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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历史大分流的成因
“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而且极富功效，但是制度或成长环境的功效要比自然伟大得多，并可以对出现问题的或不良自然条件进行修正、改变以及提高，使之成为良性”， 1英国人文学者理查·塔弗诺（Richard Taverner）在《智慧的花园》（Garden of Wysdom）一书中如是写道。塔弗诺的文字很好地总结了一个被人们很快普遍认同的观点：广义而言，决定现代历史产物的是制度，而并非气候、地理等自然力量，更不会是疾病爆发等因素。
为什么自公元1500年之后，欧亚大陆西部的那些陷入常年争战的小国及其在新世界殖民地的发展要远胜过其他文明呢？从16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的生活水准出现了极大的分流，西方人的富裕程度远超过“其他人”。近300年前，中国的人均财富占有量与北美相比可能还略胜一筹，可到了1978年，美国人却比中国人平均富了22倍之多（见图1.1）。2历史的大分流不仅出现在经济层面，由此引发的寿命和健康的差异同样不容忽视。以距今不久的1960年为例，中国人均寿命不过40岁出头，而同期的美国已然达到70岁。3西方人在科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流行文化领域也同样当仁不让。在历史上曾陆续出现过十余个有形帝国，在鼎盛时期所占疆域占世界版图陆地面积和世界总人口近3/5的水平，其经济产量也占全球的3/4以上。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些帝国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西方人仍在继续统治着世界。将苏联称作“东方”的自负理念是在“冷战”期间提出的，实际上，这是统治亚洲大片土地的最后一个欧洲“帝国”。
图1.1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人口、GDP和人均GDP千年数据统计》
网页链接：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vertical-file_02-2010.xls
西方人至多只占世界人口的1/5，却在全球的物质和政治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全球性的不平衡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种理论学家一般会认定这是因为欧洲人种的先天优势使然，但是这种观点似乎很难令人信服。公元500年时的人类基因库与如今相比也的确没什么太大变化，而从那以后欧亚大陆的西端经历了近千年的经济相对停滞。同样，欧洲的气候、地形、自然资源在公元16世纪和6世纪期间也相差无几，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可以排除。在整个欧洲的“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时期，欧洲文明与同期的伟大东方帝国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恕我冒昧，尽管思想家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地理及农业因素可以解释欧亚大陆较世界其他地方更具优势，但是这无法解释在公元1500年之后，欧亚大陆西端的发展为何大大好过东端。4
帝国主义也不可能是大分流理想的答案，因为在欧洲人远渡重洋征服世界之前，很多其他文明同样也曾一度如此。引用“大分流”观点的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思·彭慕兰认为，这纯属幸运使然。幸运的欧洲人误打误撞碰到了加勒比的所谓“鬼田”（ghost acres），这里很快便为大西洋城市居民提供了大量富含卡路里的蔗糖，而这些只能是大多数亚洲人的奢望而已。更加幸运的是，欧洲人还迅速获取了大量煤炭储量。5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孜孜以求，去寻找海外殖民地“鬼田”；为什么他们无法解决采煤技术难题，而英国人却所向披靡。
我认为只有关注制度的作用，才能找到解释大分流成因的最佳答案。例如，著名学者道格拉斯·诺斯、约翰·沃利斯和巴里·温加斯特曾提出人类组织模式的两个阶段/模式。6第一个阶段称为自然状态或“有限权限模式”（limited access pattern），具体特点如下：
•经济增长缓慢。
•非国有组织数量较少。
•政府规模小，施行中央集权，并且未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
•社会人际关系由个人和王朝关系构成。
第二阶段是“开放权限模式”（open access pattern），其特点如下：
•经济增速更快。
•富裕而活跃的公民社会，各类组织机构层出不穷。
•政府规模更大，并施行分权制。
•社会人际关系受到法治等非个人力量的主导，人人享有财产所有权，享受社会公正、公平（至少理论上如此）。
这三位学者的研究表明，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首先从“有限权限模式”转为“开放权限模式”。为实现这一目的，国家必须“制定相应制度，以便精英阶层有可能建立非个人的精英间关系”，然后“为精英阶层创建并保持新的动力，以便在精英阶层内部成功地完全开放权限”。这时，“精英阶层会将个人特权转换为非个人权利……所有精英均被赋予权利构建组织，这里的逻辑关系……已发生改变，从通过特权创租的自然状态逻辑，变为通过准入进行抽租的开放权限逻辑”。
