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欧洲资本市场

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名在德国的年轻人，沃伯格就对泛欧深信不疑，并对此很乐观。正像1927年在写给友人厄恩斯特·科切塔勒的信中提到的那样，他认为，“欧洲民族主义，抑或是排他主义的顶点已经过去，并正以非常缓慢的步伐朝着整合的方向前进”。沃伯格曾与康登霍维–凯勒奇讨论，将后者的“泛欧运动”与那时取消国际军备的声势联系起来。这时，沃伯格的一项提案是“通过一个仲裁法庭，在军事问题上实行主权集中，使欧洲的一些国家统一起来，它们包括德国、荷兰以及北欧国家，等等”。10年后，希特勒的独裁已稳固建立，掌权的激进民族主义者遍及中欧、南欧及东欧。上述想法似乎显得天真。但沃伯格继续帮助康登霍维–凯勒奇——比如，为他的作品找一家英国出版社。即使战争在1939年爆发后，沃伯格仍抱有某种欧洲政治联盟的想法，他认为战时英法结盟可作为“新联邦潜在稳固的基础，这种新联邦不应该是什么都包括，而应该是一个核心，涵盖那些有欧洲背景真正强大的人”。法国已被占领，看不见战争何时结束。沃伯格继续想着“西欧联盟”，他相信，英国战后的未来在于与欧洲发展联系，而不在于与帝国联系。1942年，他敦促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利用所有设在英国的难民政府，宣布某种欧罗巴合众国的《宪法》，无论该《宪法》可能有多么支离破碎”。沃伯格为克里普斯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他提出战后“在英国领导下的西欧联盟，将作为欧洲联邦国家的核心”。沃伯格表示，该联盟将在“军事、交通及通讯、公共项目规划和货币安排上具有致高的权力”。他说，指望美国长期支持欧洲战后的稳定是没用的。英国应该首先采取主动，“把暂时的联盟与战时的结盟，转变为一个具有经济利益和有效权力的混合体，使它自由、持久、走得远”。像在20世纪20年代那样，沃伯格在20世纪40年代仍旧热衷于明确的政治联盟。在一份同样主题的草稿宣言中，他直言不讳地号召结束“老套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并提出战后欧洲各国应“把某些根植于它们主权里的特权，委托给它们的联合会，该联合会再把某些权力委托给共同的各欧洲机构”。1942年年底，沃伯格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联盟的原则”，文中进一步深化了这条论断。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一直希望，在英法的联合领导下，某种欧洲联盟也许会出现。

但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沃伯格已经表明，这些共同的欧洲机构将主要担任经济职能，比如管理“欧洲交通（铁路、公路、水路及航空通讯）；欧洲经济规划；货币事务，包括货币、信贷发放；其他欧洲共同机构”。因此，当英国政府不追求一个由英国领导的欧洲联盟，而法国政府倾向关注让·莫奈提出的国民经济计划时，沃伯格不一定非得彻底放弃欧洲整合的愿景。各国政府对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也许没有准备，但这并未阻止“私人努力”，比如，沃伯格设想英法商人们定期开会，以便推动“两国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他定期往返于英法两国，有意识地开始试着在商业，尤其在金融领域实现某种整合，这似乎在政治上做不到。虽然他继续参与一系列联邦制的倡议，但从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越来越把他的精力转向经济整合。他认为，这将为政治联盟在更远未来的实现打下不可缺少的基础。举例来说，1950年7月，他和现任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讨论“建立西欧合作的可取性……应实现统一的西欧交通系统，而不是像‘舒曼计划’提出的统一的西欧重工业”。这个方案的融资，可通过“英国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联合”贷款实现，这似乎比康登霍维–凯勒奇现已过时的愿景更有希望^[1]。当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的想法盛行时，沃伯格克服了他最初的怀疑，并试图开发煤钢共同体最高执行机构的角色（它是未来欧洲委员会的原型），以超越它最初狭窄的职权范围。沃伯格系中的一些怀疑分子质疑沃伯格定期去卢森堡与煤钢共同体建立关系的价值，而沃伯格使他们相信：“等着瞧吧，我们最终会得到某些生意的。”

在沃伯格眼里，大英帝国的日子已经结束。20世纪50年代，他对加拿大很感兴趣，但他比大多数人更早意识到，和英联邦做贸易永远无法代替全面参与欧洲一体化。作为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早期倡导者，沃伯格公开支持英国在1956年为加入该组织所作的首次争取，他拒绝把成立于1960年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视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可行替代。不过，他再度认为有必要在英吉利海峡两岸为英国加入欧共体建立经济支持。一个典型的提案是：

