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伍

当然，战争狂热最好的体现，便是人们的主动请缨。战争爆发伊始，那些正在服兵役或最近刚刚结束兵役的人又迅速被动员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动员过程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而且有些地方的人们以沉默的热情接受了它（如法国的某些地方）。只有在俄国，一些农民因为憎恶军事当局在收庄稼前夕入侵他们的地盘而进行了暴力抵抗，但这种情况也只是偶然发生。此外，就连在那些已经实行强制性兵役的国家，也有大批在和平时期并没有“服役”的人此时志愿参军入伍。阿道夫·希特勒就是他们中的一员（通过移居慕尼黑，他躲过了奥地利的兵役，但却心急火燎地于1914年8月志愿加入巴伐利亚的部队）。恩斯特·云格尔同样自告奋勇加入了部队，但据他回忆，“老兵们对他的行为大为费解。普通士兵认为我们这样做是种冒失的妄为。”与其他地方一样，汉堡的中产阶级自告奋勇，迫不及待想要穿上军装：比如像出身于汉萨商业大家庭的珀西·施拉姆这样的15岁左右的男孩以及法兰克福犹太人赫伯特·祖尔茨巴赫，早在1914年7月14日祖尔茨巴赫便调侃说，“与其去汉堡参加商务培训，不如去服兵役”；在些许犹豫之后，他于8月1日成为了一名志愿兵。

与此相反的是，直到1916年年初，英国才在本土及其帝国范围内才开始实行征兵制度。因此，在此之前参军的人都属于志愿入伍。而参军人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4年8月25日，基奇纳称其征募的目标是达到30个师的人数，但是这个目标数字不断在攀升，次年竟然达到70个师之多。他在头一个月招募的人数为20万，但实际征募人数至少有30万（见图7–3）。在一周之内（8月30日~9月5日）便有17.5万新兵入伍。8月25日当天新增人数1万人，这个数字在9月3日达到顶峰——3.3万人。一共有250万人主动请缨，代表英国出征，符合条件者占到了25%。他们之中有29%的人参加了前8个星期的战事。在征兵制度实行之后，新招募的士兵人数与之前的自愿者相差无几；实际上，根据年度统计，尽管实行了征兵制度，但招募的总人数反而略有下降。为了缓解早期人们蜂拥而至的现象，陆军部于9月11日将新兵的最低身高要求增加了6厘米，但10月底又将其下调，11月14日降至原来的水平。此外，许多超过征兵年龄的人也以志愿者或者治安官的身份加入了部队。因此，在索姆河战役之前，大部分英国人都是自愿参战，而非被迫。

然而，我们同样需要对兵源质量做出分析，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同样积极。战后所称的“所有社会阶层……都对战争做出了同样多的贡献”，显然不是事实。战争开始以前，新的队伍“以正常的招募流程，从每个阶层平均招募士兵”的说辞同样是不真实的。实际上，包括最杰出的招聘士官德比勋爵在内，有许多中产阶级人士——他们的确是加官晋爵的对象——因为迫切要求参加战斗而被当作士兵招募进队伍。“他们之中有律师、推销员、银行职员、高级技师等。”一位曾加入伯明翰军团的人回忆道，队伍里面同样混杂着大量出身工人阶层的贫穷的人；在这些工人中，纺织工人比例较低，但矿工的比例却相当高（从战时经济的角度便可解释这一现象）：战争开始的头一个月，就有11.5万名矿工志愿从军，占矿工联盟会员人数的近15%；截至1915年6月，这一人数达到23万。而一些矿业城镇几乎丧失了所有年轻劳动力。但更让人吃惊的是，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在数量上力压工人，造成部队人员构成的严重不平衡：截至1916年2月，从事金融职业和从商的人占40%，与此相比，工人的比例只有28%。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采取措施，留住了重要的工业领域的工人，让其坚守岗位；但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相对来说对战争更为积极。

图7–3 1914年8月~1915年12月英国常规军及地方部队征兵情况

资料来源：Lawrence et al.,“Outbreak of War”,p.188.