从诺曼征服到光荣革命，英国从“脆弱的”自然国家逐渐发展成为“基础国家”，继而成为“成熟国家”，其特点就是“具备监管、规范、执行陆地财产权的广泛的各类制度，以支持精英阶层之间的非个人交换”。在过渡到开放权限系统之前，精英阶层内部实现法治是三个“门槛条件”之一，其他两个条件分别是精英阶层“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出现永久性的组织形式”以及实现“政治对军队的集中控制”。在诺斯、沃利斯和温加斯特看来，美国和法国革命帮助实现了这种开放权限的决定性突破，革命有助于各类公司的广泛传播，同时也确立了经济和政治领域公开竞争的合法化。从英国土地法在11世纪后的变革开始，以19世纪的企业法人法律待遇的变化为高潮，各阶段讨论的焦点都是制度问题。
无独有偶，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诸起源》（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一书中确立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要素”，即“强大的国家、国家对于法治的尊崇和全体公民对政府的问责”。7这三要素首次统一是在西欧，而英国再次首当其冲（福山对荷兰、丹麦和瑞典能紧随其后也表示赞赏和肯定）。为什么这些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因为，在福山看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特殊发展倾向于削弱扩大的家庭/氏族的重要性。
达龙·埃斯莫格卢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其著作《国家为何衰落》一书中，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们将埃及社会与17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作了比较：
与埃及相比，英国之所以更为富裕，原因在于1688年的……英国……爆发的革命先是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继而是其经济。人民通过革命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权利，而这些权利后来用于增加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机会。结果就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所有这一切在工业革命中达到高潮。8
由此看来，英国是世界上首先拥有“包容性”或“多元化”而非“攫取型”政治制度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例如西班牙等其他西欧国家，却并未步英国的后尘。因此，欧洲国家在南北美殖民地的发展结果迥然不同。英国在殖民地输出的是包容制度，而西班牙殖民者则是将自认为“精粹”的攫取型制度强加给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
有关帝国的内容也体现出制度讨论和以往文化演绎的不同，这一观点由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后经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大卫·兰德斯完善，认为基督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联系。与德国剧作家汉斯·约斯特在剧作《斯拉格特》（Schlageter）中的纳粹不同，听到有世界文化的迹象，我不会立刻拔出左轮手枪，如临大敌，但我会彬彬有礼地提出告诫。有关历史主题的内容很容易被简单归为一些概念和术语，诸如希腊哲学、希伯来戒律、罗马法、基督伦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教义、所谓“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等。但是这里需要仔细权衡，进行考量。其实，没有哪个西方理念会像所谓迫害女巫或共产主义那般可怕，虽然犹太教及基督教文化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似乎都有可取之处。总之，文化会潜移默化影响规则，而制度是在创造动力。英国人都源自同一文化体系，但会因其是远赴新英格兰还是加入位于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导致行为举止千差万别。我们会发现前者是包容性制度在发挥作用，后者则是攫取型制度大行其道。
光辉的制度
