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战

这是英国被自己宣扬的自由主义理想引火烧身的时候，也是大英帝国开始分崩裂析的时候。在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的郊外，英国士兵第一次在美洲的殖民地武装交火。当时是1775年4月19日。

当时，这群英国士兵被派往康科德没收殖民地武装组织私藏的武器，因为有关部门对这个武装组织的忠诚起了疑心。但是，这个武装组织事先得到了保罗·里维尔的报信，他飞马冲在前头，当然他叫的不是“英国人来啦”——那时，他们自己仍是英国人——他大叫的是“常规军来啦”。莱克星顿的77名民兵在村子前的草坪上列队阻击英国人的前进，他们被称为“分秒人”，因为他们“分分秒秒都准备”着出击。我们并不清楚谁开了第一枪，但结果是毋庸置疑的，这77名民兵都死在了这些武装精良的常规军的枪下。

莱克星顿的市民每年都会把这场冲突在舞台上细致地演绎一遍，以此纪念这些被屠杀的民兵。这些在清晨举行的轻松活动，是对美国人国民身份的一种纪念，也是在清凉的春日早晨吃吃松饼，喝喝咖啡的一个机会。但是，对这些看到英国军人在横笛和鼓乐演奏的《哈勒的人们》中来回行进的场景时，无不为之动容的英国人来说，莱克星顿的爱国者日却让人困惑。为什么这次遭遇战，没有让新英格兰暗流涌动的暴动戛然而止呢？答案就是，首先，常规军越向康科德挺进，殖民者的反抗就越强硬；其次，常规军的统领，大腹便便、优柔寡断的陆军上校弗朗西斯·史密斯在脚被打伤后，干脆放弃了对手下的控制。当他的军队朝波士顿退去时，被狙击队悉数歼灭。美国独立战由此打响。

这场战争就是美国人民所理解的自己的精神核心所在：从一个邪恶的帝国手中争夺自由就是这个国家的建国神话。但这也是美国革命的最大矛盾之处——当如今幸福的莱克星顿人在舞台上重现他们父辈们的自我牺牲时，我们也会强烈地意识到——那些反抗大英帝国统治的人是英国所有殖民地臣民中最富裕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到17世纪70年代，新英格兰人差不多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那里的人均收入至少与英国本土持平，而且分配的也更为平均。与远在家乡的英格兰人相比，新英格兰人的农庄更大，家族更大，受教育程度也更高。更关键的是，他们支付的税收也更少。1763年，英国人均缴税额为每年26先令。而马萨诸塞的纳税人平均每年只需支付1先令。对这些人来说，做英国臣民其实可以享受很多好处，这并非言过其实。可是，最先起来挣脱帝国权威桎梏的，却是他们，而非弗吉尼亚的契约劳工，也不是牙买加的奴隶。

在英国人的眼里，莱克星顿的大草坪看起来更适合打板球，而非两厢厮杀之地。据殖民地历史记载，美国人曾经很擅长英国人的游戏，这并非无足轻重的细节。比如1751年，《纽约公报》和《邮差男孩》就报道宣称：

上周一下午（5月1日），我们的公共操场上举行了一次板球大赛，11名伦敦球员对11名纽约球员，吸引了很多人下注。比赛按伦敦的规则进行……

最后，纽约队以领先87分胜出。从这个结果来看，我们也许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后来放弃了板球赛？

就在莱克星顿之战打响的20年前，美洲殖民者曾派出过上千人参与“七年战争”，与法国及其印第安盟军作战，以此表明对大英帝国的忠心。事实上，那场战争的第一枪就是一位年轻的殖民者乔治·华盛顿打响的。176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其中预言，美洲人口将迅速膨胀[1]：

在一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大洋这边的英国臣民的数量远远超过大洋那边的数量；但我并没有因此担心他们变得无用或者危险……我将这些担忧视为杞人忧天，空穴来风。

什么地方出错了呢？

现在，我们还对学生或者游客说，美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经济负担。这类解释声称，伦敦政府希望补偿他们在“七年战争”中为了将法国人驱逐出北美，以及派驻1万人的精兵强将把深为不满的印第安人（他们选择支持法国阵营）挡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而花费的成本。结果，伦敦方面就提出了征税方案。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不是一个关于征税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取消赋税的故事。

