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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国际”的坠落

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是毫无新意的。他的纳粹主义在具有暴力反犹太主义传统的小城镇尤其盛行，而这种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14世纪。[1]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不断将矛头指向犹太人在19世纪时超出德国范围的过度的金融权力。早在1933年以前，关于犹太人是低下的、邪恶的种族的论调就在大西洋两岸盛行了。不过，希特勒对犹太人无情的仇恨，恨不得将其种族赶尽杀绝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2]然而，早在纳粹领导层讨论大规模屠杀的可能性之前，该政权就暴露出一个悖论。尽管其宣传一再声称德国遭受了犹太银行家“黄金国际”的掠夺，尽管纳粹政权已经以某种不清不楚的方式与共产国际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结盟[3]，但纳粹政权能够轻而易举地剥夺德国犹太精英的权力。纳粹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民粹主义者那里继承而来的“巨型蜘蛛”登上了《先锋报》的头版，它看起来很危险：吸食着被困在网中的无助的德国工人的鲜血（见图38.1）。但是希特勒能够把它踩在脚下。纳粹宣传的成功之处就是让普通德国人相信：一个强大的犹太人的阴谋足以发动一场世界大战[4]，同时让他们不断地面对犹太人软弱的现实。

38 - 图1 图38.1 《被吸干的人》。一幅国家社会主义漫画描绘了一只巨大的犹太蜘蛛，它吸干了德国人的血。发表于1930年2月《先锋报》第8期的头版。

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在德国经济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这不是玩笑也不是阴谋论，而是事实。在私人银行界，华宝、阿恩霍尔德、弗里德兰德·富尔德、西蒙和温伯格都是最杰出的。在股份制银行中，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分别由奥斯卡·瓦塞尔曼和赫伯特·古特曼执掌，而柏林商业银行则由卡尔·富森伯格把持，直到他于1933年去世。达姆施塔特和国家银行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由雅各布·戈尔德施密特经营，后来于1931年破产。犹太人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金融。德国两家主要的百货公司以犹太名字命名——韦特海姆和蒂茨。[5]领先的德国电器公司是由犹太人埃米尔·拉特诺创建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富有却不太出名的德国犹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1%时，犹太人就占了普鲁士当地百万富翁的1/5以上。[6]此外，犹太人在德国公司管理层中的人数也很多。1914年，大约16%的德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是犹太人。在公司的董事会网络中心，这一比例升至1/4。在那里，犹太人可能会有三个以上董事会职位。超过2/3的德国大公司至少有一名犹太董事。[7]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德国的学术界和文化界，犹太人在智力上也非常突出。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在政治方面，他们继续发挥着微乎其微的作用。正如雨果·瓦连京1936年指出的：

从1818年到1933年，在执政的20个内阁中，共有两名犹太部长……和四个犹太后裔……在帝国各部约250名高级官员中，包括国务秘书和政府委员会成员，在希特勒胜利前最多只有15名犹太或犹太血统的人。1918年至1933年间，政府中的犹太国务秘书只有两人。普鲁士各部约300名高级官员中，约有10人是犹太人或犹太人出身。在普鲁士国的12个首脑、35个政府首领，还有400多个议员中……一个犹太人都没有……1925年，德国所有的政府官员中只有0.16%是犹太人，较高层官员中的犹太人比例是0.29%，中低层官员里则只有0.17%。[8]

为什么犹太人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如此突出？仅仅是因为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吗？他们在紧密相连的德国公司董事会网络中的核心地位难道仅仅因为他们在银行业的高度代表性？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他们在多个董事会拥有职位？或者，加入一个以宗教和传统为基础的社区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导致更高程度的信任和“社会嵌入性”？保罗·温多尔夫在20世纪初对德国企业网络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管理者都融入了这种合作资本主义制度（“德国公司”）。犹太成员并没有创建独立于公司整体的独立网络。相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成员通过他们在大公司监事会中的席位相互接触。这两组人都被纳入这个网络……尽管有明显的同质性倾向，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接触要多于他们与自己群体成员的接触。[9]

