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逻辑

为什么身为沙特人的奥萨马·本·拉登会命令21名他的追随者（他们大多也为沙特人）劫持4架飞机去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华盛顿五角大楼以及（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白宫呢？1998年2月23日，在世界穆斯林对抗犹太人及西方十字军的圣战阵线的宣言上，拉登和其他的签名者对下达“消灭美国及其盟国”恶名昭彰的判决书给出了三条理由：

首先，美国占据伊斯兰的至圣之所，阿拉伯半岛，长达7年时间，掳掠这里的财富，对这里的统治者指手画脚，羞辱这里的人民，恐吓四周邻国，利用其在半岛的军事基地将矛头直指邻国的穆斯林人民。

……其次，基督教十字军—犹太复国同盟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毁坏……美国人还要试图在此上演恐怖的大屠杀……

再次，如果美国隐藏在这些战争背后的目的是宗教信仰和经济利益的话，这些目的也是为犹太人的这个弹丸小国服务的，以此达到转移人们对他们占据耶路撒冷，谋杀那里的穆斯林教民的注意力。最有力的证据是，他们急于摧毁最为强势的阿拉伯邻国伊拉克。以及他们还致力于将这个地区所有的国家，如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瓦解成纸做的小国。再利用他们的分裂和软弱来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并继续在半岛进行其残忍的十字军占领。

因此，消灭美国人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从他们的魔爪中解放阿克萨清真寺（又名远寺和麦加清真寺），为了把他们的军队赶出伊斯兰的全部土地，把他们打败，使之不能再威胁穆斯林”。11个月后，“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仅8个月前，本·拉登在一次采访中重申了上述这些话，这次采访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简而言之，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军队赶出沙特阿拉伯，从整个中东地区统统赶出去，消除阿拉伯各国政府对美国的同情心，摧毁以色列。他在随后的声明中，始终坚持这些观点。

一些西方的评论家被本·拉登的泛伊斯兰主义、全球圣战的花言巧语所欺骗，把他想象成一个诚恳的文明冲突的预言者。如下解释本·拉登会更加准确些：中东有着独特的冲突性质的文明，这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政治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以来，恐怖主义取代了和平政治以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拉登正是这种文明的产物。无疑，人们满足于想象一个全体穆斯林的历史性觉醒，它是一种古老而高傲的情结，历经数世纪的历史衰落，转化为“一股由仇恨、敌意、狂暴和自怜以及压迫的复杂情结交织而成的黑洞”。然而，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与大部分穆斯林国家的绝大多数穆斯林的信仰体系是不太一样的，如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更不用说来自西方的穆斯林社区的移民了。即便是本·拉登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深深烙上了瓦哈比教派的印记，该教派历史上是属于阿拉伯沙漠地区的。所以还是这样理解基地组织为好：它是特殊的阿拉伯政治宗教的极端派。这个用词是近年来的史学家迈克尔·布尔雷启蒙性抓住其纳粹主义实质特性的一个术语。这些特性是：救世主般的领导人、灌输教义的必要性，以及迫害他人的强烈欲望。

应当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基地组织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产物，虽然它们两者都有暴力和反犹主义的共同点。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法西斯运动从未能特别熟练地操控恐怖主义，他们更倾向于夺取现有民族国家的控制权，利用传统军事力量发动战争。

