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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15章
危机
美国总统之位……令人生畏，因为这是美国政治系统中做出终极决定的环节。这个职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因为决定不是在真空中做出的：总统职位是国家压力、利益和思想共同作用的中心；它就是一个旋涡，国家决定的所有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而且，这个职位很神秘，因为终极决定的精髓总是令旁观者捉摸不透——其实，决策者本人常常也捉摸不透……决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神秘、纠结和劳神费心——就连那些深陷其中的人也会感到神秘。
——约翰·F.肯尼迪，1963年
那几年我在肯尼迪手下工作，杜鲁门问我从肯尼迪那里学到了什么。我说：“我得知总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官僚机构是政府的第四大机构。”他就说：“屁话。”（他呵呵一笑）……他说：“肯尼迪的问题是他的意见太多。总统必须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亨利·基辛格，1992年
1
我们现在知道，最糟的情况没有在冷战期间发生。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虽有碰撞，但也没到进行有限核战争的地步，更不用说全面冲突。虽然过程中不无波折，时而虚惊一场，倒也没有灾难性后果。但这不等于说整个时期爆发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为零，也不等于说双方若能做到同归于尽，世界就一定长久和平。相反，冷战期间人类不止一次处境危险，走到末日大战的边缘。编辑《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的科学与安全委员会每年调两次的“世界末日钟”表明，“技术引起的灾难”出现的可能性在1953~1959年达到最高点，时钟上显示午夜零点差两分。也许是为了反映他们的政治偏见，科学家们在肯尼迪任职期间把时钟调回到23点48分。实际上，1962年秋，人类文明……核弹午夜的丧钟差一点点就敲响了。肯尼迪认为发生导致一亿美国人、一亿苏联人及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丧生的热核战争灾难的可能性是在“1∶3与1∶1之间”。阿瑟·施莱辛格后来干脆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基辛格前一年在柏林危机中警告过的那种“深重危机”。这场危机之所以深重，是因为这不仅仅是古巴的事。苏联决定将导弹运到这座加勒比海岛上，这种威胁与决定挑战柏林现状迥然不同，更何况古巴离美国很近。但是本质上这种威胁是一样的。面对这种挑衅，美国似乎只能有两种回应方式可以选择：要么屈服，要么采取军事行动，谁也说不准军事行动最后是否会失控。此外，赫鲁晓夫一次会提出不止一种这样的挑衅，叫肯尼迪更难以应对，因为从一开始，就地理位置而言发生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哈瓦那危机和柏林危机相互作用，因为如果一个升级，另一个几乎必然也会升级。
古巴危机也说明了一种危险，游戏双方不一定能找到博弈论假定的最优合作方案。只要稍加考虑就知道美国政府和苏联政治局都不是很理性的玩家。双方做决定的方式都反映了各自组织机构的个性，两边的官僚机构都会急切要求做出“满足”自身近期利益、不一定满足国家长远利益的决定。还有，两国最高领导人都会受到国内政治压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来自公众舆论，因为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大多不考虑公众舆论，而是考虑关键决策委员会所代表的不同利益集团和竞争对手。
2
亨利·基辛格没料到会出现古巴导弹危机，尽管他早在1962年2月7日美国对古巴实施进口禁运（本书写作时依然如此）时就开始追踪肯尼迪政府对卡斯特罗政权施压的情况了。基辛格哪里知道，1961年11月，肯尼迪即已授命采取秘密行动削弱卡斯特罗政权，最终推翻卡斯特罗统治。“猫鼬计划”是一项跨部门行动，由罗伯特·肯尼迪挂帅的司法部负责、爱德华·兰斯代尔将军指挥。邦迪反对美国公开干预，因为“公开行动会在全世界引起严重后果”，但是，1962年8月，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已说服肯尼迪采取更积极的战略，“故意设法挑起一场反对卡斯特罗的大规模叛乱，这样可能就需要美国成功干预”。此前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苏联正往古巴运送地对空导弹和未组装的IL–28轰炸机。9月，此事已经公开：参议院通过了共和党纽约州参议员肯尼斯·基廷和印第安纳州议员霍默·凯普哈特提交的一项决议，批准对古巴使用武力，“阻止古巴建立……一种由外部支持、威胁美国安全的进攻性军事能力”。此时，尼克松示意自己将重返政坛，极力要求将古巴“隔离”，洛克菲勒征求基辛格的意见。基辛格告诉他，不要介入古巴争议；其实是“不要介入外交领域，到11月再说”。然而，他还是为洛克菲勒起草了一份立场文件，谴责“将古巴改造为由苏联武器维持的共产党国家”违背门罗宣言，也违背1947年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第六条。
基辛格曾精明地指出，美国会发动一次行动以干预一个加勒比国家或中美洲国家。不久前，1954年，“危地马拉共产党统治的政府被推翻了，没有谁说苏联在哪里搞报复，这件事对西半球也没有造成重大影响。今天，在总统看来，这种事不复存在”。这表明美国的地位在“衰落”，令人担忧。因此，古巴遇到的“危机”“不仅仅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上出现共产党，而是西半球出现混乱”。但是，基辛格的看法毫不含糊。跟柏林问题一样，采取军事行动，无论是海上封锁还是武装进攻，只能有两个结果：要么让苏联摊牌，要么出现武装冲突。一旦决定采取哪种措施，我们必须接受冲突有可能升级为大战的后果，我们必须在军事上承诺将措施贯穿到底，不能再敷衍了事。
赫鲁晓夫的用心不只是保护古巴搞社会主义试验，尽管卡斯特罗非常乐意这么解释。苏联领导人也不仅仅是想打赢一场心理战。其战略考虑有两个方面。第一，把古巴变成对准美国目标的中程导弹发射场，这样就能缩小苏美核能力上的差距，对这种差距的真正本质苏联一清二楚。苏联计划往古巴运送40枚弹道导弹：24枚中程R–12导弹（射程1 050英里，足以打击华盛顿特区）、16枚射程是R–12导弹两倍的中程R–14导弹。两种导弹都携带1兆吨当量的弹头。这样，苏联能打击美国的导弹数量翻倍，而且比制造新的洲际导弹便宜得多。
赫鲁晓夫从格鲁吉亚皮聪大的度假别墅抬眼望去，远处就是土耳其；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以为两国之间存在导弹差距，赶紧采取行动，1961年在土耳其部署了15枚PGM–19木星导弹。赫鲁晓夫只要望一眼土耳其，便对苏联往古巴运送导弹心安理得。“你看到什么？”他问客人，说着把望远镜递过去。“我看见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正对着我的别墅。”客人答道。（木星导弹其实布置在爱琴海沿岸的伊兹密尔附近。）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只不过是让美国尝尝自作自受的滋味。但显然赫鲁晓夫考虑的不是土耳其，而是德国。他的第二个目的是在柏林问题上将美国一军。肯尼迪起先没领会到，后来才茅塞顿开：“不管我们在古巴采取何种行动，他都会在柏林如法炮制。”美国封锁古巴，苏联就可能封锁西柏林。美国攻打古巴，苏联就可能攻打西柏林。
