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更为广泛的欧洲犹太人社区的关系，在进入到第四代的时候，总体来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于前面提到的贵族通婚，我们必须强调那是属于特例事件。大多数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仍然是与其他犹太人通婚。事实上，这一时期真正显著的变化是，婚姻另外一方的那些犹太人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第三代，这样的婚姻只有三例，其中的两例事实上还是与女性一脉的表亲。第一例真正的外面的犹太人加入到家族里来的是意大利实业家拉尔蒙多·弗兰凯蒂男爵，他在1858年娶了安塞尔姆的女儿莎拉·路易丝；第二年，赛西莉·安斯帕希嫁给了居斯塔夫。贝蒂和她的儿媳妇阿德勒对赛西莉所怀有的憎恶，让我们了解了一个这样的外来者要赢得家族的承认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在1877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其他犹太社会精英的婚姻迅速成为了一种常见的事情。在1878年，威尔海姆·卡尔的女儿米娜嫁给了马克斯·戈尔德施密特，她的姐妹是莫里斯·德·赫希的妻子。同族通婚仍然持续不断的一个例子，是米娜的儿子阿尔伯特在1910年娶了埃德蒙的女儿米瑞娅姆——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启用了冯·戈尔德施密特·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而且已经贵族化了。在这一时期与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的另一个家族是阿尔芳：在1905年，阿方斯的儿子爱德华娶了吉曼·阿尔芳，而在1909年，埃德蒙的儿子莫里斯又娶了她的妹妹诺艾米。

这种王朝式的联盟的最好例子出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萨逊家族之间，萨逊家族在印度和远东地区发家，其中的部分人在这一时期定居到了英格兰。1881年，在一个有威尔士王子出席的仪式上——这个活动受到了报纸的广泛关注——里奥娶了玛丽·佩卢贾，她是特瑞斯特商人阿奇尔·佩鲁贾的女儿，而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阿瑟·萨逊。另一个与萨逊家族的联系出现在1887年，当时居斯塔夫的女儿艾琳嫁给了爱德华·萨逊爵士，他是阿尔伯特·萨逊的儿子和继承人。然后在1907年，居斯塔夫的儿子罗伯特娶了奈丽·彼尔，新娘子的家族也通过婚姻与萨逊家族搭上了关系。在这一代人中，所有其他人的婚姻都是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的犹太人之间发生的。这些标志着19世纪中叶的排外婚姻彻底结束，并且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仍然起着带头作用——更广泛地融入到了与富裕的犹太人家族建立姑表亲关系的体系内。

因此，罗斯柴尔德仍然保持着值得信赖的犹太传统；事实上，通过这些通婚，他们变得不再拒犹太人社区于千里之外。确实，曾经出现过宗教信仰方面不够坚定的事情，而且还不只是在康斯坦丝的例子里。阿方斯和莉奥诺拉刚出生的儿子勒内由于割礼后发生（丹毒）感染而惨死的悲剧，使夏洛特的灵魂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她也吃惊于威尔海姆·卡尔及其家庭遵守饮食戒律的严格。“像他们那样的吃法……”她评论道，“脸色惨白而虚弱，好像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吃，比那些苦修的人还要糟糕。”当他们长期分离后在法兰克福相遇时，纳蒂认为他的叔叔威尔海姆·卡尔“看起来很像高加索人，就是化妆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他的步态和表情以及说话的方式完全是犹太人的方式，没有任何他自己的特征”。然而，纳蒂自己对祖先宗教的忠诚也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非常反感帕雷的《基督的圣迹》那门课，认为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晦涩的文字的堆砌，因此根本不存在很多人所预言的我会被改变的事情”。里奥也被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上帕雷的课，但是他自己所描述的与他的叔叔安东尼和堂弟阿尔伯特在1869年参加维也纳犹太聚会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不会有假。当1877年在贝斯沃特的圣彼得堡区建立新的犹太会堂的时候，奠基的人就是里奥，这与他父亲在7年前修建中央会堂时几乎如出一辙。

和他们之前的祖父与父亲一样，纳蒂与他的兄弟们并不非常关注那些理论细节或者宗教仪式。例如，在1912年，有报告说纳蒂“不认为讨论犹太浴室的形状和大小是一个正统犹太人所必需的”。对于他们来说，宗教的意义在于犹太人社区的组织和功能；而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清楚自己在英格兰犹太人社区的世俗领袖地位。19世纪末，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纳蒂从1879年起任联合公会总裁至他1915年去世（尽管他很少过问那些日常的事务）。1868~1941年，理事会财政负责人一直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担任，从未间断过：第一任是费迪南德（1868~1874年），然后是纳蒂（至1879年），再就是里奥（至1917年），最后是列昂内尔。纳蒂同时还是公会联合会的名誉总裁、犹太人免费学校的总裁、英国犹太人协会的副总裁和贫民救济会卫生与法务委员会理事。里奥继任了免费学校的总裁，同时也是犹太穷人临时庇护所的副总裁。罗斯柴尔德同时还影响着《犹太新闻报》，当时由埃希尔·迈尔斯所拥有（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利奥波德·格林伯格在1907年收购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就不复存在了）。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修建了几座新的犹太会堂，包括位于维克多大街的一座（1877年）以及其他由埃德蒙在1907~1913年提供资助的三座。相比较而言，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较少与他们的犹太同胞交往。

可以肯定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首要关注的并不仅局限于一个单独的社区，他还会关注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具有相对独特性的社区（除了联合公会，这个组织里也包括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的犹太人、改良派，以及由东欧移民建立的数量不断增长的东正教组织）。对于挑战纳蒂地位的情况，一个最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1887年成立的公会联合会，这个组织由贵金属商人兼政治家塞缪尔·蒙塔古提出，目的是为那些东正教组织提供庇护。纳蒂曾一度对他所见到的东伦敦的“精神匮乏”而忧虑，而且在联合会成立的时候，他被选为总裁。但是在1888年12月，在联合公会委员会上就是否接受联合会进入伦敦宰牲理事会（监管屠宰的机构）的问题上产生对抗后，他被迫把这个职位让给了蒙塔古。看起来他所希望实现的似乎是把联合公会的权利置于这些新成立的组织之上，因此，他原本在怀特契佩尔路上建立一个大犹太会堂的计划就与建一个“犹太人汤恩比大厅”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对于这件事意义的重要性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事实上，纳蒂还保留了名誉总裁的头衔，甚至还主持了联合会1892年在新路上的第一个犹太会堂的开幕仪式。确实，他对团结各个不同的犹太组织所报以的期望，在联合公会中的所有理事中，最受蒙塔古的欢迎。在已经在位了很长时间的大拉比内森·马卡斯·阿德勒于1890年去世之后，尽管遭到了阿德勒的儿子和继任者赫尔曼的反对，纳蒂终于还是召集了各个公会的代表大会，他的理由是“时机已经成熟，就算是社区中最底层的人们……也是最正统的教徒，应该邀请社区的其他分支来加入我们，并把我们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我不敢说团结到某一个领导人之下，但是应该团结到一个精神领袖之下”。然而，事实证明根本无法把这些正在竭力竞争对不同社区的影响力的各种势力调和起来；1910年的一次类似的尝试再一次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告失败。不过纳蒂还是有足够的势力确保对约瑟夫·赫尔曼·赫兹在1912年继承阿德勒作为大拉比的任命能够顺利通过，这主要得益于（有这么一种说法）米尔纳勋爵的大力推荐，尽管更为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赫兹更能得到联合会和联合公会对于伦敦东区东正教和同化情况比较严重的伦敦西区的两部分势力的共同认可。

如果纳蒂的影响力在一个基本的宗教问题上都能有如此大的施展空间的话，那么对于与犹太社区有关的那些更偏重于政治方面的问题，纳蒂采用准君王的方式来处理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作为所有犹太家族中最富有家族的继承人，一位在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又是议会议员，而且后来又成为了贵族，而且还是一位可以直接见到当时最高层的政治家的非正式外交官，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对手。或许要让不同的犹太人组织认同一个单独的精神“领袖”不大可能，但是很少有人怀疑纳蒂是他们事实上的世俗领袖。

要全面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必要先全面认清影响深远——而且令人震惊——的这一时期犹太人在欧洲的地位所引发的问题。当纳蒂成为贵族的时候，阿方斯的反应是意味深长的。“这个消息将会在奥匈帝国和德国引起极大的反响，”他写道，“那些地方的反犹太人气焰仍然相当嚣张。”19世纪末期出现了很多变化，先前曾经不是连续的而且只是政治上的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现在逐步变成了一种看上去更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反犹太主义”这个词形成于这个时期并不是巧合：种族理论研究提出的假说对于犹太人反社会行为的解释，更多是基于他们的基因，而不是他们的宗教。由于随着大众教育的发展和公民权利的更加广泛，政治生活变得更加民主，1877年以后的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的反犹太人书刊、演讲和政策（在某些国家，比如俄国）。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从东欧和中欧西进的犹太人之间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相似之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属于富裕的社会精英，而且已经跨越了那些存在于西欧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障碍。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一直是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政治攻击目标，而且无法避免地一再成为“犹太人问题”的人格化代表。这是作为“犹太人之王”的不好的地方。

