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

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曾相信过这样一个神话：“爆炸最终总能得手。”今天恐怖分子同样也创造了“总能得手”的神话。如果不能彻底根除国内恐怖活动的数量的话，至少这一数字可以通过加强治安维护，以及双方谈判的手段而有所降低。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恐怖主义相当严重。无论是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也好（爱尔兰和西班牙），还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好（意大利、德国和希腊）都会利用恐怖主义手段发动暗杀或毁灭行动。今天，除了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组织“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组织”（ETA）之外，犯有恐怖罪行的罪犯都已在押，或是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或是被劝降从此弃绝暴力，恐怖主义事件的数量得以骤降。虽然爱尔兰共和军的“临时派”离取得全爱尔兰统一的目标还相去甚远，但实际上，它还是被分化了。该组织领导层最终被迫在弹药箱和投票箱两者之间做出了选择。1968年的那些极端左翼分子已经过世，进了监狱或是面对权力的诱惑时，他们神奇般地温和了起来——被纳入了政府。当面临胁迫和对话的选择时，没有任何恐怖主义运动能够逃脱分裂的命运。

那么这种消除恐怖主义内部融合性的做法在中东是否行得通呢？只要以色列完全寻求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话，答案不言自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自2000年9月“阿克萨”起义至2003年夏天以来，已在以色列及其被占领土地上夺走了近3 000人的生命，其中2 000多巴勒斯坦人和700多以色列人死亡。阿里埃勒·沙龙政府在绝望之余，被迫采取措施在巴勒斯坦人定居地周围建造城墙；这个政策的采用既受到乌布利希的民主德国政府的启发，也有维尔沃德的南非的影响——一道贯穿圣地的“柏林墙”打下了新的种族分离政策的印记。

然而，只要有国家愿意资助，中东的恐怖主义就不会停止。恐怖分子的国际主义——或者说得更为准确些，针对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必须要求跨国援助。阿富汗、古巴、伊拉克、伊朗、利比亚、苏丹和叙利亚均支持恐怖组织的活动，要阻止其行为，必须通过对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这在2001年9月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明白无误的事情。而在冷战期间进行这种干预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任何举动都一定会引发苏联的反应。但即便是苏联政府的垮台给美国带来意想不到的“一超独霸”的地位，美国的决策者们依然很难做出只对那些国家给予象征性惩罚的做法。1986年4月，里根总统下令对利比亚的5个目标进行空中打击，用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话来说就是“给卡扎菲上一课，让他知道以国家的形式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12年之后，1998年8月，克林顿总统为回应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美国大使馆遭恐怖轰炸采用了同样的战术：发射导弹攻击阿富汗和苏丹境内那些与“恐怖分子有关联的组织设施”。这些举动收效甚微。实际上，发射巡航导弹去攻击一个（空的）帐篷的画面似乎成了美国无能的象征，这种战术后来被克林顿的继任者（小布什）描述为简直是“笑话”。

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开始对自己的军事实力信心倍增。1980年4月，美国企图使用空降的方式营救在德黑兰被劫持的美国人质，结果失败了，成为美国的耻辱，五角大楼于是进行了重要调整。美国在中美洲继续从事一系列秘密反共的行动，支持反对1979年在尼加拉瓜上台的桑迪诺政权的战争，资助萨尔瓦多反共政府，把洪都拉斯变得还不如美国的一个武装营。总的来说，对于这个地区采用的手法还是老一套的“我们豢养的狗杂种”（美国总统里根的名言。尽管某独裁者也许是个狗杂种，“但他是我们豢养的狗杂种”，所以仍然得到美国的支持——译注）的方式，只是以冷战式的花言巧语作伪装，平添了少许新意。公众对此的兴趣是有限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3的美国人以为反桑迪诺的武装是在挪威打仗。而小说更多的是描写80年代一些公开的干预行动。1983年10月，为了扭转当地左翼政变的局面，里根总统下令全面入侵加勒比海地区一个非常小的格林纳达岛国。此次行动的代码——“紧急愤怒”，表达了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心态发生了某些变化。继格林纳达一战胜利，6年之后，老布什总统下令推翻巴拿马的曼纽埃拉·诺列加将军的独裁统治的行动再获成功。虽然此前存在美国同意在1990年1月将巴拿马运河移交给巴拿马的事实，但诺利加宣布先前5月进行的选举为无效这一事件成为25 000美军全面入侵巴拿马的正当理由。这个命名为“正义事业”的军事行动是新的开端：使用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以单边行动推翻而不再是扶持一个独裁统治政府。