从一个方面看，“阿纳德尔”行动是苏联战略的胜利。除了导弹，苏联还运送了4个机动步兵团、2个坦克营、1个米格–21战斗机编队、几个高射炮炮兵连、配备有144个导弹发射器的12个SA–2地对空导弹分队以及42架装备有原子弹的IL–28中型喷气式轰炸机。他们还给以前提供给古巴的“火山”海岸防御巡航导弹送来了核弹头。最终，古巴的苏联驻军人数达到5万余名。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但是，从9月8日首批核弹道导弹运抵古巴，到10月15日美国情报部门确定导弹位置，美国政府全然不知苏联运往古巴的是核武器。其实，如果古巴的苏联驻军想到隐藏发射地点，或者击落发现导弹地点的U–2侦察机，那么美国被蒙在鼓里的时间可能更长，也许要等到赫鲁晓夫按计划访问美国，打算透露他的杰作的那一天。
然而，被抓现行并不是苏联最大的失误。“我认为这次行动我们会胜利。”6月8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签署这项计划时，赫鲁晓夫对他的同志们说。但是，只有美国默许了（这是绝不可能的）或者只是空谈报复性威胁，苏联才可能“胜利”。赫鲁晓夫实施这种危险方案，表明他对于肯尼迪拿柏林问题相要挟一事，完全没放在眼里。仿佛这位苏联领导人自己逐渐相信了杜勒斯所说的边缘政策，殊不知美国人正设法将之抛诸脑后。但是，苏联驻美大使和外交部部长都明白，从美国内政角度看，古巴和柏林根本不能画等号。一个在4 000英里之外，另一个却在美国后花园。
基辛格批评肯尼迪政府，一部分原因是政府没有让人们相信灵活反应政策。这种批评不无道理。9月4日，就在苏联弹道导弹运抵古巴前4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开会，罗伯特·肯尼迪强烈要求兄长宣布美国不会容忍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武器。弟弟跟不动声色的多勃雷宁会谈，没有得到明确结果，于是总统按照弟弟的要求做了。三天后，白宫要求有关部门征召150 000名预备役军人。事已至此，白宫依旧认为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是一种假想。有件事苏联不能确定，但非常怀疑，那就是美国已经开始考虑攻打古巴，在他们对苏联的行动规模尚不知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打算了。9月，美国已经在讨论空中打击和海上封锁事宜。其实，10月1日，U–2侦察机拍到苏联导弹位置前两周，麦克纳马拉就命令大西洋舰队总司令罗伯特·李·丹尼森上将准备进行海上封锁。当晚，丹尼森命令各舰队司令准备10月29日进行空中打击。同时，还考虑了全面入侵。
赫鲁晓夫显然认为美国不太可能采取这种对策。然而，他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美国不知道，9月7日，赫鲁晓夫吩咐国防部部长给古巴的苏联机动步兵团划拨12枚名为月神的战术核导弹，这种导弹射程不到40英里，但爆炸力在5千吨和12千吨当量之间，足以炸出一个130英尺宽、130英尺深的大洞，1 000码之内不留活口。他打算美国一旦入侵就使用。他采纳了比较谨慎的军事顾问的建议，没走空运，而是连带着中程导弹弹头一起海运。他还下令由装备着核武器的狐步潜艇护送运输核武器的船只。9月11日，苏联新闻社塔斯社发表正式警告，攻打古巴或攻打开往古巴的船只的行为将被视为攻打苏联。
基廷参议员早在10月10日就断言古巴装有“能够打击‘美国腹地’目标的”导弹，但是直到6天后总统才得知U–2侦察机发现哈瓦那附近有导弹。苏联胆大妄为，一时间肯尼迪和他的主要顾问们[1]不知所措。中情局已经报告，有多达8枚中程导弹可以从古巴飞往美国。6至8周内，两个中程导弹基地也将准备就绪。一旦所有导弹安装完毕，只有15%的美国战略部队可以顶住苏联进攻。“就像是我们突然要开始把大部分中程弹道导弹运到土耳其。”肯尼迪气呼呼地说。“是啊，没错，总统先生。”有人提醒道。一开始，什么样的建议都有，有的说空中打击，有的说海上封锁，还有的说找卡斯特罗走外交路线。但是，尽管参谋长们轰炸古巴心切，但是他们无法保证这样一来，导弹被全部摧毁的苏联不会用核武器报复。此外，除了一向好战的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谁也不敢否认一种可能性：美国打古巴，苏联就会打柏林。如果是这样，根据他们前一年了解的情况，唯一可行的反应就是要么屈服，要么打全面核战争。最后，李梅冒失地谈到慕尼黑事件，肯尼迪未予理会，决定两条路线并行。经麦克纳马拉提议，他决定实施部分海上封锁（即“防御隔离”），阻止苏联往古巴继续运输军事硬件。但是，他拒绝了麦克纳马拉同时跟苏联谈判的建议。10月22日晚7点，他在电视上发表演讲，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联撤回导弹，谴责这是一种“对世界和平秘密的、鲁莽的、挑衅性的威胁”。如果苏联置之不理，肯尼迪将命令组建一支大规模入侵部队。塔斯社很快回应，指责美国“违反国际法，发起海盗行动，煽动核战争”。
与肯尼迪任职早期相比，1962年10月的美方决策过程大有改进。由12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规模比较小，便于管理，同时又没有小到受“小集团思维”的影响。邦迪尽其所能为肯尼迪提供有意义的选择，甚至给空中打击也留了“一条活路”，也不顾大多数成员表示拒绝（自己给他人留下一个优柔寡断的印象）。然而，最终肯尼迪还是背着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把弟弟当作跟苏联交流的侧面渠道，才算解决了这场危机。跟柏林问题几乎完全一样，肯尼迪兄弟俩和对方做了笔交易。
所幸赫鲁晓夫愿意妥协。首先，他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提议，命令苏联开往古巴的船只不得越过美国设立的离古巴岛海岸500英里的隔离线。其次，一开始他似乎对肯尼迪在电视上发表的最后通牒不以为然，后来却提出两种可行办法，一是给肯尼迪写了封长信，二是在莫斯科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前者在10月26日星期五早上9点送达国务院，只是表示希望撤走导弹后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后者传递的信息于13小时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送达白宫，同意撤回古巴导弹，但美国要撤回（“就在我们身边的”）土耳其的木星导弹（“类似武器”）。一手暗一手明，把局势搅得很复杂。用总统的话说，拿古巴导弹换土耳其导弹可能对“任何一个……理智的人来说”是“一项很公平的交易”，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看来，这种交易对北约的影响令人反感。
