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转折点

讽刺的是，沃伯格对S·G·华宝公司的悲观，也许比对西方世界的悲观更合理，他对西方世界的衰落早有预期。可以肯定的是，1979年这一年发生的灾难超过以往。伊朗革命，这是对吉米·卡特政府造成双重打击。第二年3月，随着油价再度攀升，美国的通胀到达战后的顶峰——接近15%。同时，对英国来说，1979年开年被称为“不满的冬天”，汽车工人、卡车司机、救护车司机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包括垃圾收集员和掘墓人——进行大罢工，抗议工党政府5%的加薪封顶。这充分证明了沃伯格习惯性的沮丧。但是在1980年年底，他觉得可以作出一个惊人的承认，虽然这极不符合他的特点：

我必须坦言，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我对我们西方世界的政治局势变得有一点乐观。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里根可能会比他的前任犯更少的错误。在英国，尽管撒切尔夫人在金融领域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但她在清理战后历届工党和保守党执政造成的持续恶化的局势方面，大体上显示出极大的勇气。她继承的烂摊子几乎是无法管理的，但她显示出解决它的决心。

1979年5月3日，玛格丽特·撒切尔竞选胜出，就事情本身而言，它无疑是一个转折点。新政府废除了外汇管制和对银行的束缚，实行更加严格的货币目标，削减政府开支，并且与工会迎头对峙。但是，这次英国的革命正赶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其他变革，它们共同标志着西方10年滞胀的终结，以及西方将近30年复兴的开始。受到芝加哥的启发，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独裁政府在智利进行改革，这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复苏，尤其是用货币政策解决通胀问题的复苏。1978年，邓小平开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一个反共产主义的波兰人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成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这是朝前迈进的又一步，因为沃尔克很快透露，他是反通胀的鹰派。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美国人似乎不但重拾了对自由市场的信心——这在里根的宣言中得到总结，“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答案，而是我们问题的所在——而且还重拾了对政治自由的信心。

1981年2月13日，玛格丽特·撒切尔亲临格雷沙姆街30号赴午宴，这象征了撒切尔政府与伦敦金融城有着紧密的共同利益。同年5月，沃伯格与她有一次非公开会议。沃伯格一生更多地支持左派而不是右派——他把曼尼·欣韦尔、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哈罗德·威尔逊视为在政治上的朋友，他也被休·盖茨克尔视为“左翼金融人士”——他不可能成为不持批评态度的撒切尔支持者，更不可能是里根信奉者。虽然他慷慨地夸奖“撒切尔政府政策中无畏和积极的成分”，以及首相本人的“英勇和坚毅”，但他经常批评她的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实行的货币主义理论。他偶尔致信《泰晤士报》，其中一封信他公开捍卫豪在1981年的反通胀预算。但在私下里，他对此存疑。他害怕地写道：“我认为，财政部正试图操纵利率，这是致命的错误，利率问题必须通过巧妙结合经济和财政措施加以解决。”像大多数英国经济学家一样，沃伯格认为英镑升值加上国内信贷局势趋紧，将把失业率推到难以容忍的高度。教育大臣基思·约瑟夫希望“将私营公司纳入大环境”（这一政策被称为私有化），虽然沃伯格认为该政策具有吸引力，但他担心，政府“没有从工业或工会，甚至没有从任何英国政治的中间派那里得到适当的支持”。1981年3月，约瑟夫在双方会后说，沃伯格“低估了我们在国有化工业和行业工会态度上面临的额外负担”。事实上到最后，沃伯格保持了老魏玛的信仰，即，大公司和有组织的劳工可以达成社团主义的交易。沃伯格抱怨道：“货币政策不是有效解决通胀的良方，除非有某种收入政策的相伴。”在欧洲问题上，沃伯格也不是一个自然的撒切尔支持者。从很早阶段起，他就倾向英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撒切尔一直抵制这一举措，直到她的任期接近结束。