1765年，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这意味着从报纸到扑克牌在内的一切商品都要被贴上一种印了特殊图案的纸张——也就是被征税。这项税赋所能带来的预期收入并不高，不过11万英镑还不到西印度税赋的1/2。但是，这次征税确实不得人心，提议征税的部长乔治·格伦维尔后来被迫辞职，而这个税项到次年3月也被取消了。此后各方达成协议，大英帝国只能在对外贸易中征税，国内交易不必纳税。2年后，新的财政部部长查尔斯·汤申德再次尝试增税，这次是开征一些新的海关关税。为了让大家接受这些税项，他们也作出了一些让步，比如对于殖民地消费品中最受欢迎的商品——茶，其税收从每磅一先令降低到了每磅3便士。但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塞缪尔·亚当斯为马萨诸塞州议会起草了一份公告，甚至连这一税项也要抵制。1770年1月，以公正著称的诺思勋爵[2]统领的英国新政府废除了所有的新征税项，除了针对茶叶的那项税赋。但是，英国人的抗议之声并未停止。

1773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大概路人皆知，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达特茅斯”号上，价值1万英镑的342箱茶叶被倒入波士顿海港浑浊的水中。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为了抗议茶税的增加。但实际上，由于在茶叶进入英国时关税较高，因此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一定的回扣，导致当时的茶叶价格格外低。[3]而茶叶从英国出口享受零关税，到了波士顿也只需交一笔很低的关税。这样，新英格兰的茶叶价格也受到压制，可以说，从来没有这么低过。这次“倾茶事件”并非由愤怒的消费者发起，而是由波士顿富庶的茶叶走私者们发动，因为他们没法再从茶叶倒卖中牟利了。当地人很清楚这次冠冕堂皇的抗议理由背后的荒谬本质。一位持怀疑态度的人写道：“当我们的后辈们听说，我们现在暴动的起因竟然是议会取消了一磅茶叶1先令的税赋，而将纳税减轻为每磅3便士时，他们难道不惊诧万分吗？这种愤怒难道不是比巫术更让人无法解释，更让美国历史蒙羞吗？”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导致产生这么大动静的税赋不但数额不高，而且到1773年，就已经全部取消了。不管怎么说，就当时的基本经济现状来看，成为大英帝国的一员对美洲殖民地的经济来说很有利，非常有利，相比而言，这些税收引起的争议也并不大。备受谴责的《航海法案》也许给了英国船只与殖民地开展垄断贸易的特权，但同时也保障了北美的农产品、牛、生铁，以及船只的出口市场。事实上，宪法原则——英国议会有权在不征得美洲殖民地同意的情况下向其征税的事实——才是争端的真正诱因。

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大英帝国的核心与边缘势力暗地里一直在相互竞争——一边是以中央指派的殖民地总督为代表的伦敦王权，一边是以殖民地民选议会为代表的权力。培育起代议制机构是早期英属美洲殖民地（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鲜明特征，也是北美洲区别于南美洲的一个主要特征。而试图将欧洲式等级森严的贵族政府植入北美的举措却彻底失败。从1675年起，伦敦曾寻求增加其对殖民地的影响力，因为早年这些殖民地实际上处于自治状态。到那时为止，只有弗吉尼亚被封为“皇家殖民地”。但是在1679年，新汉普郡被宣布成为皇省，5年后，马萨诸塞成为“新英格兰自治领”。1685年纽约领主继任英国国王后，纽约被置于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紧接着，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也相继被王室接管。

不过，当斯图亚特王朝在1688年失势后，这个中央集权的趋势也就终止了。事实上，“光荣革命”还鼓励殖民地的人将自己的议会视为与威斯特敏斯特议会同级别的机构。一些殖民地议会还通过了法律重申《大宪章》的精神，肯定他们所代表的民众的权力。到1739年，拿一位王室官员的话来说，殖民地实际上已成为“独立王国”，他们的立法“在各自的自治领里具有绝对权威”，“他们的法律和行动”也几乎不再对王室“负责”了。