1962年10月27日这个星期六可能是离世界毁灭最近的一天。早晨10点22分，一架美国U–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一枚苏联SA–2火箭弹击落，命令开火的是苏联驻古巴指挥官，并未得到莫斯科授权。飞行员被击毙。古巴高射炮连随即向其他低空飞行的美军侦察机开火。与此同时，另一架U–2侦察机无意中误入白令海峡附近的苏联领空。苏联出动米格战斗机截击，美国阿拉斯加空军基地的F–102A战斗机慌忙应战。其他地区，意外事故频发，眼看就要引致世界末日。一头迷路的熊闯入德卢斯空军基地，明尼苏达州配备有核武器的F–102A战斗机马上出动。卡纳维拉尔角的一次常规试验被新泽西州的雷达部队误认为是苏联发射了一枚导弹。当天下午，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开会，每个参会的人都如坐针毡。下午4点，传来被击落的U–2侦察机的消息。只要看看那天下午肯尼迪让人秘密录制的会议录像，就知道他对这个爆炸性新闻是何反应。“这件事的影响我们如何解释？”他问道。东一句，西一句。他又说：“昨天晚上赫鲁晓夫的这个信息和他们的决定……我们怎么——我是说这是……”他想说又没说出来的那句话可能是“我们不能置之不理的一个挑衅”。当天晚上，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再次开会之前，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趁肯尼迪兄弟不在内阁会议室，痛骂“后退”主张，强烈要求采取军事行动，应对击落美军侦察机一事，并且反对苏联用在古巴部署的导弹换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的任何交易，言辞非常激烈。总统回到会议桌，约翰逊对他说：“那么你的全部外交政策就化为泡影了。你把所有东西都撤出土耳其：两万士兵、所有的技术人员、所有的飞机、所有的导弹，还有崩溃。”当晚晚些时候，麦克纳马拉讲话，似乎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开战。
麦克纳马拉：你还有疑问吗？
罗伯特·肯尼迪：这个，没有。我想我们做的事是我们唯一能做的，这个，知道吧……
麦克纳马拉：博比，我想我们在行动之前必须认真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千万要保证大家都明白后果。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真正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处境，因为我们要准备好两样东西……一个是古巴政府，因为我们马上就需要一个这样的政府——我们带着轰炸机进攻；第二，计划好苏联在欧洲动手我们该如何反应。他们绝对会在欧洲生事。
狄龙：你要弄清楚他们可能闹什么事。
麦克纳马拉：这个嘛，我想，那是自然……我建议我们以牙还牙。
狄龙：这是我们的使命。
罗伯特·肯尼迪：我要把古巴拿回来。
不明身份者：我要把古巴从卡斯特罗手上拿回来。
不明身份者：如果我们让博比当哈瓦那市市长会怎么样？
这是一种最沉痛的幽默。似乎到了世界毁灭的前夕。总统特别助理戴夫·鲍尔斯在楼上家属区和总统一道吃鸡，以为这是自己最后的晚餐。麦克纳马拉还记得自己走出白宫，欣赏苍茫夕照。他回忆道：“用眼睛看，用鼻子闻，我以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个星期六。”就在同一时间，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资深顾问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和妻子通电话，告诉她“什么都别带，赶紧离开莫斯科”。
要是约翰逊当总统，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就爆发了（当然这是博比·肯尼迪的看法）。然而，约翰逊哪里知道，总统已秘密命令弟弟和多勃雷宁谈判，同意古巴–土耳其导弹互换计划（史称“特罗洛普手法”）。[2]弟弟罗伯特坐在司法部办公室，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一阵咆哮之后，还是巧妙地谈成了这笔交易：
我们必须最晚明天得到承诺，迁走那些基地。我说，这不是最后通牒，不过是在陈述事实。他应该明白一点，如果他们不把基地搬走，我们就去搬。他的国家可以采取报复行为，但他应该知道，不等战争结束，虽然会有美国人死，但也会有苏联人死。然后他问我，对于赫鲁晓夫对迁走美国布置在土耳其的导弹的其他建议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不可能有什么交换条件，我们不可能做这种交易……如果过一段时间……我提出再过四五个月，我敢保证这些问题就能圆满解决。
关键问题是总统无法“在这个方面公开讲土耳其的问题”。博比无须详细说明他哥哥和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弱点。前面说过，共和党多次指责本届政府在古巴问题上过于软弱，而下个月就将进行国会选举。罗伯特暗示多勃雷宁，他哥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服了内阁中的强硬派。
然而，内政还不起决定作用。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盟国怎么看。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关键成员以及副总统事实上拒绝跟苏联谈这个交易，理由是这样会削弱北约。如邦迪所言，“他们应该早就看出来了，我们这是为了自身利益出卖盟友。北约所有国家都会是这种观点。说起来很不理智，很疯狂，但这就是铁的事实”。土耳其政府虽然知道木星导弹已经过时，要用地中海的北极星潜艇替代，但还是希望撤走导弹的决定不要被泄露。因而，特罗洛普手法是严格保密的。除了肯尼迪兄弟二人，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其他8名成员知道内情。约翰逊和麦科恩都不知情。实际上，这个秘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得到确认。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赫鲁晓夫正在克里姆林宫的沙发上睡大觉。苏联驻美大使的报告（居然是西联公司邮递的，令人匪夷所思）第二天（10月28日星期六）上午才送达苏联外交部。赫鲁晓夫听人讲完博比·肯尼迪的来信内容，马上对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说：“我们现在遭遇战争危险和核灾难危险，说不定会毁灭全人类……为了挽救世界，我们必须撤退。”他们又起草了一封公开信，赶在莫斯科时间下午5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通过广播发布。（本来可以早些播出，但送信员赶上交通堵塞，耽搁了一点儿时间。）这次赫鲁晓夫只是说要把古巴的导弹拆除、装箱，运回苏联。
事情结束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如释重负，他回忆道：“我都想大笑大叫，手舞足蹈。”英国记者阿里斯泰尔·库克看到头顶飞过一只海鸥，心想怎么不是只鸽子。不过也许是海鸥就对了。因为与此同时，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了两封私信。第二封信说苏联导弹正在回撤，只不过是“因为你们答应了土耳其的事”。后来有人指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提出用美国撤回在土耳其的导弹换苏联撤回在古巴的导弹。这纯属污蔑，肇事者是肯尼迪兄弟。古巴危机也没有完全结束。美国国防部继续准备入侵古巴，他们还不知古巴岛上的苏军比他们估计的多4倍，而且装备了战场核导弹。直到11月20日赫鲁晓夫答应撤回IL–28轰炸机，古巴危机才算真正了结。
3
古巴导弹危机是胆小鬼博弈，但是急转弯的不仅仅是赫鲁晓夫。归根结底，肯尼迪能取胜有多重因素：运气、会规避风险、灵活的公关策略。幸运的是，有人强烈要求两栖进攻时，他没有听取这伙人的建议，因为赫鲁晓夫于10月22日至23日的那个夜晚对古巴苏联驻军司令官伊萨·普利耶夫将军下的命令毫不含糊：“如果美军登陆，就使用战术原子武器；没有命令不能使用战略武器。”的确，迫于比较谨慎的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和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的压力，赫鲁晓夫后来将命令改为使用不带核弹头的导弹。即便如此，一旦面临美国入侵，他还是有可能改变主意，或者如遇通信中断，普利耶夫会替他改变主意。
