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事实设想：英德协约

认为英德交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困扰大英帝国的自信危机。尽管19世纪90年代帝国内部保守派和自由派思想活跃，但布尔战争却让英国政府大失民心。而政府则因不得不维持海外殖民地的巨大开支而忧心忡忡，连关于“国家效率”的言论和民众对军国主义“联盟”的热情也不足以安抚这种焦虑情绪。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往往会夸大帝国的财政负担，而忽视了英国通过维护海外自由贸易殖民地获得的利益。1885年至1913年，年均实际国防开支只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4%，其中还包括了布尔战争的花费。1905年后，这个比例一直稳定保持在3%到3.3%之间。就1945年后的眼光来看，这个比例非常小，同时也小于俄国、法国和德国的相应数字。但人们却普遍感到英国“在过度扩张”。在日益复杂的帝国决策机制下（国防委员会和新的帝国总参谋部对此并没有进行合理的简化调整），一种共识得以达成。对英国来说，从经济和战略上同时保护本岛和整个帝国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英国必须改变孤立处境，与它的竞争对手们在外交上达成一定的协议。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再次提到一个早就出现的反事实问题（德国自由党人总是对之有无尽的思考）：如果英德两国达成某种协议（哪怕没有形成正式的联盟关系）会怎样？尽管当时德国商品开始挑战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甚至渗入了英国本土的消费市场，这引发了英国人的不安，但经济上的竞争并不代表外交上无法形成友好关系。只有对无可救药的经济决定论者来说，关税争端才预示着战争。德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招致敌意的同时也赢得了赞誉。此外，在海外许多地区，德国和英国的利益都是潜在一致的。1898年和1900年，张伯伦呼吁英德联合起来抵制俄国在中国的势力。1901年出现了建立英、德、日“三国同盟”的严肃讨论，但没有得出结论。1899年，英国虽然怨声连连，但仍然达成协议将西萨摩亚划给了德国。同一时期，英国也和德国在葡属莫桑比克和委内瑞拉的问题上有所合作（1902年）。甚至在奥斯曼帝国及其前领地埃及、摩洛哥的问题上，英德也有机会合作（尽管伦敦方面意见出现了分歧）。认为一个自认“过度扩张”的国家和一个自认“扩张不足”的国家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展开良好合作，这种看法原本就没有充分根据。而认为“每个国家其政策在本质上就彼此排斥”的看法，则可说是谬论。

1898年，张伯伦和德国人哈茨费尔特、埃卡德开始了英德结盟的讨论。这场讨论间断地持续到1901年，但最终却无果而终。为什么？历来对这个提问的回答是，德国总理比洛希望不受任何约束，从而建立一支足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海军。当然，比洛也许比英国人更夸大了英国的衰落程度，因此不愿意与英国形成正式的盟友关系（据透露，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同样也不愿意和德国正式结盟），一个原因就在于人们普遍相信和英国结盟会阻碍德国发展海军力量。但“德国的国际政策消除了英德友好建交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张伯伦的冒失行为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他将一项原本应该私下进行的外交事务变成了谈资和社论的内容。1899年12月，比洛在国会演讲中表达了“在完全互惠、彼此体谅的基础上（与英国）和平融洽地相处”的意愿。但这却被急性子的张伯伦理解成了对英国的“冷淡态度”。他后来还抱怨提出两国结盟是“自讨苦吃”。

但这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要解释英德联盟未能成功建立，更重要的不在于德国的强大，而在于它的弱小。毕竟，对于联盟计划的失败，英国方面的影响哪怕不比德国更强，也和德国不相上下。而英国之所以没有与德国结盟，不是因为德国威胁到了英国，恰恰相反，是因为英国人意识到德国并没构成什么威胁。英国人对于德国海军计划的反应就是很好的说明。1900年，海军部大臣塞尔伯恩沮丧地告诉希克斯·比奇，如果不想“不断发展海军、增加海军预算”，“和德国正式结盟”是唯一的选择。但到1902年，他的看法彻底改变，认为“新的德国海军完全是出于要和我们交战的目的而建立的”。这种观点对德国人来说相当不利，因为他们很明白在海军建设过程中自己的力量仍然很薄弱。从一开始，比洛就强调，在“破茧化蝶”之前需要谨慎处理与英国的关系。但这个“蝶蛹”实在是透明可见。1905年，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提倡的海军改革结束后，海军情报处处长自信地声称英国相对德国的“海上优势”已经是“压倒性”的了。英国突然意识到德国的脆弱，导致1904年柏林爆发了害怕英国海军会先发制人的恐慌。

