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

没有任何一种普遍概念和总结能够涵盖1914年所有的入伍动机。1914年8月7日，已加入奥地利军队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施泰因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做一个正直的人了，因为我正直面死亡……或许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能够为我的生命带来光明。主与我同在。”他需要的是“一种宗教体验……让他成为一个脱胎换骨的人”。维特根施泰因参军入伍并非出于激情，而是深刻的悲观主义。早在10月25日，他就曾私下里表达过自己的忧虑：“看看我们——德意志民族——现在的状况。英国人——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乃常胜者，而我们则必定败北，不在今年，便在明年。我们注定失败的想法让我无比沮丧。”战争初期，他被同在维斯图拉河战舰上服役的粗鄙战友们所排斥，曾一度想自杀。

乍看上去，维特根施泰因——这位才华横溢的出身剑桥高等学府的哲学泰斗、备受心灵煎熬的犹太人——好像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外，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位将战争视为宗教救赎的人。对几乎所有的交战国来说，战争的爆发同样掀起了宗教仪式的高潮。开战当周，柏林帝国国会前举办了一场包括各派系的宗教仪式，集会人员同时高唱新教和天主教圣歌。就连在汉堡——或许那里是当时德国最不受宗教影响的城市——人们也被宗教情绪感染，珀西·施拉姆的姐姐露丝欢欣鼓舞地说道，“我们的人民正张开双臂迎接上帝。”在法国，虽然反教权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势力节节攀升（在战时也是如此），但天主教堂仍然高呼“上帝回到百姓和战士身边”。圣心教堂的宗教仪式曾一度活跃，在卢尔德、蓬曼和拉萨莱特朝圣的人数大增，络绎不绝。

众所周知，“战争是神圣的”，这是许多牧师和神父都拥护的荒诞可笑的观点。在德国，并不是只有莱茵霍尔德·泽贝格这样保守的牧师才如此认为；像奥托·鲍姆加滕这样的自由主义神学家同样在呼吁“耶稣–爱国主义”；战争爆发后，马丁·拉德的《天主教世界》（Christliche Welt）成为主祷文的奇怪翻版（“让每一天都有敌人死去……”）。在《人类的最后时光》一书中，通过想象中的在“西奈前线”的作战，卡尔·克劳斯讽刺了新教牧师们挑唆性的布道。实际上，严格来说，这些场景还不算讽刺：当克劳斯谈及整部戏剧时，他认为“最荒诞的是那些虚构的引经据典”，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战时的）杀戮是基督教徒的职责，是真正的礼拜”。法国的教士们也迫不及待地向其信徒们保证，法国正在进行一场正义之战——尽管这有些为战争辩护的意味。英国激进的教士中最典型的例子，是1915年伦敦主教A·F·温宁顿–英格拉姆关于战争的布道：

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其任务是屠杀德国人，我们无法否认这个事实：我们不是为了杀戮而杀戮，而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不论好人坏人，一律杀掉；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一律杀掉；无论是那些对我们的伤者无比仁慈的人，还是迫害加拿大军官的恶魔、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背后指使者、使路西塔尼亚沉没的人、将枪口瞄准平民的侵略者，统统杀掉，否则世界文明将会被这些人摧毁。

实际上，温宁顿–英格拉姆试图通过一种更为粗鄙的方式，来证明战争是“几千年来，世界上最为卑劣的激情的爆发”；然而，他仍然坚持英国是“为纯洁、自由、国际荣耀和基督教精神原则而战……为其献身的每一个人都是殉道者”。这与霍雷肖·博顿利的名言“人皆圣徒”有异曲同工之处。温宁顿–英格拉姆向《卫报》表示：

首先，教堂能够最为有效地帮助一个国家，让其子民相信，这是一场圣战……基督的死是为了自由、荣耀和骑士精神，而我们的同胞也是如此……如果您要我用一句话总结教堂在其中的作用，那么我的回答是，“动员整个国家参与圣战。”