金融城里有一部分不代表官方的人——也许还有一些工业家、行业工会组织和政治人物——他们把英国人和欧洲大陆的人联系得更紧密，并消除欧洲大陆积累的对英国政策的强烈怀疑，他们可能作出了更多贡献。

当英国的立场改为寻求在1960年加入欧共体时，沃伯格给予“官方圈子”很少的赞扬。沃伯格预见英国和其他“六国”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异，前者把成员国地位看做只是一项贸易政策，而后者假设“创立政治结构就能自动解决经济问题”。他敦促这个决定应提交给“一小群‘智者’”。

沃伯格设想由一位美国人出任该“智者”委员会的主席，这说明他不认为北大西洋联盟和欧洲一体化有冲突。有时，他的确谈到把扩大欧洲共同市场作为“大西洋经济联盟”的序幕。他反对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并继续视北约为西欧安全唯一可行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沃伯格承认，战后时期的欧洲一体化，只能依靠美国援助才能顺利进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战后欧洲各国试图重新装备它们陈旧的工业，故经常账户陷入赤字，美国资金毫无疑问地帮助了欧洲经济，为欧洲经常账户的赤字提供资金。美国也许还帮助避免那种“归零的”工业关系，这种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困扰着欧洲。然而，从沃伯格的立场看，除了向欧洲人供应大量美元外，美国援助计划的执行者们积极鼓励欧洲经济一体化，并向接受援助的国家施压，以降低贸易壁垒。

1947年，沃伯格提出一份“由英国主导的西欧全面重建计划，向众多欧洲国家发放一大批美元贷款，将在美国获得更多诚挚、慷慨的支持”，美元贷款的安排是“马歇尔计划”设想出的。但很明显，美元贷款本身可以用来鼓励欧洲人之间的合作。最明显的例子是1950年7月，欧洲支付同盟创立，该机构把美国援助各接受国使用的国际支付系统联系起来。在之后运营的8年里，欧洲支付同盟使法国和英国的经济，与蓬勃的联邦德国经济之间保持巨额支付赤字，这无疑帮助了欧洲境内贸易的快速增长。但对沃伯格而言，这只是一个开始。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联邦德国经济以外，欧洲各国均实行外汇和资本管制，他的抱负是看到这种管制的终结。他鼓励欧洲煤钢共同体最高执行机构，作为借款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他认为，这可能会加强其地位，也会增加其资源，同时会吸引美国私人投资者，跟随他们的政府为欧洲复兴提供资金。1957年，经过漫长和艰苦的谈判，这些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欧洲煤钢共同体在纽约发行3500万美元债券。1958年，该机构又取得一笔更大金额的贷款，1960年取得第3笔贷款2500万美元，1962年取得第4笔同样金额的贷款。沃伯格还试图鼓励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投资银行在纽约债券市场上融资。他明确指出，这些交易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应该强调的是，沃伯格提出的论断没有在金融城、威斯敏斯特或“白厅”内得到广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局外人。直到1979年，他仍抱怨“金融城总体上对欧洲经济共同体采取了被动的态度”。但沃伯格不是一个被完全孤立的有眼光的人。其他分享他对欧洲一体化看法的人（虽然有所保留）包括英格兰银行的乔治·博尔顿爵士和财政部的弗兰克·李爵士。英国之外，德意志银行的赫尔曼·艾比斯也扮演了重要的辅助角色。另一个在德国与沃伯格志趣相投的人是基督徒、民主党政治人物兼外交官库尔特·比伦巴赫。在美国，沃伯格发现约翰·J·麦克洛伊非常同情他，约翰在创建联邦共和国期间，曾任美国驻德国的高级专员，他后来在1953年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2]。

起初，“智者”委员会解决的是汇率问题。理论上，欧洲各主要经济体都与美元相连，美元又通过汇率挂钩体系与黄金相连，该体系是在布雷顿森林被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它们不同的经济轨迹使（英镑和法国法郎）有必要定期贬值，使（德意志马克）有必要重新估值。早在1955年，沃伯格向博尔顿提出，“有必要使欧洲国家在货币问题上联系得更紧密”，他的观点是实现“欧洲各货币之间完全可兑换”。两年后他仍确信，“共同市场安排或者所谓的自由贸易区安排都不会奏效，除非成立欧洲联合稳定基金，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英镑和德意志马克的联合稳定基金”。艾比斯、比伦巴赫以及沃伯格曾在英德外汇稳定基金项目上合作，沃伯格一度将该项目设想为“英德货币联盟”，但该项目最终流产。开展这个项目的原因是明显的。没有什么比战后反复出现的英镑危机对战后英国经济政策造成更大的破坏了，英镑危机的原因是海外军费开支过度，以及英国出口和英镑余额相对缺乏竞争力。同时，德国政策制定者越发担心德国货币有升值的趋势。但是，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是不可能的。欧洲各货币部门倾向于国家或国际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欧洲的解决方案，它们担心为代表它们的邻国要背负昂贵的干预成本。1960年，沃伯格指出，货币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目前德国中央银行和其他机构坚持完全单边的政策”。虽然欧洲经济共同体在1962年实施的“行动计划”是将货币的统一列为一项长期目标，但此后就听不到任何有关的消息，直到1969年召开海牙欧洲经济共同体峰会，卢森堡总理皮埃尔·沃纳委托出具有关的报告。