但这也恰恰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七年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又兴起了一股中央集权潮提供了线索。我们在讨论18世纪60年代对税收问题的争论时，有必要将这一部分背景考虑在内。诺思勋爵领导的政府在倾茶事件后关闭波士顿港口，实行军事管制，用铁腕迫使马萨诸塞的立法者就范的行径只是一根导火索，因为殖民地的立法者已经多次受到这样的冒犯了。在1766年废除《印花税法》时，议会就已有力地宣布，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拥有它所应该拥有的，制定了有足够约束力和法律效应的法律法规，以约束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充分权力和权威。”这才是殖民地争端的症结所在。

或许，这里头还掺杂了一丝殖民地自尊心萌发的因素。富兰克林感叹道，这里的人曾“对大不列颠和那里的法律和习惯不仅仅是尊重，还很有感情，甚至对那里的时装也很钟爱，这倒是大大促进了商业发展。人们对英国本土人总是尊敬有加；英格兰过来的人，这个身份本身就让人尊敬，凭空高人一等。”但是，殖民地的人又得到了怎样的待遇呢？他们不仅仅被视为附属者，而是被视为“附属者中的附属者”；是“苏格兰、爱尔兰和外国流浪者、囚犯后裔、可耻的反叛者等乌合之众糅合而成的杂居民族”，就好像他们“不配被叫做英国人，只配受怠慢、受约束、受桎梏、遭劫掠”。对这种低人一等的感觉，约翰·亚当斯更强烈地表达了愤怒。“我们不会成为他们的黑奴。”他在《波士顿公报》上以“Humphry Ploughjogger”为笔名发表文章愤怒反驳，“我说我们与老英国人民一样仪表堂堂，我们也应该和他们一样拥有自由。”

在日益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第一届大陆会议于1774年秋在费城的卡彭特厅召开了，这次大会聚集了各殖民地议会中更为反叛的元素。在这里，第一次通过了抵制英国政府收缴任何税项的决议，哪怕在必要时诉诸武力抵抗。但是，塞缪尔·亚当斯提出那句著名口号“无代表权就不纳税”的目的还不是要反抗英国，而是强调作为英国一分子的身份。殖民地的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要求与大西洋另一边的人民同等地享有自由。在这一阶段，他们仍将自己视为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人，谋求真正的、在当地的代表权，而不是在遥远的上议院的“虚无”的代表权。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在一个经过改良的准封建帝国中，让自己的议会与威斯特敏斯特的议会并驾齐驱。正如1775年曼斯菲尔德勋爵所说，殖民地的人“希望他们与大不列颠的关系……就像联合王国建立之前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

英国的一些富有远见的思想者——包括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格洛斯特区教长约瑟夫·杜克尔——都将帝国权力的下放作为解决方案。只不过，亚当·斯密的想法是建立帝国联盟，只将威斯特敏斯特议会作为权力分散的帝国的最高机构，而杜克尔的建议是建立一个联邦雏形，以英王的统治作为维系帝国的纽带。诸如约瑟夫·加洛韦等温和派殖民者则寻求一种妥协，他提议建立一个美洲的立法局，其成员由殖民地议会选择，其主席由王室任命。但是，伦敦的政府否决了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问题已经简化为“哪个议会才至高无上”之争了。诺思勋爵的政府如今夹在两个同样自信的立法机构之间，两个机构都声称自己拥有合法权利。他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承诺如果殖民地的议会征税后，能够按要求用做帝国国防经费，以及自己的民选政府开支，那么威斯特敏斯特的议会就暂时放弃（虽然它仍保留）征税的权力。这还不算，甚至埃尔德·皮特要求从波士顿撤兵的恳求也被参议院否决了。到这时，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看来，伦敦政府“声称对美洲300万名善良而敏感的人民拥有统治权，这看起来荒谬之极，因为以他们的决断力来看，似乎还不足以管理一群猪。”这种话无疑火药味十足。