对“大分流”问题进行讨论，不仅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而且是要以史为鉴。了解西方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曾经、当下和未来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启示。制度讨论之所以重要，其一就在于这似乎还可以解释其他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直至20世纪后期都未能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的原因。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通过疆界城市诺加莱斯结合地理和文化因素诠释了制度的力量，这座城市恰好被美国和墨西哥的国境线一分为二，国境线两边的生活水平差异之大令人瞠目。9“冷战”时期的两个著名实验也可得出相同的结果。简言之，就是选取朝鲜和日耳曼这两个民族，并将之分为两组。韩国和联邦德国实施资本主义制度，朝鲜和民主德国则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不过几十年工夫，两地所发生的变化令人震惊。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的分析认为，中国是否的确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突破，这尚存疑问。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市场改革还取决于攫取型专属精英阶层的决策，而且他们还要继续负责决定关键性资源的分配问题。
以牛津大学的保罗·科里尔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已经就这些问题思索良久。10非洲国家博茨瓦纳的情况似乎正说明了这一点，只要人民不再像刚果民主共和国那般饱受腐败顽疾或内战之苦，即便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也能获得增长。与大多数后殖民非洲国家不同，博茨瓦纳获得独立时，建立起的是包容型而非攫取型社会制度。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经过多年研究，也认为制度才是问题的关键。11他和研究人员在秘鲁首都利马、海地首都太子港、埃及首都开罗、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等地简陋城区的艰苦研究表明，尽管收入微薄，但穷人世界还是拥有着大量财产。问题在于穷人无法将这些财产通过法律确认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这几乎都是以“超越法律的身份”持有。这一情况并非因为穷人偷逃税款所致。依据德·索托的解释，黑色经济也有着自己类似税收的机制，诸如收取保护费之类，这使得人们对合法性地位心生向往，但是对房屋或作坊获取合法所有权几乎难过登天。
作为尝试，索托和团队在利马郊区想合法地开办一家小服装作坊，结果花费整整289天才得以实现，而当他们想为在国有土地上建造房屋获得法律授权时，结果耗时更久：全程需要6年11个月，还要和52个不同政府部门打交道方可过关。索托认为如此混乱的机构职能迫使穷人只得生活在法律之外。完全可以想象这种不受法律限制的经济量是巨大的。索托的《资本的秘密》一书中就有这样的惊人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掌握着（但并非合法拥有）价值9.3万亿美元的房地产。可是合法所有权的缺失和财产法配套工作体系的不到位，使得这些大多都成为“呆滞资本”，它们“就像深藏在安第斯山脉中的高山湖泊，蕴含着大量潜能却不为人知”，无法将之有效利用来创造价值。只有财产权的配套工作体系到位，才能将房屋作为抵押品，在市场中形成相应价值，以便于房地产的买卖交易。
自索托的著作《资本的秘密》问世以来，突尼斯、埃及等国爆发的革命为书中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他认为“阿拉伯之春”的起因主要在于那些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怒不可遏，奋起反抗腐败政权，这些政权从事寻租活动坐享其成，以实现资本积累。下面这个例子就极其典型。2010年12月，在突尼斯南部城镇西迪布吉德，26岁的青年莱德·莫哈默德·布阿兹兹在政府办公楼前自焚身亡。12就在他死前一小时，一名警察跟随两名市政官员没收了他的两箱梨、一箱香蕉、三箱苹果和价值179美元的二手电子秤。这杆秤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对自家的房子没有合法所有权，否则可以以此作为生意的抵押。他全靠给官员“好处费”才能在公共用地上占用约1.7平方米摆个水果摊，做点儿小生意维生。他们的强制执法、暴力收费，使得莫哈默德·布阿兹兹赔了生意，也搭上了性命。这位年轻人的自焚引发了革命，但是这场革命是否真能战果辉煌，我们还需拭目以待，因为这要取决于突尼斯、埃及这样的国家能否进行宪法改革，是否真的能从攫取型的社会制度转向包容型制度，是否真的能从寻租精英阶层的专制权力统治转向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
如果索托的观点正确无误，那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证实16世纪后西方社会在制度方面，特别是法治方面的成就的确值得称许。17世纪英国人为争取更多议会权力而发起战争，其核心就是为保护个人利益，使其不再受王权专断的横征暴敛。当然，在专家学者看来，所有这些观点有着老套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之嫌，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一度极力反对的。我所援引的作者中，没有谁会采取天真的决定论观点来看待历史进程。与其说是技术的必然，不如说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化叙事，其中偶然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并非上天注定要作为（《自1066谈开去》一书所称的）“顶级国家”而存在。是17世纪的一系列意外事件改变了历史的必然结果，这其中包括1692年、1694年、1696年、1704年、1708年、1722年的那些失败的叛乱，1715年的全面内战，以及1745年的苏格兰/爱尔兰詹姆斯党起义等。13
