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融一体化的推进

到20世纪50年代末，沃伯格对这些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而设置的机构感到幻想破灭，包括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身，更不要说欧洲投资银行了。他担心，欧洲大陆正走向“欧洲各国之间关系再次出现危机的时候”。他在布鲁塞尔和卢森堡察觉到只有“惰性”与“阴谋”。这些暗示了发展的停滞。整个20世纪60年代，停滞影响了官方一体化进程。可以肯定的是，作为1958~1967年欧洲委员会的主席，沃尔特·哈尔斯坦通过强化该委员会的权力，极力去执行《罗马条约》的条款。但沃尔特的努力似乎并未打动沃伯格。令人泄气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精力（和它大部分资源）转移到了共同农业政策上，这是为保护法国和德国的农民而设计的一套体系，它与自由市场力量相差甚远。鉴于法国人推行保护性关税、德国人推行虚高的价格，欧洲进行的经济一体化是最差的一种，它基于价格支撑、存货积压，以及保护。

一段时期以来，沃伯格抱有这样一种希望，那就是麦克米兰政府决定在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也许会振兴已有的各欧洲机构，毕竟，他为此主张了几乎20年。为支持加入的可能，沃伯格雇用前英国外交官格拉德温勋爵（休伯特·格拉德温·杰布），后者担任过6年的英国驻法国大使，刚刚任满，他以沃伯格系非执行董事的身份，致力于推动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正像在20世纪40年代，沃伯格“确信，如果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并以合适的方式出现在各种欧洲组织中，那么，英国政府将处于领导欧洲的地位，而且没有理由担心任何将遭到英国强烈反对的事会发生，因为那些事违反英国和英联邦的利益”。他极力支持修建英吉利大桥或隧道的计划，不光是因为大桥或隧道的象征意义，而且还因为它们的商业潜力。到现在，经济上的证据强烈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英国经济不能和联邦德国相比，就是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所有6个成员国相比，都显得像一个病人。同时，随着欧洲大陆重要性的日益增加，英联邦市场对英国贸易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然而1963年1月14日，戴高乐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他直率地否决了英国加入的申请。原因对法国人太明显了，在就共同农业政策达成交易之前，吸收英国加入将增援（相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不只是因为英国农业比欧洲经济共同体任何成员国的农业都小得多。同时，英国垂死的储备货币带有长期不稳定性，法国人不想承担责任。在沃伯格看来，他从很早就明白，“就放弃国家主权而言，法国人——尤其是戴高乐——比英国大部分人甚至更加犹豫”。但他低估了戴高乐准备捍卫法国国家利益的时间：戴高乐不但拒绝英国加入，而且在1965年抵制欧洲各机构（被称为“空椅危机”），并坚持认为，当议案提交到部长理事会时，成员国应有国家否决权（《卢森堡宣言》）。沃伯格对此感到厌恶[1]，他指责戴高乐的目的是想创建“一个在法俄领导下从巴黎到俄罗斯的新欧洲，以对抗戴高乐认为的英美在大西洋共同体的优势”。

沃伯格从未放弃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希望。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他的幻想破灭，以至于开始质疑英国是否应继续寻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班车已经错过”。一度，他甚至预测欧洲经济共同体解散，因为“大部分共同市场国家宁愿加入美国人和英国人，也不愿意依靠法国人”。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保护性关税俱乐部——现实中，不是真正的欧洲共同体”。在一份1968年4月的备忘录中，沃伯格批判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机构的倒退和消耗：

一种狭隘的官僚主义在一个“没有空气的空间”里运转——那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真空，独立于任何超国家或国家权力——它取代了一个真诚、热情的欧洲组织，这个组织在一个稳健、有效的职能框架下运转。使目前的处境变得特别糟糕的是，欧洲委员会分裂为多个部门，有的位于布鲁塞尔，有的位于卢森堡。该委员会的工业部门，尤其是煤炭、钢铁、能源设在布鲁塞尔，金融部门以及隶属于欧洲议会的行政部门设在卢森堡，而欧洲议会在斯特拉斯堡开会。事实上，除了设在卢森堡的各种部门以外，布鲁塞尔大约有30个不同的部门或团体，它们之间协调得很差，或者根本没有协调，它们被种种阴谋搞得支离破碎，这些阴谋要么来自布鲁塞尔，要么是没有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的6个成员国政府而造成的。