然而，在沃伯格眼里，讲英语的新派“右翼”的缺点无法和讲法语的老派“左翼”的缺点相比。1981年5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这证明是未被改造的社会主义的最后喘息，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还实行一套传统政策，包括国家控制、提高工人权利、高直接税收，以及降低工时。随着政府执行将大型银行国有化的计划——包括S·G·华宝的合作伙伴巴黎银行——上述政策对金融领域的影响是可怕的。这在意料之中。早在1977年5月，沃伯格就预料在法国国民议会大选中社会党可能会胜出，他和穆萨讨论了巴黎银行可能被国有化，并确实建议了一项行动方案，以保护他们在纽约的合资企业免受国有化的影响。两年后，沃伯格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建议“积极帮助”以便抢在国有化之前行动——比如，将巴黎银行在瑞士、比利时和荷兰子公司的直接控股转入合资的巴黎银行—沃伯格有限责任公司（不会成为国有化的目标）。沃伯格强调，关键是尽早行动，以避免“与法国政府出现任何尴尬的局面”。但是，因为迟迟未采取行动，以至于1981年密特朗选举胜出引发了一场不体面的争夺。

在沃伯格眼中，法国进行了“某种新的革命，这场革命没有18世纪末那场革命那样好战和激烈，但也许在实质上影响更广泛”。沃伯格很不情愿与巴黎的新政府正面冲突。他倾向快速创立一家“新的国际控股和运营公司……目的是拥有巴黎银行集团更大的非法国资产”，为了安全起见，办公地点设在遥远的加拿大。他似乎已说服密特朗的幕僚雅克·阿达利支持这个方案，后者无处不在并且学识渊博。不过，穆萨反而认为，应利用一家叫帕杰萨的瑞士控股公司，把巴黎银行的资产“走私”出法国——沃伯格将这一伎俩斥为“疯狂”，不仅因为法国政府势必会查出，而且因为穆萨坚持使沃伯格在帕杰萨的股份降至最低。现在，轮到这位法国人失去天恩了。穆萨的前任老板雅克·德·弗切埃接替穆萨不久后，沃伯格告诉穆萨，他变得“越发难以理解”。国有化这把“达摩克利斯剑”显然把穆萨和他的同事们弄得“情绪狂躁至极”。

这种批评的话不够真诚。实际上，巴黎银行国有化是“天外救星”，它使沃伯格从与法方愈加不平衡的关系中得以脱身。当德·弗切埃提议成立新控股公司，购买巴黎银行未被国有化的国际业务，并邀请S·G·华宝公司成为股东时，他被婉言拒绝。让–伊夫斯·哈博乐是密特朗政府为国有的巴黎银行选出的董事长，在与之会面时，沃伯格表现得富有魅力，但言辞闪烁。他和斯科利向法方参会代表表明，虽然他们不排除未来在国际资本市场合作（只要合资公司设在伦敦），但他们对与巴黎银行的核心关系不再感兴趣，这种关系现在必须被“解除”，巴黎银行需接手沃伯格在巴黎银行–沃伯格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份，而水银证券需买下巴黎银行在S·G·华宝公司的持股。当沃–巴–贝的巨额损失（总计200万英镑）加速了艾拉·温德在纽约的覆灭时，这可是不祥之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这是亨利·格伦菲尔德老式的武装号召，他作为谈判高手的技能在解除沃伯格和巴黎银行关系上展现出更好的效果——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随后，沃伯格在沃–巴–贝中的股份以3300万美元^[1]出售给巴黎银行，这标志着双方关系的终结。不过，法国人进行社会主义实验未能持续更长的时间。这足以证明这些政策的不可持续性（不只是因为资本从法国外逃导致法郎濒临崩盘）。这也有助于S·G·华宝公司从令人不太高兴的跨英吉利海峡纠缠中抽身，这次合作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远不能用其微薄的财务回报解释。

[1]巴黎银行独自遭受1987年华尔街崩盘造成的重创，之后，沃–巴–贝残余的部分被卖给了美林，损失达40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