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政治

这么看来，部分原因或可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理想主义，但从来没有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能爬上中央政治局的最高位置。戈尔巴乔夫再三宣称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不仅表达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信念，而且也反映出他相信苏联必须继续扮演超级大国的角色。他一相情愿地认为苏联可以在技术能力上与美国竞争，这种想法促使他改变了自斯大林时期以来已被公认可靠的国内政权结构。西方仿马克思主义（Marxoid）学者坚持认为国内政策是政治的基本要素，但作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出于对国际地位的迷恋，公开指责国内的停滞状态对体制造成了威胁。克格勃里掌握了西方技术先进程度的顾问和专家也都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至少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会出现试图直接和苏联进行军事对抗的美国政府。事实上正相反，西方国家十分愿意看到苏联及其体制以一种不具威胁性的形式继续存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打破了停滞状态，却也让苏联失去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原本苏联可以不作什么努力就能在国际力量格局中获得有利位置。他对经济改革的狂热尝试实际上破坏与扭曲了苏联本身的经济结构，情况变得比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烂摊子更糟糕。

民主德国的经济在1989年崩溃了吗？简单地说，是，但这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回答的。当然，在损益的意义上，数年来民主德国一直在走下坡路。它努力获得硬通货来支付对西方债务的利息，经济方面日益艰难，但为应付西方银行承受的真正压力并非来自苏黎世或德雷斯顿的那些银行家，而是来自克里姆林宫。民主德国要从西方获得新的贷款并不困难。凯恩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假如一个人欠银行1000英镑无力偿还，他会有麻烦；而假如他欠银行100万英镑无力偿还，就轮到银行着急了。设想假如民主德国在硬通货债务上持一种“还不了，也不想还”的态度，西方的银行难道还会派出法警吗？显然，他们很可能会重新调整还贷计划并提供新的贷款，最坏的情况也就是把债务一笔勾销。实际上，民主德国在经济上感到的压力来自东方。戈尔巴乔夫想要终止数十年来对“小兄弟们”的慷慨资助。在1973年欧佩克第一次上涨油价后，苏联调整了对东欧阵营的能源价格，但仍然大大低于世界水平。跟东欧阵营内部贸易完全市场化的价格相比，苏联能源价格的上涨并没有让东欧国家过于为难。1989年之后，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发生了崩溃，这也展示了假如戈尔巴乔夫坚持改革他们会遭到的命运。

波兰和匈牙利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在1989年以前就已尝试了自由化经济改革的一些措施。1989年以后，它们就分道扬镳了。波兰采用了最为激进的休克疗法（尽管它并不像其推崇者所认为的那样无所不能），而匈牙利的私有化进程则相对平缓。1989年夏天，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赢得了选举，在此之前，尽管雅鲁泽尔斯基及其部长们想方设法奖励和刺激合作制企业和事实上的小型私有企业，但波兰经济仍然停滞不前。为了解除对波兰企业家的束缚，政治改革迫在眉睫——尽管那些带头下海的人往往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已经拥有积累多年的资本和广大的人脉）。

不过在匈牙利，巨额的债务并没有随着1990年非共产党政府的当选而消失。1994年匈牙利共和党改革派重新执政后，债务仍然没有消失。匈牙利经济的人均负担仍然比墨西哥还要沉重；政府急于支付债务利息，无暇对少数几个盈利的国有部门进行私有化。但无论如何，匈牙利挺了过来。

市场希望苏联也能挺过来。尽管资本主义市场有其吸引力，但它会犯错，也的确出现过问题。不幸的是（在这里不太恰当地引用拉杰克的党“绝对正确”的声明），错误地顺应市场往往会比正确地反对它获利更大。当然，直到1988年，克里姆林宫首次发行的欧洲债券（10年后到期，利息仅为5%）还被全世界资本家争相收购。瑞士的金融规范机构对这个新商业伙伴相当有信心，竟没有按照惯例要求它公布债务和外汇储备的状况。而正是由于苏联领导人不顾稳定而发起的政治改革，引发了西方借贷者与潜在资助者对苏联的信心危机。

戈尔巴乔夫和总理雷日科夫坚持认为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不应再从苏联以廉价价格进口能源与原材料，而应在内部交易中实行硬通货结账体制。1989年之前，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在用可转换的卢布体系进行支付时，仍然能够不可思议地避免或消除讨厌的贸易不平衡。苏联领导人随即决定强行用美元取代卢布作为成员国之间的结账货币。这个决定的迅速和残酷让华沙条约组织各成员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事实上，在市场强令对各国造成全面影响之前，它们的政治体制已经瓦解了。新当选的民主政府不得不接手这个糟糕的局面。