上述数据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头寻找更抽象的理论解释，例如遗传学、犹太家庭生活的教育益处，或者某种比新教伦理更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式“犹太伦理”。然而，这些论点似乎也有问题，尤其是因为德国魏玛的犹太人越来越不愿意嫁给其他犹太人。就整个德国而言，与信仰不同的犹太人结婚的比例从1902年的7%上升到1933年的28%，1915年达到1/3以上的峰值。[10]（在美国，相对应的比例在1950年代约为20%，1990年为52%。[11]）虽然汉堡和慕尼黑的异族通婚率最高，但柏林、科隆、萨克森的德累斯顿城区和莱比锡以及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的异族通婚率也远高于平均水平。[12]当亚瑟·鲁平收集其他欧洲城市的数据时，他发现只有里雅斯特的异族通婚率更高。尽管相对较高，列宁格勒、布达佩斯、阿姆斯特丹和维也纳的这一比例也仍落后于德国主要城市。[13]1939年留在德国的16.4万名犹太人中，有1.5万人是异族通婚者。[14]

纳粹将这些异族通婚生育的子女定义为“杂种”，据他们统计，“杂种”的数量达到了30万，尽管事实上真正的数字在6万到12.5万之间。[15]1933年的德国犹太人在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性方面——都被强行同化了。在历史上受到迫害的民族中，没有哪个比犹太人受到的同化更为严重。

虽然希特勒上台后，有些德国犹太人觉得自己卷入了受迫害的漩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多重等级结构的受害者，有时也是相互竞争的官僚机构的受害者。[16]这始于纳粹企业秘密组织、中产阶级雇员和工匠联盟以及社区企业的一些部门发起的对犹太企业的抵制。[17]在早期阶段，为了避免经济混乱，像蒂茨这种大型企业被排除在抵制列表之外。[18]因此，起初对犹太公司“雅利安化”的进展是缓慢的。[19]汉堡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的经历说明了他所属精英阶层的困境。他们曾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融入德国商业精英中。当精英阶层的氏族成员将他们默默地排除在外时，他们也感到无能为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沃伯格担任汉堡-亚美利加航运公司（由另一个犹太人艾伯特·巴林创办的公司）董事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一段尴尬的沉默之后，他代表董事会发表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演讲，感谢自己多年来的服务，并希望自己“安享晚年，祝福家人好运”。[20]直到1938年11月11日的大屠杀之后，没收犹太商人财产的过程才真正开始，赫尔曼·戈林正式禁止了帝国的所有犹太商业活动。[21]然而，获准移民的德国犹太人在获得出境签证之前，发现自己被骗了：几乎所有的财产都被当局有组织地剥夺了。[22]自1939年1月1日起，如果名字没有出现在内政部发布的正式“犹太人代表”名单上，那么犹太人都必须在他们的名字中加上“以色列”（男性）或“萨拉”（女性）。犹太人越来越多地受到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秘密警察）的摆布，盖世太保开始把他们召集到所谓的“犹太屋”里。[23]

战争爆发前七个月，即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讲中非常清楚地阐明了犹太人的命运，他阐述了自己反犹太主义的理论基础：

数百年来，德国一直很友好地接纳着他们，尽管他们除了政治上和身体上的传染病之外一无所有。他们今天所拥有的，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我们的国家太不精明，他们通过牺牲我们的国家，通过最应该受到指责的操纵获得了这一切。

今天，我们所做的是给这些人应得的报应……由于犹太人煽动和推行通货膨胀，德国人多年来踏实工作积累的全部储蓄都被他们掠夺一空……我们决心阻止一个陌生的民族在我们国家定居，这个民族能够夺取这个国家的所有领导地位，甚至夺取整个国家……德国文化只能是德国文化，而不是犹太文化，因此只有德国人才能管理犹太人……