在沃伯格更乐观的时刻，他仍希望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逐渐恢复友好关系，他建议哈罗德·威尔逊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威尔逊也是这样努力的。但只要戴高乐还在法国掌权，沃伯格的期望值就很低。1964年10月，他写道：“那些主张英国加入欧洲的人，应该在更广范围的目标上承认失败，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非常有限的目标上。”他似乎对1966~1967年英国第二次申请加入欧共体不太感兴趣。直到戴高乐将军在1969年离职，沃伯格才重新想到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可能，虽然“只有当我们能合理地确信，保护主义的倾向已被抑制”。1970年，沃伯格在一次访问中解释道：

今天，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要特点，显然是它周围竖立的关税壁垒，如果不是因为“肯尼迪回合”（关贸总协定谈判），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税将依然很高。在这个关税壁垒内，在帮助欠发达地区，或设立单一欧洲货币这种关乎欧洲共同利益的领域所做的努力太少。的确，欧洲经济共同体目前的形象更多是内向型，而不是外向型。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加入一场运动必须非常小心，这场运动也许是倒退而不是进步的。只有当我们成功加入欧洲共同体时，其重点不是建立共同的关税壁垒和农业补贴主义，而是建设性地把欧洲强大的人力资源集中起来，解决欧洲内外的大任务，到那时我才会支持英国成为共同市场的一部分。另外，在后戴高乐时代，一种更加慷慨的欧洲精神可被重新点燃，过去我对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很积极，我将再次找回那种感觉。的确，在外向型欧洲的框架下，英国可以在欧洲与大西洋共同体、欧洲与欠发达国家之间扮演造桥者这一特殊角色，继承英国与英联邦形成的优良传统。

然而，官方一体化受阻并未排除金融一体化的继续，在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发行第二笔债券时，沃伯格首先意识到这一点。金融一体化必要的构件，是为发行美元标价的新债券临时组建的承销银团和销售银团。20世纪50年代，这些银团大多由大型华尔街投资银行组成。不过，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欧洲借款人发行的以美元标价的债券市场，在欧洲要比仍关注国内的美国市场更大。这意味着，在伦敦至少一部分欧洲美元存款，也许可被用于投资长期证券。沃伯格和其他欧洲金融家越来越关心，为什么美国公司做的是有油水的承销工作，而把更低级的向非金融客户出售债券的工作留给了欧洲机构。朱利叶斯·施特劳斯来自股票经纪公司施特劳斯特恩布尔，用他的话说，“钱都让美国的银行赚了，但它们什么活儿也没干”。

欧洲美元市场得以在伦敦存在，反映了英国货币政府倾向允许金融城作为一个离岸金融中心。英格兰银行采取容忍的立场，出于振兴伦敦的利益：“不管我们多么不喜欢热钱，我们也不能一边说我们是国际银行家，一边却拒绝接收资金。”这对发展伦敦的欧洲市场至关重要，因为，其他事情保持不变，欧洲市场也许在瑞士或联邦德国更容易发展，在那里，用于出口的国内存款供应远远高于英国。虽然其他国家的货币部门限制热钱流动，但英格兰银行采取自由的政策。矛盾的是，伦敦比苏黎世和法兰克福在其他方面更是一个高度管制的市场。英国臣民购买外国证券被有效地禁止，除了用受到严格监管的“投资美元”购买。1957年，英格兰银行还禁止金融城的银行为以英镑结算的第三方贸易提供资金，并禁止信贷再融资。虽然到1960年这些限制被放开，但英国国内新发行的债券仍需缴纳4%（后降至2%）的印花税，此外，向英国债券持有人支付的债券利息可用来抵税。同时，伦敦证券交易所继续用英镑标记美元证券的价格，好像战后英镑贬值从未发生过。直到1979年，英国对居民的外汇管制才放开。但正是对居民持有英镑与对非居民持有美元的区分，使得在伦敦建立一个完全分离和不受监管的美元债券市场成为可能。一位市场参与者后来回忆说：“英格兰银行允许外币证券在其资本市场上流动，并允许外币活动，是因为它完全与国内货币基础隔离。”“针线街”的情绪也在发生改变。1960年，英国监管部门已经允许沃伯格系在伦敦为两家欧洲大陆的公司安排上市：不只是德国钢铁制造企业蒂森，还有瑞典电话公司爱立信，这项交易是与德意志银行、巴黎和荷兰银行合作完成的——这项交易是沃伯格系与后一家银行长期、复杂关系的开始。