苏联有必要执行这项措施吗？如果再次从纯粹的市场角度来看，这当然是有意义的。苏联对兄弟国家的资助，的确影响到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它这么做并不是出于社会甚至经济的需要，而是有政治意图。由于经济资助和军事统治，东欧国家不得不紧密地依附苏联。实际上，它们的贫穷让苏联得以成功地维持其统治地位。假如它们成为市场化导向的国家，以世界通行的价格购买原材料和能源，那么它们没有理由一定要从苏联那里购买。出于经济方面的许多考虑，它们会转向西方的供货商。

因此，苏联对苏维埃阵营国家经济实行改革的尝试将大大动摇现有的政权。东欧那些曾是苏联附属国的国家抵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让他愤恨不平。而实际上，对于是什么在维系着苏维埃阵营这个问题，昂纳克和齐奥赛斯库的认识远比这个斯塔夫罗波尔新贵清醒。苏维埃阵营中一些小成员国的领导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还是小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了，所以论事理，他们更明白。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激怒了戈尔巴乔夫。而讽刺的是，戈尔巴乔夫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直系继承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的阐释者，而他实际上正在一一清除他们留下的遗产。

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集团已造成政权出现瓦解的危险，当他的一些同志试图阻止它陷入混乱局面时，为时已晚。在被监禁释放后，戈尔巴乔夫的举止表现出他本人的幼稚。他没有如很多人期待的那样通过大肆进攻已奄奄一息的苏联共产党来挽回自己的地位，而是大谈共产党在社会重建中的作用。这些尴尬的言论只是证明了他是多么不切实际，而只有西方才把他当回事。

改革加速了苏联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衰退。戈尔巴乔夫的“破坏”效应使得苏联那些原本还能自行发展的经济领域也遭到破坏，至于提高苏联经济能力以便在高科技方面进行竞争就更不用提了。苏联经济原有的能源与原材料基地在1985年令人惋惜地遭遇了管理不善、浪费和偷窃的命运。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破裂（人为因素和生态灾难共同导致）在那几年屡见不鲜。即使是曾经的苏联体制对于这些方面也不可能如此漫不经心。（斯大林的确不关心计划与工程的人力成本，但他并不喜欢浪费物质资源。只有在社会失序时，才会灾难性地大量出现对基础设施的漠视。）

尤其从1991年开始，苏联的原材料（比如有色金属）及石油、天然气资源遭到了大肆开采，从前的国家管理者在一场对资产史无前例的大肆倒卖中，中饱私囊，贿赂自己的政治后台。这种行为导致世界市场上这类产品的价格直线下跌，而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们无暇填写纳税申报单，国家的生存面临危机。苏联解体后的国家税基不稳，而被大肆倒卖的又都是不可恢复性的资产，生存危机的出现是必然的。尽管人们常常把前苏联资产倒卖的资本主义阶段与美国一个世纪前的“强盗式资本主义”阶段进行比较，但实际上前苏联对资产的廉价售卖与19世纪晚期石油大亨与铁路巨头们对管道、铁路和钢厂的全面建设有着明显的差别。后苏联时期的原材料商人其实是在自掘坟墓。

改革与“休克疗法”只是毁了苏联的资产基底和基础设施。它们是否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仍待商榷。但是，与斯大林经济模式导致的贫穷经济不同，改革后的经济甚至不足以产生支持政权的力量。僵化的体制也许并不理想，但对于苏联而言确实比改革更有好处。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它的致命性被夸大了。作为一个足以支持政治与军事实力发展的体制，它仍然在发挥作用。当然，它是否能够让苏联在高端武器方面与西方进行长期的竞争，这还很值得怀疑；但即使在中期，西方国家也不太可能考验苏联的防御能力。不管怎么说，国家控制下的原材料及能源出口将为苏联非法购买技术、保证特权阶层的奢侈生活等传统的做法提供资金。假如每年都有17亿美元流入西方的银行账户和房地产而不会再回到苏联，即便不那么大规模地抛售流动资产，也能提供足够资金来维持苏联内部的稳定。

苏联的瓦解并不是因为客观的经济规范，而是由于苏联领导人的错误分析与期望。国外引发的狂热无疑滋长了这位总书记的自大情绪：假如资本家们能被我感动，集体农庄的农民当然也会被我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