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9年的苏格兰：被放弃的胜利

1639年，查理一世决定在不召集议会的情况下发动战争，这被看做是以他为代表的王室政权对英格兰地方当权阶层的漠视（这种漠视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的）。英国国王筹备大型战争而不召集议会之先河于1323年由爱德华二世所开——应当说这不是一个好征兆。不过，此后的确也有几次类似情况，都比第一次顺利。1559~1560年，和查理一世一样讨厌议会的伊丽莎白一世，在没有求助立法机构的情况下就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将法国人从苏格兰低地赶了出去。1562年，她再次发起战事，派出一支军队远征勒拉弗尔，此前仍然没有召集两院议会。当然，议会通常都是在战争期间被召集，但并不是保证军事胜利的必要条件。

相信国王可以在1639年发动战争取得胜利而不需议会的资助的，不只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侍臣。在调查了1639年2月国王可以自由支配的不同资源之后，北安普敦郡清教徒、鲍顿的蒙塔古勋爵之子爱德华·蒙塔古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国王完全不需要议会”。查理一世和他的顾问们打算在1639年发动战争，也是为了检验并希望同时加强那些能够给予个人统治支持的传统制度。君主自古以来就有的财政特权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包括君主在北部边郡的佃户需缴的兵役免除税以及应尽的边境服役等封建义务）；在对地方进行军事动员时，要求郡县各级治安长官（负责各郡民兵组织）及其副职、地方行政官（治安法官）极尽可能地发挥财力、物力、人力。结果五花八门——有堪称出色的，也有胡闹一场的。但到1639年春天，由于没有议会的支持而仅仅依靠个人统治下各级行政机构，这场自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动员，让英格兰陷入了剧烈的动荡。

1638~1639年的冬天，查理一世对征讨誓约派作出了战争部署——一个陆海军全面配合的作战方略，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在汉密尔顿侯爵（英格兰化的苏格兰权贵、国王驻苏格兰军队的将军）统领下的两栖作战部队，由5000人、8艘战船和30艘给养船（17世纪30年代征收造船税的成果）组成，其任务就是包围爱丁堡，在苏格兰东海岸建立据点；第二，由机敏圆滑的政客安特里姆第二任伯爵兰德尔·麦克唐纳率军攻打苏格兰东海岸，其任务是分化誓约派军队的力量，将他们牵制在西边；第三，查理一世麾下坚毅、勤勉的总督德普提·温特沃斯勋爵将从爱尔兰发起进攻——从苏格兰西海岸登陆，为安特里姆助攻，在爱丁堡的可进攻范围内布置10000人（大多是天主教徒的）的爱尔兰军队；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发动一支英格兰军队向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天然边界特维德河进攻。如果有必要，则将战争直接引入誓约派的腹地。不管查理是否仍想重夺爱丁古堡（如他最初所计划的），军械部都为战争作足了准备，迅速夺取苏格兰要塞是完全可能的。查理一世希望能在战争中夺取主动权。

但事与愿违。不管有没有议会的支持，所有的战争都是对国库的严峻考验，1639年的这场战争也不例外。1639年国库实际拨出的20万英镑相对来说是个小数目，达不到估计的战争成本。但国库财力的贫乏部分地被地方贵族所筹集的大量款项以及民兵训练耗费在当地的消化所弥补。（到1639年3月，单是约克郡乡绅就宣布已花费了20000英镑——这些开支都没计入国库总账。）也许这次军事行动计划的主要缺陷在于，苏格兰东北高地的天主教徒亨特利侯爵及其子阿博因勋爵起而反抗誓约派，却没能得到国王军队的及时支援——查理一世因此也错失了1639年在苏格兰建立“保皇党”核心的机会。在其他地方，查理一世的军事行动也处处受挫，不得不被放弃。温特沃斯的征兵行动没来得及开展。安特里姆也没能按允诺及时派出军队。而汉密尔顿对指派给他的东英格兰招募兵军队，则持强烈怀疑态度。当一些贵族们被召集至约克助战时，塞伊、布鲁克两位勋爵公开反对查理一世不召集议会就发动战争的权宜之计。5月22日，出现了日食，这也是个不祥的兆头。