就在莱克星顿的第一枪打响之后，不到一年工夫，这场暴乱就演变成了一场彻底的革命。1776年7月4日，在宾夕法尼亚议会常用的一间简陋的小屋内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13个要求脱离英国的殖民地代表通过了《独立宣言》。仅仅2年之前，宣言的主要作者，33岁的托马斯·杰斐逊还在乔治三世面前自称“你在英属美洲的臣民”。而现在，大西洋彼岸的，或者说“大陆的”英国人已经变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实际上，《独立宣言》的大部分都是对英国国王给殖民地人民所造成的伤害进行枯燥而夸张的声讨，他们认为英王所犯的罪就是试图“对美洲各州实行暴政”。同时，这份宣言也带有经过一个超大的委员会修改的所有特征。如今人们记得更清楚的倒是杰斐逊写的导言：“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今，这些革命言论听起来已经和母爱，以及苹果派一样稀松平常了。而在那时，这不仅是对王权，也是对传统的等级严明的基督教社会价值观的一种爆炸性的挑战。在1776年之前，有关殖民地未来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20世纪英国制宪论战的范畴中。但是，自从1776年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一书出版后，一个全新的理念进入了公众的讨论话题，并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这就是反君主制，而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理念就是实行共和体制。当然，共和国并非什么新概念。威尼斯、汉萨同盟时期的德国、瑞士及荷兰都曾建立过共和国；就连英国人自己也曾在17世纪50年代短暂地尝试过共和体制。但是，杰斐逊的导言确保了美国式的共和国将遵循启蒙运动的原则建立：也就是尊重人的自然权利—首当其冲的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自己判断什么将保障或者威胁他的自由”。

也许《独立宣言》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所有13个殖民地的代表竟然都能够签字同意。要知道，就在20年前，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查尔斯·汤申德就担心“来自这么多不同省份的这么多不同的代表，不仅利益不同，还因相互妒忌和根深蒂固的偏见而难以团结，真是难以想象他们能够在一份确保共同安全，需要共同付出的计划上达成一致。”甚至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承认，殖民地有着：

不同形式的政府、不同的法律、不同的利益，有些还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的习惯。它们之间的嫉妒非常强烈，因此，虽然从抵御外敌、建设共同的国防与安全设施来考虑，早就有了建立殖民地联盟的必要，而且每个殖民地实际上都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性，但是它们却迟迟未能建立起这样的联盟。

宣言的发布就是为了结束这种割据的局面。它甚至制造了“合众国”一词。但是，其结果却是造成了更深的分歧。杰斐逊的革命性语言让许多更为保守的殖民者开始疏离了。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准备着为英国国王及大英帝国奋战。当詹姆斯·撒切尔博士决心加入爱国者时，他发现他的朋友们：

根本不鼓励他的这种行为。他们声称，这是场内战，如果我落入英国人的手里，那我的命运就是上绞刑架……保皇党们还这样质问我：“年轻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违背了你应该对国王履行的责任，这样做无异于飞蛾扑火？要清楚，这场叛乱是不会持续很久的。”

好莱坞演绎的独立战争无非是英勇的爱国者与邪恶的、纳粹式的英国军人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这实际上是一场导致社会阶层，甚至家庭分裂的内战。最暴力的斗争往往不涉及英国常规军，而是在发起暴动的殖民者与那些仍然效忠于王室的同胞之间发生的。

以费城的基督教堂为例，这里常常被视为革命的摇篮，因为《独立宣言》的多位签名人都在那里做礼拜。但实际上，《独立宣言》的支持者在教友中只占少数。大约只有1/3的人支持独立，其他人要么反对，要么保持中立。基督教堂和美洲殖民地其他无数教堂一样，因政见不同而产生分裂。出现分裂的还不仅仅是教友，有的甚至整个家庭都因独立战争而四分五裂。富兰克林的家庭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总是按时去基督教堂做礼拜，雷打不动，以至于教堂给他们安排了固定位置。本杰明在伦敦花了10年的时间为殖民地人民抗辩，无功而返，加入大陆会议，并参加了独立战争。但是，他的儿子威廉——新泽西的总督——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却始终效忠于王室。父子俩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话。