真正的问题在于1688年所产生的制度裂变发挥着怎样关键性的作用。大多数历史学家恐怕会认为其不过尔尔，在他们看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历史的退步，代表着“保守势力”的利益，在贵族势力和及其庇护的圈子之外，几乎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4我觉得这实在有失偏颇。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即《国民权利与自由宣言》规定（除了其他方面的内容）：
•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 国会议员之选举应是自由的。
•国会内之演说自由、辩论或议事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
•为申雪一切诉冤，并为修正、加强与维护法律起见，国会应时常集会。
还要请各位专家恕我冒昧，尽管（反天主教的）宗教偏见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宪法原则，但我认为这些应被视为历史的转折点。
诚然，有观点认为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所确立的“国民权利与自由”并无甚新意，不过是向从前看齐。但是光荣革命所带来的结果却令人耳目一新，1689年后议会更是积极通过各种立法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羽翼尚不丰满的纺织业，鼓励将公地圈为私有，大力发展收费公路与运河建设。而且辉格党人为了夺取全球商业优势，甚至通过战争大发其财。15这样，当时历史的发展顺序一目了然：光荣革命首开先河，农业改良紧随其后，接下来是帝国扩张，最后工业革命应运而生。
若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看制度讨论则更具说服力。上述所有制度变革均未能出现在中国的明清两朝，当时中国的君主和位高权重的大臣的权利，不会受到半自治公司实体或是代表大会之类的机构的任何限制。亚洲确有商人，但是却不存在公司的概念，更没有议会的身影。16正如杜克大学的蒂穆尔·库兰教授最近的观点所言，奥斯曼帝国逐渐形成的制度在阻碍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上的作用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对于合伙经营、继承、债务、法人人格等问题，伊斯兰法与西欧国家法律体系的观点迥异。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是瓦格费，这是个人建立起来的非法人信托组织，但并非银行机构。17
不光彩的革命
由此可见，如果制度演变是了解西方崛起以及非洲等地持久贫困的关键，那么同样，这一关键能否会帮我们了解有生之年会出现的最令人瞠目的趋势：大分流终结，并开启东西方角色互换的时代？我对此持肯定态度。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经济史制度学派的观点运用于当代，其实就是运用于我们的西方社会之中。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写于18世纪70年代，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法律和制度显然就是国家处于经济停滞“静止状态”的深刻根源。同理可知，如今西方世界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政治困境，是否反映出我们一度在世界称雄的制度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衰退了呢？与过去的500年相比，毋庸置疑，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着相对的衰落。早在1978年，美国人平均比中国人富裕20多倍，而如今不过只有5倍之多。在各种指数表现上，西方世界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差距在大幅缩小。以平均寿命和教育程度为例，部分亚洲国家的水平已经超出很多西方国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PISA）2009年研究报告，以青少年数学水平为例，中国上海领先美国的幅度堪比美国与突尼斯之间的差距。18
某种程度上，解释非西方国家的成功并非难事。中国还落后于以日本为首的几个东亚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在于它们大部分（而并非全部照搬）借鉴了西方文明的所谓“撒手锏”，也就是经济竞争、科学革命、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19如果企业家动机纯正，劳动力基本健康且能写会算，各层级管理机构合理高效，那么复制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的确可以取得成功。因此，在下文中，我不会过多探讨非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功，而是要侧重于我更感兴趣的西方世界究竟出了怎样的差错。