反犹太主义

20世纪中叶出现的事件经常会诱使我们夸大19世纪晚期出现的反犹太人浪潮的重要性。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记忆也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最先引向德国去寻找反犹太主义的种种证据。当然，那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这种类型的问题（奥匈帝国要比德国更严重，在那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影响力日渐衰落）；英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迹象，而俄国则是唯一从制度上歧视犹太人的大国。法国虽然是比所有地方都更能让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出版反犹太人书刊最多的国家。

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把反犹太主义这个特别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介绍给德国政治家的威尔海尔姆·马尔，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威特姆斯坦家族工作过，而这个家族与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一份未公开的备忘录的说法，马尔回忆了他是怎样在1841年被解雇的，尽管他在公司工作得比大多数犹太雇员更努力。他非常痛苦地说道：“应该承担经济危机后果的是犹太鬼。”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很多在1873年经济崩溃后面临经济困难的德国人的共鸣。由马尔这样的作家煽动起来的反罗斯柴尔德声浪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法兰克福犹太人与对人民福利的掠夺》，该书于1880年由“日耳曼尼克斯”出版，书名就很说明问题。作者从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选帝侯的财富故事断章取义的版本入手，书中将德国在大繁荣时期及之后的经济困难与深受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豢养的金融与传媒界的走狗鼓励的资本输出（特别是输出到俄国）联系在一起。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这些指控的时候，黑森–德意志帝国议会代表奥托·波克尔在1890年又提出了一项指控，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用石油把世界市场逼上了绝路——这项指控5年后又在柏林被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再次引用（说明这套说辞随时都可以被左翼随意使用）。弗雷德里克·冯·谢尔布1893年的《罗斯柴尔德商号历史》一书进一步把这个观点进行了细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巧取豪夺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控制国家贷款，然后是铁路建设，现在他们开始寻求建立全球原材料的垄断。

到1911年，当维尔纳·桑巴特发表带有很强烈的倾向性但很有影响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的时候，这样的声讨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对于桑巴特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所代表的“远远大于使用这个名字的那些公司”，意思是指“所有那些活跃在交易所里的犹太人”：

因为只有在他们的帮助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才能够取得这种超级权势的地位——事实上，人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是债券市场上唯一的掌控人——这种地位我们已经看着他们拥有了半个世纪。过去有人说，一个财政部长如果疏远了这家世界性的企业，而且拒绝跟它合作的话，那么他就得考虑走人了，其实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无论是从数量上考虑还是从质量上考虑，现代的交易所是罗斯柴尔德式的，因此也是犹太人式的。

但是也没有必要就此把反犹太主义的根源确立在这类伪社会学的基础上，犹太人与日耳曼人的人种差异可以很容易地说明问题。马克斯·鲍尔的小册子《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1891年）将俾斯麦这位日耳曼人的代表、拥有着农民美德的人，与罗斯柴尔德这个俾斯麦的世界性对立面进行了对比：

他生存的原则不是建设性力量的稳定增长，而是大量被分割的资金急速而令人担忧的聚集……但是（俾斯麦认为）就让犹太人去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快乐；一旦50亿马克完全付清，那么就该轮到德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高兴了……俾斯麦的物质和精神的形式所有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但是这个世界对于罗斯柴尔德的物质看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从来都是隐形的，就像绦虫一样永远附在你的身体里，但又无影无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是没有结构的、像寄生虫似的，形式上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从法兰克福和巴黎再到伦敦，遍布整个地球，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电话线。它既没有结构也没有生命，是一种不在地球上生长的东西，一种不会朝向上帝的东西。俾斯麦的精神像一座歌德似的建筑……这是在我们现在的政治文化中两种完全相互敌对的力量：贪得无厌的犹太人，他们摧毁生命；亲和的德国精神，它创造生命。

在奥匈帝国也有类似的出版物，但是在那里，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与德国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反犹太主义更多的是以政治影响的方式出现。在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崩溃后，卡尔·鲁伊格策划了“基督徒社会”运动，来反对犹太人的金融势力。这次运动出现的一个转折点是鲁伊格在1884年呼吁对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凯萨·费迪南德·北方公司进行国有化，而当时政府正好提出重新延续1836年授予萨罗曼的特许权。鲁伊格提出的要政府“倾听一次人民的声音，而不要只听罗斯柴尔德家族一面之词”的要求，得到了乔治·施尼勒领导的日耳曼人全国理事会的积极响应，而当阿尔伯特由于在奥匈帝国货币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于1893年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时，更像是往他们的怒火上又浇了一盆油。然而，当鲁伊格在1897年坐上了维也纳市长的宝座时，他马上发现想要抛开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多么困难。到19世纪90年代末，保守派批评家像卡尔·克劳斯（他自己本来是犹太人出身）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劳动新闻报》，都谴责鲁伊格“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好”，甚至“与犹太人罗斯柴尔德携手工作”。与此同时，通过采用传统的哈布斯堡方式，《犹太人杂志》又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雇用反犹太主义人士多于雇用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依旧，甚至在那些没有把握政治之斧的人中也有足够的影响力。例如，泰罗尔诗人、地质学教授阿道尔夫·皮奇勒在1882年的评论中，说起“罗斯柴尔德”怎样使“奥匈帝国政府债券的奥林匹亚山摇摇欲坠”。他嘲讽地补充道，这完全是“一次庄严的投机”。

但是法国才是反犹太主义最为明确而且最广为泛滥的地区。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如潮水般的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出版物的那种壮观景象，恐怕在整个19世纪的历史上很难再找出什么可以与之类比，甚至1846年北方铁路事故后出现的大规模的书籍大战所导致的巨大伤害也无法与之比肩。这一次，导致灾难的“事故”是有教会背景的大众联合银行（Union Générale Bank）在1882年的倒闭。大众联合银行刚宣布清盘，它的创始人保罗·尤金·本图克斯就开始指责“犹太金融”及其“狼狈为奸的政府同盟”。这篇指责性的文章由报纸进行了连载，《里昂观察报》宣称是“由来自德国的犹太银行家集体主导的一次阴谋”，是一场“德国犹太人的阴谋”。

说起来也许有些矛盾，参考后来在德雷弗斯守卫者事件中的作用，没有任何一名作家比小说家埃米尔·左拉更适合让这种观点流传于世了。尽管身处第二帝国，他的小说《金钱》——他的鸿篇巨制《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的组成部分——很明显受到了大众联合银行倒闭的启发（有部分情节暗指地产信贷银行）。尽管主角甘德尔曼并不是以阿方斯为原型，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以谁为原型，有很多方面均取材于阿方斯已故的父亲詹姆斯。这个直白复原的角色有一种怪诞的性格，他缺乏巴尔扎克笔下纽沁根救赎的仁慈（纽沁根是以詹姆斯为原型创作的又一个伟大的文学人物）。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好的解释是左拉对詹姆斯的了解不如巴尔扎克；在他去世后10年，他的创作仍然在为其他人提供灵感，而事实上，《金钱》的有些段落摘自于费多。书中对早期的甘德尔曼是这样介绍的：

银行之王，交易所的主宰，也是世界的主宰……这个人知道所有的秘密，他可以随心所欲让这个市场上涨或是下跌，就像上帝那样翻云覆雨……黄金之王……甘德尔曼是真正的主宰，全能之王，整个巴黎甚至整个世界都敬畏他、服从他……人们已经看到甘德尔曼在巴黎的统治更加稳固，而且他的朝廷受到的尊重远甚于皇帝。

他是一位冷峻、精于算计、整天阴沉着脸（一个编造的特征）、生活严谨的工作狂。相反，萨卡德是一位冲动的一心想跻身金融界的年轻人，他像神职人员一样虔诚，梦想着能够接到巴尔干地区和中东地区的金融大单，让他赚到大钱后能够把耶路撒冷买下来，并在那里重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为了取得甘德尔曼的支持，他满怀希望地去甘德尔曼“恢弘的公馆里”去拜见他，而这座公馆是甘德尔曼工作并与一大家子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跟他一起住在里面的有5个女儿、4个儿子和14个孙子。我们再一次进入了拉斐特大街上那王宫般的房子里，在里面一队队的经纪人依次走到冷漠的银行工作人员面前，银行人员对待他们的态度相当麻木，或者——如果他们胆敢来打搅——满脸不耐烦；在某处，那些艺术品商人使出浑身解数，想把甘德尔曼的注意力从那些外国大使身上引开。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突然闯入，骑着扫帚柄、吹着喇叭。这个古怪大堂在萨卡德的眼里活脱脱就是一个甘德尔曼的“世界朝廷”。

