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口

我们如何解释在陆上作战的关键战役中，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会在作战效力和效率上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呢？

关于这一点，最广为流传的解释仍旧是：协约国的指挥者是“蠢驴”，以英国为代表，这些指挥者“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前景抱有吹毛求疵、艳羡他人的死板心态，心志没有完全清醒和成熟”。正如T·E·劳伦斯所言，“上战场的人都是英勇的男子汉，但在后方指挥的将军们却总是将他们稀里糊涂得到的东西再愚蠢地拱手让人。”劳合·乔治也曾讽刺那些指挥者“混乱的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堆满了毫无价值的杂物和垃圾。有些垃圾直到战争结束后还待在里面没有被清除掉……除了听信传闻，他们对真实的战场一无所知。”现代作家同样继承了这种观点，例如拉芬。在他眼里，英国的战争指挥官们是一群高傲无知的“屠夫和笨蛋”。最近，更多的学者试图重新定义这种质疑。他们认为，这些指挥官对堑壕战的本质领悟得过于迟缓。在指挥战争时准备不足，使用大炮进行攻击，并且没有明确的目标；在时机发生转变时固守老一套的方案；一心想突破德国人的防线，而并非对他们施加伤亡上的打击；在缺乏价值研究的基础上一味以占领土地为主，并没有调查该片土地是否具有使用大炮的价值。比德韦尔和格雷厄姆认为，士兵们在出征前缺乏对真实的战争本质的认知，并且没有适应新的战术和技术。

为了替这些“英军参谋”从诽谤和中伤中开脱，下面列举英国遭受相对高伤亡打击的几项原因：

1.在德国人成功防守的情况下（正如加利波利的土耳其军队），英方不得不发起进攻。现代的枪支火力使士兵们不得不从战场转移到堑壕和防空洞中作战。在大炮和弹药充足的情况下，防守会被攻破，但是这种突破无法为攻防带来任何好处。大炮制造了进攻的机会，但同样摧毁了它：炮弹将土地掀翻，使向前推进遇到了困难，冲锋的部队不得不在掩护射击的保护下撤退回来。而当进攻陷入困境，残余的敌对势力便有机会得手。特兰将发起进攻的部队比喻成一只腿打了石膏的拳击手：强壮但却迟钝。这种状况出现在几乎所有战场中，用富勒的话说，“对于每支部队来说，真正的敌人是子弹、铁锹和铁丝网。”

另外一个技术性问题是不当的指挥、控制和沟通。1914年，英国已然没有为远征军开发足够的航空侦察、航拍和信号通信等手段。地图的绘制也出现了误差。前线的沟通线路中断，导致部队一旦离开某一地点之后便失去了联系。作战中，尽管之前经过精心准备，在每条线路上都埋好了电缆，但通信总会被敌人的炮火切断。因此，参谋们不得不依靠侦察兵来获得只言片语的情报。直到1918年，复杂的信号服务才问世，无线电机得以使用。但通信技术的缺陷并不是造成进攻一方巨大伤亡损失的关键原因。正如霍姆斯所言，“西线战争的特点并非是由杀伤力的提高赋予的：实际上，通信技术一直落后于装备技术。防守者很容易在退却后利用通信报告自己的失败，而进攻者则不可能再折返到已经损毁的战场去报告战绩。”

2.由于联合作战的紧急需要，英国士兵常常被迫在时机未成熟的情况下发起进攻。若不是“不知道俄国军队能在德国的进攻下坚持多久”（基奇纳言），英国远征军也不会在1915年发起时机上并不成熟的进攻。基奇纳还警告内阁说，若拒绝霞飞所希望的合作，那么就务必要对同盟国造成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打击。埃舍尔1915年1月曾说，“法国士兵很优秀，但他们能够承担的压力有限。”1915年3月，法国取消了进攻维米岭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本来是作为配合英国的新沙佩勒战役进行的，这种事情不不罕见；而约翰·弗伦奇爵士无论如何都已经证明了他的意愿——“忠实地与盟友进行合作，并保持一贯的热情”。此外，索姆河进攻的日期、具体时间和地点都由法国一手敲定，而非黑格。

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917年。直到1917年6月的梅西讷战役，英国军队才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战略计划行事，即自主决定攻击时间和地点。但独立行动并不一定能赢得战争。英国需要与盟国进行有效的合作。只有当面临1918年德国展开的攻势时，英国军队才接受了欧陆责任：在法国指挥下的统一作战。即便如此，事情开展起来仍是困难重重。比如由潘兴指挥的美军坚决反对佩塔因领导下的联合作战计划，轻蔑地拒绝了接受更富有经验的领导人指挥的机会。

