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宣传

由此可见，所谓的宣传其实仅局限在政府宣传。但事实上，许多战时宣传并非出自政府机构，而是一些匿名的组织或个人。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上述机构并非全权负责并垄断该领域。这种情况在电影院——由于被视为是最昂贵的媒体，因而大多数电影也被认为由政府控制并主导——的案例中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来。议会征兵委员会确实属于政府机构吗？这个设想还有待商榷——因为该机构工作的开展是基于诸位国会议员及其他公共人物的基础之上。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组织（而非陆军部），于1915年授权制作了征募电影《你！》。诚然，陆军部在战争开始之前便已经着手利用电影院来吸引兵源了，并授权制作了《英国军队电影》（1914），但其结果无外乎使得英国战争电影专题委员会更为活跃——该委员会为独立的制作公司组成的联合企业，向陆军部购买在前线拍电影的权限，之后将拍摄的片子卖给政府做宣传使用。第一部以该形式拍摄的纪录片——《整装待发的英国》——于1915年12月搬上荧屏。随后，《索姆河战役》（1916年8月）与《德国的撤退与阿拉斯战役》（1917年6月）两部纪录片相继问世。在对影片的纪实风格施加影响方面，陆军部表现出冷淡的态度，对此毫无作为。除了遵从从1917年5月开始实行的两周制作一个新闻短片的规定，英国的制片人在1915~1918年期间共制作了大约240部电影。但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制作的比例非常小——当时的英国电影制片人总是巴望着国家能给予补助。

在德国，那些所谓的“灰色领域”电影，如《马克斯如何赢得铁十字勋章》、《荣誉之地》以及《遍地德国》等，皆由私人机构拍摄。对此，当局的激励和促进微乎其微。对外国电影的禁播与陆军部的秘密授权（1916年开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本质上，德国战争电影的拍摄还是属于自发性质的。电影制作人奥斯卡·迈斯特抓住机遇，向军事当局提议获得在战场进行拍摄的权利。由于迈斯特本人控制着在前线拍摄的许可权，“迈斯特每周新闻影片”一时间获得了几乎垄断的地位，这也让竞争者捶胸顿足。最高统帅部很久以后才开始对电影进行官方管理——1916年10月成立了军事电影与摄影部门，该机构于1917年1月发展成为摄影与电影局。当鲁登道夫于1917年下半年试图通过“爱国教育”计划加快电影宣传时，一家新兴的电影公司得到了该项授权——乌法集团（Ufa），该公司由国家和私人联合出资。战后，它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私人电影公司。

对政府干预尤其没有兴趣的是美国电影业。好莱坞自发建立了美国国家电影工业联盟，并制作了一些鼓舞人心的电影，如《战争如何降临美国》以及《德国的战争实践》。

此外，还涌现了一批成本较低的“宣传”，它们没有任何政府参与的成分，而是由诸如弗朗西斯·扬哈斯本爵士的争取权力运动、忠实的英国子民委员会、维多利亚联盟、大英帝国联盟以及国家爱国组织中央委员会等机构完成的。德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其泛日耳曼联盟和新祖国联盟扮演着独立的角色。在美国，搜查“内部敌人”的工作不是由司法部门完成的，而是落到了诸如美国爱国联盟、自由骑士等义务警员团体身上。这类组织在战争年代对上百件法律之外的“罪行”进行了打击，包括对那些向敌人表现出同情的嫌疑人处以私刑等。

这场媒体大战同样是一场学术权威的媒体大战。1914年10月4日，为响应海军部的号召，93位德国知名学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德国媒体上公开了一份名为《致文化的世界！》的宣言，其中包括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和弗里茨·哈伯，戏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以及经济学家卢约·布伦塔诺和古斯塔夫·施莫勒。该宣言为德国在比利时的行动进行了辩护（包括火烧卢汶），并谴责英国不应站在“野蛮”、“拥有一半亚洲血统”的俄国一边对战争进行干预。8月底，知名学者埃内斯特·哈克尔和鲁道夫·奥伊肯也在一份类似的声明中表明了立场：“战争之所以扩大成为世界大战，要归咎于英国。”此后，德国学者文化联盟以及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与赫尔曼·昂肯的《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Are at War）一书中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英国的作家往往能够在出现问题时更为快速地行动起来。众所周知，1914年9月18日，《泰晤士报》公开了由52名“文学界名人”签署的反战争宣言，这是9月2日在惠灵顿楼由马斯特曼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成果。但这些签字人并不是被鼓舞再三才做此决定的，大多数人早就对此事摩拳擦掌了。这些前来惠灵顿楼和签署了《泰晤士报》作家声明的人包括G·K·切斯特顿、阿瑟·柯南·道尔、约翰·梅斯菲尔德、拉迪亚德·吉卜林，以及《潘趣》编辑欧文·西曼——一位爱国名人。同样用文字表明自己心声的还有H·G·韦尔斯（这位预言家关于战争的预言灵验了）以及托马斯·哈代。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小说家阿诺德·本涅特、约翰·高尔斯华绥，古典学者吉尔伯特·默里以及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等名人都签名反对战争宣言，他们中无一人对战争的爆发持支持态度。