萨卡德希望得到甘德尔曼的支持——事实上是渴望能像他一样在交易所里赚到钱。然而，由于他一直认为“犹太人”本应该是“诚实的人，靠自己的汗水生活”，因而他被“无法压抑的仇恨”所击倒：

这个不再有自己的祖国、不再有自己的王子的民族，寄生在别人的国家，假装服从当地的法律，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服从自己那位偷盗、嗜血、仇恨，而且使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残暴的征服和厮杀的上帝……（他）在那里坐等掠夺，吸干所有人的血，牺牲别人的生命养肥自己。

在萨卡德看来，犹太人在金融方面的能力天生就比基督徒优越，而且他预见到——甚至在他进入到甘德尔曼办公室的时候——“犹太人将会征服全人类”。

当甘德尔曼没有任何悬念地回绝了他的计划的时候，萨卡德的憎恶变得非常强烈：“啊，肮脏的犹太人！一定会有人很高兴地用牙啃噬你，就像狗啃骨头，尽管这肯定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也非常难以下咽。”“帝国已经被卖给了犹太人，肮脏的犹太人。”他狂喊道：

我们所有的钱注定要落入他们丑陋的手掌。在他们的魔力面前，世界银行除了分崩离析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作为……他发泄着他那与生俱来的仇恨，反复谴责那些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在整个世纪都在与其他民族作对，而且从别人的身上吮血……对整个世界的某种方式的征服，这一天注定要到来，他们将用所向披靡的金钱的力量达成……啊！那个甘德尔曼！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鲁士人…… 他不敢在某天晚上的沙龙上说，如果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法国注定是失败的！

最后，当然是甘德尔曼胜利了：世界银行倒闭了，而萨卡德在监狱里了此余生，一觉醒来之后，给他留下的只是一颗破碎的心和一只空空如也的荷包。

没有人会责怪左拉没有做足他的功课（不仅是没有按照实际认真描写詹姆斯的办公室，而且对大众联合银行的兴衰说得也不准确——狂卷教会和贵族的存款、哄抬自己的股价，直至最终导致崩盘），但是左拉从文字上为下面的两种说法增加了可信度：一是大众联合银行是被罗斯柴尔德搞垮的，二是法国罗斯柴尔德是亲德国的。这些说法在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中引起的共鸣是很表面化的。盖伊·德·卡奈斯的《吸血男爵》是一本影响力与《金钱》一样坏的书，它所传递的信息也没有太多的不同。书里的人物若布·希穆尔与甘德尔曼一样，也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具备金融操控天赋。他是一只“掠食的大鸟”，大发战争横财，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拉孔尼兹男爵，并通过给那些身无分文的男爵夫人提供咨询来换取他们的社会承认。这些老套的故事在本图克斯于1888年发表了自己的自传后流传得更为广泛。尽管本图克斯没有提罗斯柴尔德的名字，但是当他提到“犹太人银行”时，几乎所有人对他指的是谁都心知肚明，他说这家银行“不满足于50年来已经流入它的金库的几十亿元……不满足于对至少9成的欧洲金融事务的垄断”，因而谋划着毁灭大众联合银行。

然而，对法国反犹太人思潮作出最大的个人贡献的，或许是另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人——爱德华·杜鲁蒙特。爱德华·杜鲁蒙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地产信贷银行工作，并且花了很多年研究并撰写了大量冗杂的长篇大论，目的都在于全面完整地描写犹太人对法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统治地位。这本书在1886年首次发行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先后再版了200次，法国犹太人的称谓成为了一个有种族意义的，而且具有反法籍犹太人特点的概念，并逐渐发展成为了一套伪思想体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腰缠万贯，但看上去总像是卖二手衣服的旧货商人。他们的妻子尽管挂满了来自高尔康德的钻石，但看上去总像是他们家里清扫厕所的女工。”当话题转到珠宝上的时候，甚至连非常老辣的男爵夫人贝蒂都无法掩饰她作为“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本性。从某些方面看，杜鲁蒙特只是在19世纪40年代那些小册子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当时戴恩维勒是主要的煽动者），因此第一卷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分的政治权力的观点：对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投机、他们在北方铁路特许权上获取的巨额利润、他们对更具有公关精神的彼埃尔家族的仇恨。古德绍——一名犹太人——在1848年的时候把他们从破产的边缘上拉了回来，而且在1871年的纵火案中，是在公社里的犹太人保住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共和后的政治家们只是这个故事的延续：甘贝塔与犹太人和共济会有染，莱昂·塞——“犹太王的忠臣”——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而喀尹这位最高委员会主席只是北方公司这部犹太人——共济会巨型机器的一个很小的环节。甚至朱利斯·费瑞的衰落都可以归咎于罗斯柴尔德的邪恶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杜鲁蒙特认为大众联合银行事实上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犹太陷阱，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那些牧师们的积蓄。

杜鲁蒙特后来发表的《一位反犹太分子的证言》（1894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恶毒的观点，部分原因是为了解释这场反犹太人运动所产生的有限的政治成果。在这篇文章里，他采用了一种更为伪经验主义的风格，计算出他假定的罗斯柴尔德家族30亿法郎的财富可以换算成多少标准银子，需要多少人才能搬动它，并且比较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拥有的土地的数量与基督徒所拥有的数量；认为如果布朗热分子回避了反犹太主义，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罗斯柴尔德为他们的市政选举提供了20万法郎，要求的条件是候选人不得采取反犹太人的行动”，而且因为布朗热分子领导人拉盖尔个人得到了5万法郎；如果法国经济出现萧条，原因只可能是因为“莱昂·塞……把法兰西银行拱手交给了德国犹太人”，允许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它的黄金借给了英格兰银行；如果法国被国际社会孤立，只可能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埃及让给了英国，并用法国的资金为意大利的军备提供了资助。最后这项缺乏爱国情操的指控在几年之后的《反对法国的犹太人》（1899年）一书中被再次提起。杜鲁蒙特这样总结道：“罗斯柴尔德神是法国真正的主人——既不是皇帝、不是沙皇、不是国王、不是苏丹，也不是共和国总统……他没有任何权力及优势，他为了自己的私利，废除了所有这些政府势力，废弃了法国的所有资源。”

杜鲁蒙特只是当时那些把火直接引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犹太写手中最为多产的一个。另一个类似的也是造谣中伤的写手是奥古斯特·希拉克（Auguste Chirac），他的《共和群王谱》（1883年）把那些老掉牙的陈腐故事，比如选帝侯的财富和滑铁卢等与新的关于北方铁路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与1848年以及1870~1871年的几次革命的关系搅和在一起；再一次在争论中引入了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维度——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是犹太人，同时还是德国人，因此他们急迫地想通过为1815年和1871年的战争赔款进行融资，进而搞垮法国。希拉克后来的另一本书《1870~1884年的投机》（1887年）是一本较为成熟的著作，它试图通过大众联合银行发生危机前后出现的债券价格波动的分析，来解释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一段时间的利润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大众联合银行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企业，但是他再一次妥协了，又采用肆无忌惮而且毫无根据的理由，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莱昂·塞进行了指责。虽然是肤浅的经验主义之谈，但这事实上是又一次诽谤，他声称这是“金融封建主义的胜利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而且是由“名叫罗斯柴尔德的国王与一位名叫犹太金融的妓女或者是女仆”联手对共和国进行的控制。这本书里所提出的主要指责内容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英国的利益参与了破坏法国在埃及的影响力，作为他们通过经济手段“绞杀法国”的历史使命的一部分。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阿方斯事实上是“摩罗克·巴尔，也就是所谓的黄金之神，他配合着对欧洲的征服——而且可能是对世界的征服，躲在各种皇室的名字和政治外衣的后面，但是拥有真正的权力，一句话，就是他拿走了所有的利润，又逃避了全部的责任”。

可以想见，这样的诽谤一定伴随着大量充满仇恨的漫画，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林德雷的《上帝保护以色列》。在这幅漫画里，阿方斯被描绘成一个虚弱的半睡半醒的巨人，他那爪子一样的手里抓着地球，而且在他的秃头上戴着一顶金牛头一样的皇冠（见图3.1）。

图3.1 C·林德雷，《上帝保护以色列》，《Le Reve》（1898年4月）

资料来源：赫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第55页，插图28

具有类似思想的是勒普纳沃的《百万富翁内森·迈耶》，这本书勾勒了一个满脸胡子、身体像狼一样爬在滑铁卢战场上堆满尸骨和硬币的床上的罗斯柴尔德形象（见图3.2）。更为粗俗的是另一幅卡通（可能出自政治左翼之手），把“罗斯柴尔德”描绘成一头巨大肥硕的猪，放在一个车架上，由一群衣裳褴褛的工人用手拉着，并有一个标题——“多肥硕的一头猪啊，他长肥了，而我们却累瘦了”。