牧师们承受的压力尤其沉重，因为牧师都要效忠国王——英国教堂的最高领袖。作为基督教堂的教长，雅各布·杜谢一方面要效忠圣公会，另一方面又同情他的教会中支持革命的教徒，陷入了两难境地。他自己写的《公祷书》就印证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对独立的支持。《公祷书》上原本写着：“我们谦卑地恳求神处置和管束乔治，你的仆人，我们的国王和管理者（这里指的是乔治三世）的心……”但是，后来杜谢自己又拿笔划掉了这句话，重新写上：“我们谦卑地恳求神引导合众国的统治者们……”这毫无疑问就是一种革命行动。但是，当独立战争正式宣布时，虽然《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还是杜谢一位姐妹的丈夫，他却又胆怯起来，回到了圣公会的阵营，成了一名保皇党。杜谢的困境表明，美国革命甚至会让一个人陷入分裂。不但圣公会教徒以宗教理由反对暴动，就连康涅狄格州的新教教徒也效忠王室，因为他们无条件地相信，基督教徒就应该是“忠实的臣民，为了主的缘故，在任何非宗教的问题上顺服一切人的制度。”

总的来说，英属北美洲的白种人中，有1/5的人在独立战争中继续效忠王室。事实上，那些保皇派们打起仗来远比英国那些优柔寡断的将军们英勇顽强。保皇派们甚至还有自己的歌，比如“国会咒”：

这些顽固的流氓和愚蠢的笨蛋，

有些像愚昧而势利的骡子，

有些像奴颜婢膝、任人摆布的道具，

就是这些人，这些人组成了国会。

朱庇特决定给我们下一个诅咒，

让我们尝尝人生的所有苦难，

不是瘟疫，不是饥荒，但更糟糕，

他诅咒我们有了一个国会。

和平放弃了这片无望的海岸，

火炮呼啸着在这里炸响，

我们看到血流成河、伤亡遍野，

这就是国会的产物。

在这些论战中，双方互相将对方斥为“托利党”或者“辉格党”，俨然是英国的第二次——或者说美国的第一次——内战爆发了。

一位战斗在卡罗来纳州的保皇党—潜伏在森林里的光头戴维·范宁就对他在战时的经历作了生动记录。据他说，1775年，在驼运货物的牲口车被叛乱民兵劫走后，他才“签名支持国王”的，虽然更现实的原因可能是他所居住的地区本就是亲皇派的。6年来，他参与了北卡罗来纳州零星的游击战，背上留下了两颗子弹，头上也曾负过重伤。1781年12月12日，他和他的其他保皇党成员在英国常规军的特遣队协助下，在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攻下了希尔斯伯勒镇，北卡罗来纳州的整个大议会，包括该州的反叛总督及无数爱国者军队的军官都成了俘虏，替大英帝国给了革命派一拳重击。继这次成功之后，北卡罗来纳州的保皇党军队人数激增到1200人。在纽约、东佛罗里达、萨凡纳、佐治亚，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道弗斯基岛也都有差不多数量的保皇党军队。

像范宁领导的非正规军与英国的正规军之间，显然有可能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可是，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并无获胜希望，原因有二：一方面，这场跨大西洋的内战很快被英法之间旷日持久的全球战争淹没了。英国内战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报七年战争之仇的机会，而他也确实毫不迟疑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要知道，此刻英国在欧洲大陆已经没有了制衡法国的同盟——而法国却还有自己的盟军西班牙。这种情况下还要在美洲开展大规模的战役，无疑给英国带来了莫大的危险。

不管怎样，重要的是，英国的许多人也对殖民地人民怀有同情。像塞缪尔·约翰逊那样对他们心存敌意的人反而不多（我愿意爱一切人类，除了美洲人……先生，他们就是一群囚犯而已，我们没把他们吊死，他们就应该感恩戴德了）。确实，他在这一话题上激烈争辩的次数（许多次都被他的传记作者兼朋友詹姆斯·博斯韦尔记录了下来）证明，约翰逊确实只是少数派。博斯韦尔自己就形成了“一个明确而坚定的观点，即美洲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反对祖国同胞在不征求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向他们征税，从而全权控制他们命运的主张。”许多知名的辉格党政治家也秉持同样的观点。在议会上，精力旺盛的辉格党领袖查尔斯·詹姆士穿上了象征华盛顿爱国者军队的米色和蓝色相间的衣服，以示对美洲人的支持。埃德蒙·伯克的话真是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仅仅使用武力……可能会征服一时，但不能消除你再次出征的必要性；一个永远需要被征服的国家是没有办法被统治的。”简而言之，伦敦没有兴趣对那些决意反抗它的白种人殖民地强行施加英国统治。镇压美洲原住民或者叛乱的黑奴是一回事，但镇压那些可以称为自己同胞的人是另一回事。正如英国派驻魁北克的总督盖伊·卡尔顿爵士，在为自己善待那些被俘的爱国者军人作辩护时所说：“既然我们无法让他们承认我们亲如兄弟，那至少让他们把我们当做堂兄弟吧。”英国总司令威廉·豪也同样在内战问题上态度含糊；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他在长岛之战失利的原因上始终是支吾搪塞，当时他明明是可以一举摧毁华盛顿的军队。