许多评论员都会把这个问题归咎于过多的债务、经营失误的银行和不平等加剧等因素，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不过是社会制度病态化的表象而已，制度的病态化正在蚕食过去500年以来西方社会制度演变所带来的成果，这甚至可称得上是“不光彩的革命”。
债务与英国
本章题为“人类蜂巢”，取自讽刺诗人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诗作《蜜蜂的寓言》。曼德维尔的中心思想是说有着正确制度的社会可以实现繁荣昌盛，就算其中有些个人的恶行当道，也并无大碍。使18世纪的英国实现称雄世界的富强的，并非《圣经》中讲到的美德，而是那些世俗的恶习。这些恶习具备经济学家所说的“正向网络外部性”，因为英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利于资产积累、投资和创新。
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正如我们所见，王权不得以顺从于议会。在辉格党人掌控下的新政权领导下，不仅农业和商业均得以改良，英帝国也在迅速扩张，同时金融机构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奥兰治亲王威廉不仅从荷兰带回了新教，也将中央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模板引入英国。同时许多协会、社团、组织都在积极鼓励科技创新。正如罗伯特·艾伦所述，英国所特有的低价煤炭和不菲的劳动力相结合，促进了提高生产力的技术革新，在纺织行业更是如此。20但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制度所提供的架构，否则一切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曼德维尔的诗作全文如下：
宽敞的蜂巢有众多蜜蜂聚居，
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奢华安逸；
这蜂国素以法律和军队驰名，
它繁育着庞大而勤劳的蜂群；
这蜜蜂之国的确可以被列入
科学与勤勉的一方伟大苗圃。
没有哪群蜂有过更好的政府，
或者更无瑕疵，或者更不知足；
他们既不是残暴君主的奴隶，
亦未蒙受狂热民主制的治理；
有一点却不会错，他们有国王，
然而法律却高于君主的权杖。[1]
一种特殊制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英国的历史发展轨迹。道格拉斯·诺斯和巴里·斯特在一篇发表于1989年的研讨会论文中提出，光荣革命的最大成就在于它使英国成功转型为主权债务国。自1689年开始，议会就着手管理并完善税收制度、审计皇室开支、保护私有产权，并且行之有效地禁止了债务违约的发生。他们认为此番举措本身就是“自我实施”，特别是在议会中业主本身就占大量席位。以往英国由于屡屡拖欠债务、任意收税和无理征用，导致国家已经无法再向人民大规模借债，结果，这一制度的引入使得局面大为改观。21英国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这段时间，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政府可以快速募得大量公债，而借贷成本却不升反降。
这实际上是一种良性发展，有着强大的财力为后盾，英国可以不断发动战争并节节获胜，从曾经的英格兰变为大不列颠，继而一跃成为大英帝国。通过将财富投资于证券市场，英国又为一场金融革命铺平道路，将英国的储蓄用于修建运河、铁路，发展殖民地贸易、钢铁厂和纺织业。尽管英法两国战争连年不断，导致英国国债大幅增加，在1815年后的10年间更是一度曾高达GDP的260%，但是回报也异常丰厚，凭借英国的如意算盘，主要依靠债务的资助，海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英国摇身一变成为全球帝国。此外，在滑铁卢战役后的一个世纪中，凭借经济稳步增长和基本预算盈余，英国债务大幅降低。没有债务违约费心，没有通货膨胀劳神，大不列颠此时已然傲然称雄世界。
代际间的合伙关系
在第一章余下的内容中，我想就现代的代议制政府及其问题进行讨论。首先要提出一个常规性假设，即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政府总要优于不代表他们的政府。正如印度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述，这不仅是因为民主本身就具备优越性，而且还因为代议制政府与专权的政府比较，前者可以更好地对民众不断变化的喜好做出反应，因此与专权政府统治者不同，会少犯严重的错误。如今，有人对西方民主诟病颇多，越来越对西方民主心生绝望，甚至向往中国模式。就是这样的体制造就了中国的经济特区，也缔造了独生子女政策——前者是巨大的成功，而后者也许将是十足的灾难，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不可估量。
一些批评意见也明确指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存在种种不足。其中最明显的表象便是在过去几十年间积累下的庞大债务，并且（与以往不同）无法将这些债务主要归咎于战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表明，希腊的政府债务总额在2012年将达到GDP的153%，意大利的这一数字是123%，爱尔兰是113%，葡萄牙是112%，美国是107%，英国则将近88%。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首个采用西方制度的东方国家，它将以占GDP 236%的高额债务居于世界首位，这比它20年前的债务水平要高出3倍还多[2]。更令人震惊的是债务与政府收入比，毕竟利息和债券偿还必须从后者而来（见图1.2）。