图3.2 勒普纳沃，《百万富翁内森·迈耶》，《恐怖博物馆》第42卷（大约1900年）的封面

资料来源：赫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插图30

从根本上说，像杜鲁蒙特和希拉克这样的阴谋理论家和作家非常关注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高度渗透。在《法国犹太人》的第二卷中，杜鲁蒙特花了大量笔墨在费里耶尔的酒庄和庭院上。他承认，它们的艺术水准和装潢非同凡响，而让人觉得可悲的就是如此众多的作为法国文化遗产的瑰宝居然被犹太人所搜刮，而他们只会把它们当成“瓦砾一样胡乱堆放”。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购买的也不只是法国的文化遗产。“这个酒庄没有历史，”他评述道，“不会让人回忆过去那些伟大领主的生活方式。”然而，今天的参观者指南上包括了“法国贵族最杰出人物名单”。一位名叫德·久因维尔的王子——“身上流淌着路易十四血液的男子”，在一名卑微的“放贷者”面前降下了身段。在罗斯柴尔德的婚礼上，贵族来宾的名单是完整的：“（所有古老的）法国贵族族徽都汇集到一起对金牛顶礼膜拜，并且在整个欧洲面前宣布金钱是现在仅存的唯一王权。”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1885年由德·萨根公主举办的化装舞会上，“这个可怕的贵族”恬不知耻地与兰博特·罗斯柴尔德夫人、艾夫鲁茜夫人以及其他“犹太人”亲密接触。内心深处是浪漫的正统主义者的杜鲁蒙特认为波旁和奥尔良贵族是对他们高卢人种的背叛。这是他在自己的《证言》一书中重点论述的一个主题，他沮丧地注意到夏洛特购买了“一座由西蒙·德·蒙特福德创建的修道院”，爱德华被选进了皇家俱乐部，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出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花园聚会上。希拉克也酸涩地评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博格·圣·吉尔曼精英之间的关系，他们曾经对詹姆斯和贝蒂非常蔑视，但是现在则作为平等的社会人接受了其后代。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一个有关犹太人经历的奇怪现象，是很高程度的社会同化现象恰巧与非常公开的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出现巧合。这不只是局外人——比如像杜鲁蒙特——在皇亲贵族们放弃歧视时的吹毛求疵，大多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社会接触的人通常也都赞同杜鲁蒙特和希拉克提出的观点。在对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上出现的那种几近于精神分裂的特质，可以通过两份在当时发表的重要的资料来说明：龚古尔兄弟的报刊和普劳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龚古尔兄弟不仅同意杜鲁蒙特的观点，他们对他还非常了解。在他们1870~1896年这段时间的期刊上，充满了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特质的别有用心的奇闻逸事——他们的享乐主义、他们的庸俗，诸如此类。然而龚古尔兄弟自己也非常乐意接受罗斯柴尔德的盛情招待：1874年和1887年与埃德蒙讨论法国雕刻，1885年与奈特的遗孀吃饭，1888年与莉奥诺拉吃饭，1889年与埃德蒙吃饭。这段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他们对罗斯柴尔德的饭菜大加赞赏的那一年之后，龚古尔兄弟以赞许的态度引用杜鲁蒙特相关观点的情况开始大为减少。在1887年3月与杜鲁蒙特进餐，很高兴地听他把“罗斯柴尔德推到墙上去”的高谈阔论后，又在那年的12月与埃德蒙讨论雕刻；在1889年6月与埃德蒙进过餐后，又在1890年3月与杜鲁蒙特交流反犹太人过程中出现的奇闻逸事，而这距他在5月1日放弃呼吁军队介入反犹太运动仅隔一个月。

在巴黎的沙龙中，犹太人和反犹太人分子通常都混在一起，但是1894年，当供职于法国总参谋部的名叫阿尔弗雷德·德瑞夫斯的犹太军官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后，这些沙龙出现了急剧的两极分化，而他因为伪造文件在军事法庭上被控有罪，并被判处在魔鬼岛上终身监禁。阿方斯对于对德瑞夫斯指控的反应一开始觉得非常震惊，担心一旦德瑞夫斯被判有罪，会对反犹太人情绪火上浇油；之后他变得非常愤怒，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德瑞夫斯是被陷害的。按照一位办事员的笔记看，阿方斯“由于对德瑞夫斯的诬告以及法国贵族的麻木不仁而感到非常愤怒”。然而，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都不太愿意被公开当成是“德瑞夫斯分子”，因而更愿意把这种分歧控制在他们自己的上层社会圈子里。

普劳斯特为这种氛围增加了谈资，德瑞夫斯的同情者所表达出来的同情被德·杰尔曼特斯公爵夫人周围那个非主流圈子里的成员有意识地掩盖了起来。对于普罗克这样一位出生相对低微的犹太人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足以让他肃然起敬。当他意识到他曾经在公爵夫人那里照顾过的那位英国老妇人是“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时，他简直惊呆了：

那一刻，普罗克的血管里忽然流淌出太多关于财富和威望的想法……他的感觉就像遭到了猛烈的一击，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他不知不觉地在这位慈祥的老太太面前叫出声来：“要是我早知道是这样！”这样愚蠢的失声让他连续8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相反，德·杰尔曼特斯王子甚至一眼都不愿看到罗斯柴尔德——事实上，他宁愿让自己的酒庄被大火烧掉半边，也不会向紧邻的罗斯柴尔德家借水泵。实际的情况是他试图掩盖自己德瑞夫斯分子倾向的秘密；而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掩盖起来，是因为如果被当成德瑞夫斯分子，他要付出不小的社会代价。德·杰尔曼特斯公爵就付出了这种代价，当他参与赛马俱乐部的总裁竞选时遭遇了失败，原因就是他的妻子“是德瑞夫斯分子……接待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而且……有时候……会表示对那些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国际大资本家的支持，而德·杰尔曼特斯公爵本身就是这样的资本家的一个代表”。这让公爵感到很无奈：

阿方斯·罗斯柴尔德这些人尽管从来不谈这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从他们内心深处来看，与所有的犹太人一样都是德瑞夫斯分子……如果一个法国人去偷盗或者谋杀，我不会仅仅因为他是法国人，就觉得有义务去为他洗脱罪名。但是犹太人从来不承认他们的一位同胞是一名卖国贼，尽管他们对此其实心知肚明，但他们对这种可怕的后果漠不关心（公爵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次可恶的选举）。

德瑞夫斯事件也暴露了政治左翼的类似态度。当一位名叫伯纳德·拉扎雷的犹太记者出版了一本支持德瑞夫斯的小册子时，他立即遭到了亚历山大·泽夫斯在《共和先锋》上的反击，说他是“罗斯柴尔德陛下的一名忠实的仰慕者”。

这样的情况在英国也存在。1900年6月，戴维·林德赛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参加“由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和罗斯伯里共同为迎接威尔士王子而在赫特福德庄园举行的盛大聚会”。林德赛宣称：

在这座宫殿里的犹太人，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曾经认真研究过反犹太人的问题，一直希望制止那种不光彩的运动：但是当遭遇一大堆的伊科海默尔、帕鹏伯格、拉斐尔、萨逊以及这个民族中的其他人的时候，我的感情变得更加理智而且感觉不公，顺便提一句，我对鲁格尔和杜鲁蒙特——约翰·伯恩斯（工人领袖及未来的自由党内阁部长）所说的“犹太人就是附在我们文明中的绦虫”这样的说法深表同情。

然而，林德赛继续接受去瓦德斯顿和都灵的邀请。金融界的非犹太银行家偶尔也会发出类似的感慨，尽管他们没有办法不与犹太人进行交易。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小说里，有大量有关犹太金融恶棍的生动描写：特罗鲁普的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里粗俗的梅尔摩特不是以罗斯柴尔德为原型写的，但是格拉姆塔尔男爵肯定是不会错的——“伟大的法兰克福百万富翁”略带“一点点外国口音”；在查尔斯·勒维尔的《达文坡特·邓恩》里面的那家在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公司”也确定无疑与罗斯柴尔德有关。

英国和法国在反犹太主义上的差异在于，英国似乎更多地给左翼提供了政治上的发泄空间，而给右翼的相对较少。当杜鲁蒙特还是一个屡遭挫折的正统宗教卫道士的时候，那些明确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作家大多是像约翰·伯恩斯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似的新自由主义者。对这部分内容做了最好说明的是约翰·里夫斯的书《罗斯柴尔德家族：世界的金融统治者》（1887年），该书给出了一个典型的结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属于哪一个固定的国家，他们是世界的……他们不属于哪一个党派，他们时刻准备着获取财富，不管是以朋友还是以敌人为代价。”4年之后，《工人领袖》宣称：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群吸血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纪以来欧洲所发生的数不胜数的麻烦和灾难的根本原因，而且主要是通过在那些从无过节的国家之间挑动战争来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无论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出现麻烦，那里马上就会有战争的谣言四处流传，人们的心理就会因为对剧变和灾难的担心而发狂，这个时候，你可以肯定的是，一名长着鹰钩鼻的罗斯柴尔德就会在离骚乱不远的某个地方操纵他的把戏。