或许更让人吃惊的是发生在英国本土和其帝国范围内的变化。战前，虽然苏格兰人占士兵人数比例相对较低，但他们是对战争最富有热情的志愿者。截至1915年12月，15~49岁的苏格兰志愿者人数仅占29%。澳大利亚人的参与也同样积极：他们是帝国唯一不需要诉诸征兵手段就可以招募到的志愿者。与此相反，爱尔兰人对此的热情相对低一些：入伍士兵中，只有11%的人出于自愿，但他们之中同样存在一些地域问题与差异；1916年之后，南方人的抵触情绪明显更强烈。类似的政治因素也影响了加拿大的征兵工作——该国是殖民地中输送兵源最多的国家（64万人）。但其中只有5%是讲法语的加拿大人，他们占到加拿大总人口的40%。

人们为何而战？绝大多数情况下当然不是为了践行1839年的条约中保卫比利时中立立场的规定（更不是因为萨拉热窝行刺事件而保护塞尔维亚免遭奥地利的报复）。实际上，许多战士在有影响力的回忆录中提到过比利时问题。格雷夫斯回忆自己曾经“被德国人随意践踏比利时中立立场的行为激怒了”；萨松读报的时候，曾看到“德国士兵折磨比利时婴儿”的消息。威廉·利弗爵士向一位流亡国外的比利时政府官员保证，新军的“所有士兵”都“满怀一腔激情开赴前线，要对德军在比利时犯下的种种罪行复仇”。然而，这种情绪是否普遍存在还有待商榷，特别是在“普通士兵”中间。赫伯特·里德的经典作品《普通士兵的家书》（Other Ranks’Letter Home）的结尾处写道，“好吧，他们说这都是为了小小的比利时，那么就打起精神来吧，让我来搞定小小的比利时。”当时甚至还发生了一件逸事——尽管该事可能是虚构的——在英国军队登船横渡海峡时，他们放声唱着“我们要去痛扁比利时”。

另外一个稍显含糊的原因是“对国家的热爱”，这通常被认为是志愿者的典型动机。人们认为，充满爱国情感的“1914精神”是多年来国民教化的产物——遍布中学、大学、民族主义联盟和欧洲国家的军队中间。《西线无战事》中的大恶棍是一位教师，这也不无道理。人民群众——至少中产阶级民众——长期受到爱国音乐、爱国诗歌、爱国艺术、爱国遗址，当然，还有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熏陶。就连那些最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文化风气都在助长战争狂热的气焰，它将战争描述成精神革命的力量。当我们稍微关注英国公立学校教育中使用的战争语言，这种论点就显得极具说服力。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亨利·纽博尔特爵士的《生命的火炬》（Torch of Life，1898）经常被拿来引用：在那遥远荒凉的沙场上，“学生们的叫喊声回荡在队列中：‘加油！加油！打败他们！’”因此，英国公立学校对学生进行的是明确的战争教育：“事关忠诚、荣耀、骑士精神、基督精神、爱国精神、体育精神和领袖精神。”伊顿、温彻斯特、哈罗、什鲁斯伯里这些名校在1914~1915年变成了通向堑壕的大门（就像时至今日，它们被誉为为蹲监狱做准备的理想地方一般）。1909~1915年，539名温彻斯特公学男毕业生中有8人志愿入伍。《伊顿公学记事》（Eton Chronicle）中详细记载，“他们正是在那里获得了能够让他们承受人们正在经历的那种严酷考验的意志。”德国的中学教育也是如出一辙，在那里，学生们对体育课充满热爱；而比起八人划船，德国的大学更推崇的是决斗组织，其尚武的文化很显然已经超过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作为必修课的一部分，法国的学校也在孜孜不倦地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年轻的法国男孩与其他欧洲青年一样尚武好斗。

毫无疑问，1914~1915年的主动请缨者的爱国狂热，与他们受到的学校教育有很大关系。肯尼思·克肖将1915年6月参加戈登高地作战的经历描述为，“这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最终被选中，要为国奉献，这是我这一辈子所有的、唯一的野心和追求。”但让人吃惊的是，这种爱国情愫是如此虚无缥缈和模糊不清：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作战究竟与“为英国而战”有什么关系？对许多公立学校的志愿兵来说，他们受教育的作用就是不让他们追问战争的原因。约翰·弗伦奇爵士理想中的新一代军官——“习惯打猎、马球和户外运动的男子”——倾向于将这场战争视为“一场最伟大的游戏”。用萨松的话说就是，“风和日丽的一天，骑马去远足、野餐。”对于像弗朗西斯·格伦费尔这样的人来说，德国士兵就是某种狐狸或野猪，专门供人打猎消遣。

不管怎样，那些“普通人”——未受过公立学校的教育的人——他们的想法如何呢？曾经有一个人，志愿加入军队，原因是他认为英国远征军的目的是要阻止德国入侵英国：

我们并不是为了国王和国家而战，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国王。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战争来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需要做点儿什么。那是一支与我们为敌的军队，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让他们入侵英国，而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他们留在该出现的地方——法国。

尽管听起来有道理，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见，德国并没有入侵英国的打算。然而，这种自卫性动机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征兵的高峰时期或多或少与英国远征军的命运陷入低谷的时间（蒙斯大撤退）相吻合，而德国当时似乎是剑指巴黎。