拿土耳其的木星导弹换古巴的苏联导弹，肯尼迪是同意了，但态度并不坚决，因为政府里沃尔特·罗斯托等人强烈反对。总统准备做多大的让步，只要看一件事就清楚了。10月27日，肯尼迪让腊斯克联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前执行助手安德鲁·科迪尔，口授了一份声明，建议美国从土耳其撤走木星导弹、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如果其他办法都行不通，科迪尔就将这份声明交给吴丹，然后由吴丹以联合国倡议形式提议双方撤军。赫鲁晓夫其实不需要像10月28日那样乖乖就范。这再次说明肯尼迪是运气好。
赫鲁晓夫私下接受了土耳其导弹换古巴导弹的交易，而没有公开接受，让肯尼迪赢了一场公关战。苏联急急忙忙拆卸导弹，美国却摆出一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硬汉架势。反之，赫鲁晓夫在国内遭受了无可估量的损失：他打赌权力天平将决定性地倒向有利于莫斯科的一边，结果并未发生。11月23日中央委员会开会，他还想狡辩：苏联导弹不是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吗？美国不是声称不入侵古巴了吗？但他的同志们认为他鲁莽行事，几乎没占到什么便宜。1964年10月，古巴导弹换土耳其导弹两年之后，赫鲁晓夫自己也被勃列日涅夫取代了。实际上，卡斯特罗是这次危机的唯一受益者——也是三国领导人中唯一对和平结局深感失望的人，要不是米高扬采取强制手段，他才不会答应苏联撤走几乎所有武器。
从某些方面看，古巴导弹危机的结果表明心理战比灵活反应策略有效。赫鲁晓夫只说对了一半。有人向肯尼迪提出采取常规军事措施，以解决苏联在古巴的威胁，但肯尼迪最多只愿意进行“防守隔离”。然而，古巴危机得以解决，肯尼迪在心理上占了很大优势。弗朗索瓦·德罗斯几个月前还在严厉批评美国政策，这时却兴高采烈地给基辛格写信，恭喜他这次肯尼迪解决“整个问题”的“手法”很巧妙。德罗斯写道：“你们一定都很自豪吧！”不过应该被祝贺的是其他的人。基辛格恭恭敬敬地把信转给白宫的施莱辛格。残酷的现实是，1962年10月，《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的作者完全是局外人，他必须解决的唯一危机是洛克菲勒手下研究部门的秘书人事危机。他以前的同事正在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做斗争，基辛格却在跟“娘子军”就工资问题谈判。邦迪正在回味他建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取得的卓越胜利，基辛格却在听出租司机讲一个明尼苏达的女孩想在纽约找份打字员工作的伤感故事。（尽管他不认识那个女孩，但还是把她的名字告诉了琼·戈德思韦特，因为“有时候别人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你会感到开心”。）
真正发生的意想不到的事当然是肯尼迪赢了，基辛格在《记者》杂志就古巴危机发表评论时，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总统“打破了一个神话，即在所有情况下苏联都准备比美国冒更大的险”。但是总统究竟何以成功？基辛格认为答案有两方面。首先，赫鲁晓夫犯了一个军事上毫无意义的“天大错误”：
如果苏联认为部署在古巴领土的导弹足以改变总体战略平衡，那么苏联的洲际火箭储备一定比大家想象的少得多。另一方面，如果苏联认为自己的洲际火箭储备充足，那么他们在古巴的核基地对古巴安全问题就无足轻重。
其次，苏联的退让证明的确不存在导弹差距，反倒是美国占有核优势：
这场危机能够这么迅速果断地结束，说明了一个事实：如果美国先发制人就能打赢全面战争，即便遭到苏联突袭，也能给它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无论你对麦克纳马拉国务卿阐述的长期反击力战略持有什么保留意见，这次古巴危机证明这个战略是有效的。我们实行封锁，苏联领导人却不敢以核战争相威胁……至少从这场危机来看，我们威慑的可信度要比他们的高。
基辛格担心导弹差距，还指责肯尼迪总统在柏林问题和很多其他问题上心慈手软，这些都是错误的，他也毫不犹豫地认错。
然而，基辛格和总统权力集团外的几乎所有人一样，还以为“苏联让我们拆除土耳其基地的要求被拒绝了”。如果他知道事实上两国做了交易，一定会批评得更凶。尽管不知道这件事，他还是禁不住私下里挖苦。他对洛克菲勒说：“古巴危机说明共产党自不量力，也说明他们反感本届政府。而且，即便是这样，政府也不知道强调自己的优势。”正因如此，可能洛克菲勒后来才不合时宜地借题发挥，指责肯尼迪允许苏军继续驻扎古巴岛。然而，1963年7月，他和基辛格已经研究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立场。他在1963年州长会议上提出的旨在吸引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古巴移民群体的提案呼吁政府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让苏军撤出古巴，支持门罗主义。1963年11月，基辛格写道：“我认为古巴危机并不标志着苏联帝国主义的终结。”问题是，如果美国不在离佛罗里达海岸不远的古巴岛打击苏联帝国主义，那么究竟准备在什么地方打击呢？
4
“正教授必须很有威严吗？”1962年4月，南希·汉克斯听说哈佛将基辛格提升为教授后，调皮地问道。在基辛格看来，正教授职称一度是最金光灿灿的奖杯。然而，现在教室和研讨室已经不再有那么大魅力了。在白宫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感觉国际事务中心的生活太平淡了。写了那么多机密会议纪要后，再回过头去和卡尔·凯泽合著一本联邦德国政治的好书实在太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决策强度那么高，相比之下，谢林在哈佛–麻省理工研讨会上讲的抽象理论似乎枯燥得要命。1963年7月，有关方面为他的大学导师比尔·艾略特召开了一个会议，基辛格应邀投稿，结果他写了一篇非常没有学术性的发言稿，乍一看，几乎全都在谈国家安全实践，没讲国家安全理念。然而，仔细一看，那却是他对亲历高层决策的深入思考。
基辛格的主题是“外交政策中的猜测问题”，这个说法他在1959年的文章《寻找稳定》中首次使用。
一方面，制定政策需要小心谨慎，需要善于利用已知信息。同时，也需要能够在已知信息基础上预测。如果你处在一个新的领域，那么你会觉得很为难，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能指导你决策，只能靠你的信念……每位政治家在某个时刻都必须做出选择，他会在究竟是希望有绝对把握还是希望依靠自己对形势的估计之间摇摆不定……这不是说每次你在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靠估计来行动就能做得对，只是说如果你想拿到可以展示的证据，在某种意义上你就会被环境束缚住手脚。
为了说明观点，基辛格举出一系列反事实的例子。比如，1936年，如果民主国家起来反对纳粹，“我们今天就不知道希特勒是个被误解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他的目标很有限，抑或他其实是个疯子。民主国家后来得知他其实是个疯子。他们确定了这件事，却为此搭上了几百万人的性命”。同样道理，我们“并非不能想象，赫鲁晓夫一生都渴望提高消费品产值，他实际上是一个不得志的中西部商人（虽然他选择了一条奇怪的职业道路来突显这种欲望）”。