或许，这些事情中最吸引人的例子是偏左翼的自由党人J·A·霍布森，他是经典著作《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的作者。像那个时期很多的激进作家一样，霍布森认为布尔战争是由“一小撮国际金融炒家所引发，他们主要是德国籍的犹太人”，他们“随时都对全球的热点虎视眈眈……他们的收益不是来自于真实的产业成果，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其他的产业，而是来自于对相关公司的创立、推广和金融操纵。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这一小撮人的核心”。确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霍布森的立场脱离了这种在论战中支持更为正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反犹太主义阵线。但是，他这种巧言令色的风格成为了爱德华式的激进主义政治语言。我们将会看到，是罗伊德·乔治这位最激进好战的财政部长在为他1909年预算的辩论中，把纳蒂作为目标进行了一场人身攻击，尽管乔治本人在玛尔科尼事件中由于卷入了犹太金融家（伊萨克斯兄弟）的旋涡而遭到了右翼的谴责。

在美洲也存在反罗斯柴尔德主义的现象。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在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有限，但一直是政治上的攻击目标。不过与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人民党全盛时期所受到的攻击比起来，他们在内战时期的遭遇简直就不值一提。人民党人从根本上反对美国进入金本位体系，以19世纪80年代的低谷物价格为借口煽动中西部地区农民的不满情绪。然而，他们对“欧洲和美洲的黄金赌徒”以及“国际黄金圈”的批评，不仅有很强烈的反犹太色彩，同时也有反英国的成分，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协助美国向金本位转型的贷款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戈登·克拉克的著作《夏洛克：银行家、债券持有人、贿赂者、阴谋家》声称，在林肯和约翰逊时期的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和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之间达成了一个交易：“在罗斯柴尔德和美国财政部之间的这项交易中最可怕的部分，不是金钱的损失（尽管金额高达数亿），而是这个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在英国手上，而英国其实早就已经被英国的犹太人所掌控。”在《科因的金融学校》（1894年）一书中，哈维所描绘的世界被一条巨大的“英国章鱼”所缠绕，章鱼上面所写的名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见图3.3）。在同一作者的小说《两个国家的故事》中，英国人策划的通过停止白银的货币流通功能来“摧毁美国”的主谋，是一位名叫“罗斯男爵”的银行家。当人民党的运动被民主党所接受的时候，这些指控成为了一堆烫手的山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姆·詹宁斯·布莱恩不得不对犹太民主党人解释说，在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时候，他和人民党领导人并没有攻击一个民族，“我们要攻击的是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而与他的民族和信仰无关”。

图3.3 哈维，《英国章鱼：它只吃黄金！》（1894年）

资料来源：哈维，《科因的金融学校》，第215页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攻击到底能有多大的伤害，因为他们在那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其实毫发无伤。不过，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一个犹太资本主义体系的缔造者身份展开的阴谋，无可避免地激发了直接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暴力行动。其中程度最轻的，要算是对纳蒂的儿子沃尔特的野蛮攻击，他在都灵附近打猎的时候被几个失业的工匠从马上拽了下来，而这种类似的“猎犹行动”，他的兄弟查尔斯随后也亲历了一回。严重一些的是当时的两次暗杀未遂事件。在1895年8月，一个邮件炸弹被送到了阿方斯在弗罗伦廷大街的寓所里；由于他不在家，又被转到拉斐特大街，并在那里发生了爆炸，把他的办公室主任炸成了重伤。《时报》这样评论道：“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一次无政府主义的暴行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惊讶。在法国与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他们是如此富有，地位又是如此显赫，因而很自然地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选择的袭击目标，而且当我们更加深入地考虑到在法国蔓延的那种强烈的反犹太人情绪时，我们感到惊奇的应该是他们怎么居然能幸免了这么长时间。”暗杀的威胁不仅存在于法国。1912年在伦敦，一个名叫威廉姆·特彼特的男子在里奥驱车离开纽考特的时候，用左轮手枪朝他连开了5枪，在他的车子上打了几个洞，并致使一名正在门口执勤的警察重伤。特彼特好像患有精神疾病（里奥显然对他也是手下留情了），不过这次事件也暴露了这个家族当时面对这种袭击时的无助与脆弱，因为新出现的手枪和手雷使暗杀变得比以前简单很多。

家族的回应

因为他们独特的社会地位——处于犹太人社区的相对顶层，而且与欧洲贵族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时在谴责反犹太主义的时候并不只是谴责那些反犹太人的人，同时也谴责其他的犹太人。1875年，迈耶·卡尔告诉俾斯麦：“至于说反犹太主义的思潮，犹太人自己也应该负有责任，对于现在这种混乱局面，完全归咎于他们的傲慢、虚荣和难以言说的无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是很让人吃惊的说法，它表达了一种对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犹太人社区的不忠诚，而这种情况初看起来似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犹太社区的世俗领袖的目标有着不小的冲突。而那名试图暗杀里奥的人（用纳蒂的话说）是“信仰跟我们一样的人”的这个事实，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时期，犹太人内部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予了很大关注的两大集团是“新富阶层”（那些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后新富起来的犹太人银行家和商人）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东方犹太人”（人数更为众多的东欧犹太人，主要但不完全是来自于俄国），其中的250万人是在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所引发的屠犹运动以及次年颁布新的歧视法律后西迁的。按照过去的标准，格尔森·布雷希罗德被认为特别讨厌，尽管我们有理由认为迈耶·卡尔对布雷希罗德的不满起码有部分是由于他们在业务上不和。

在1880年11月转发的一封有关德国反犹太主义的来自布雷希罗德的信函的时候，纳蒂告诉迪斯雷利：

毫无疑问，布雷希罗德本身就是引发犹太人迫害的原因之一，他那么频繁地为德国政府效力，以至于变得那么不知天高地厚，忘了自己其实只是“一颗被用来探路的石子”。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那些处于饥饿状态的波兰籍俄国和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涌入。

犹太人同时还拥有半数的报纸，特别是那些反俄国立场的报纸……我还听说冯·布雷希罗德夫人也相当令人讨厌，而且表现得很傲慢。

按照这些评论的意思，这些新的穷人在引发麻烦方面与那些“新贵”不分伯仲。

罗斯柴尔德对反犹太主义的回应不只是（像杜鲁蒙特所指责的那样）要求警方提高戒备水平，而且对他们的各处宅院设防，尽管发生了上面所说的暗杀企图之后，他们这样的做法也无可厚非。对于怎样才是转移或者减少反犹太人情绪的最佳办法，家族内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观点。

早在迈耶·卡尔在世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已经开始了慈善捐款，不仅是捐给他们所属的犹太人社区，还捐给非犹太人的“善心组织”，作为赢得社会承认的一种有意识的安排。一些证据表明，第三代的有些成员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间有忽略这种传统的倾向。然而，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意识地开始恢复这种做法，尽管在英国对公共服务和金融捐助并重；而且在所有的情况下，在传统的关注健康和教育之外，出现了新的为穷人提供住房的计划。

我们已经看到了费迪南德是怎样在他的妻子伊夫琳娜去世后以她的名义建立了一所医院。他的小舅子纳蒂也是身兼至少3家医院的总裁、爱德华国王七世医疗基金的财务部长和英国红十字会委员会的主席，同时还管理着在他的都灵土地上的被他称为“两级健康服务”的计划。在法兰克福，迈耶·卡尔和路易丝在他们的长女科勒门汀去世后建立了科勒门汀共济女童医院，同时也为城里的公共浴室捐款。最终，他们未出嫁的女儿汉娜·路易丝管理了大量的公共基金，包括迈耶·卡尔·冯·罗斯柴尔德卡罗琳娜姆公共基金，一家专业护牙医疗基金。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这些领域做了大量的慈善捐赠：建造了一所综合医院、一座孤儿院、一所盲人学校以及一所聋哑人学校。内桑尼尔留下了巨额的财富，在都柏林和罗森胡格尔为神经衰弱的病患者建立了疗养院，而且他在雷城垴的宅院变身成为了一家医院。而在法国，阿道夫在一名日内瓦的外科医生成功地从一名患者的眼部取出了一块被射进去的金属片后，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眼科医院，而与此同时，亨利在马卡德特大街199号建立了一家诊所。教育也是捐助的重点之一（与在法兰克福为博爱所做的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卡罗琳娜姆基金外，汉娜·路易丝还建立了卡尔·冯·罗斯柴尔德公共图书馆（这家图书馆后来占据了位于乌汶特门凯的罗斯柴尔德宅院）以及以宣传艺术为目的的安塞尔姆·萨罗曼·冯·罗斯柴尔德基金。她的姐妹汉娜·马蒂尔德也是建立于1910年的新法兰克福大学的主要捐赠人。