图1.2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网页链接：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2/01/weodata/index.aspx
现在人们讨论这些债务危机只是从债务本身出发，得出的结论也毫无建树，无外乎是采取“紧缩”还是“刺激”政策而已。在我看来，债务危机其实是更为严重的制度问题所导致的结果。
问题的核心是，公共债务使得当代选民的生活是建立在牺牲无投票权的年轻人和未出生之人的利益这一基础之上。在政府债务方面常引用的数据极具误导性，因为这其中仅仅将以债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债务包括在内，这些债券数量的激增，毋庸置疑将会导致现在和未来的就业者为此支付更多的资金，因为即便这些最大的主权债务国可以一直享受当前的低利率，应对这些债务的资金总量势必还会不断增加。但是以债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债务并未包括更大数量的社会福利计划的无资金准备的债务状况，例如，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这类美国最大的福利项目等。
为了应对这些计划，有最新数据表明，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与未来的联邦税收，在净现值上的最好可用估值要相差200万亿美元之巨，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债务的近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并不全面，其中尚未将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数据考虑在内，这部分资金没有着落的负债还有近38万亿美元。22这些惊人数字，表明子孙后代要为当代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支付这一大笔资金，子孙后代需遵从当前的法律，在将来寻找资金来为此埋单，这只能通过承受更高的赋税或大幅缩减各类公共开支来加以平衡和补偿。
为更好地诠释美国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经济学家劳伦斯·科特李科夫算了一笔账，为弥合联邦政府的财政缺口，需要将所有联邦税收立即提高64%，或者将所有联邦开支马上削减40%。23早在十几年前，科特李科夫曾为英国制定了这样的“代际账户”，据他估算（他关于当时的政府需要提高福利和医疗开支所作的假设，后来被事实证明准确无误），为补上财政缺口，需要将所得税收入提高31%，并将国民保险收入增加46%，方能过关。24
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出版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中写道，真正的社会契约并非如让–雅克·卢梭所述存在于君主和人民或“公众意愿”之间，而是存在于代与代之间的“合伙关系”。他的原文如下：
但是国家和法律所要为之奉献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提防它的那些临时所有者和终身租用者不去考虑什么是他们从自己先人那里所得到的东西，或什么应该是留给后代的东西，而只是像十足的主人一样行事；他们不会认为随心所欲地摧毁他们社会整个的原来的结构，从而割断永业、损害遗产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冒险留下给他们后代的乃是一片废墟，而不是一幢住宅——并且教导他们的后代不尊重他们的设计，就像他们不尊重前人的制度一样……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国家是……一种合伙关系，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3]
在隔代间存在大量的契约转移关系，但我们却发现，现今各国的财政政策却是在破坏这种和谐的合伙关系，这令人震惊，甚至也许是史无前例。
成熟的民主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如何恢复这种代与代之间社会契约的和谐关系，但我也深深意识到此举任重而道远。还有一个同样严峻的问题，就是年轻人根本不去考虑自己长远的经济利益。一些恐怕最终甚至会危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政策，却可以轻松赢得他们的选票支持，保持公务员养老金固定收益不变就是一例。如果美国年轻人能在这方面辨明是非，那估计就都会成为保罗·瑞恩的积极支持者了。[4]第二大问题是政客们想要缩减开支，但是如今西方民主制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有削减开支的提议提出，就会受到来自享受公共部门薪资的人群和享受政府福利的群体中的一方甚至是双方有组织的大力阻挠。