即使世界上有足够的定居空间，我们也必须从现在开始摆脱这样的观点，即犹太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只是为了在其他国家成为寄生虫，并从事其他国家的生产性工作。犹太民族将不得不建设自己的国家，否则迟早会屈服于一场不可想象的危机。

今天，我要说的对德国、对全世界都具有纪念意义：在我的一生中，我常因为我所预言的未来而受到嘲讽。在我承诺即将接管整个国家政权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之时，他们则是首先笑话我的人。现在，轮到他们被嘲笑了。今天，我将再次成为预言家：如果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家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国家再次拖入一场世界大战，那么结果将不会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种族的灭绝！[24]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久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并且仍然是犹太王朝中最著名的家族——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专门为他们拍摄了一整部电影。然而事实证明，纳粹党并没有赋予他们什么权力。在德国（银行很久以前就未曾在那里设立分支机构了），他们的基金会被国有化了。[25]即使少数家庭成员的私人财产仍然在德国，其中包括在博青海默大街的历史悠久的房屋，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犹太人解放一个多世纪前购买的第一个不动产。1938年奥地利被吞并后不久，维也纳之家的负责人路易丝·冯·罗斯柴尔德立即被逮捕，并被带到大都会酒店的盖世太保总部。在他被捕后，党卫军几乎立刻就开始在他富丽堂皇的住宅中抢劫艺术品。[26]S.M.冯·罗斯柴尔德的公司被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后来被出售给德国默克银行芬克公司。事实证明，没收罗斯柴尔德创建的威特科维茨钢铁厂更为困难，因为它位于捷克境内，所有权已转移给英国联盟保险公司。但在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分治，这一障碍就被扫除了，该厂随后便处于德国的直接控制之下。[27]随着希特勒的军团逐渐征服欧洲大陆的国家，罗斯柴尔德的艺术收藏品也接二连三地被没收，一座又一座私人城堡被国家征用。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著名的纳粹种族主义理论家）带头追踪和掠夺了这些收藏品，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个敌对的犹太家族，他们为保存自己的财产而进行的所有阴谋都应该让我们感到不齿”。[28]诚然，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只导致该家族两名成员丧生，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逃到纳粹帝国的势力无法到达的地方：英国、加拿大和美国。

在所有关于犹太人权力网络的描述中，都提到唯一真正重要的网络是那些能够促进移民的网络，这些网络通常有着较为简单的家庭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非常复杂。对于较为普通的家庭来说，有一个国外的亲戚就足够了。以菲尔特学校教师路易斯·基辛格为例，是他妻子住在纽约韦斯切斯特县的姑姑给了他的儿子海因茨（后来的亨利）和沃尔特在美国生活的机会。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只能死在德国，就像十几个无法脱身或不愿离开的亲人一样。由于移民美国有严格的配额限制，只有那些有亲属愿意为他们提供经济担保的德国犹太人才有机会。[29]对于不太幸运的家庭来说，生存的唯一希望是陌生人的安慰——以及朋友的朋友的安慰。根据埃尔娜·西格尔关于战时柏林生活的详细回忆录，她和她的孩子一共向20个陌生人寻求过帮助。有三次，陌生人都主动提供了帮助。相比之下，在这个家庭曾寻求过帮助的17个老熟人中，也只有3个愿意为他们提供一夜以上的住宿。然而，熟人确实能充当中间人，把他们介绍给愿意提供长期住宿的人。在12次长期援助中，有6次是由老朋友促成的。[30]不幸的是，西格尔一家只是一个特例。战争爆发时仍在帝国的21.4万名德国犹太人只有不到1/10幸存下来。汉斯·法拉达在1947年的小说《每个人都孤独地死去》中描述了一个更典型的案例，一个犹太寡妇受到她的公寓楼的一位居民、一名反纳粹法官的保护，但受到一群狂热纳粹分子的迫害，他们的暴行最终导致她自杀了。