3.不同于德国的军队，英国士兵对陆上作战并不擅长。1919年6月，黑格回忆道，“我们在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了战争……在战争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拼尽全力弥补我们的不足。”例如，和平时期部队中仅有一位参谋，财政限制仅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统帅部和远征军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指挥层级关系。骑兵团指挥艾伦比身边竟连一个固定参谋都没有，原因是配备给他的人都缺乏经验。因此，英军的指挥团体从一开始便是临时东拼西凑而成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我们不要再为他们找借口了——英国常规军的整体军队文化妨碍了这个临时性团队的效率：下达命令的等级制度基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以及上级对下级的质疑；根据人脉关系，有人可以一直得到晋升；私下的不和也可以导致军官之间的“分裂”。这些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例如当黑格质疑劳林森最初的索姆河计划时，后者认为自己无法坚持立场，结果是黑格执意要贯彻自己自杀式的突破目的。劳林森说道，“无限制进攻简直是在赌博，但D·H·劳伦斯执意为之；我只能去干些别的理智的事情了。”部队的军官无法擅自篡改主指挥官的意见，尽管这可能会让成千上万的生命岌岌可危。部队中每层级别都有这种限制。政令上传下达，从一而终，不容置疑。这造就了只会“听候命令”的军官、军士和战士。正如J·M·布恩所言，在战斗中，“当德国的炮击将通信中断之后，英军便不知所措，陷入瘫痪”。如果用工业组织的术语（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来说，这是一种“层级管理负责制”，并且没有机构和途径将“下级经理”的意见向上反映到总部。也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在这场道德大于物质的竞赛中，支持战争技术的人无法动摇那些传统的战争信徒。人们过分强调道义、勇气和纪律，而忽略了武器技术和战略战术。

让旧有的部队充斥新征入伍的人同样无法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会适得其反。扩大队伍意味着更为浓重的官僚气息。正如查特里斯指出的：

军队的责任范围也会随之扩大：食品供应、道路和铁路交通、法律条款的制定、工程、医药、教会、教育、邮政，甚至农业，还要管理除了伦敦之外英国庞大的公民群体……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纯军事领域的问题……让人惊异的是，除了交通和邮政，其他所有组织都要受到常规军的控制……每个部门都配有一位领导，而所有的领导人员都要听从一个人的安排——长官。该长官每日会见同一位大部门领导的次数不会超过两次，且每次接见的时间很少超过半个小时……

马丁·范·克里菲尔德认为，就连下达的命令本身都带有官僚主义的性质：“战争的行动指导从战场转移回公司和政府部门”，不知不觉中，“公司和政府部门提出的方案”重新渗入并“统帅战场”。多米尼克·格雷厄姆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组织上的行事趋势，从新沙佩勒战役到康布雷战役，英国远征军的学习曲线呈持平状态，甚为可悲。因此，当英国远征军知道如何打好防御战时，他们在进攻上却不得要领，因此无法胜任与不同军队进行合作作战的任务，也无法掌握火力与行进相互配合的方式。没有人肯花费力气将最简单的操作原则讲明白——“射击技巧在于逐渐掌控优势火力点，利用有利位置对敌人造成最大程度的伤亡”，同时将我方的损失降到最小。

此外，大炮和坦克这样的武器通常被当作辅助步兵团的工具，而非有机作战系统的组成部分。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陆军部要花费13个月确定坦克样品，用7个月的时间对坦克在战斗中的使用进行部署（首次亮相是在1916年11月的索姆河战役中），再用14个月才能投入到大规模使用。而事实上，早在1900年左右，坦克的零部件——保护板、内燃机以及履带系统——的技术就已经成熟，装甲战车投入战争的理念也已提出。就算一切都可行，指挥官们同样会忽略如何使用它们的专业建议。甚至在亚眠战役之后，黑格仍然拒绝机械战的建议，坚信人力才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在决策层的保守主义之外还出现了“帽徽忠诚”的现象，它鼓励军官和士兵以在哪个营队为身份鉴定标准，而并非以旅或者师为单位。

从英国对火炮的使用中可以更明显看出其缺点，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火炮是作战的关键。从1914年开始一直到索姆河战役，英国就面临着大炮短缺的局面，缺乏足够威力的枪炮和充足的弹药储备（烈性炸药的供应更为不足）。大部分大炮是“观测使用”的，这就意味着炮手们只能打击到他们视域范围内的目标（这就妨碍了间接射击和反火炮射击），地图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瞄准射击也变得更加困难。1915年9月的卢斯战役中，在没有足够的大炮做掩护的情况下，步兵发起了进攻，造成英方6万士兵的伤亡。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步兵和大炮是要配合进攻才有成效的。