牛津历史系学者的自我动员行动是一个尤其让人震惊的案例。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或许是校史中前所未有的，由H·W·C·戴维斯和欧内斯特·巴克带领的5位牛津历史学家写成《我们为何而战：英国卷》（Why We Are At War:Great Britain’s Case）一书，该书又名《红书》，早在9月14日就被该校出版社出版（收到稿件后两个星期内）。不久后，牛津大学又相继编发了面向“智力工作者”的小册子。各个地方大学的历史学家们纷纷加入进来，包括来自格拉斯哥的D·J·梅德利和来自曼彻斯特的拉姆齐·缪尔。各大城市相继开展讲座活动，对“大多数工人可能持有的观念（如果德国获胜，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比现在差到哪儿去）”进行反驳和修正。其他院系的教授同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除了签署学者宣言，吉尔伯特·默里写了《战争为何永远是正确的？》（How Can War Ever Be Right?）以及《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外交政策，1906~1915》（Foreign Policy of Sir Edward Grey 1906~1915）两部作品，并于1915年出版，这些作品都为战争进行略带歉意的阐释；但拉姆齐·麦克唐纳中肯地将其评价为“粉饰和跟风的上乘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作家很少有人接受了其战时作品的稿费：尽管他们的著作经纪人已经有所提醒，高尔斯华绥和韦尔斯还是坚持无偿地撰写多篇文章。直到战争尾期，诸如阿诺德·本涅特那样笔耕不辍的作家才被吸纳为比弗布鲁克情报部门的政府官员。类似的事在法国也曾经发生过。

诗人也同样进行了自我动员。根据《泰晤士报》的统计，1914年8月的某一天共收到约100首诗歌，绝大部分都是关于爱国和浪漫主义题材。根据一项统计，在德国，当月平均每天创作的诗歌数量不少于5万首。英国的战争诗歌参考书目（大多数都是爱国诗歌）可以列出3000册之多；据保守估计，德国相应的书目也能达到350本——或者说，德国的“思想家”的数量远远超过“诗人”。实际上，政府十分鼓励许多蹩脚诗人进行创作：如记者恩斯特·利绍尔，因《仇恨的赞美诗》（Hymn of Hate）获颁铁十字勋章。但这首诗是他自发创作的。剧作家也同样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为电影院潦草写作爱国剧本。

对社会的每个阶层来说，战争宣传不需要政府来进行，它自身已经无处不在了。学者、记者、业余诗人以及普通人都在主动地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商业贸易中。没有什么比儿童玩具和漫画更能体现这一点了——这在所有的交战国中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在英国，人们生产出玩具坦克（坦克第一次在战场上使用之后的短短6个月内，其玩具模型就问世了）；在法国，只有军方才有皇家游轮路西塔尼亚号拼图的专卖权；在德国，还有以发射豆子炮弹的小型“火炮”。

由于出现了太多不受政府控制的宣传活动，所以它们往往各自发展，五花八门。民族主义游说集团中，暗中对贝特曼·霍尔维格进行抨击的典型代表便是沃尔夫冈·卡普的短文《民族主义党派与总理大人》（1916年），而这只是连续进行的旨在取消对潜艇战限制的活动之一（不可否认，海军部对此的态度是默许的）。更好的例子是诺思克利夫接二连三地以相当出人意料的方式对英国政府进行骚扰和打击。战争期间，雷平顿经常提到“政府新闻”，专指那些为政府服务的新闻媒体；但有时候，英国似乎在朝着“新闻政府”的方向发展。诺思克利夫以报刊为武器发起反抗，他1914年反对霍尔丹，1915年反对基奇纳，1916年是阿斯奎思，战争结束后又是劳合·乔治和米尔纳。他的报刊发起了一系列的运动，旨在加强英国为战争付出的努力：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排除异己，为了军需部，为了对全国合格的入伍候选人进行登记，为了一个特殊的战争委员会，为了更多的机枪，当然，还有征兵制度。这些干预是如此让人头疼，以至于罗斯伯里伯爵建议将《泰晤士报》国有化，但最终没有成功。阿斯奎思对此后悔不已。尽管诺思克利夫并不是唯一一位致使他被摘掉首相乌纱帽的人——比弗布鲁克对他的垮台也同样脱不了干系——但毫无疑问，这些媒介大佬们确实对他的下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诺思克利夫的典型手段之一，体现在他1916年12月对《每日邮报》编辑汤姆·克拉克的嘱咐中：“照一张劳合·乔治面带微笑的照片，并在下面加上标题‘即刻行动’；再挑选一张阿斯奎思最糟糕的照片，下面标注‘再等等看’。”在战争末期（特别是在让他自尊心膨胀的美国之行之后），诺思克利夫变得妄尊自大。“告诉长官，”

他于1917年秋对黑格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劳合·乔治胆敢做出任何违抗他旨意的事情，我立刻将他请出办公室。”1918年10月3日，他又对里德尔说：“我不打算动用我的报纸或通过我个人的影响力为一个新政府说话……除非有书面通知，并且我自觉认可该政府的人员构成。”

此外，在媒介相对“独裁”的影响下，政府经常被敦促采取更具有侵略性的战争行为。尽管在菲舍尔的曝光下，德国关于战争目的的讨论已经尽人皆知，但在英国以及其他参战国家中，类似的事情都在上演。在英国记者们所讨论和建议的战争目标中，最极端的甚至扬言要让德意志帝国分崩离析。比起他们的德国同事，其他要求——如消灭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似乎并没有那么让人难以置信，因为这些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