我们也有必要记住，从经济上来说，美洲殖民地的地位远逊于加勒比海沿岸殖民地。事实上，美洲严重依赖于同英国之间的贸易，因此，排除政治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依赖性仍将存在并非毫无道理的假设。回头去看，我们都知道，失去美国实际上等于失去了世界经济未来的一大部分。但在当时，要重新迫使13个殖民地接受英国的统治，其短期成本显然远远高于短期收益。

当然，英国也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比如在邦克山的第一次激烈交火中，英国就取得了胜利，虽然损失惨重。1776年，他们攻占了纽约，次年9月又收复了叛军首府费城，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个大厅成了收治受伤的爱国者军人的军事医院。但问题是，最终伦敦方面既不能提供充足的军力，也没有委派足够优秀的将军来将当地几场战役的胜利转化为全面的完胜。到1778年，叛军恢复了从宾夕法尼亚到罗得岛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后来，英国人试图将战事转移到保皇党势力更强的南部，但此时，萨凡纳和查尔斯顿一些局部地区的胜利已经无法挽回英国人的全线溃退了。康华利将军受叛军将领霍拉蒂奥·盖茨将军和纳萨尼尔·葛林的牵制，北上作战，最后被迫将总部迁至弗吉尼亚。关键时刻在1781年到来了，当时华盛顿听取了法国指挥罗尚博伯爵的建议，没有按原计划攻击纽约，而是向南迎战康华利。同时，法国海军上将弗朗索瓦·得格拉塞也击败了英国海军上将托马斯·格拉韦斯率领的英国舰队，并封锁了切萨皮克湾。康华利被困在约克镇半岛上的詹姆士河与约克河之间。此次的势力悬殊刚好与莱克星顿之战倒了过来，这次英军的人数只有叛军的1/2，枪支数量也不及后者。

如今我们看到的约克镇战场就像高尔夫球场那样平整，但在1781年10月，这里却千疮百孔，到处修了战壕，战壕里挤满了武装士兵和大炮。10月11日，华盛顿开始用100多门迫击炮和榴弹炮向英军驻地轰炸。如果康华利要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那么守住9号和10号两个防御工事—这是由木头壁垒和沙包堆成的小型堡垒—就非常关键。10月14日晚，一场激烈的白刃战爆发了，当时，一支爱国者军队在未来的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率领下，手举刺刀从工事右边发起了攻击。这是一次英勇而专业的袭击，证明了莱克星顿战役以来，殖民地人民已经逐渐成长为成熟的士兵了。但是，如果没有法国人在同一时间攻击另一个堡垒工事，这次袭击或许也没有成功的希望。法国人的贡献又一次成为爱国者军队胜利、英国军队溃败的关键。也正是法国海军堵死了康华利的退路，阻止了其军队的撤退。在10月17日早晨，康华利派了一个鼓手出来敲响了议和的鼓声。一位美国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这是“我们大家所听到过的最悦耳的乐曲了”。

约克镇投降的英国士兵和水手总计7157人，还收缴了240枚炮弹和6面团旗。据说当英军列队出来投降时，他们的乐队还奏着“乾坤颠倒”一曲（还有证据表明，这些人在抵达约克镇之后就整天借酒浇愁）。但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乾坤颠倒”了呢？除了法国人的干预，以及英国人统帅不力的因素，从根源上说就是伦敦意志不坚。当英国军队在约克镇投降后，诸如戴维·范宁等保皇党都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约瑟夫·加洛韦就哀叹“计划制定不周，执行不力”。