是否能从宪法方面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呢？有个简单的解决之道，而且这也已被美国的很多州以及德国所采纳，即平衡预算修正案，以便降低立法者在减少赤字开支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与此相仿的就是让中央银行独立决策，以降低立法者在货币政策上的裁量余地。但问题也接踵而至，金融危机的出现极大地鼓励了以政府赤字为工具，以便在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发展，更别提将赤字财政用于公共投资基础建设的诸多案例了。2011年，紧随德国之后，欧洲各国的领导纷纷在寻求解决之道，决心限制结构性赤字，以期在必要时为操控周期性赤字留下空间和可能。但限制赤字的“财政协定”随即带来了新的问题，目前仅有两个欧元区国家的结构性赤字低于GDP的0.5%这一授权上限，其他大部分国家的结构性赤字则至少高出了4倍，而且以往，经验表明，政府若是过于着力降低其结构性赤字，结果则会危及其统治。
当前大多选民支持这种隔代的不平等政策，这也许在所难免，特别是年长的选民会比年轻选民更多地参与到投票中来。但是，如果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大笔增加开支，其最终结果不仅对年轻人不公，而且会使所有人经济受损，这该如何应对呢？如果未来的不可确定性已然开始波及当下社会，这又该如何是好呢？美国马里兰大学卡门· 莱因哈特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斯· 罗格夫曾提出，当发达国家的巨额债务已然超过GDP的90%时，很难想象其经济增长不会受到影响。25也许正是因为担心财政悬崖正日益快速临近，才使得美国经济在2012年尚未出现“超速逃逸”。
账务存疑
若要走出这种病态制度的泥沼，似乎只有两条出路。其一看似理想，但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通过强大的领导力，号召年轻人（加上其父辈以及祖辈的同心协力）支持更为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我在前文已作过解释，此举势必困难重重。但是我坚信，会有办法实现如此强大的领导力，这就在于要改变政府现行的财务体系。
政府现行的财务体系，坦白说有一定的欺骗性——不会定期公布准确的政府资产负债表，巨额负债不为人知，即便是当前的收入支出明细也让人真假难辨。若是如此行事，合法企业肯定难以为继。曾将如此混淆视听的财务报表公之于世的最后一家企业，就是恶名昭著的安然公司。
其二，应该有能力制定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以便将政府的负债情况与其资产状况进行比较。这也会有助于澄清财政投资赤字与当前消费赤字。政府应当效仿企业，采用公认会计原则。最重要的是，要定期制定代际账户，以明确现行政策对各代人的影响。
如果我们没有如此作为，如果我们没有着手对政府财务进行整体改革，那么恐怕后果将不堪设想，很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局面。西方民主社会将沿袭其当下不负责任的态势继续前行，直至步希腊等地中海经济体的后尘，一个个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先是公信力缺失，继而借贷成本攀升，最终政府在不堪之际，不得已削减支出，提高税负。这种情况下，最终会导致债务违约和通货膨胀当道，我们都会陷于阿根廷的境地。
当然，还有着第三条可能的出路，即我们在日本和美国所见到的局面，也许英国也是如此。债务还在不断攀升，但是出于通货紧缩的担忧，中央银行购买债券，到其他国家寻找投资避险的渠道，这使得美、日等国的政府借贷成本处于空前低位。但这种局面的问题在于，这会导致数十年间近乎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停滞静止状态的又一版本，不过，这次是西方社会停滞不前。
随着我们的经济窘境日益恶化，选民也在努力寻找替罪羊。我们谴责政客，认为他们没有妥善管理公共财政。但我们觉得银行家和金融市场也难辞其咎，仿佛是因为其不顾后果的放贷，才有了我们不自量力的借款。我们寄希望于加大监管力度，但不希望自己会因此受累。这就引出了第二章的主题。我将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从民主制度的人类“蜂巢”转向市场的达尔文丛林法则，我想试问：在这其中，我们是否也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制度出现衰落迹象？
在本章中，我试图说明的是，巨额的公共债务是违背隔代社会契约的一个表象。在下一章中，我想提出一点，即政府对市场过度复杂的监管是否实际就是它本意想要治愈的顽疾。正如我们所见，法治有着诸多敌人，但这其中最为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那些冗长而费解的法律的缔造者。
[1]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译者注
[2]注意我并未将家庭、金融及非金融企业所发生的大量私有债务考虑在内。如果将这部分债务和政府债务合并在一起，那么负担之巨将是史无前例的：日本政府债务总额是GDP的512%，英国是507%，法国是346%，意大利是314%，美国是279%，德国是278%。
[3]参见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 —— 译者注
[4]在2012年3月马里政变之后的几个月中，在马里巴马科地区的一名美国人类学家得出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观点：“这里的年轻人在形成这样一种概念，即政治阶层正在断送他们的前程。”同样，在美国政治社会上，这种新兴的概念也在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