话又说回来，英格兰银行仍需要小心行事。1962年6月，乔治·博尔顿带着某种恐惧，与刚被任命的行长克罗默勋爵谈起这一话题。博尔顿现在是伦敦和南美银行的董事长，该行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先驱。作为私营公司的代表，博尔顿现在跟克罗默谈的是“有关正在发生的某些想法的交流，想法涉及向广大需要外币贷款的借款人开放伦敦市场”。和同业交流想法不光包括沃伯格系的代表，还有巴林、塞缪尔蒙塔古的代表，7月，汉姆布鲁斯的代表也加入。但是，没人愿意“更积极地推进这些想法，除非它们得到政府部门的首肯”。正像博尔顿解释的那样，交流的目的就是帮助“恢复伦敦作为一个资本市场的职能”：“伦敦市场的恢复和振兴，将使发放外币贷款成为可能，这对西方世界极为重要……唯一能帮助纽约的中心是伦敦，我们都知道，欧洲的资本市场孤立而且低效。”克罗默的回答是积极的：“我们对这份提案表示同情，”他写道，“并将尽我们所能给予实际支持。”英格兰银行尤其喜欢这个事实，它“也许要收到伦敦目前一部分波动非常大的欧洲美元”。但是，沃伯格在信函中明确表示，他和他金融城的同事们也试图向英格兰银行传递一种巧妙的威胁。“除非英国政府就印花税采取行动，并实施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将使伦敦发行市场相比其他外国资本市场具有竞争力”，否则，他们将去别处开展业务——也许去卢森堡。阿姆斯特丹也作为一个可能的市场被调查过。英国兰银行不是唯一要与之处理好关系的监管机构。起初，伦敦证券交易所拒绝安排债券上市，以至于这些债券无法在英国交割（交易结算），后来该所坚持按照战前的汇率，要求上市的美元债券以英镑标价。英国投资者不得不用所谓的“投资美元”在卢森堡购买新债券，投资美元来自政府管制的、用于外币购买的资金池。英国国内税务局也未提供多少帮助。

发行第一只真正的欧洲债券，有多家可能的备选公司。日本政府对发行这样的债券表达了兴趣。挪威政府也有意为奥斯陆市安排发债。迁怒于欧洲经济共同体，沃伯格甚至考虑为英联邦开发金融公司发行一笔美元债券。不过，到1963年4月，他和他的同事们转向了更合逻辑、更熟悉的借款人——欧洲煤钢共同体。他们是这样向英格兰银行解释的：

这将是一笔直截了当的美元贷款，不附带货币期权……就英国外汇管制而言，这将是一种外币证券，英国居民购买将不得不支付溢价。因此，煤钢共同体没有指望从英国有任何认购。即便如此，煤钢共同体将寻求在伦敦上市，这可以被视为在整个欧洲的基础，因此，鼓励通过伦敦实施这种交易。

英格兰银行对这个想法表示感兴趣，尽管它担心英国外交部也许会认为，“鉴于英国为加入欧共体进行谈判中布鲁塞尔机制解体，一个共同市场的机构在伦敦借款不太合适”。正如英格兰银行的约翰·史蒂文斯向埃里克·罗尔爵士解释的那样，后者曾协助爱德华·希思参与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谈判，“从纯粹的金融角度来说”，这样的操作将“受到欢迎”：

外国债券市场中，还无法向欧洲大陆提供英镑贷款，这种类型的业务（以前多次出现）保持了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活力，即使业务不是以英镑完成的。我希望自从布鲁塞尔机制解体后，你会感到已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事实上，至少在金融层面显示出没有解体会有积极的意义。这是布鲁塞尔机制解体后表达出的一种意愿，即，我们和共同市场之间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可以使谈判的恢复变得容易。

这个观点得到了英国财政部和外交部的支持。但是，债券发行需取得所有欧洲经济共同体6个成员国财政部长的批准，再加上欧洲煤钢共同体财务部主任汉斯·斯格里巴诺维茨的犹豫，使发行工作经历了数月的延误。因此，第一只欧洲债券来自意大利。