我想说的是，我们无法知道。我想说的是，其他假设同样可以想象，但也无法证实……也可能这与苏联战术是一致的，扩大期之后存在一段巩固期。可能这段时期苏联想鼓励莫斯科开展竞赛（让欧洲领导人竞相追求双边交易）……我们面临一种危险，我们以为……自己的物质主义引起了苏联革命；因为我们喜欢拥有很多冰箱，就以为那些能够在斯大林统治下生存的人心目中的首要目标也是如此。
联邦主义者和戴高乐主义者之间就欧洲统一的争论也可作如是观。基辛格的主要观点是这种选择无疑会有不确定性。正因如此，“对现实本质的理论假设、对你所面临的历史趋势本质的理论假设”，必定是“外交政策实践的决定性因素”。“知识分子一般不记得对已知的物质起作用的纯粹分析法，没有考虑时间因素；而决策者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他做的选择不可逆转，每一个决定都是下一个决定的事实根据”。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冷战明显进入放松阶段，有人甚至看出了缓和的苗头。比如腊斯克就已经在到处宣扬这种看法。但是，1963年甚嚣尘上的“实用主义”在基辛格看来很危险。
这些实用主义者为自己的灵活性扬扬自得，总是说他们不偏不倚，走的是两极之间的中间道路，说左右两边采取的立场都是错的，中间这个人一定是对的——这样来褒扬中间立场必然产生人人谴责的两极，因为如果你跟一个地道的实用主义者打交道，你想达到目的只有一个办法：制造压力逼他调整，而每个人制造压力时都很积极……非常灵活的人和非常“讲实用的”人，从全世界来看都是绝对靠不住的人，因为除非你知道具体情况，否则你无法确定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
这番话正是对肯尼迪政府及其灵活反应实践的委婉谴责。
自然，基辛格绝对不可能在剑桥长期潜伏。1962年11月，洛克菲勒再次当选纽约州州长，但还没有宣布有意参加1964年总统竞选，他请基辛格“负责准备……国际和安全领域的立场文件，安排与学术界……及外国领导人的联系”，让他能够“熟悉各种负责任的意见”。基辛格安排洛克菲勒随后几个月内会见的人有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将军、《记者》编辑麦克斯·艾斯克利、《国家评论》编辑弗兰克·迈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新当选的总统胡安·博什。到了秋季，研究人员就开始手忙脚乱地就各种料想到的外交政策问题编写引语，供洛克菲勒使用。这种活儿大多是苦差事。尤其令人难忍的是，基辛格要日复一日地代洛克菲勒就国际事务给公众机构成员回信。然而，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去。1963年1月，邦迪找到他，请他再以半私人的身份访问德国，基辛格断然拒绝——他对洛克菲勒的另一位顾问乔治·欣曼说，“就像伟人的妻子一样”，他必须洁身自好。他告诉邦迪：“要我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访问，德国人只会感到困惑。”如果问他个人的意见，“这件事又会引起尴尬，就像去年9月一样，必须决定消除我的暧昧身份”。基辛格准备顶多在1963年年初访问法国和意大利时，把主要会议的会谈纪要发给邦迪。
给一个志在总统职位的政治家当顾问既能畅所欲言，又需有所节制。这下好了，基辛格可以随心所欲地撰写演讲稿和立场文件，严厉批评肯尼迪政府。发言的是洛克菲勒，又不是他自己，不存在任何不忠问题。另一方面，基辛格写的话只能是洛克菲勒说得出口的、别人信得过的话，所以万不可认为这段时期的文件都清楚地表明了基辛格个人的意见。话虽如此，但他对肯尼迪的强烈批评还是令人震惊。1963年1月8日，基辛格写了一份长达25页的备忘录，猛烈抨击他一度效力过的肯尼迪政府。说该政府“令官僚机构和大部分军人意志消沉”。它对“政府部门的管理具有临时性和操纵性”。它依靠“公关噱头和……肤浅的、牵强的媒体报道”。它的指导思想就是“表达我国主要报纸社论中的公众舆论观点”。“这届政府毫不尊重个人尊严，视人民为工具。固执己见的知识分子陶醉于初尝的权力滋味，强力推行自己的理论，也不管对官僚机构或职业军人的士气有何影响”。此中明显透露出基辛格对邦迪的仇怨。
然而，肯尼迪政府不仅是令美国“意志消沉”，也令美国的盟国“意志消沉”。
其操纵性让所有对美国有感情的人感到这届政府特别危险：唯一相对不受影响的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可以利用其机会主义将我们从一个不利位置赶到另一个不利位置……我们在北约、在西新几内亚、在刚果虐待我们的盟友，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争强斗胜……我们似乎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对手。从老挝到也门，再到刚果，我们采取的立场是，如果朋友不完美，我们就和敌人联手把他们摧毁。
不仅如此。巴西“处于无政府状态边缘”，伊朗“随时会垮掉”。越南共产党的攻势“越来越强”。政府正在败坏美国的可靠声誉，而声誉可是“任何国家最大的一笔财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拜政府制定政策的方式所赐。国务院就是“一个士气低落的屠宰场”，因为“国务卿软弱无能、白宫横加干涉”。政府“卓越的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政策极不稳定”，“一段时期懒懒散散，一段时期又突然行动，往往是强制性地要求我们的盟友快速解决某个问题”。但是还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战略不够清晰，而“变革时期”最需要的就是战略清晰。总之，肯尼迪外交政策“基本上就是一个纸牌屋”。“其弱点只是为三种因素所掩盖：一、我们的实力依然很强大，即便是错误政策也可以在世界很多地区实施；二、对我们来说，很偶然的是，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被其内部分裂所牵制……三、极为高超的公关技巧平息了争议，叫人无法集中精力去反对这些政策”。基辛格的结论令人沮丧：“如果目前的政策不走上绝路，1964年肯尼迪就将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他们迟早会走上绝路。到那个时候将急需那些能及时发出警告的人，就像是1940年的丘吉尔、1958年的戴高乐。”
要说基辛格只是希望洛克菲勒在1964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会显得太保守，其实他还迫切希望肯尼迪失败。这份备忘录中不乏精彩言论，有些主要讲的是肯尼迪家族的政治手腕，基辛格认为其堪与拿破仑“策划周全、细致，行动灵敏，善于迷惑对手”的权术媲美。
肯尼迪家族也是如此。老派政治家凭借真挚友谊和临时盟友达到有限的目的。他们一般凭直觉行事，多方尝试，看哪种办法行得通。说到底，连全职政治家也都是彻底的门外汉。
肯尼迪家族不一样。他们从不靠真挚友谊，从不凭直觉行事。他们成功是因为胸有成竹。他们知道运气是精心设计的结果。他们的研究细致入微，他们的策划无所不包。在每一个州，甚至马萨诸塞州的每一个县，他们都知道哪些人是关键人物、选民关心哪些问题、要做哪些交易和可以采取哪些强制性措施。
基辛格认为，洛克菲勒要在与肯尼迪兄弟中的老大的较量中取胜，必须“悉心准备”，“极其灵活”（灵活性似乎在内政上更为稀缺）。具体而言，基辛格建议“在你的顾问们当中成立一个小组，让他们为你推荐更具政策性的立场”，并且“任命一位主管国家事务的办公室主任，规划具体组织、战略并办理事务”。最重要的是，洛克菲勒需要其顾问“提供一种清晰的战略概念……教你如何取胜”。否则，他警告道：“每位顾问将继续设法让你同意一些虽有价值但彼此缺乏联系的具体方案。”