法拉达的这部小说（也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回应了读者对极权主义生活的深刻见解。这本书以奥托·汉佩尔的真实故事为基础，他是一名没有政治背景、不谙世故的工人，他的儿子在德国入侵法国期间死亡，此后他试图反抗纳粹政权。汉佩尔的想法是，如果他在柏林周围精心挑选的建筑物和邮箱里留下谴责该政权的手写明信片，将会激起民众的不满。一年多来，汉佩尔和他的妻子埃莉泽写了数百张这样的明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信息，比如：“妈妈！元首谋杀了我儿子。妈妈！元首也会谋杀你的儿子，除非他给世界上每个家庭带来悲伤，否则他不会停止。”然而，那些发现明信片的人非常害怕，几乎所有明信片都被立即交给了当局，这使得盖世太保最终能够追踪并逮捕明信片的写作者。汉佩尔一家在人民法院受审，并被可恶的纳粹法官罗兰·弗赖斯勒判处死刑（见图38.2）。[31]作为一名作家，政府不信任法拉达，但他在纳粹统治时期一直留在德国，他深刻地传达了纳粹统治孤立个人的方式，邻居之间的信任变得极其危险，这也使得汉佩尔夫妇不可能大量地传播反纳粹的思想。极权主义成功的秘诀，换句话说，就是使政党和国家等级制度之外的几乎所有社会网络，尤其是渴望独立行动的政治网络失去合法性、瘫痪或彻底消失。这部小说最新英文译本的标题名为《柏林孤影》，它巧妙地概括了使第三帝国如此坚韧不拔的手段。即使很明显能看出，希特勒此时正在带领德国走向灾难性的失败。

38 - 图2 图38.2 柏林孤影：奥托·汉佩尔和他的妻子埃莉泽于1943年4月8日被处决，罪名是“破坏军队士气”和“预备叛国”。他们因写了图中这样的明信片而被定罪，上面写着：“言论自由！消灭希特勒的毁灭体系！普通士兵希特勒和他的团伙把我们扔进深渊。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团伙在德国所到之地即死亡空间。”[纳粹“Lebensraum”（生存空间）的双关语。]

[1] Voigtländer and Voth,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2] Miller Lane and Rupp (eds.), Nazi Ideology before 1933, KL 168-77.

[3] Miller Lane and Rupp (eds.), Nazi Ideology before 1933,KL 165-216.

[4] Herf, The Jewish Enemy, KL 81-9. See also Cohn, Warrant for Genocide.

[5]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77f.

[6] See in general Mosse, ‘Die Juden i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and Jews in the German Economy.

[7] Windolf, ‘German-Jewish Economic Elite’, 137, 157.

[8] Valentin, Antisemitism, 198f.

[9] Windolf, ‘German-Jewish Economic Elite’, 158f. See also 152, 155.

[10] Meiring, Christlich-jüdische Mischehe, table 1.

[11] Jones, In the Blood, 158ff.

[12] Ruppin, Soziologie der Juden, vol. I, 211f. ; Hanauer, ‘jüdische-christliche Mischehe’, table 2; Della Pergola, Jewish and Mixed Marriages, 122-7.

[13] Ruppin, Soziologie der Juden, vol. I, 211f.

[14] Burleigh and Wippermann, Racial State, 110.

[15] Burgdorfer, ‘Juden in Deutschland’, 177.

[16] Raab, ‘More than just a Metaphor’.

[17]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

[18]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4.

[19]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34.

[20]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5-6.

[21] Friedla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259-60;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75.

[22]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152f.

[23] Barkai, From Boycott to Annihilation, 153.

[24] Baynes (ed.)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vol. I, 737-41.

[25] Kopper, ‘Rothschild family’, 321ff.

[26] Nicholas, Rape, 39.

[27] Heimann-Jelinek, ‘“Aryanisation” of Rothschild Assets’.

[28] Details are in Nicholas, Rape.

[29] Ferguson, Kissinger, vol. I, 72, 80.

[30] Düring, ‘Dynamics of Helping Behaviour’.

[31] Fallada, Alone in B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