但是其他这种社会阶层出身的人就没那么深谋远虑了。当乔治·科珀德8月27日志愿参军时，这位只受过小学教育的16岁克罗伊登男孩对即将在法国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1915年1月，哈里·芬奇甚至都懒得提及他决定参军的原因；他的哥哥在战争之前就入伍了，因此即便是和平年代，他依然可能会随之入伍。

如果说英国的士兵中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都不清楚他们到底为何而战，那么这种惶惑恐怕会更多地出现在东线。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的开头写到，愚笨的捷克英雄第一次听到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的消息，是从当地酒吧一位女服务员口中得知——“我们的斐迪南被杀害了”。当她刚要开口解释她指的是哪位斐迪南时，帅克分析了这场刺杀行动所暗示的内容，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我希望是土耳其人干的，”他若有所思地说，“你们都知道，我们就不该从他们手中夺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旁边的一位便衣警察无意中听到了他的发言，于是纠正帅克，这场刺杀的主谋是“塞尔维亚人”。

“你们都错了，”帅克回应道，“就是土耳其人，因为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问题。”之后，帅克详细解释了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外交政策。1912年，土耳其人在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战争中落败。他们想寻求奥地利的帮助，但因为求助没有得到回应，他们就射杀了斐迪南……“你真认为尊敬的陛下会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如果你真那么认为，那么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们是不得不与土耳其付诸一战的。‘你杀了我的叔叔，我要给你一拳。’战争是肯定会发生的。塞尔维亚和俄国会帮助我们的。我们不会有事的。”

在一片先知的光环中，帅克显得容光焕发。他一脸天真朴实，笑容就像一轮盈月，闪耀着激情的光芒。他无所不知。

“事情可能是这样，”他继续对奥地利的未来指点江山，“如果我们与土耳其人之间发生战争，德国人就会攻打我们，因为他们和土耳其是一伙的。世界上没有比他们更无耻的人了。但是我们可以与法国人结盟，因为自1871年以来，他们就对德国人怀恨在心。双方的气焰从此被点燃，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对此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在一番夸夸其谈后，倒霉的帅克被逮捕了，最后被征召入伍。

当然，这只是一出喜剧。然而比起那些在大公遇刺身亡5周之内就像帅克一样穿上军装、开赴前线的百万士兵来说，帅克是否显得更加无知还有待商榷。的确，根据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将军的回忆，俄国招募的士兵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战争的真相：

我曾一再询问我那些在战壕中的士兵们，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战斗；我一定会听到一个毫无意识的答案是，某位大公和他的妻子被害身亡，然后奥地利人要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羞辱。实际上，没有人知道这些塞尔维亚人是谁；同样，他们对斯拉夫人的概念也充满疑虑。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些德国人会因为塞尔维亚人和我们开战……他们对德国的野心不曾耳闻，有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存在。

一位来自斯摩棱斯克的农场代理人记录下了战争头几个星期农夫出身的士兵们的议论：“如果德国人想要赔偿，那么就一人10卢布赔给他们吧，何必要杀人呢？”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军事随员曾如此记录俄国农民对1914年动员的反响：“起初，有大批的俄国士兵情愿去打仗，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他们为之牺牲的东西丝毫没有概念……”

成功躲避奥地利兵役的阿道夫·希特勒对行刺事件的第一反应是：

我充满焦虑，因为这些子弹可能是从德国学生的手枪中射出的，他们可能是出于对这位法定继承人总是与斯拉夫人相勾结的愤慨，试图将德国人民从这位内部敌人的手中解放……但不久之后，当我听说了刺客嫌疑人的名字，知道他们是塞族人时，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战栗，复仇情绪充斥着我的全身，但命运和前途还是一片茫然。

这位斯拉夫人最伟大的友人，倒在了斯拉夫极端分子的子弹下。

T·E·劳伦斯描述了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因在中东地区的一系列口水仗招致麻烦的事实：“在最为恶劣的语言攻击之后，事情走向极端。土耳其人疯狂地称阿拉伯人为‘英国人’，而阿拉伯人则冲他们喊‘德国人’。当然，这里没有德国人，之前也没有英国人，我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批英国人。”很明显，阿拉伯人并不是为比利时而战的（实际上，劳伦斯在劝说阿拉伯人为自己的独立而战时都非常困难）。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大批英国人志愿参军？以下5点可以说明：