这份带有抨击性的备忘录不仅在批评肯尼迪，实际上也是在批评洛克菲勒，虽然批评后者缺乏战略时比较委婉（而且其实表面上主要是批评乔治·洛奇在马萨诸塞州竞选中败给爱德华·肯尼迪）。南希·汉克斯担心基辛格“会因为这份备忘录而掉脑袋”。而看过初稿的弗里茨·克雷默更是忧心忡忡。克雷默认为备忘录写得很诚恳，表示欣赏，不过他还是怀疑洛克菲勒是否真是当总统的料。实际上，他坦言在阅读过程中心里“有一种悲剧感”：“你这26页纸就像是为李尔王敲响的长鸣警钟：‘老爷，你要做个伟大的人！’但是，他可能还‘不够伟大’或者过于伟大”，以致打不了肯尼迪家族擅长的那种残酷的政治战。克雷默真是眼光敏锐。经常有人说基辛格为追逐权力残酷无情、工于心计，但他一次又一次效忠洛克菲勒，殊不知自己支持的这个人永远也当不上美国总统。
5
约翰·F.肯尼迪能当选总统，部分原因是美国民众彼时担心苏联即将在核军备竞赛中取胜。这种担忧在上文中说过是言过其实，情况并没那么严重。而且即便确有其事，到肯尼迪首次任期将满时，这种心理也应该完全消除了。尽管国际社会大谈裁军，但到1964年美国可用的核武器数量已经增长了150%，“可以发射的百万吨级”导弹增长了200%，主要是因为启用了10艘北极星潜艇，外加400枚民兵导弹。然而，美国的武器库越大，美国的欧洲盟国就越不安。基辛格对洛克菲勒说：“我们与欧洲的关系出现了惊人的恶化。欧洲……有可能成为我们最棘手的外交政策问题。”
其中部分问题在于，美国技术进步了，英法却越来越难以维持独立的核能力。美国原本答应给英国提供一种AGM–48闪电导弹，以增加英国战略轰炸机的战斗性能，后来又决定取消，弄得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不知所措。为了安抚英国，1962年12月，肯尼迪在拿骚会见麦克米伦，提出给英国提供一些北极星导弹，但只能等到将来北约内部成立多边核力量以后才兑现，并且只有当“至高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英国才能独立使用。在基辛格看来，这是肯尼迪政府令其盟友反感的一个极佳事例。这也是“夸大现代战争的战略理论”的产物；这种战略理论是一种所谓“纯粹的”战略，“让所有心理、政策、三军士气方面的问题服从于抽象的、技术性的指挥和控制问题”。
基辛格访问法国时，美国也提出给法国提供北极星导弹，条件跟英国的一样，因此听到各方人士都在批评肯尼迪政策，毫不惊讶。法国北约事务副主席让–丹尼尔·于尔根森说，拿骚协议不仅证实英国“宁愿置与欧洲的共同行动于不顾，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达成协议”，而且证实美国战略意在将欧洲变成“战场”。法国外交部部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反对“我们推行的……欧洲统一或多边主义”，认为这一点“无法接受”。据德罗斯说，戴高乐将新一轮的缓和会谈视为超级大国推进共管状态的序幕，认为法国甚至欧洲将沦为二等公民。让·拉卢瓦也持同样观点。德国也同样强烈抗议。美国每次行动无一例外都被他们视为“原子武器脱离管控的第一步”。1963年1月10日，基辛格会见汉斯·斯派达尔将军，这位将军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现在是北约驻中欧地面部队总司令。斯派达尔透露德国不安的根源：德国不能依靠法国支持（因此他建议阿登纳提防戴高乐秘密提出的核武器合作）；北约目前的常规部队“只能用于防范现在部署在民主德国威悉河沿线的苏军……一开始就要使用战术核武器……平均只能防御9天”。意大利同样人心惶惶。基辛格会见的意大利人包括总统安东尼奥·塞尼、总理阿明托雷·范范尼、国防部部长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和外交部部长阿蒂利奥·卡塔尼，他们现在都知道，美国从土耳其撤回木星导弹，是因为其和苏联就古巴问题做了秘密交易。下一步会不会撤走意大利的导弹呢？建立多边核力量的事虽然意大利比法国热心，但建起来之后实际会如何运作，意大利人也心存疑虑。用范范尼的话说，“美国也许会建议把意大利厨师安排在潜艇上，美其名曰联合控制”。像这种微妙的事还有很多，说明美国为结束古巴危机和苏联谈交易给北约造成了负面影响。事实证明，各国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信心减弱了。
尽管基辛格已经与邦迪分道扬镳，但意大利媒体依然宣传他是“肯尼迪总统军事事务特别顾问”。事实上，前面提到，基辛格不过是给邦迪发一些会谈纪要，其中包括与斯派达尔谈话的细节，虽然据基辛格自己说，将军讲的内容都“非常机密”，“请我绝不要外传”。基辛格访欧归来，给邦迪写信时还是带着一种积极的口吻。他承认：“我在很多情况下和政府的看法不一致。但是，我相信美国在拿骚会谈时提出给法国提供北极星导弹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当然，会有很多技术问题有待解决。然而我看只要法国在会谈时开诚布公，有所妥协，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相反，基辛格给洛克菲勒写信时措辞非常激烈。说肯尼迪政府的欧洲政策“一团糟”，因为它“稀奇古怪、摇摆不定”。他现在把握十足地得出结论，多边核力量注定失败，因为欧洲人知道，在“多边”这个字眼背后，美国对北约战略的掌控程度在日益提升。故而，“我们应该将欧洲核部队的内部组织交给欧洲人自己去设计，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自己的核部队和欧洲的这支部队协调起来”。
这一次，基辛格又像往常一样借《外交事务》的版面阐述自己的新立场。他的文章《联盟承受的压力》从独具特色的心理角度，解释德法为何对美国外交政策不再抱有幻想。就德国而言，柏林问题很严峻，“不仅仅是因为柏林这座城市外表上很脆弱，而且因为整个德国在心理上很脆弱”。肯尼迪政府实际上是让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平起平坐，由此在进入西柏林的问题上和苏联达成交易。但是“没有一位德国政治领导人会永久接受共产党用枪支镇压1 700万德国人民”，所以即便美国的建议切实可行，德国人也不会接受。法国的情况也一样，“一个本质上的政治、心理问题，我们却主要当作技术问题来对待……这表明我们根本不懂我们的一些欧洲盟友的心理，它们担心自己的生杀大权竟然完全掌握在3 000英里之外的决策者手里”。对德法两国人民心理的误导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鼓励法德达成友好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想的多边核力量目标不可能实现。最好是“敦促欧洲为各国部队建立一个政治控制机构，然后让我们的战略部队与之协调”，同时，建立某种形式的“大西洋协调组织”。
基辛格在描述阿登纳和戴高乐战略思想特征的过程中，再次谈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别。显而易见，这两人都不是理想主义者。（实际上，基辛格还记得，德罗斯对他说过：“戴高乐认为，国家是没有感情的魔鬼，做什么都只顾自身利益。”）戴高乐和阿登纳都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过，“他们的现实是对未来的设想，或者是对他们希望实现的世界结构的设想”。
我们许多决策者的做法过于实际，在很多欧洲人看来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正如欧洲人的概念倾向在美国官员眼里都显得太刻板、太理论化一样……阿登纳和戴高乐的下一代人会和他们在美国的同代人一样陷入一种危险：颂扬技术、贬低目标。但是，大西洋两岸的我们都要记住，实际上存在两种现实主义者：一种人操纵事实，一种人创造事实。西方需要的正是能够创造自身现实的那种人。