1915年年底，英国的炮手们已经掌握了间接瞄射，首次实际应用通过高空侦察来确定目标。越来越多的重炮（特别是榴弹炮和大口径枪炮）相继问世，随着需求的提高，弹药的供应量也随之提高。大炮主要是用于首轮的轰击，头几次尝试是以上升弹幕的形式完成的。然而，这几次为数不多的进攻却是无足轻重的，同时也为索姆河战役打上了低效率的烙印。事到如今，协约国的参谋们终于相信，由于大炮的目的是摧毁敌人的防御阵地，因此炮击时间应当延长。用约翰·弗伦奇男爵的话说，“如果弹药供应充足，那么敌人的防线将被轰出一道缺口。”正如佩塔因所言：“大炮征服据点，而步兵则负责占领它。”弹药的重量弥补了精准度的不足。然而黑格决定同时炮轰德国的两条防线，使得炮击的威力减半。更严重的是，军火质量不尽如人意（有30%的产品根本没有爆炸效果），1/4的枪械因为过度使用而只能被废弃。高爆炸药仍然属于稀有产品，同样有待改进的还有无数的技术漏洞：校准调节并不精确，地图测绘同样不精准，差劲的通信阻碍了观察射击，反火炮射击往往是无效的。除此之外，英军的射击计划同样失灵。最糟糕的是，1916年的炮轰在其首轮的摧毁任务中不仅以失败告终（黑格低估了德军的防守力量），同样为后继的步兵推进制造了麻烦。1917年4月的阿拉斯战役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破坏性任务行之有效，首轮进攻更是节节胜利，但战场的地面严重损毁，给枪支的使用造成了困难。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缩短轰炸时间以保证突然袭击顺利进行的重要性，而仍然固守僵化的射击计划，因此无法利用初步胜利继续实施打击。梅西讷战役中，技术有了进一步改进，表现在毁灭性爆炸打击和成功的徐进弹幕射击；但英国的伤亡人数仍旧比德国高出了2000余人。康布雷战役中，坦克进攻之前的短期密集炮轰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之后的弹药储量却往往不足以应对德军的反攻。

与此相反的是，德军在军事行动和战略把握上堪称典范。米夏埃多·盖尔认为，鲁登道夫在1916年重组军队的行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分水岭，它取消了“百试不爽的等级体系对那些期待建立行之有效的暴力组织的人的压迫”。当英国仅仅将新式武器移花接木到陈腐的理念上，并仍旧纠缠于人力的问题时，德国人则因势利导地对新的技术装备采取新的战略对策。德军一流的进攻方式是对“深度防守”策略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从截获的法国档案中剽窃来的）；陆军上校格奥尔格·布鲁赫米勒对“徐进弹幕射击”以及“飓风式”轰炸做了改进；“冲锋队”也有所改进，其成员经过严格的特别训练，行动敏捷，武器精良，他们的任务是渗透到敌军的防线并从中进行破坏。1918年春季进攻时他们大显身手，而早在1915年8月他们就已经牛刀小试了。

战后，诸如G·C·温这样的历史分析员对德国的深度防守战术大加赞赏。本质上，德国采用了另外一种体系作为替代：对范围更大的防线给予正面射击，辅以小股人员在侧腰对进攻者实施破坏。敌方炮火主要的打击对象是前线，因此该区域的力量大为削弱；但防线之后可另开辟一块缓冲的防守地带，因此德国的所谓“防线”不仅包括了分散的前哨部队及火力网，同时还有进行反击的力量储备。在击退协约国1917年的进攻过程中，该战略发挥了显著效果。直到1918年年初，协约国才开始效仿这种深度防守的战术，但它们永远无法掌握其要领。基础的先锋队战略战术中，还有一条适用于进攻的类似原则，该原则中，小股部队的流动作战和灵活作战再一次显示了其重要性。

德国的战略实力根植于其独特的军事文化。迪普伊认为，德国军事机构“挖掘到了军事优势制度化的秘密”。马丁·塞缪尔斯斯同样指出，德国战争哲学的特殊性，体现了其无序的本质。反过来，这些特性影响了其军令结构的形成。德国人青睐“指导性命令”（目标明显，决策分散化，各层级间灵活处理事件），而英国更倾向于“限定性管控”，因而扼杀了主动性。此外，按照这一逻辑，双方的训练方式也有分别。德国“无序理论”要求高质量的训练，以加强不同条件下的适应性，而英国仅需要服从命令即可。此外，德国军官并未停止过对如何完成任务能力的培养；军官团队精英云集，无能的军官都会被残酷地扫地出门。古德蒙松的作品对此有更加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冲锋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自我完善的军官团”。

战前那些批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声音中，有些嘲笑它向士兵灌输“盲从理念”。诺思克利夫勋爵曾愚蠢地吹嘘，由于英国的个人主义以及体育精神的传统，英国士兵在主动性和创造性上比德国更胜一筹。而没什么比这个观点更偏离事实的了。实际上，正是这些大部分都是业余选手的英国士兵，才带有对命令过度言听计从的心态，以及军士级别以下人员不假思索地盲从的特点。相反，认识到“摩擦分歧”和通信的中断会导致行动计划细节很快丧失效力，德国自始至终都激励他们的士兵在战场上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