恐怖主义——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通过非国家军队手段，不规则地使用暴力——根本不是什么新概念，尤其在中东不是这样，而且它肯定不是只用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人对它已经相当熟悉了，因为他们国家中一些极端的爱尔兰少数民族和孟加拉人民为了寻求独立，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暗杀活动。恐怖主义手段在打倒哈布斯堡皇室和罗曼诺夫家族的沙皇帝国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像谢尔盖·涅查耶夫这样的沙俄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散布、鼓吹恐怖主义信念，其中暴力的使用——名义上是为了深化“革命”——本身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目的。正是涅查耶夫写了那本《革命问答》（1868年），宣称：“革命所知的唯一科学就是：毁灭的科学……（它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最快、最有把握的方式毁灭这个丑恶的政治体系。”另一个欧洲人，意大利的卡罗·皮萨卡纳更是生造了一个短语“以行动作宣传”。约瑟夫·康拉德也会立即想到本·拉登目标的选择。读他小说《秘密特工》的读者可以回想起弗拉基米尔先生，那个密谋轰炸格林威治天文台，并要“在这个国家实行一系列暴行”的危险阴谋家的一番话。弗拉基米尔解释说：“这些暴行必须是能够引起足够震惊效果的。比方说，操控它们撞击建筑物……攻击必须达到骇人听闻的震惊效果，（并且）成为最具警示性的凶残易懂的表现形式。”简而言之，它必须是带有象征性的，能够代表自己意见说话的行动。“资产阶级认为最时尚的是什么呢？维洛克先生？”弗拉迪米尔向他的一个准备执行爆炸任务的爆破员问道。一百年前，“时尚”是对科学的崇拜，因此也就引发了爆炸天文台的设想。2001年的时尚是经济，准确地说是，是经济全球化，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就是产生爆炸世贸中心大厦计划的动因。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恐怖主义不仅仅只是有象征性的意义。它是一种无力发动正常战争，却以其他方式继续战争的手段，并以此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恐怖主义的特性是，其使用的暴力无规则性，它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与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操作恐怖活动的人员面对反抗措施时是极为脆弱的——尤其当恐怖分子在没有基地的外国国土上发动恐怖袭击时。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远比那些他们所对抗的国家军队要差许多，所以大多数恐怖分子组织只能依赖偷窃和乞求得来的钱维持他们的经费。在没有外援资助的情况下，恐怖组织要在一个国家里面进行运作并非不可能，但这要求一个非常安全的地理位置，好让恐怖分子成员们在准备他们的攻击时，免受政府的明令禁止所造成的干扰。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恐怖分子肯定得寻求来自外国的协助。向他们提供支持的国家——或甚至仅仅是对他们表示同情的国家——是不太可能成为他们暴力攻击的目标的。相反，协助另一方，即恐怖分子所反抗的政府——的外国政府很可能会发现他们自己也被卷入冲突当中去了。

阿拉伯国家在战场上受到了羞辱，一开始它们曾诉诸对巴勒斯坦流亡的解放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助。1949年后，巴勒斯坦突击队队员（实际上就是“人体炸弹”）在位于埃及、黎巴嫩和约旦境内的基地进行活动，对以色列平民发动了不计其数的攻击。在1951年到1956年的6年时间里，有超过400名的以色列人被杀，900人因攻击受伤。“六日战争”之后，巴勒斯坦自由组织在约旦境内进行活动也不受任何惩罚，直到1970年迫于以色列的压力，约旦不得不将他们驱逐出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然后转战黎巴嫩南部地区，黎巴嫩随后陷入了内战之中，正好为恐怖组织提供了绝佳的温床（1976年叙利亚对黎巴嫩的侵略也没有任何改变）。基地设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游击队，不断进行恐怖攻击行动，从而导致了以色列入侵该国，结果便发生了1978年3月的极为血腥的劫机事件。虽然黎巴嫩后来同意将边界区域交联合国部队接管，4年后的1982年6月，以色列还是竭尽全力发动了对黎巴嫩的侵略，围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西贝鲁特的要塞，再一次将该组织的领导人赶了出去——这次赶到了遥远的突尼斯。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不满意于此，他玩世不恭地决定放手让以色列的黎巴嫩盟友，基督教马龙派联盟来对付巴勒斯坦人，直接导致黎巴嫩的萨布拉和沙提拉两座巴勒斯坦难民营有700到1 000名无辜难民惨遭屠杀。在一片国际声讨中——美国也参与其中——联合国再次部署了维和部队，其中包含了数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它的盟友多年来一直在两条战线上发动攻势：他们不仅直接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而且也采取非直接的手段对以色列公民以及被认为是同情以色列的外国人发动攻势。但恐怖主义就像是条多头蛇：虽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中遭到重创，但是20世纪80年代里新的组织层出不穷，如阿布·尼达尔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更多的是受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新一代的恐怖分子主要认同的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他们在战术上与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恐怖分子的不同之处是，他们采用的是自杀式爆炸以及更愿意攻击美国人——也许这两个特点中的第一点没有那么重要。在多数国家里，大多数犯了谋杀罪的恐怖分子实际上只能是坐以待毙了，因为他们要么死在邪恶的行动中，要么会因为他们的罪行被处死。那些不时为“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为了杀死别人而甘愿自杀”的攻击者的行为所困惑的专家们忘记了许多类似的先例。然而，恐怖分子现在已经把美国人当作了合理的攻击目标，这个特点则重要得多。这一现象的转折点发生在1983年4月18日，一个自杀式人体炸弹袭击了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造成63人死亡，其中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东地区的整个情报小组。6个月之后，另一敢死队执行任务，将满载TNT炸药的卡车驶入黎巴嫩兵营，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驻地，造成241人死亡。同样的战术在袭击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时又导致了4人丧生。