与这种有远见的现实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是麦克纳马拉支持的技术简化论。在《记者》上发表的一篇类似文章中，基辛格在自己的思想战役中开辟了一个新前线：攻击兰德公司，尤其是艾伯特·沃尔施泰特。沃尔施泰特主张，核恐怖均势是“微妙的”，即便苏联突袭美国，美国也能取胜，只要美国仍然具有摧毁苏联剩余核力量的能力。麦克纳马拉和吉尔帕特里克两人都持这种观点，他们推定的结论是，唯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战略报复力。所有其他核力量，无论战术导弹，还是英法核威慑，统统无关紧要。因此，“联盟的所有核武器都要置于严密的掌控之下，实际上就是单一指挥之下，其实也就是由美国指挥”。在基辛格看来，北约的“核困境”有两方面问题。第一，一段时间以后苏联可能采用、实施同样的原则，这样就减少了麦克纳马拉所声称的优势。第二，坚持美国垄断核武器会出现美方不想看到的后果：疏远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呼吁建设多边核力量，但实际上是想让所有核力量归美国指挥，这只能说明美国没有诚意。与此同时要求欧洲国家建设常规部队是毫无意义的。基辛格讽刺道：“欧洲到处都是证明人类预见不可靠的遗迹，生活在这样的大陆上，他们从骨子里感到历史要比系统分析更复杂。”
基辛格“呼吁接受英法两国的努力，鼓励先开展一个法英项目，最终开展一个欧洲项目”，此言一出，引起广泛争议，众说纷纭。他的哈佛同事、亲法派斯坦利·霍夫曼很开心。他热情洋溢地说：“你举世无双、天下无敌。华盛顿那里的人能听你的意见就好了。”但是，基辛格写道，“华盛顿那里”，读过他文章而跟他“交朋友的人不是太多”。亨利·欧文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篇评论，认为建设多边核力量的要义就是抵抗德国“想扮演一个核国家角色”的压力，而基辛格的计划只会加大这种压力。公众中反驳声最高的是罗伯特·鲍伊，他是基辛格在国际事务中心名义上的老板，坚决反对建设多边核力量。欧文和鲍伊两人似乎都没有理会基辛格的核心观点。鲍伊对施莱辛格说：“我们的方法目前还没能在欧洲建立真正的信心，这是大事，我个人的具体办法算不了什么。”他准备为以前的同事辩护，反驳法国关于美国“撒谎、不诚实”的指控。他甚至准备把自己1963年5月访问波恩的谈话通报给国务院。正如他对邦迪所言，“我和政府的分歧不出国门”。但是他一直相信政府的欧洲政策从根本上说“考虑欠妥”。
基辛格说的话能够被理解为洛克菲勒说的话吗？伦敦《观察家报》记者如是问道。基辛格傲然否认：
我发表的公共声明我一个人负责。洛克菲勒州长和他的所有助手都不知道我在写文章。先前的文本，无论是初稿、校样还是打印稿，他们都没见过。文章发表后他们也没跟我讨论。
在这方面，我们只是按程序来，我们长达10多年的友谊都是这么过来的。洛克菲勒州长和他的所有助手从未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写文章。文章发表我也从不提前通知他们。双方都认为，操纵思想是一种耻辱，教授的主要责任是说真话。
一个月后，在美国商会的小组讨论上出现了类似的一幕。对阵双方一方是基辛格和明尼苏达州共和党国会议员沃尔特·贾德，另一方是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托马斯·多德。电视节目《面对新闻界》主持人劳伦斯·斯皮瓦克介绍基辛格是“洛克菲勒的发言人”，基辛格生硬地回答：
我今天来录节目是以哈佛大学教授的身份，而不是洛克菲勒州长发言人的身份。洛克菲勒州长是我朋友，我崇拜他。他征求我的意见，我会说出我的意见。然而，我在商会前亮相是以我国际关系教授的身份，我说的任何话都不应被视为反映他人观点。
这种疏远似乎与事实不符。到目前为止，洛克菲勒在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上都是严格依据基辛格草拟的文件来执行的。他4月25日对报纸出版商协会做的报告基本上就是基辛格两篇讨论欧洲的文章的摘要，因为他主张“建立一个最高层次的永久组织，探讨增强北大西洋周边国家凝聚力的方法”。这段时间他常对记者说的一番话也带有基辛格风格：“人可以被理想和价值观打动，仅仅是冷冰冰的算计打动不了人。将来不会自己走来，而要用现在的眼光、胆量和勇气组合而成。”他和洛克菲勒经常联系。1962年4月，他对州长说：“我们要直面这个问题，无论我们是否准备接受欧洲出现一个独立的核问题决策中心，并通过政治协商途径使他们的行动与我们的保持一致。我们现在的路线……倾向于让欧洲去除核武器。我担心这终究会产生中立主义。”基辛格现在是下大力气研究洛克菲勒的政策立场，为计划中的1964年总统竞选做准备。
不过，从战术上说，这么早就公开承认是洛克菲勒的人没有意义。保守的亚利桑那州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对洛克菲勒的挑衅已经开始越发猖狂[3]。威斯康星州国会议员梅尔文·莱尔德是戈德华特的支持者，但“未对外宣布”，他邀请基辛格给论文集《保守派文献》投稿，基辛格就把写欧洲的两篇文章糅合起来并加以精简，写成《西方联盟的团结要素》一文。而且，无论是洛克菲勒，还是戈德华特，在1964年总统竞选中击败肯尼迪的可能性似乎都很小。1963年5月，基辛格再次访问波恩，对阿登纳说：“实际上，总统的任期是8年。如果不出现难以想象的灾难……肯尼迪总统会再次当选。”
无论如何，尽管基辛格继续被人称为白宫顾问，但他照样在大西洋彼岸的权力中心穿行。哈佛的课一上完，他又回到欧洲，会见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主要决策者。人们对多边核力量的意见还是众说纷纭。比利时国防部部长保罗–威廉·塞格尔表示，比利时愿意加入，“这样德国就不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阿登纳说，德国会加入，“这样就不会跟美国失去联系”。但是，因为《明镜周刊》事件引咎辞职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却另有看法：在他看来，多边核力量是“骗人的玩意儿”。英国上任印度总督、现任国防部部长蒙巴顿爵士更直率，他对基辛格说，多边核力量是“一句屁话”。具体而言，“他一辈子指挥过那么多舰艇，知道要把不同国籍的船员编排在一起完全是异想天开”。劳动党的影子国防部部长德尼斯·希利也毫不留情。然而，最负面的是法国人的意见。斯特林和德罗斯警告说，戴高乐正采取果断措施，减少法军中加入北约的士兵人数。这些看法及其他一些看法基辛格都转达给了邦迪，只加了一句评语，让他处理法国情报时要“特别谨慎”。
虽然有人攻击约翰·F.肯尼迪，但是他依然能在战略失败的险境中夺取政治胜利。美国政府对柏林问题的处理不够理想；它向苏联让步了；它任由柏林在过时的四国协议中一分为二，直到1989年才结束分裂局面。然而，1963年6月，肯尼迪应维利·勃兰特邀请访问柏林，没想到却做了一场他政治生涯中最伟大的演讲。像数百万德国人一样，实业家库尔特·比伦巴赫听了6月26日肯尼迪在西柏林议会所在地舍恩贝格市政厅发表的演讲，被深深打动了。肯尼迪对那些视共产党为“未来浪潮”的人发出挑战，“让他们到柏林来吧！”那种激动人心的效果在洛克菲勒以前的演讲中从来没有，以后也绝不会有。主要观点可谓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对柏林墙的鄙夷散发着活力。他谈到古罗马，实际上是在巧妙地称赞跨越大西洋的美式和平。他宣称他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柏林统一，而且是德国统一，这不仅具有煽动性，而且显然是发自肺腑的。比伦巴赫对基辛格说，“这场演讲深深打动了大众，这种场面他几十年就见过这一次”，而且，“对法国人的诱惑起到一种免疫作用”。（基辛格在给施莱辛格的信的附言中嘲讽地写道：“我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喜欢这种‘几十年一见’的影响，但我们应该是不能样样如意吧！”）
肯尼迪的所作所为别人很难仿效，但洛克菲勒还是仿效了，几个月后，他踏上了为期两周的欧洲之旅，这是基辛格的建议，这次访问基辛格也随行。（这次旅行时间恰逢哈佛开学，基辛格请求媒体不要报道，“免得学校管理委员会好奇，一名教员和一位政界人物到欧洲公费旅游是怎么回事”。）然而，令人玩味的是，两人没去德国。实际上，他们是特意回避见到基辛格在当白宫顾问时见过的那些人。（基辛格后来对腊斯克说明原因，这么做是“避免给政府带来任何可能的尴尬”，“也涉及某种微妙的荣誉问题”。）