另外，当时的另一个特点是，提供廉价住房变成了罗斯柴尔德博爱的另一个目标。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城市化进程提速的情况，其中整个欧洲大陆几百万人离开乡村涌入城市找工作。伦敦、巴黎、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都面临这样的困境，虽然程度略有差异。尽管私人在住房上面的投资很大，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法不注意到那些遍布欧洲 “东区”的“贫民窟”的那种骇人的条件：房主人们都有把尽可能多的人塞进自己房子里的想法，但是几乎没有人想到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卫生条件（这最起码需要找到让建筑商和地产拥有人共同行动的方法）。罗斯柴尔德对此做出的一个反应，是通过他们自己作为地主的模范作用来建立一个样板。纳蒂、里奥和费迪南德也有意把他们在白金汉郡的地产变成现代家庭式社区的样板，为住户们提供改善后的居所、自来水、会所以及其他设施。但是这些私人福利方面的试验（与同时期那些很大的德国工业康采恩所采用的方法比较类似）在那些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土地的贫民区没有真正的可推广性。

解决城市问题的第一步由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74年迈出，当时成立了一家名为租房基金（后来的罗斯柴尔德救济基金）的机构，每年拨出10万法郎给巴黎各区的区长，用以帮助那些无力支付房租的贫困家庭。30年后，另一个更大的“致力于改善工人物质生存条件”的基金以1 000万法郎的资本在第11区、第12区和第19区建设工薪阶层能够支付得起的居住区。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效法英国罗斯柴尔德的4%工业居住公司的模式，这个模式建立于19世纪80年代。

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放到家族在犹太社区内以赞助人身份出现的开始做慈善事业的大背景下来看，尽管其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总是很容易区分，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在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仍在继续建立专门的犹太慈善机构。例如1870年，詹姆斯·爱德华建立了伯克海滨医院，主要治疗骨科疾病。与此同时，埃德蒙重新改造了位于皮克帕斯大街的老犹太医院；除此之外，他和居斯塔夫各建立了一所新的犹太学校。在奥匈帝国，安塞尔姆于1870年在沃尔琳建立了一所犹太人医院。在法兰克福，不屈不挠的慈善家汉娜·马蒂尔德建立了一座犹太儿童之家，为患病的外国犹太人服务的乔金·萨拉·冯·罗斯柴尔德基金会，为犹太妇女服务的老年人之家（位于在热尔地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宅），在巴德·诺海姆的犹太妇女之家，同时还有一座为犹太穷人服务的位于巴德索登的疗养院，这是她在科尼格斯坦的夏宫附近的一个水疗城。在伦敦，犹太免费学校依然是最受关注的机构，犹太学院也是（只是受关注的程度稍低）。

然而，东欧犹太人的涌入带来了新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那些老机构显得束手无策。不像大多数的非国教教徒，英国犹太人对于对非宗教教育的政府支持的覆盖没有太急迫的要求，原因是他们可以保持自己对宗教教育的公共控制。与此同时，纳蒂以及他的亲属抓住了对课外组织的需求。举个例子说，纳蒂的妻子艾玛为布雷迪街道青少年活动中心提供了年度经费的60%，这个组织于1896年在怀特契佩尔建立，目的是让那些年轻的犹太男孩子不要去干坏事。她的儿子沃尔特为建立于1901年的海耶斯工读学校捐了5 000英镑，该校是为年轻的犹太罪犯所建，这笔钱差不多占了支出总额的1/3。两年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特费奥家族联合建了一所类似的女子学校，并明确目标为改善处于工人阶级的女孩所受的宗教教育。这些努力所包含的精神实质可以从列昂内尔1905年6月28日在哈奇森工人子弟活动中心开幕仪式上的讲话看出来：

我们希望能照看隔壁邻居的年轻人，而且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健康成长，帮助他们避开那些在大街上所受到的诱惑、那些来自于音乐厅和酒吧的诱惑。我们想慢慢渗透到这些孩子们的雄心中，让他们为自己身为犹太人而自豪，而且也为自己身为英国人而自豪。（欢呼声）我们想要教会他们那种坚韧的如运动员一般的精神。

很难为文化的融合想出一个更加理直气壮的理由。正如纳蒂在1891年对联合公会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所宣称的，“发展犹太社区的第一要务”是“使生活在伦敦东区为数众多的那些外国同胞英国化”。马克斯·彼尔波姆的漫画《泰特艺术馆的一个静谧早晨》暗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理解他们的外国同胞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画中的馆长“正在向一位委托人解释”一幅内容是关于身处一座犹太会堂内的一群东正教拉比的画所蕴涵的“美好精神向往”。那名正在提问的委托人蓄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头戴着高帽，手提文明棍，显然是阿尔弗雷德，他看上去似乎并没有被说服（见图3.4）。

图3.4 马克斯·彼尔波姆，《泰特艺术馆的一个静谧早晨》，（1907年）

资料来源：鲁本斯，《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XXI版

住房问题也期待着新的资助方式。在1884年5月，纳蒂应邀加入了贫民救济卫生委员会的理事会，专门致力于寻求为人口不断增长的居住在伦敦东区的贫穷犹太人佃户提供改善住房条件的方法，而伦敦东区，像斯比特菲尔兹、怀特契佩尔和古德曼斯菲尔兹这些地方，早在出现1888年碎尸者杰克的案件之前，就是臭名昭著的犯罪和卖淫之地。那一年为移民解决住房问题所迈出的第一步是建立了贫困犹太人临时庇护所，这里可以为单身男人提供最长14天的食宿，同时帮助家庭寻找住处。而由纳蒂领导的一家新的东区调查委员会也提出了建造更多永久性住房的建议——“租金在穷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范围内的设施完备的住房”——主要通过建立以此为目的的住房公司，而这类公司在19世纪60年代得到了大力发展，甚至还得到了理查德·克罗斯1875年提出的《技工和劳工住房改善法案》的支持。纳蒂显然是受到了他垂危的母亲对这个事情的鼓励，他曾试图动员其他有钱的犹太人——包括列昂内尔·科恩、贵金属经纪人F·D·莫卡塔、克劳德·蒙特费奥和塞缪尔·蒙塔古——的共同参与，但是到最后，成立于1885年3月的百分之四产业住房公司的4万英镑股本金中的1/4，还是不得不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另外一个主要的赞助者是由罗斯柴尔德支持的犹太人免费学校，这个学校在两年后借了8 000英镑给这个公司）。

百分之四产业住房公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用相当于每年所收资本4%的净红利的最少租金，提供尽可能多的住所”，而这种方式推出的公寓所表现出来的“骇人的功利主义”遭到了现代社会历史学家的谴责。然而，这种固定收益与那些纯商业性操作、以地主获取更高额回报为目的的做法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而且也可以看成是某种类型的补贴：这些公寓相对于它们所取代的那些贫民区毫无疑问是一种改善。在首批认购的消息公布后两个月，纳蒂在弗劳尔和丁街（位于斯比特菲尔中心区的商业街附近）以7 000英镑的价格从都市工厂委员会买了一块地。这座7层楼的简朴建筑由犹太建筑师N·S·约瑟夫设计，1887年4月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并且以夏洛特的名字命名。建筑内部的户型非常紧凑，可以提供给228个家庭使用（住房477间）。公司继续在布雷迪街建了一座类似的建筑，而且在弗劳尔和丁街又购入了第二块地，在1891~1892年建起了“内桑尼尔公寓”。

当然，如果把所有这一切都单单看成是对于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所做出的反应，那就大错特错了：作为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慈善工作看成是一种宗教义务，而且这种动力又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风气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仅举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的例子来说，她是全国女工联合会的总裁、女士行为规范组织全英妇女戒酒协会的行政管理人员、制止虐待儿童协会的活跃的理事，以及内务办公室委任的监狱监督员，这些活动是所有的自由党国会议员的妻子都会很乐意参与的。无论如何，像她的婶娘夏洛特一样，她对这一类的工作也是乐此不疲。她对于犹太人组织的参与也同样积极，甚至更为积极，例如犹太妇女联合会、穷人救济会女士联合访查委员会，以及犹太妇女防范及拯救工作协会（后更名为犹太人保护女童及妇女协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拯救“失足妇女”，比如未婚妈妈和半公开的妓女，并防止其他工人阶级的犹太女孩走上同样的道路）。这是夏洛特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种活动模式，而且这种活动显然给她和康斯坦丝带来了一种与他们的男性亲人从“账房”中或者政治上所获得的成就几乎一样的满足感。艾玛也是一位“身不由己”的慈善家：在1879年，她有记录的个人慈善捐赠就不下400次，而且还在都灵地区办了177件“好事”，包括参与教会女童联合会、青年女子基督教协会以及都灵少年禁酒联合会。