但随着军事动员的推进，有些地方出现了希望的迹象。约克郡是苏格兰进攻首当其冲之地，当地贵族的支持也被认为是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而且当地对动员的回应极为热烈。连不苟言笑的监督人、北部政务大臣温特沃斯也对约克郡的热情印象深刻，致信约克郡代理治安长官（负责召集训练有素的民兵），称赞“如您所承诺的，在执行陛下命令……他们不仅愉快且负责，同时体现了出了极大的忠诚和智慧”。为了建造行宫以及亲自检查战备情况，1639年3月30日，国王到达约克郡，受到了拥护者自发的欢迎。“北部的乡绅贵族时常造访行宫，民兵团长官也表现出为陛下作战、捍卫国土的热情。”4月中旬，汉密尔顿欣喜地发现自己之前的悲观是毫无根据的，在他指挥下的“大多数人都非常优秀，衣着整洁，武装也并不像我所担心的那么糟糕”。尽管如此焦头烂额，但查理一世政权并没有垮掉。1639年5月末，查理一世已经向战争中投入了16000~20000人的军队——规模几可媲美克伦威尔新模范军（这支军队实际并没达到史载的21400人），而且比1650年在邓巴取得对苏格兰人的决定性胜利的英格兰军队要多出3倍。当查理一世的军队“在盛况空前的隆重中”从约克郡开拔赴边境开战时，除了为国王赢得胜利，他们没有设想任何别的结果。5月，随着军队集结开始进行训练，士气有所高涨，参差不齐的征兵队伍逐渐变成了一支能够进行严肃作战的军队。“如果我们参战，将面临一场史上最血腥的战斗。”弗利特伍德上校夸耀道，“因为我们要坚决血洗反贼，我们战斗力强、士气旺盛。”国王在描述6月初集合的军队时，只是客观地评价了一句：“状态良好，迫不及待想要作战。”查理一世信心十足，“对于那些理应遵从他的地方，绝不再手软”。

然而当两军即将交战时，也就是1639年6月4日和5日，国王开始疑虑重重、优柔寡断。4日，3000步兵和1000骑兵的侦察部队在凯尔索遭遇了苏格兰军队，统帅霍兰伯爵错误地估计了对方军队人数，认为寡不敌众，决定撤退。5日，誓约派司令亚历山大·莱斯利利用并加深了这种误解，让军队分布在特维德河北岸邓斯洛地区的各处高地，让国王军队远远地看见，再次错误地估计了苏格兰军队的规模。两军对峙，战火即将爆发。国王此时却过分地怀疑队伍人心不齐，又中计相信对方军队人数大大超过己方，认为现在进攻苏格兰时机不合适。他转而要求谈判，以此赢得时间，而不是冒险与他误以为实力大于自己的军队交战。6月6日，同样想避免战争的誓约派指挥者邀请国王进行谈判，国王欣然接受。

1639年6月，与誓约派进行谈判的决定可能是查理一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随后签订的《贝里克和约》让国王重新获得（含爱丁堡在内的）苏格兰要塞的监护权，并应国王要求解散了誓约派的反对派政府——“圆桌会议”。但作为回报，国王必须承认苏格兰议会以及苏格兰长老会。前者很可能会严重制约远在英格兰的查理一世对苏格兰的统治，后者则要从苏格兰教堂中移除天主教。无论哪一点，国王都难以接受，他从和约中唯一获得的就是时间。为使苏格兰就范，他还是需要再次发动战争。更严重的是英格兰本土的反应。对那些参与了军事动员的人来说，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似乎都被挥霍一空。国王召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却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放弃了胜利。

不过，国王决定要展开和谈是基于一个重大的失误：苏格兰军队的规模与实力被过分夸大。事实上，1639年6月初国王的军队与誓约派军队不相上下，甚至还可能多出4000多人。据当时约翰·坦普尔爵士的报告，英格兰军队人数在日益增加，战马（从战术上说，这是军队最重要的部分）已经达到了4000匹。即使是在霍兰在凯尔索遭遇莱斯利的军队时，苏格兰军的士气正在瓦解。一份英格兰情报提到，“凯尔索的苏格兰军队真的相信如果双方正式交战，我们（英格兰人）必然会打败他们”。而且，苏格兰人正在为食物、武器、现金短缺等问题大伤脑筋。6月初，莱斯利军队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擅自离开军队的现象。苏格兰军队真正状态的暴露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就连现代对查理一世政权在战争中的种种缺陷的最严厉批评也认为，1639年6月国王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讽刺的是，查理一世此时离胜利如此之近是他从未想象过的。如果他再把和谈推迟一周或两周，苏格兰军队很可能就因军需供给跟不上而自己瓦解了。”到那时，他不动一兵一弹就能占领爱丁堡。6月6日，誓约派要求和谈；而如果再等两周，他们也许就会请求投降了。

对查理的同时代人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也很明确。爱德华·罗辛汉姆也许是时事通讯作家中消息最灵通的，他报道了1639年大多数人的共识：“我已听许多有识之士谈起，如果陛下能发挥优势教训一下苏格兰人的傲慢，他也许已长驱直入抵达爱丁堡，让苏格兰人阵脚大乱，必然不会再顾及他们的誓约派贵族。”对当时的人来说，尽管国王遇到了不少难题（懒散的检阅官，像塞伊、布鲁克勋爵那样桀骜不驯的贵族，以及勉强维持工作的军械部官员），但1639年的战争是查理一世可以打胜的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