洛克菲勒的问题不仅仅是肯尼迪比他会演讲，也不是肯尼迪更善于利用基辛格在欧洲的关系。问题是肯尼迪将一些重要的外交问题处理得很成功。1961年8月，苏联恢复大气层核试验以后，肯尼迪不听邦迪的建议，也恢复了大气层核试验。然而，与此同时，肯尼迪提议禁止由国家监察制度监督下的大气层核试验。基辛格起初力劝洛克菲勒不要就此表态，但经过思考，他和特勒决定最好支持肯尼迪的提议。从1962年8月到1963年7月，洛克菲勒和团队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苦苦挣扎。1963年1月，洛克菲勒发布了一则声明，警告人们当心长期单边禁核，但是引来大量带有敌意的回信，因此感到很伤心。4个月后，基辛格又提出一种方案，“设置核辐射上限，给各个国家设定配额”，但这样显然太过复杂，政治上行不通。除了特勒，洛克菲勒又提拔了一些人才，如兰德公司的斯坦利·霍夫曼、伯纳德·布罗迪和马尔科姆·霍格，甚至还提拔了沃尔特·罗斯托。最终，等赫鲁晓夫出乎意料地不再反对肯尼迪的提议之后，洛克菲勒勉强决定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即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核试验，但不禁止地下核试验。
各方除了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外，还开通了美苏领导人热线，恢复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谈，至此，缓和的想法已然成为现实，很难再反对。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的采访中，洛克菲勒将肯尼迪的问题和盘托出，有古巴问题、北约问题、拉丁美洲问题、海外援助问题，甚至越南问题，指责他“优柔寡断、摇摆不定、软弱无能”。然而，下文将看到，肯尼迪似乎并非是在美国对越南共和国的承诺问题上打退堂鼓。情况恰恰相反。此外，洛克菲勒还攻击肯尼迪在意大利“向左派敞开怀抱”：范范尼试图让左派分子进入自己国家的和美国的政府，肯尼迪表示支持。但是他声称此举为共产党夺权打开方便之门，“会引发灾难”，这也是夸大其词。洛克菲勒唯一向前看的办法似乎是“打击政府整体上的玩世不恭和含糊其词”。11月21日总统竞选的“宣传资料”表明，“洛克菲勒州长认为肯尼迪政府‘不知所措，万事都靠权宜之计’”。“政府有那么多博学之士，怎么还步履维艰、危机频繁？”答案是，“对国际政治本质缺乏理解”，“倾向于看重权宜之计，不讲原则”。
现在不必再遮遮掩掩的了。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已经被称为“洛基的军事顾问”。但是竞选活动进行得极不顺利。特勒从加州发来消息说洛克菲勒“完了”，基辛格得知后只能回答，“对现在出现的情况我和你一样非常厌恶”。距共和党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首轮初选还有4个月，基辛格的生活已经“乱作一团、无法形容”。不过，根据基辛格的判断，在加州这个大州，洛克菲勒“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私生活除外”。西岸的共和党人大多数“支持戈德华特”，“但如果他们知道州长支持谁，也不是无法改变”。基辛格希望在总统竞选正式开始之前，自己能和洛克菲勒核心集团一道完全确立洛克菲勒的真正立场。不过，目前还没做到。
6
1963年11月22日，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改变了美国历史进程，究竟有哪些改变，谁也无法确定。肯尼迪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可能不会像约翰逊政府那样让越战升级——甚至可能撤兵而不是增兵，让情况出现逆转；肯尼迪去世的时候，越南已经有1.2万名美方人员。政府很可能不会大胆通过民权法案和“大社会”立法这两项约翰逊政府在内政上最重大的成就[4]。在其他方面，肯定会有连续性。肯尼迪突然死于非命，肯定未来若干年都很难再有人批评他在总统任期内所做的工作。同时，那些老是批评他外交政策的人也会三缄其口，尽管是暂时的。基辛格得知噩耗，给邦迪发电报：“值此悲痛时刻，希望你知道我在想念你，此致深切同情。”当然，这些话语很平淡，甚至很虚假。不过有件事也许值得一提：三年来，虽然邦迪让基辛格承受了许多挫折和失望，但基辛格依然认为有必要发唁电。
肯尼迪逝世后，竞选活动暂停了一个月，基辛格有时间来思考洛克菲勒的最佳应对策略。有意思的是，他在起草的文件中明确声称支持民权运动。基辛格写道：“对我们共和党的成员们，我要说……我们必须走在民权斗争的前列。我们必须当排头兵，为每个人争取更好的教育条件、一个安定的家、一个健康的身体。”总统遭受“无谓的暴力攻击”，全国人民“深感震惊”。但是，“我们知道，人可以消亡，但制度会继续存在。任何子弹都无法摧毁我们的宪法进程……我们遭受了损失，但是生活仍将继续”。基辛格认为形势已经很明朗了，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洛克菲勒无法压过强烈反对“倒退”、与一切共产党政权不共戴天的强硬派戈德华特。不过这样就会在公开辩论阶段产生具有决定性的重大差距。如果至少一时之间还无法批评肯尼迪，那么就没有机会对灵活反应战略的成绩进行评估。基辛格对灵活反应战略缺陷所做的分析，不管是战略性的还是战术性的，只能搁置起来；美国就柏林问题和古巴问题做出的让步只能置之不理；反击力原则涉及的矛盾只能放置一边。
肯尼迪在位期间，担心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美国没有为柏林问题打常规战争，也没有为古巴问题打常规战争。但是缓和政策降低了这种升级的风险。可笑的是，美国要打的常规战争，即约翰·F.肯尼迪已经准备要打的、20世纪60年代后面几年将残酷地升级的常规战争的地点，既不是具有战略枢纽地位的柏林，也不是美国的近邻古巴，而是遥远的、战略意义不大的法国前殖民地：越南。
[1] 这些主要顾问后来集中在一个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机构，其核心成员包括：肯尼迪总统、约翰逊副总统、国务卿腊斯克、财政部部长道格拉斯·狄龙、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司法部部长肯尼迪、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大使卢埃林·汤普森，以及特别助理邦迪。并且，还有超过20位其他官员会在必要时也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2] 这是指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两部小说《美国参议员》和《约翰·卡尔迪加特》中，有一个随意的姿势被有意误解为求婚。在这件事情上，肯尼迪兄弟在回应赫鲁晓夫的两个提议时采取了最利于自身的方式，但最终还是忽略了第二个提议。
[3] 尽管戈德华特并非强硬的社会保守派——他后来抵抗基督教教徒要求禁止堕胎和同性恋带来的压力，但他在竞选中获得共和党提名是受益于洛克菲勒被离婚和再婚丑闻缠身。更为本质的是，戈德华特的反新政经济的自由主义立场与洛克菲勒作为纽约州州长的税收和开支政策针锋相对。
[4] 那种更不激进的内政项目最终的命运更是难以想象。在史蒂芬·金的虚构历史小说《11/22/63》当中，再度当选的肯尼迪发现自己正领导着全国反击民权运动，结果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1968年当选美国总统。华莱士随后因使用核武器而导致越战升级，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