毫无疑问，这些工作存在某种“防御性”的考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表明可以依靠富有的银行家的自愿捐助来解决某些正在滋生蔓延的社会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越来越多的在政治上左倾的政治家认为，政府应该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进行直接干预；尽管新自由党人在世纪之交的提议比较温和，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那时期的富人一样，普遍对任何直接税收的增加都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特别是那些动机是针对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而提出的税收。罗斯柴尔德的论据是“资本”必须免除税收，以便能够得到积累；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增长，也才能期待更多的就业和更高的薪水。作为回报，可以依靠富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对保护穷人的切实需要进行捐赠。我们觉得值得在此稍作停顿，来对这个捐赠到底有多大作用进行一个大致的评估。阿方斯的遗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他做了一个很大金额的慈善遗赠，总值大约为63.5万法郎，然而，这只相当于他免税留给他的儿子爱德华的罗斯柴尔德合伙股份（1.35亿法郎）的不到0.5%。当然，这没有考虑阿方斯生前捐给慈善事业的巨额捐款，因此对于他的收入在这方面的支出所占比例的确定，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无论如何，这总是反对高税收的保守派的论据中一个明显的弱点，这种说法认为，总体来说，私人慈善捐款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达不到传统的10%的水平。

具体到犹太人慈善事业的情况，当然还存在更进一步的动机：他们意识到应该加速对新近到达的东欧犹太人的“英国化”步伐。当然，不会再有像罗斯柴尔德家族及他们的那些表亲们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所能得到的那种快速融入当地社会的那些机会。不管怎么说，他们到达英国的时候本身已经相对富裕，而且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在19世纪到来的东欧犹太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工匠。在这个背景下特别令人心惊胆战的时刻是1888年的东区裁缝大罢工。对于纳蒂这样强烈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在犹太人社区内部爆发的严重的行业纷争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他和塞缪尔·蒙塔古两人都急急忙忙站出来进行调停，希望能够在两边弥合分歧，尽管我们很难想象纳蒂对东区工人内部之间的关系能有多少了解。他们的干预反映了犹太精英们对扼杀任何在东区内部冒头的激进思想的迫切要求：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摆着俄国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那里对犹太人的任何迫害通常都在革命运动中假借着无数被夸大的事实。

批评家们有时候提出来的一种对罗斯柴尔德的善举的批评是，百分之四产业居住公司根本没有促进融合，反而是在鼓励建立新的犹太人隔离区。因此，有人指出在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里95%的租户是犹太人，但这其实是一种误导。在1890年2月18日的董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公司的布雷迪街住宅中，“力争达到基督徒租户对犹太人租户的比例实现33%~40%”。1899年，在公司的东汉姆项目中，预留了建造非犹太人礼拜场所的位置，“以使这个项目不再成为犹太聚居区”。根据1904年的数据统计，尽管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居住的主要是犹太人家庭，但是位于斯托克纽温顿楼群中的那瓦林诺大厦1/3的租户却都是非犹太人。在1911年，公司的坎贝威尔项目（伊夫琳娜大厦）则根本就没有犹太人。

当然，解决移民引发的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停止移民。然而，当限制移民的这种想法首次在19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圈子立即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用罗斯柴尔德的建筑师N·S·约瑟夫的说法，“那些提出不接收的说法与那些主张驱逐的说法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当反移民运动的倡导者阿诺德·怀特在1891年写信给纳蒂的时候，他对遭到立法院拒绝（尽管不是没有资格）是这样说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外国人大量涌入，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能力和精神上的疾病的原因，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这种情况应该是最不受欢迎的，而且应该避免。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大量来到这里就能够证明法律的公正。”无论如何，在世纪之交，保守党国会议员中认为需要对移民进行控制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把纳蒂——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党员——置于了一个很艰难的境地。在1900年的选举中，纳蒂在他东区的机构支持两位候选人（代表斯特普尼的威廉姆·艾登·伊万斯·戈登爵士和代表怀特契佩尔的戴维·霍普·基德）的时候，就遭遇了很大的尴尬，因为这两人是限制移民理论的支持者。当肆无忌惮的攻击性竞选言论出现在《犹太新闻》上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去东区的圣乔治地区打压一下工会联盟候选人托马斯·德沃尔。

在伊万斯·戈登的煽动下，移民问题被提到了皇室的一个委员会上，而纳蒂从来没有掩藏自己反对“拒收”的立场。作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当然是首当其冲被要求去作证的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包括阿诺德·怀特）特别提到说正是罗斯柴尔德的慈善行为像“磁石”一样吸引了移民，因此，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做出回应。纳蒂与委员会里的大多数人意见相左，他的报告提倡的是禁止“不受欢迎”的移民入境或者是将其驱逐，他对“不受欢迎”的移民的定义是：罪犯、心智残疾、传染病患者以及“臭名昭著的坏蛋”。在这份仅有少数人支持的报告中，纳蒂强烈地抗议说，这样的立法“会影响那些确实需要移民而且工作勤恳的人，他们刚到来时的贫穷的处境不应该作为他们没有能力获得自立的评判标准”。对于他来说，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在犹太人免费学校接受了初步教育的犹太小孩”在1908年成为了剑桥的数学优等生的案例的情况。“这位年轻的数学家的父亲早年从敖德萨逃了出来。我相信他过去通常都只能在很小的犹太人会堂里祈祷。他现在是一家小型裁缝店的领班，在那里他获得了较高的薪水，并且在一家小型的犹太人儿童学校任教。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评论道，“应该有可能为俄国作贡献，我希望他在这里也能做得很好。”

他的儿子沃尔特回应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不列颠应该成为那些在其他国家受到压迫和不公正对待的人的庇护所，只要这些人仍然是正派的，而且勤奋工作。”但是，纳蒂对1904年提出的议案的反对，以及他对自由党在1905年的补选中对迈尔·恩德议案的批评倾注全力的支持，仍然无法阻止法案在那年的年末表决通过。他宣称，这个法案建立了“一个警察干预和监视的讨厌的体系，以及护照管理和专横的武力体系”。然而，他也不同意代表委员会里其他成员所希望的对废除这个法案所进行的诉求，他认为，重新开启的辩论可能会起反作用，因此，他寄希望于政府在实施的时候能够采取比较温和的手段。否则的话，阿诺德·怀特就不会针对《1905外国侨民法案》说“首相及英国内阁……看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脸色更改了他们的政策”。

想让人倾向于接受移民问题还有两种其他的途径。一个是说服俄国政府停止他们对生活在俄国的犹太人所采取的歧视政策。这是大多数俄国犹太人所希望的，他们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凭借其金融杠杆，可以迫使沙皇政府修改他们的做法。事实上，从犹太人难民区里传出来的各种故事，比如《沙皇在罗斯柴尔德的城堡》，使罗斯柴尔德在人们眼里有了超自然的能力，而且人们在文学作品里梦想着他能够教训一下沙皇。由于拥有“所罗门王的御玺戒指”，罗斯柴尔德变成了“一位可以控制各国国家命运的人”，他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宫殿里，“那里有数不清的黄金，由巨人战士守卫着”。如果沙皇接受邀请在罗斯柴尔德的城堡中过一夜，他将会看到犹太人的光辉历史。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有着希伯来法宝神话的痕迹。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能就这个问题在圣彼得堡发挥杠杆作用的更多是金钱而不是魔法，但外交因素使得罗斯柴尔德很难做得比争取取消排犹政策更进一步。

另一个可能的做法是让尽可能多的新到达的人继续往前走。这实际上是犹太人社区很多年以来一直在实践的一个做法。在1867年，穷人救济委员会代表“海姆·科恩·哈海梅克”给纽考特写了一封信，说“这位非常值得帮助的”希腊商人遗失了8 000英镑，而且他希望回到希腊，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了他100英镑。几乎与此同时，阿尔弗雷德建立了东区移民与救济基金。仅仅在1881~1885年，大约有2 301个家庭在这个计划的资助下返回了东欧。在此期间，纳蒂资助了200个希望离开英国前往加拿大的家庭。1891年，他成了莫里斯·德·赫希在法国建立的犹太人殖民协会的8个创始股东之一，这个协会是一家帮助犹太人从俄国向阿根廷移民的机构；而且他个人提供“4万英镑前往南非的交通费，在那里选择适合进行农耕的土地，而且有优良的出海口。受资助人是在俄国犹太人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家庭数量为400~500个，而且是那些能证明他们在农业生产方面有成功经验并能吃苦耐劳的家庭”。“移民”转口的问题在1905年再度出现，当时来自俄国的移民家庭数量急剧上升。纳蒂在上一年对皇室调查委员会所做的评论指出，他将会支持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转口”移民。