沃伯格反而开始考虑整合欧洲资本市场，而不是货币的可能性。第一眼看去，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步。毕竟，正是由于欧洲缺乏资本市场整合，才能允许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独立的国家货币政策同时运行。然而，我们必须在这里区分全面资本市场整合与沃伯格脑海里形式更有限的整合。在库恩–洛布，沃伯格亲眼看到华尔街银团是如何管理重大美国国债发行的。在伦敦还是主要资本出口市场的年代，这已经是很成熟的做法。欧洲的机构和投资者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在纽约发放的4笔债券需求强烈，这使得沃伯格和其他人意识到一种可能性，即，为欧洲实体在欧洲发行美元标价的债券而组建类似的银团很容易。在合适的监管环境下，这样的银团在欧洲各国境内开展业务，不违反现有外汇和资本管制的规定，不只是因为涉及的债券以美元标价。这一根本性的领悟是欧洲债券市场诞生和壮大的基础。正像沃伯格到1958年才意识到的，“目前有关欧洲美元债券分销的状况……即，美国的发行银行为欧洲借款人承销这些美元债券，但却是欧洲的银行分销大部分债券”，很难想象这种状况的延续。同样很难设想的是，欧洲资本市场整合是建立在某种人为的“货币账户”或“多币种条款”上。沃伯格得出结论，如果在欧洲可以创建一个国际市场，回避国家汇率和资本管制的限制，欧洲市场就可以发行美元标价的债券。

欧洲债券市场必要的前提是，欧洲人手里存有大量流动的美元储蓄。这些欧洲美元是美国支付平衡出现赤字的直接结果，这使得跨国公司、欧洲各商业银行和央行，还有像国际清算银行这样的超国家实体手里的美元货币不断增加。还有，一大批富裕的个人倾向配置一部分美元资产。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美元存入在纽约的各美国机构？答案是《Q条例》，该条例是大萧条期间被引入的，它对短期美元存款设定利率上限：30天存款利率为1%；90天存款利率为2.5%。另外，苏联及其附属国不想把它们的美元存款——持有量不小——存在美国，一旦发生地缘冲突，放在美国的存款可能被没收。它们倾向使用北欧商业银行，该银行的电报代码是“欧洲银行”，这可能是“欧洲美元”这个词的来源。1955年年中，当伦敦市场的美元利率大幅高于美国的利率时，米德兰银行抓住机会，向非英国居民提供美元存款产品。最初，这是将美国的存款注入英国经济的一种机制，因为米德兰把资金转为英镑，再把资金贷出去。但当英格兰银行准备容忍这样的美元存款时，其他银行（包括快速增加的美国公司在伦敦的分支）也迅速跟上。很快，大部分这样的存款以贷款的形式，又贷给了英国以外的公司和政府。例如，克兰沃特银行外汇部积累了大量美元存款，又把这些存款贷给了德国客户。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1963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650亿美元，它的年增长率在1969年达到顶峰接近50%，该数字从1965~1979年未低于10%。但这个钱的性质是热钱，都处于短期存款。这就是其他中央银行对允许欧洲美元市场发展如此紧张的原因。其挑战是将欧洲美元作为一个新的长期证券市场的基础。

[1]沃伯格在这一时期与康登霍维–凯勒奇的通信，显示出前者的不耐烦情绪逐渐增加。1955年2月，他尖刻地说：“尽管我过去一直，而且现在仍对康登霍维有极大好感，但我发现近年来，他已变成一个空想家，并到达几乎危险的境地。他总是以他想看到的方式看待事实，而不是以事实本身看待事实，因此他丧失了很多过去的声誉。”

[2]麦克洛伊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也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亲密伙伴，1941~1945年，他曾任战争事务助理部长，1947年至1949年，他担任世界银行的第二位行长。沃伯格在1960年组建的“智者”委员会，其主席本应该由麦克洛伊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