表示有了虫害；

甜美的甘露是怎样精心酿制的哟；

是非洲黑人后裔的款待。

但是，为了满足英国人嗜甜的需求，吃苦的却是“非洲黑人”。这些非洲黑人不仅要耕田、料理和收割甘蔗，还得榨汁，并将甘蔗汁放到大桶里煮，从而制作蔗糖。用西班牙语来说，甘蔗种植园就是ingenio，也就是能量的意思，可以说，用甘蔗制蔗糖是一项农作，也是一项工业活动。只不过，这其中的原材料不仅包括甘蔗，还包括人。到1750年，已有80万名非洲人被运往英属加勒比海国家，但由于死亡率过高而生育率过低，奴隶的人口一直不足30万人。巴巴多斯种植园主爱德华·利特尔顿总结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即一个拥有100名奴隶的庄园主每年需要购买8~10名奴隶来“补货”。尼维斯的一名牧师曾写过一本赞同奴隶制的宣传册《约翰·塔尔博特·坎波–贝尔先生的演讲》（1736年），其中明确承认“根据众所周知的数据计算，每批新购入的黑人中有2/5的人因为不堪劳作而死去”。

我们也不该忘记奴隶制殖民地对非洲人的另一种盘剥，也就是性侵犯。爱德华·朗在1757年到达牙买加后，他沮丧地发现，其他庄园主常常在他们的奴隶中寻找性伙伴：“许多男人，各个层级、各种素质和各类级别的人都有，他们宁愿在声色犬马之中放纵自己，也不愿意在婚姻的爱和相互的爱中享受纯粹及合法的幸福。”这种做法在当时被称为“混合坚果”，不过，从朗的严厉指责中我们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后来被斥为“通婚”的行为表示反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英哥和雅丽克”，讲的是船只失事后幸存下来的一名水手和一个黑人少女之间的故事：

就这样，在无望的沮丧中他度过了一天，

一个黑人少女碰巧路过；

他惊奇地发现她是多么的美丽，

她的身形是多么匀称，她的眼神是多么聪颖！

但是，在发生了“混合坚果”的行为后，英哥却毫不犹豫地将不幸的雅丽克卖做奴隶。

但是，如果将卖做奴隶的非洲人无一例外地描绘成被动的受害者，那也是错误的。因为也有许多奴隶勇敢地站起来反抗他们的白人压迫者。在牙买加，暴动就像飓风一般频繁。在某个小岛上，从英国人占领小岛到他们最终放弃奴隶制之间，发生了多达28次暴动。况且，有一支黑人种族始终在英国人的控制之外，那就是马伦斯人。

当1655年威廉·潘恩的父亲从西班牙人手中夺过牙买加时，已经有一个组织成熟的奴隶群体逃离了西班牙主人的控制，索居在深山里。他们被称为“马伦斯人”，这个词是由西班牙语cimarron（野蛮或者不驯服）演化而来的。如今，你仍能够在阿科波（这个镇子是以当时伟大的马伦斯领袖库德霍埃上校的一位兄弟的名字命名的）每年的马伦斯节上领略马伦斯文化，以及它对世界美食的贡献：烤猪肉。只要听听他们的歌声，看看他们的舞蹈，你就会知道，尽管后来被驱逐流放，但马伦斯人还是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非洲古文化。从一方面来说，也只有他们还带着被囚禁的烙印。虽然马伦斯人中有许多人都来自加纳，说的是阿肯语，但是库德霍埃却坚持让其所有追随者学说英语。这么做，显然有非常实际的意义。马伦斯人不仅希望能够避免被牙买加新的统治者重新抓去做奴隶，而且希望能解放新来的奴隶，壮大自己的队伍（马伦斯人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因此他们尤其热衷于解放女奴）。由于奴隶主们运来的奴隶来自非洲各个部落，要融入马伦斯这个族群，就需要将英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

在库德霍埃的领导下，在至高无上的传奇人物南妮女王的鼓舞下，马伦斯人向种植园经济发起了冲击。庄园主们远远听到号角（一种螺壳做的号角，吹响它表示马伦斯的袭击队来了）的声音就闻风丧胆。比如1728年，乔治·曼宁给自己的庄园买了26个奴隶，而到了年底，就只剩下4个了，其余的全部被马伦斯袭击队救走了。马伦斯人甚至迫使陆军上校托马斯·布鲁克斯放弃了他在圣乔治的所有土地。如今，牙买加仍保留了一些老的地名，比如“不要往后看地区”，这充分证明了当时马伦斯人是无处不在的。绝望的英国人从洪都拉斯沿岸招募了一支米斯基托人来抵抗马伦斯人，还从直布罗陀招募了一些常规军。最后，在1732年，英国人夺下了马伦斯的要塞南妮镇，这给了马伦斯人一次重击。但是，马伦斯人只不过是再次潜入深山，等待反攻的时机；而来自直布罗陀的军队呢，毫不奇怪，他们因疾病和酗酒折损了实力。1732年年末，牙买加的一名议员哀叹道：

奴隶的暴动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不安和动荡，他们越来越嚣张，我们甚至不敢确保明天会发生什么。在我们首府的街道上，抢劫和谋杀是那么频繁，我们把他们运过来，实际上是带来了天大的灾难。

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坐下来协商。1739年，双方达成协议，划出60000公亩的地区作为马伦斯人的自治区；作为交换，马伦斯人也答应不再解放奴隶，而且还会将逃跑的奴隶交还给他们的主人，以此来换取报酬。这是大英帝国早期常用的一种伎俩：如果英国人打不过你，他们就会让你加入他们的阵营。当然，这个协议并未阻止奴隶暴动事件的发生；相反，它意味着，愤怒的奴隶们除了反抗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逃向南妮镇的道路实际上已经被封闭了。17世纪60年代，奴隶暴动如洪水般爆发，至少一开始是受马伦斯人的榜样激励。不过，自从马伦斯人与英国人议和后，马伦斯人多多少少地也成了被反抗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与英国人同流合污，共同镇压反抗的奴隶了。事实上，马伦斯人自己也成了奴隶主。你可能无法用武力征服他们，但你却可以买通他们。

1770年，英国在大西洋沿岸建立的帝国似乎找到了一个自然的平衡。英国、西非和加勒比海之间的三角贸易为各个种植园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美洲大陆殖民地提供丰富的食物，糖和烟草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又再出口到欧洲大陆。而这些新世界为英国赚来的利润又推动了大英帝国在亚洲的贸易。不过，英国人从马伦斯人的例子中总结了一个教训——这对庄园主们来说是一个麻烦，对他们的奴隶来说却有着相当的启示——整个大英帝国是建立在奴隶们伤痕累累的脊背之上的，而这些奴隶是有能力解放他们自己的。后来，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克的奴隶暴动成功，导致牙买加副总督巴尔卡雷斯勋爵对马伦斯人发起镇压，最后驱逐了近600名特里洛尼镇的马伦斯人。此事发生时，马伦斯人已经不再是大英帝国的威胁了。圣多明克的奴隶与愤怒的混血人民联合起来，在1804年建立了海地共和国。不过，海地并非新世界殖民地中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在近30年前，美洲大陆上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共和国宣布成立，而那次对大英帝国提出挑战的，不仅是绝望的奴隶，还有衣食无忧的白人殖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