这种新的信心的来源部分出自美国国内。高华德–尼科尔斯的1986年国防部重构法改变了美国军事的指挥结构，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拔为总统的主要军事顾问，更为重要的是，设立了新的军事精英阶层，以五大战区组成“联合作战司令部”，每个司令部对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所有兵种和军事行动全权负责。尤为重要的是，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转型成为一个新的中央司令部，所谓“中央”的地位已经超出了一般地理概念的范畴。在这个新的结构框架下面重新描绘的地图集，让人感到其中深藏着非常重要的操作含义。因为，显然美国并没有均匀地在这五大区域里部署部队。中央司令部缺乏可以调派的部队；主管从非洲好望角到中亚这一块极具战略意义区域事务的指挥官起初只有一个“酋长”，但没有几个印第安人。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高度机动灵活的特种行动部队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的军事实体预算的剧增恰好与国务院经费的锐减发生在同一时间。首先，重新考虑美国的作战方式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接受了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最终取得了理论上的成果。老布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曾清楚地说明哪些是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今后决不应当出现在越南战争中出现的现象，即指挥战事的指挥官们“默默地忍受美国人民既不理解、也不支持的这样一种战争，且政府对它也是三心二意，战争的理由也不充分”。从今以后，美国“除非被认为是在从事与国家或我们同盟的利益生死攸关的事情，否则不应考虑出兵海外”。一旦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出兵是最后的解决办法的话，部队必须“全力以赴，并怀有制胜的明确意图”。他们应当被给予“经过明确定义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无论方法还是目的都“必须不断进行再评估和调整”，而且我们必须“以合理的方式确信，我们取得了美国人民以及国会中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的支持”。（为了确保国会的支持，鲍威尔后来增加的附加条款就是美国的所有干预行动都应该有“退却战略”。）

鲍威尔强调有必要将目标透明化的想法是诚挚且有益的。他明确表明，在他的领导下，不会再发生像1983年黎巴嫩远征惨败的事情了。然而有一点很重要，鲍威尔心中所想的干预是要在全球战略背景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的事情。柏林墙才倒了一个多月，就发生了对巴拿马的入侵，这两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根本不是巧合。来自苏联的威胁使得美国更倾向于偷偷摸摸地做，通常是为了保护可信赖的、反共的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执政者。而现在，随着苏联的崩溃，美国可以采取相当公开的方式进行干预了，至少可以道貌岸然地代表民主的力量了，不仅仅是在拉丁美洲，而且可能的话，在世界任何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真正的历史转折点并非是“9·11”恐怖袭击事件而是“11·9”。1989年民主德国的11月9日革命以后，事情突然变得非常清楚，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不会，也不能够再把坦克开进东欧城市里来维持苏联帝国了。考虑到德国的重要性，一个由联邦德国领导的两德合并开始了，这曾经是苏联前领导人们最为黑暗的梦魇。接着便暗示着，从现在开始美国多少可以不必有太多顾虑了。12月2日那一天，布什和戈尔巴乔夫都正式宣布冷战结束。12月19日，入侵巴拿马便开始了。

1990年8月2日，当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时，他无意间为美国用刚刚对付诺利加的办法来对付他创造了机会——或许并不如此。因为，即便苏联处于危机之中，中东也不完全是中美洲。对巴拿马的政变是由美国单方面实行的，国际抗议之声几乎只是嘀咕了几句，就不了了之了。然而，有两个关键的理由证明伊拉克是不同的。首先，大家认为（这在1990年几乎是全世界公认的）对于中东的干涉需要取得联合国的批准和认可。其次，即便在联合国取得了一致通过，在无政府的伊斯兰–布尔什维主义者眼中，这种认可仍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在冷战中所取得的胜利——在遥远的、几乎被遗忘的喀布尔的废墟中——也已经成了他们的胜利。

在20世纪，美国的地缘聚焦点不断地变化着。世纪初的时候，它是西半球世界的帝国，东至加勒比海地区，南入中美洲，西达太平洋。到了20世纪中叶，它勉强被迫将触手伸到了欧洲，很大部分原因是冷战的缘故，西欧的安全看似比亚洲或实际上比加勒比海地区更为重要。然而，中东逐渐成为美国战略转变的中心，原因是以色列、石油，还有恐怖主义。冷战的结束，给了美国使用重振旗鼓的军事实力对付一个或几个危险国家的机会，这些国家同时威胁着以色列，霸占着石油，而且还资助恐怖主义。问题并不是美国要不要对这些公开宣称的仇敌采取行动而是它是想单干呢，还是会与它长期以来的盟友们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