但是，犹太人能否回到在《圣经》中提到的他们起源的地方去呢？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利用他们的财富在圣地上重建耶路撒冷犹太王国的想法早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隔离区内也有这种想法：“罗斯柴尔德是否是一位合适的亲王……去重新召集四处散落的以色列人回到上帝对他们允诺过的土地上，继承大卫王的王庭？”然而，尽管这个家族自从大马士革事件后就开始关心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并且持续不断地为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育和其他机构捐款，但是在很久之后，罗斯柴尔德才开始严肃认真地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殖民地的可能性。詹姆斯最小的儿子埃德蒙1882年在世界以色列人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扎多克·卡恩和迈克尔·艾兰格尔的影响下，也开始对这个想法表示出兴趣。这两个人把他介绍给了塞缪尔·莫希勒维尔，他是一位流浪拉比（当时在俄国），他想把一队犹太农民从白俄罗斯移民到巴勒斯坦去；而且侯赛夫·费恩伯格需要金钱资助已经建立起来的位于迦法以南的“锡安先锋”殖民地（现在的特拉维夫）。当埃德蒙给了费恩伯格25 000法郎在锡安先锋钻井找水的时候，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居住者也受到了鼓励，都开始向他提出申请，包括居住在卡梅尔山附近的萨马琳（后来的热克然·亚阿科夫）的一队罗马尼亚犹太人，他们表示他们希望的不仅是来自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钱，还包括领导。

埃德蒙热情地做了回复。按照他告诉塞缪尔·赫希这位“密可维以色列”农业学院院长的，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未来定居点的样板，有点像是一个居住点的核心区，围绕着它，可以逐步建立起其他的定居点”。所有新加入锡安先锋的新定居者必须签署一份申明，宣布“自己完全服从管理当局认为有必要以男爵先生的名义发布的有关土地开发及服务的所有命令，如果要对我采取任何行动，我自己均无权反对”。在这个显而易见的独裁基础上，埃德蒙命令莫希勒维尔的定居者在艾克然（后来重新命名为玛兹克雷特·贝蒂亚，用以纪念他的母亲贝蒂）进行葡萄种植。另外还有在罗西·品纳进行的丝绸生产试验，以及香水和玻璃生产，另外还有大量的犹太会堂、学校和医院——所有这一切都由男爵的“官员们”进行监管。尽管他始终坚持他所做的这一切不是慈善，而是建立一个在经济上可以自我持续发展的定居点。埃德蒙高度家长式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现在所说的“依赖文化”。到1889年，尽管投资总额达到了160万英镑，还是出现了很多经济失灵的迹象。尽管他在1900年把管理权移交给了犹太人殖民协会，默认了需要在更大范围进行的地方自治，但他仍然继续在犹太人殖民协会巴勒斯坦委员会主席的职权范围内以他们的银行家的身份发挥影响。到1903年，28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中的19个都部分地或者全部地接受他的补贴。完全算起来，他在定居点上总共花了有560万英镑。

埃德蒙的殖民冒险不应该等同于那种目标是建立犹太国家的具有犹太民族主义色彩的锡安主义，也不应该认为英国罗斯柴尔德在犹太殖民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私人利益。在1890年，纳蒂（与伦敦社区其他的知名人士，比如塞缪尔和科恩一起）出席了英格兰科维维锡安协会的开幕大会，这个协会团结了在1883年针对俄国排犹浪潮在当地所形成的各家锡安信徒组织。里奥对以色列——赞格威尔的犹太疆界组织提供了支持，该组织试图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和库尔德斯坦）建立犹太殖民点。但是这一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中没有谁会真正支持在中东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事实上，埃德蒙明白无误地告诫定居者，应该寻求土耳其的国籍。阿尔伯特更是表现得毫无兴趣，他在1895年接到了一份申请，毫无疑问来自一个异常啰唆的笨蛋，提出的要求更是让人啼笑皆非——10亿法郎，而且还不能少。

到了1895年，维也纳的剧作家和记者希奥多·赫泽尔确信“犹太人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离开欧洲寻找他们自己的“犹太人乐土”，遵循希腊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以及其他民族在19世纪时所走过的道路，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找到赫希这位同情的听众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试图赢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因为他相信他们会考虑将他们那没有外人知道的巨额资产“变现”，作为对他们所遭遇的反犹太人思潮攻击的应对，而他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历史性的使命”供他们去投资。但是，尽管经过了维也纳总拉比伽德曼恩的居中协调，赫泽尔致“罗斯柴尔德家族委员会”的信还是一直没能发出。他甚至没有从阿尔伯特那里得到对他第一次尝试的任何答复，因此苦涩地总结说，他的信“不应该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前，因为他们是粗鄙、傲慢而且自私自利的人”。相反，他应该通过动员犹太群众，发动“一场反对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的战斗”。

这种从讨好到挑衅的转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那些商务联系人中普遍存在的典型特点。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了他为他那疯狂的童话城堡申请的贷款后的反应也是如此：他告诉他的仆从去抢劫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然而，赫泽尔从来没有放弃获得罗斯柴尔德支持的希望。在1896年的5月份，他想方设法试图通过巴黎的总拉比扎多克·卡恩获得一次给埃德蒙陈述的机会，甚至提出如果埃德蒙能够同意出任领导，他将放弃他自己所创立的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当埃德蒙说他认为赫泽尔在土耳其领土上建立国家的想法对他自己的殖民计划是个威胁的时候，赫泽尔转变成了敌对的态度。一年之后，他宣称他们“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大不幸”。他在1896年8月试图获得一次与埃德蒙会谈的机会，然而结果只能是面临一次更大的失望。到1898年，他得出结论说，埃德蒙弱智，因此他应该去请求更有财力的阿方斯——这个说法通过他在10月份对锡安信徒的访问得到了证实。

开始，他在伦敦没有获得任何进展。1901年时，纳蒂甚至都不愿意见他（尽管有他的表妹巴特锡夫人的求情），而且当赫泽尔在1902年就有关移民的事宜在皇室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还发生了冲突。在那一次交锋之后，纳蒂清楚地说明他会“对建立简单纯粹的犹太殖民地的观点感到恐惧”。他宣称：“我弄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巴勒斯坦之梦是一个神话，而且虚无缥缈。”里奥也反对赫泽尔式的锡安主义。只是在赫泽尔改变了他的战略，认为在西奈的任何犹太人殖民地都可以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的时候，纳蒂才开始表现出了兴趣，把他介绍给了约瑟夫·张伯伦。他的支持在赫泽尔生命晚年时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尽管他们的英国犹太人在西奈的殖民计划由于外交障碍，最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赫泽尔提出的“犹太国家”的概念开始如此不当回事？部分原因是，尽管他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会从对他的支持中获得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好处——他甚至提出新国家的首任民选“王子”为一位罗斯柴尔德人——但赫泽尔的有乌托邦特征的银行体系很难对他们有什么吸引力。事实上，赫泽尔曾经有一种狠毒的倾向，如果他们反对他，他打算把对利他主义的声明与“清算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发动一场残酷的运动”结合起来。当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反对理由，而且赫泽尔自己公开地承认，如果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势必鼓励那些反犹太人的组织对现有的已经归化了的犹太人的国家身份认同问题提出质疑。纳蒂是一名英国犹太人，正如阿方斯是一名法国犹太人，而阿尔伯特是一名奥匈帝国犹太人一样。他们并不赞同赫泽尔的悲观和预言式的观点——受《新自由杂志》对德瑞夫斯事件的评论的启发——这样的公民权利可能会在某一天被反犹太人的政府取消。他们不仅没有把锡安主义看成是“对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个答案”，反而把它看成了对他们地位的威胁。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描述他们的漫画似乎更能说明问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作为离开德国的王廷的一部分，他们深受困扰，就算他们已经到达他们自己私人轮船的船坞边（见图3.5和图3.6）。这样一种大规模移民的景象，无论是朝向圣地或者（按照反犹太人的漫画中所幸灾乐祸地描绘的）朝向海底，所代表的不可能比否定他们家族自内森起在一个世纪以前以一名外国移民的身份进入英国以来所获得的社会地位更让人无法接受——那种在很多犹太人眼里看起来的王权、在大多数异教徒眼里看起来的贵族身份，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出生的国家所赋予他们的公民权利。就后来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赫泽尔是一个预言家。在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德国、奥匈帝国和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全部都成为了他所预见到的反犹太人大屠杀的牺牲品。但是同样也很容易看出他的观点在当时看起来古怪而且危险的原因。

图3.5 克里斯丁·肖勒，《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立共和国》

资料来源：赫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插图26

图3.6 《犹太人滚出德意志！》《政治宣传画》第17卷（1895年）

资料来源：赫尔丁，《漫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插图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