1.成功的征募技巧。议会征兵委员会在征募中起了重要作用。它建立起拥有2000名志愿者的组织，该组织成功地举行了1.2万场动员会，超过2万人次发表演讲；同时，发出800万封招募信件，分发了至少5400万张海报、传单以及其他形式的印刷品。另一方面，议会征兵委员会直到8月27日才成立；8月31日，它才举办了第一场动员会，并且在第一次征兵热潮之后，它才真正有所行动。从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获悉，战争初期，从克罗伊登到兰开夏郡，征兵办公室门外的军乐队演奏着振奋人心的乐曲，这比任何一场当地显贵的演讲效果都要好。报纸在这其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纽卡斯尔每日纪事》9月1日报道，“我们英国必须拥有更多士兵——我们的盟友已经竭力贡献出自己的全部人力了”，这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女性压力。没有穿军装的男人被赠予象征懦弱的白色羽毛，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政府更是抓住这一点大做宣传。议会征兵委员会的海报目的很明确（它们极其聪明地暗示着妇女们，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不管怎样都会活下来）：“当战争结束之后，有人询问您的丈夫和儿子，他们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过怎样的贡献时，他会羞愧难当，只因为您当时没有让他参军。”更为粗鲁但或许也更有效的宣传是，如果一个男人不愿意参军，那么他的灵魂可能在其他方面堕落了：“你的男孩穿着军装吗？……如果他现在对国王和国家的职责不屑一顾，那么他将来也会弃你于不顾。”“为什么这里的小伙子看到一个块头比自己大两倍的家伙恃强凌弱、欺负儿童，都不会予以还击呢？”一位F·博厄斯太太在征兵委员会的小册子上如是发问。甚至连诸如埃米琳和克丽丝特布尔·潘克赫斯特这样的妇女参政权论者也对此深表赞同，认为德国是个“男人的国度”，它的胜利将会对“妇女运动造成最具破坏性的打击”；因此她们迫切呼吁男人参军入伍，并欢迎大批女工到军工厂参加工作。难怪英国军人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对《使命》（The Call）的作者杰西·波普一直心存芥蒂：“谁要去堑壕作战？不是你吗，小伙子？”

3.同龄人压力。我们同样不能忽视那些所谓的“伙伴军团”的重要性（朋友、邻居和同事结伴共同参军）。早期的“伙伴军团”，如皇家燧发枪手团的股票经纪人军队（8月21日成立）、格洛斯特编队中的“商人和专家”军团以及利物浦的3个职员军团，不仅表明了地方和区域的爱国忠心，更体现了不同的公民职业结构（可能还有社会阶层结构）对军队生活的影响。军队中甚至出现了足球运动员军团和拳击手连队，这也成为对英国战争主题“战争即游戏”的诠释。一开始，这些小团体可能具有排斥性，有些军团甚至要求加入者支付最多5英镑的入会费。然而到了1915年春，严重的人员伤亡摧毁了这些“伙伴军团”的等级制度，人们不得不与陌生人并肩作战，而这些陌生人大多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区域。而现在，“同伴”的概念在征兵委员会的宣传中少了一些自发性，而更多是强迫性的论调：“你会为你的军中同伴感到骄傲，这是当然的！但你的伙伴们对你怎么看？”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想法根本无须清楚地表达出来。1914年8月，就连威廉·贝弗里奇这样温和的人都对加入这样的军团感到“无比嫉妒”。

4.经济动机。有些历史学家曾对影响征兵的经济因素表示怀疑。1917年12月，一家加拿大军报指出，“那些为了得到一把折叠刀和一把刮胡刀而参军的人肯定是积极而热衷于此的。”杜威发现，在低薪和征兵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英国的征兵高峰恰恰与8月的财政和商业危机造成的失业高峰相吻合。在布里斯托尔，战争开始的头一个月中，有90%的失业工人加入了军队；在那些商业恢复迅速的地区，征兵率明显比其他地区要低。因此，1914年的人们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A·J·道森在小册子《如何帮助基奇纳勋爵》（How to Help Lord Kitchener）中挖空心思想也是要表达“对许多工人们来说……当兵自然不会让钱财蒙受损失”，但在他选择的案例中，该观点显然不可能成立——一个有家室、养育3个孩子的男人在战争中牺牲，或是落下了永久性残疾。加的夫铁路公司为其入伍员工提供工作保障、家属补贴和养老金，由于反响过于强烈，这些保证最后不得不被撤回。

老板们也开始向员工施加压力。9月3日，西约克郡煤厂主协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在其员工之间组建军团的决议，纽卡斯尔商业议院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当日，福斯特和布雷思韦特股票经纪公司也告知其员工，“公司希望所有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单身男员工……以及那些结了婚但是同样符合条件的人，能够立刻加入基奇纳伯爵的部队。”格拉斯哥有轨电车集团经理詹姆斯·达尔林普尔也用相同的方式，在数小时内就组建了高原轻步兵团第15集团军。

5.冲动。最后，诚如阿夫纳·奥弗所说，还有一些人是出于冲动而自愿参军，他们从未设想过将来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丝毫不了解战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