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同样认为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神圣的”。尽管教堂中有人谴责这种特殊情感，但其他人——包括比勒陀利亚主教迈克尔·弗斯在内——发自内心地赞同。弗斯认为，德国人是“上帝的敌人”。在美国，这种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比利·森迪的众议院祷告仪式是这样开始的：“全能的主啊，世界上没有更臭名昭著、卑鄙恶劣、贪得无厌、狂躁激进、嗜血如命的国家了，它让历史蒙羞。”此外他还无端地加了一句：“如果您把地狱倒过来看一看，您将会发现它的底部上赫然写着‘德国制造’。”

此外，将军和政客们同样热衷于给战争披上宗教的外衣。作为一个出生在19世纪的人，丘吉尔认为，“天意”的操控注定了“死亡和毁灭的方式极度专制和任意”：“它与一个人活着还是死去毫无关系，正是这种绝对的无序状态，才使人怀疑这种状态是否是别处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使然。”人们很难理解黑格的古板严肃的性格，但如果告诉你他是苏格兰长老会成员，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我感觉，我的计划的每一步都在尊奉着神的旨意”，索姆河战役前夜，他对他的妻子如是说。新教教义似乎在引导着一批人走向巨大的伤亡：造成法国士兵巨大伤亡的罗伯特·内维尔，正是占法国人口1.5%的新教徒之一。如我们所见，造成同样毁灭性后果的施利芬计划也出自一位虔信派教徒之手（尽管执行该计划的小毛奇是神智学者）。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尽管没有发生直接的教派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一场宗教战争、宗教改革。甚至在最为惨烈的西线，交战双方中不乏新教徒、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人们被要求相信神与他们同在。有宗教分歧的地方，似乎就会出现政治分歧，而其造成的结果往往更为可怕，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族的屠杀。

宣扬被大炮所祝福的基督教精神的温宁顿–英格拉姆，和对千年至福感到悲观绝望的小毛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然而事实证明，后者才是1914年的典型宗教氛围的代表人。珀西·施拉姆的伯母艾美对战争的爆发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一切总归要发生的，因为《圣经》早就预言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只能感谢神，如果撒旦的统治能在旦夕间便被摧毁的话。之后，真正的和平帝国将降临于世，我们的耶稣将成为统治者！”克劳斯·冯东认为，1914年的德国曾出现了末世特征，而这种特征不仅出现在德国。“正如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H·G·韦尔斯1906年写道，“我们都相信新千年的假想……届时，喇叭声、呼喊声相互交融，天象有变，善恶决战和末日审判将要到来。”1914年8月4日，圣玛丽的教区牧师纽马基特向他的信徒们警示道：

战争从没有这样恐怖过……自然科学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全部用于优化武器、摧毁人类。今天，英国不再像往常一样被孤立了……飞艇队伍随时都有可能光临其上空，英国没有一座村庄是安全的。夜间，它们可能变为一片火海和坍塌的废墟，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们也都成了一具具焦黑的尸体。

这样悲观的讲道比比皆是。8月3日，诺威奇的一位牧师告诫他的信徒，“想想欧洲的军国主义，想想那如地狱一般的战场，想想伤者经受的苦难，想想惨死的农民，这场欧洲大战无异于一场浩劫。”就连女权主义者也陷入了这种末世情结中。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在其1915年出版的《女儿国》（Herland）一书中，设想了全体人类在经受一次毁灭性的灾难后，女性为主导的理想国应运而生。或许《圣经》记载的善恶决战的意识在力量和影响上要胜过其他所有的“1914年观念”。

这场审判之战，是这样被描述和证明的：

呐喊四起，电闪雷鸣；轰鸣的地震力量如此强大，仿佛将地球上的生灵视若蝼蚁。

大城市被劈成三截，各个国家的城市开始陷落：在接过象征上帝的愤怒的酒杯后，伟大的巴比伦不复存在。岛屿四散飘走，高山夷为平地。冰雹从天堂落入人间……这冰雹让人们开始咒骂上帝，因为它造成的破坏实在是太猛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