当然，由于海外冲突代价高昂，英国向来首先考虑的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这种冲突的可能。德国人的担心虽然不无道理，但实际上英国更有可能交战的是已经拥有庞大帝国和海军的国家，而不会与那些正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国家发生太大冲突。因此，英国最终与法、俄建立了成效显著的外交关系。正如1901年11月外交部助理次官伯蒂所说的，反对英德结盟的最有力观点在于指出如果两国结盟，“我们就很难与在欧洲的邻居法国及世界上许多地区建立友好关系。而俄国在亚洲的很大部分疆界都与我们毗邻，（如果与德国结盟）我们也很难和俄国融洽相处”。在衡量法国和德国的外交价值方面，索尔兹伯里和塞尔伯恩也持有类似的观点。1901年，德国因为害怕激怒俄国而不愿意在中国问题上支持英国，更是证明了英国人的观点：德国的来势汹汹只是外强中干的表现。

英国试图改善与俄国的关系是想要避免与之在任何争端上发生冲突。英国先在中国东北和中国西藏问题上对俄国采取绥靖态度，随后在黑海海峡和波斯甚至还有（令柯曾不安的）阿富汗问题上也不愿意与俄国发生任何不必要的冲突。如果不是因为俄国被日本打败（英国与日本已于1902年缔结盟约），这种发展友好关系的意愿有可能促使英俄正式达成协定。而英国在这之前优先与日本结盟，充分体现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对强国采取姑息纵容政策）。英国与法国的类似争端（主要涉及印度支那、摩洛哥和埃及）也可以用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主要是由于张伯伦在试图建立英德联盟失败后，希望通过殖民地协议建立更广泛和成熟的同盟阵线，否则上述问题仍然会维持原状。

1904年4月8日签订的英法协约就相当于一个殖民地交换协定，但它体现了三个重要意义。首先，它增强了英国进一步改善对俄关系的意愿：与法国交好预示着英国与俄国也能融洽相处。其次，如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所表明的，它进一步削减了与德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还意味着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军事规划员们第一次开始考虑当法国与德国交战时，英国从海军和陆军方面向法国提供援助。他们以前也讨论过出动海军封锁德国的想法，但一直到1905年，才出现了划分海军责任范围的想法：法国海军的主要目标集中于地中海地区，英国海军则仍然负责“本国领海海域”。同时，总参谋部还开始考虑征募一支大陆远征军以支援法国，这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究竟是派大陆远征军去保卫法德边境，还是向德国北部发动水陆进攻？在前一种战略上，又出现了保护比利时中立立场的老问题——尽管正如前常务次官桑德森所强调的，但1839年条约不是“一个承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不惜风险以实质性武力来维护（其中立地位）的绝对化的誓言”；如果非要这样来理解它，那“就是一种曲解，在正常合理的情况下，没有政府会作出这样的承诺”。

总而言之，托利党的外交政策就是取悦那些对英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即使这会牺牲与别的（不那么重要的）国家友好建交的机会。关键在于德国（和比利时一样）是属于后者；法国和俄国属于前者。这条原则有一个明显的例外——日本。但和日本结盟并不会在欧洲给英国造成什么麻烦，俄国在1905年之后的衰弱更是确保了这一点。而与德国结盟则不然。如果托利党同意了张伯伦提出的与德国结盟的策略，英国与法、俄帝国主义的关系很可能会因此恶化。

那么，是否有一天会爆发出另一种世界大战：英国和德国站在一起，对抗起包围英国的法国和俄国（用当时的话来说，它们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夙敌）来？这看上去完全是异想天开。但在那时的英国人看来，和法国、俄国结盟与和德国结盟似乎都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这是长久以来的观念——用张伯伦的话来说，“注定会失败”。1900~1905年，英国的外交任务似乎就是在以下两种选择中任选其一：要么与法、俄等海外国家建立友好邦交，要么就得冒和这两国的一个或两个发生战争的风险——而一旦开战，英国的战场就不只是英吉利海峡，还包括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埃及和阿富汗等更遥远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