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两岸的反事实假设

不仅是英国及其前殖民地，欧洲大陆的观察家也曾对美国革命的结果有过反事实假设的思考。1776年，法国政治经济学家杜尔哥在其备忘录中表示了希望美国能够在战后成为独立国家的愿望；但如果结果相反，英国军队投入到北美战争的规模必然使之能够进而征服从纽芬兰到巴拿马的所有殖民地，将路易斯安那的法国人和墨西哥的西班牙人驱赶出去。大西洋两岸的和平和贸易往来可以促进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1776年到1783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殖民地的经济，将其发展推迟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战争，自由主义政体下的北大西洋地区将会变得富庶而强大，其在法国引发的将会是社会改良派的改革，而非由哲学家启蒙思想激励而产生的革命。因此以下这点很明显，不用再过于强调：如果美国革命没有采取1776年到1783年的形式，法国也就不太可能在1788年到1789年在致命的财政危机中无力挣扎乃至最终崩溃。

这个假设太过宏大，离历史事实也太远，以致算不上是一种历史学的探问。如果要对历史进行反事实的假设，分析者必须要留心不能陷入一种简单回避的论证逻辑：要不是开始的某些错误、悲剧性的结果，一切本应很顺利，人类本可以避免战争而进入和平发展的黄金年代。以1914年或1939年的视角来看，英国观察家也许在回顾历史时很懊悔错失良机，会认为原本可以创造一个和平而繁荣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北大西洋地区，由于拥有相同的自由主义政体和商业价值观，它会和英国联合一致、关系融洽。英国历史学中的辉格党自由主义传统将美国革命归因于英国本应很容易避免的政策失误，尤其是乔治三世的个人失败，以此让以上假设显得更为可信。但这种解释正日益失去其说服力。18世纪70年代的战争也许的确能得以避免，却也不能保证未来永远的平静安宁。

奴隶制最终会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打破这个辉煌的帝国，就像它在此后的60年代让美国南北对立一样。18世纪60年代的印花税法案被殖民者看做是对自己财产的侵犯，如果这样轻微的侵犯在北美殖民地都招来近乎一致的反抗，那么英国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会引发多么激烈的反应？一旦宗主国这样对殖民地事务进行干预，正如1834年英国在其他殖民地的做法一样，也许会让美洲殖民者联合创建一个比波士顿茶党更大的组织，以便进行更猛烈的抵抗。就像历史所表明的，19世纪60年代的奴隶制战争完全不需要英国插手，北部获得了胜利，奴隶最终也得到了解放。所以如果战争发生于英属殖民地时期，这个结果则能够进一步地巩固帝国的统治。

现实为好的可能与坏的可能覆上了一层面纱，我们迫于现实的压力，很难揭开它去一探究竟。然而，尽管有些人在回顾历史时认为英国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必然会发生，我们还是有另一种方法来说明它们原本未必会发生，其发生是当时人们始料未及的。1660年、1688年和1776年的大事，就属于这一类事件。同样，很有可能成功的一些行动在霸权意识形态的解释下，重要性被大大削减，被描述成了莽撞的冒险，比如1744年法国曾试图入侵英国，还有1797~1798年法国差点在爱尔兰登陆以支持其反抗。这两个例子中，国内势力都计划寻求外国军事力量的支援，但都没能实现；但如果它们都和1660年、1688年和1776年那样成功，历史的发展将是另一番前景。

所有重大事件的历史重构背后都有反事实假设的潜在支持，只有持有强烈目的论的意识形态才会谴责对可能性的开放性设想，并认为这种做法早已臭名昭著，是不切实际的怀旧情绪在作怪。然而怀旧的理论说法只是意识到那些没有作出也不会实现的选择，但它有时候陷在过去生活的琐碎细节里，有时候则完全不加批判地沉浸在国家或部派的神话中。但不管这种情绪内容是什么，判断正确或错误，其方法论意义都表明大众对历史更倾向于非目的论的理解。拉斐尔·塞缪尔提醒我们，思想正统的人有充分的理由并出于本能地反驳和贬低大众对历史的态度：不管怀旧情绪多么普遍、多大程度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经验环境，它的非目的论结构都与现代社会的严肃信仰产生了强烈的矛盾。

普遍来看，人类很少关注反事实的假设。当然，不管反事实假设在逻辑上有怎样的地位，但总是懊悔于过去可能的选择也没有什么益处：

泪水悄然淌下，但他们立刻拭去；

眼前是整个世界，何处才能安身？

神将会有所指引：

手拉着手，他们缓缓漫步，

穿过伊甸园，踏上寂寞的路途。

这种精神上的局限有一部分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一个重大决定一旦被采纳，一个重大的反事实假设一旦实现，就必须在后来的回顾中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确选择获得合理性和必然性。随后，出于赞颂的目的，人们还会将价值观施加在这个新的结果上。不过，一个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方法论的考虑。W·B·加利对此有相关论述（或许其中体现的沾沾自喜有点过头），他提到历史解释怎样吸收并适应混乱无序的偶然性事件。其隐含的意思表明，即使是一场偶然发生的“空前的、让人希望破灭的灾难”，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进行某种反事实的假设。

然而，如果更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任何历史探问都从偶然性和反事实假设开始，很快就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反事实假设展现了若干可能选择，这些选择很明确，也具有历史的连贯性，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依靠它们去设想可能的未来。相比之下，不管我们是从事件本身的价值、出色的论证中，还是从原则或制度的内在逻辑中作出的推论，强调偶然性的观点认为，不仅事件不会这样发展，而且所有的反事实选择自身都会迅速分化为无数的可能性。如果一种反事实假设很快就分化为无数由偶然性决定的可能选择，人类也不会因此产生多少遗憾和悔恨。这些困难使得我们无法把反事实假设推向重要地位。事实上，人类对安慰的需要大于对解释的需要。毕竟，重视偶然性力量的历史学家及其强调反事实假设的同伴们同样也能告诉人们，如果夏娃没有把苹果递给亚当，也会有别的事情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