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就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国际恐怖袭击事件的数量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一直呈下降态势（见图9），1987年恐怖袭击的数量是2002年的3倍（虽然此数字在1994年~1995年间有些微下降）。但与此同时，攻击矛头指向美国人和美国利益的比率正在上升。如表4所示，自1991年以来，跨国恐怖主义事件中伤亡人数超过1/10的人为美国人。世贸中心大厦第一次遭受攻击是在1993年，接着是1996年美国驻沙特阿拉伯的兵营被炸，1998年8月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先后被炸，以及2000年10月停泊在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库勒号驱逐舰被炸。由盖里·哈特和沃伦·B·鲁德曼两位参议员就任主席的美国国会属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99年9月的报告中就发出了警告：“恐怖分子和其他不满美国的一些势力将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些人会使用这种武器。将有大量的美国人死在美国土地上的可能性。”这个警告绝非是耸人听闻。有必要重申一遍，“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惊奇之处只是在于，这类攻击在此前尚未发生过。美国多年来资助以色列，它也在伊朗支持过伊朗国王的政权，它还在阿拉伯半岛部署军队。中东不管哪一个恐怖小组都不乏对其实施攻击的动机。

图9 国际恐怖事件总数，1977年—2002年

表4

2001年9月11日让普通美国人认识到的事实，已经为专家们多年来所广泛意识到了。美国不仅仅是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而且是一个非常容易攻击的目标。恐怖主义不是新生事物，但是今天的恐怖主义者比起其先辈来，有着惊人的优势。当前的科学技术意味着，以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就能导致巨大的破坏，因而每次恐怖攻击的伤亡人数正不断上升。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AK47）用几百美元就能够在市场上买到。核弹头的真实成本——当然是指产出相当于千吨TNT的核子能量——自“曼哈顿计划”成功以来，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水平。1945年第一枚原子弹的造价约20亿美元。转换成1993年的价格，这个数字要上升10倍，足以购买400枚三叉戟II型潜射弹道导弹。法国能够使其核武库的储存量翻一番（从1985年的222枚核弹头上升到1991年的436枚核弹头），而同时国防预算的增长实际上低于7%，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然而基地组织不需要如此复杂的武器装备就能够摧毁曼哈顿最高的建筑物：他们只需要上几节飞行课和准备几把纸箱切割刀。本书写作之时，不到9 000美元就能够租一架飞机，飞80小时，并外加飞行指导。而一把美工刀另附6枚刀片的市价仅是2.11美元。一小伙人，以微不足道的现金花费就能够杀死3 173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估计在272亿美元，这只是国民收入累计损失的一小部分，早先的预计是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对于保险行业而言，这场灾难的最终成本据说在300亿到580亿美元之间，美国航空业以及旅游行业都遭受重创。纳税人于是收到一张账单，不仅要支付航空业紧急援助的重建工作和国防开支的极度上升，而且还要支付维护“国土安全”产生的巨大花费。因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长期成本只能靠猜测——其形式体现在不确定性的增加，市场的多变性，安全成本以及风险保险成本的上升。

美国经济承受住了这个打击，不像许多人那时担忧的那样。严格从经济的角度来看，“9·11”恐怖袭击事件可以与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相比：昂贵，但不是负担不起。它也远没有一年半之前股市泡沫导致的通货紧缩的影响更为重大。况且，如果冷战变成热战的话，同苏联交手会带来的损害相比较，这些数字也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不能仅仅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就误导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对美国而言，基地组织是比苏联共产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我们所见，两个团体的意识形态间存在某些相似性，但是，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及勃列日涅夫在军事实力上比本·拉登的那些装备超出了无数个数量级。苏联的攻击可以造成数十万计，如果不是数百万计的美国人死亡，也不会仅仅废掉两座高楼，而是数个城市。基地组织的问题在于，它并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它是一个很小的、有组织的扩散性威胁，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确定其方位的难度，无论想消灭它还是与之谈判都难以办到。于是，我们一方面达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共识，绝不允许像“9·11”恐怖袭击事件这样的人祸再度重演。另一方面，我们不禁心中怀疑，要完全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也许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