在意大利银行行长吉多·卡利的建议下，沃伯格系注意到一家叫芬斯德的意大利钢铁公司，它是大型国有控股公司工业重建研究院[2]的子公司。现在，避免国家征税再次变得很重要，所以，债券不是以芬斯德的名义发行，因为法律允许支付票息可以抵减意大利的税收；而是以意大利高速公路收费公司奥托斯特雷德的名义发行，因为该公司免于支付总票息。伊恩·弗雷泽和彼得·斯皮拉在债券专家格特·惠特曼的协助下，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包括起草开创性的合同，与英国安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杰弗里·萨蒙斯、罗宾·布罗德利合作，与布朗弗莱明和默里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休·格林伍德合作。为避免英国的印花税，债券正式在荷兰史基浦机场发行。为避免英国的所得税，票息在卢森堡支付。该交易——1500万美元、6年期债券——由沃伯格系牵头的银团进行管理，该银团还包括德意志银行、布鲁塞尔银行、鹿特丹银行。债券由德意志银行牵头的英国和欧洲的银团担任承销，再通过更广泛的关联中介网络向投资者推介，包括施特劳斯特恩布尔、怀特韦尔德以及瑞士信贷。应该指出，尽管分销网络迅速发展，发行欧洲债券不是美国意义上的首次公开募集，而是广泛的私募。正像弗雷泽说的那样，奥托斯特雷德的发债代表了“传统伦敦‘私募’与传统纽约‘公募’的妥协”。正像《经济学人》指出的那样，这不但是“一代人以来，第一只在伦敦上市的外国工业债券”，而且还部分“推动了伦敦金融城把自身建成国际资本市场转口港中心”的目标。

现有的债券以相对小的面额为主（普遍为1000美元），票息为5.5%，发行价为标准的98.5%，这样的债券不难募集。无记名债券匿名、便于携带，也免交预提税。典型的投资者是“类似于比利时牙医这种半神秘的人物——他们收入高，生活在有一套官僚税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购买国内债券的利息收入需要上税，而且这些国家的投资机会有限”。弗雷泽后来表示：

发行债券的秘诀……债券必须是完全匿名的，票息必须全额支付，不能有任何扣税，债券到期全额支付，不问任何问题，这些必须能在许多国家的首都做到……债券主要的最终买家是个人，通常来自东欧，但也有来自拉美的，他们想让一部分财富以可移动的形式存在，这样，如果他们不得不离开时，他们可以把债券放入小行李箱里迅速离开。

欧洲人对美元标价的债券市场的计划已经很超前了，即使美国政府在1963年7月提出利息平衡税，该税旨在阻止美国公民和机构投资欧洲。的确，如果没有利息平衡税，欧洲债券市场仍将发展，因为免除预提税提供了隐性的补贴。但是，毫无疑问，这项措施——连同后来为限制美国资本出口设计的措施——刺激了欧洲债券市场的壮大。如果没有利息平衡税，奥地利政府可能会在纽约发行美元债券。但该国政府反而通过发行欧洲债券募集了1800万美元，债券由沃伯格系、汉姆布鲁斯、罗斯柴尔德及国有的奥地利信贷银行承销。这项发债为1964年的一系列新发债券铺平了道路。到当年年底，欧洲共发行了44只外国美元债券，融资总额为6.81亿美元。到1967年，欧洲债券市场发行的外国证券超过了美国，发行量是欧洲各国市场发行量的5倍。1968年，新债发行量超过了35亿美元，4年后，发行总额达到55亿美元。虽然开始时发债以公营借款人为主，比如奥地利政府、奥斯陆市和都灵市，但1966~1973年间，大部分借款人是私营实体。一个二级市场也逐渐开始发展，这个市场刚开始显然不存在（大多数投资者采取“买入并持有”的战略）。欧洲银行票据交换所以及位于卢森堡的中央价值结算系统这两大清算系统的创立，使由于跨境交割规则不同、跨境利息计算方法不同、跨境成本分配不同而造成的纯粹的交易问题大幅减少。

[1]当格拉德温试图为沃伯格和法国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安排一次会面时，沃伯格对法国政治精英较低的评价仍未改善。那位法国财政部长最初问，“那个奇怪的西格蒙德先生是谁”（虽然会议后来还是进行了）。

[2]两年前，沃伯格系已经成功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安排一部分芬斯德的股票上市——正如《经济学人》所说，“这进一步显示了欧洲主要股票市场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