另一方面，保皇党们仍对大英帝国的统治抱有幻想，也并未完全放弃东山再起的信念。事实上正相反，他们战败后的反应是北上移居英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那里一直是保皇党的势力范围。范宁最后也在新不伦瑞克落脚。总共有10万保皇派离开了新兴的美国，前往加拿大、英格兰或者西印度。有时候有人会争辩说，英国在七年战争中获得加拿大后，实际上削弱了它对美国的掌控。确实，如果没有了法国人的威胁，这13个殖民地为什么还要效忠王室呢？但是，失去美国却给大英帝国巩固对加拿大的统治带来了不可预见的影响。说英语的保皇派加上新的英国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对说法语的魁北克人形成了包围之势，使后者立即沦为了少数派。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竟然那么多人用脚投票，反对美国的独立，而选择为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效忠英国国王和大英帝国。

正如我们所见，这句著名的话是托马斯·杰斐逊首先说的。但是，美国的革命军因此陷入了一个让他们十分尴尬的困境。《独立宣言》中曾说，所有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对他们集体所有的40万黑奴来说是否适用呢？黑人奴隶在前殖民地的总人口占1/5，在杰斐逊的出生地弗吉尼亚更是占到一半。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上，有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座朴素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引用了他在自传中的一句话，杰斐逊非常明确地表示：“命运之书中写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些人（意指奴隶）终将获得自由。”但是在他的自传中，这句话并没有写完，虽然纪念碑的雕刻者不知什么原因把后面的话漏掉了——“这两个民族”被“一些无法抹去的鸿沟”分割了开来。毕竟杰斐逊自己也是弗吉尼亚的地主，拥有200名奴隶，其中他只释放了7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以自由的名义赢得了独立，美国的殖民地人民却仍在南部各州保留了奴隶制。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的反美手册《税收并非暴政》中犀利地问道：“那些自由呼声最高的人怎么竟然是欺压黑奴的主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失去美国殖民地的10年后，英国人先是废除了奴隶贸易，后又在整个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事实上，早在1775年，英国派驻弗吉尼亚的总督邓莫尔勋爵就已经主动解放了为英国的事业而召集起来的奴隶。这并非机会主义行为：早在3年前，曼斯菲尔德勋爵在萨默赛特的案件中就作出了著名的宣判，宣布奴隶制在英国为非法。在大多数美国黑人的眼里，美国独立使得奴隶解放被推迟了至少一代人。虽然奴隶制在诸如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罗德岛等北部几州被逐渐废除，但在南方却根深蒂固，而大部分奴隶都居住在南方。

对美国原住民来说，美国独立也并非好事。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政府迫切地想与印第安各部落达成妥协，目的只为了阻止他们与法国人结盟。最后，英国与印第安人签订条约，承诺英国殖民地以阿巴拉契亚山脉为界，山脉以西的土地，包括俄亥俄谷在内，留给印第安人。当然，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人便不再严格信守条约，这也引发了1763年的坤甸起义。总之事实证明，远在伦敦的帝国政府倒是比渴求土地的殖民者更愿意承认美国原住民的权利。

美国的独立或许已预示了大英帝国的终结。同时，这也标志着世界上一支生气勃勃的新势力的诞生——一个无须臣服于遥远的王室权威，而可以尽享富饶的自然资源的一个革命共和国。但是，大英帝国的根基并未因失去了美国而动摇，这点与西班牙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在南美殖民地的暴动之后就一蹶不振了。事实上，失去了北美13个殖民地，反而为大英帝国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张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不错，英国确实失去了半个大陆，但是，在世界的另一边，一个新的大陆正在招手。

[1]这并非一个不切实际的预测。1700年，英属北美洲的人口在265000名左右。到175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20万，1770年上升到230万——已经超过了苏格兰的人口。

[2]从外表上看，没有人比他更粗鄙、更笨拙、更粗鲁了。两只牛眼毫无目标地转来转去（因为他根本就是个近视眼），大嘴、厚唇、满脸横肉，看上去就像一个瞎了眼的号手。

[3]这就是在大英帝国中各占一半的亚洲特性和美洲特性最终发生冲突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在美洲殖民地的茶叶抵制运动（而这只是抵制汤申德关税运动的一部分）中元气大伤。该公司一方面茶叶库存过多，一方面债务激增，因此希望在美洲市场上倾销它的部分多余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