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西方情报机构没有被渗透会怎样？

斯大林对美国潜在军事力量的局限作了相对乐观的估计，这部分是因为他认为核武器并非那么有威慑力，部分是因为他参考了情报分析的结果。这些情报让他了解了核武器储备不足，1948年夏天飞往伦敦的B-29战斗机实际上无法携带核武器。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冷战”故事了。假如斯大林没有得到这些情报，情况会有所不同吗？他会变得更谨慎，甚至因考虑到原子弹威力而在态度上有所保留吗？

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苏联战后的扩张动机。通常而言，有两种可能：斯大林冒着爆发战争的风险有意识地在进行扩张；或者，他是在实行防御性的计划，以便阻挡一切可能的敌人。利特维诺夫对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政策的分析或许可以认为是最准确的，因为他的视角来自苏联内部。他认为这种政策中上述两种可能兼而有之，不过假如没有提前采取行动挽救局势，这种政策足以导致一场战争。利特维诺夫向霍特利特指出，苏联又回到了“一种过时的领土安全观念——得到的越多就会越安全”，如果西方国家迫于压力作出让步，那么“西方国家很快就会因此面临一系列新的要求”。至于这个政策背后的动机，他说道：“据我所知，根本原因在于这里盛行的意识形态观念，即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这番话是在1946年6月说的。在就类似问题进行深入交谈时，英国代表团副团长罗伯茨提出，克里姆林宫也许不希望发动战争，对此“利特维诺夫表示同意，但仍然补充道，‘希特勒也不希望发动战争，但假如路线选择错误，事态就会失去控制’”。这看上去已经足够有说服力了。不过，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斯大林眼中，扩张究竟有多重要，是出于防御需要还是抱有进攻的目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不管是哪种可能，原子弹对之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影响。斯大林的行动计划早在原子弹出现前就确定了。1945年7月、8月，原子弹试验以及被投放到日本或许让他产生了暂时的忧虑，但随即转变为了坚决的蔑视——假如不能说是熟视无睹。

但斯大林的沉着究竟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有关西方军事能力及其意图的准确情报呢？苏联人获取情报的方式非常惊人，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档案中，你可以看到菲丁的一份报告。菲丁是苏联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外国情报）一部的负责人。这份报告是写给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总书记迪米特罗夫的，详细列出了未来几周内苏格兰警察特别分局计划监视的英国共产主义者的姓名和地址。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是一个5人构成的间谍小组：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他们有办法获取任何国家在外交、国防和情报策略方面的核心机密。在英国，苏联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一部三处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集中研究“核研发、战争经济以及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几点的重要性排列视情况而定）。菲尔比在英国秘密情报处身份相当于副处长；伯吉斯的各种任务中包括了在情报部一段短时间的工作以及外交部的工作（后来成为国务大臣麦克尼尔的秘书）；麦克莱恩也进入了外交部（自1935年开始），最终在成为美国部负责人之后变节；布伦特在军情五处工作；凯恩克罗斯则在内阁办公室、代码暨密码部工作，后来进入了财政部。“冷战”早期，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还曾同时或分别任职于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尤里·莫金曾这样描述他们提供的情报遭遇了怎样的命运：

来自伦敦的情报大都是以密码电报的形式抵达莫斯科的。那时我们秘密情报部门的上头与政治局（也就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有密切的合作。我们的情报很少会送到外交人民委员的下属机构。实际上，莫洛托夫一人独占了我们提供的情报，对情报处置也是视喜好而定。

通过这些渠道，克里姆林宫“对原子弹研发的技术、政治情况了如指掌”。

当然，他们知道的远不只这些。10月，菲尔比被任命为反共产主义分部（英国秘密情报处第九分部）的负责人。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认为这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成就。1945年2月，菲尔比的确报告说，秘密情报处头子孟席斯发布了一道让“‘旅馆’（即秘密情报处代称）在红军占领区域对苏联机构采取积极行动”的命令。政治密报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在1945~1949年召开的同盟国会议上，莫洛托夫很清楚同盟国背后是如何议论苏联政策的。我们知道，当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6月提出他的欧洲复兴计划时，莫洛托夫强烈地感觉到，苏联应该接受他的提议。结果，莫洛托夫带着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就莫斯科的加入问题进行商谈。但很快他们就走出会场，而且还带走了东欧国家的代表。此时，关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与美国财务部部长克莱顿谈话的情报已经送达，大意是西方将利用这个计划迫使苏联在东欧作出必要的政治让步。我们也知道，当莫洛托夫最初到达巴黎时，有报道说他勃然大怒，因为当时他并没有看到“文件”（即英美秘密会谈的情报），只是听说伦敦和华盛顿方面都没听说他们的代表团已经到达巴黎！

然而，收到情报和正确地利用它们完全是两回事。似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只相信能够确证他们不能信任盟国的情报，而否定或怀疑那些从更好的角度反映英、美意图的消息。这也意味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先就一个问题达成基本的假设，随后人民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疲于奔命地寻找能够证明这个假设的情报。最关键的例子就是英、美矛盾程度的问题。前驻英大使麦斯基似乎就已说服领导层相信，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大英帝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当然，在莫斯科与其盟国的关系开始严重恶化后，克里姆林宫不得不修正这个假设。但对它的修正不是根本上的，苏联人仍然期待英国人和美国人迟早有一天要闹翻。苏联人越来越坚决地否认西方正形成一个牢固的集团，也否认苏联人只有通过及时让步，才不至于因为促进了这个集团的团结而损害自己的利益。莫金回忆说：“中央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英、美关系，以及英、美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各种麻烦。”对于原子弹工程的特别关注，自然也助长了对英、美产生矛盾的期待。美国人吸收了英国人的专业技术，却拒绝和英国人分享工程的好处。“我们也知道，”莫金说，“美国人每进展一步都想把英国人完全蒙在鼓里。毫无疑问，美国人在研究上是落后于英国人的，他们的策略是利用盟国的技术……然后一旦他们开始奋起直追，就立刻抛弃他们。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假如没有这类情报，斯大林有可能会更谨慎乃至避免“冷战”吗？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斯大林最终走上了他所追求的那条路，他并不真的那么畏惧美国，因此始终没有偏离自己那条路线，但他的决定并不是（像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后来那样）鲁莽轻率、只凭直觉的冒险，而是基于对风险的精打细算。如果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现存证据也对其作出了证明，那么可以认为对于他的判断，情报形成了关键的基础，所以莫洛托夫对情报非常痴迷和依赖。苏联情报部门内部的历史学家曾极少见地引用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斯大林在从情报部门获悉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后，放弃了之前的想法。这个例子的内容涉及1945年、1947年苏联两度向土耳其提出领土上的要求。尽管文件中尚未出现有关这个例子的证据，但斯大林完全有可能是在收到有关西方当局的情报后，认为自己不可能成功地切断西方国家通向苏联占领区中央这个自由之岛的所有途径，所以说服自己在1949年就西柏林问题作出了让步。因此，一旦西方国家在内部讨论中表现出坚定的决心，斯大林通过情报了解到这一点后就会谨慎行事；不过，这使得他非常了解英、美之间的不和甚至冲突，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他因此会在导致英、美不和或冲突的问题上敢于表现出目中无人的态度。假如斯大林没有掌握这些情报，那就正如利特维诺夫指出的，每件事都取决于西方国家立场的坚定程度以及斯大林对它们这种坚定的确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