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泡沫

约翰·劳为什么能够得到在法国试验其金融魔法的机会？法国人清楚劳的本来面目：1708年，时任路易十四外交大臣的托尔西侯爵就曾称劳为职业赌徒，还有可能是间谍。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当时法国的财政状况十分糟糕。路易十四连年征战，法国政府负债累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三次濒临破产。我们有必要去审视这个王国的负债状况。法国政府要减免大多数债务，其实无异于拖欠偿还。即便如此，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法国政府仍需发行2.5亿附息新国债。另外，法国政府试图减少金银硬币的流通量，则必将导致经济衰退，整个国家形势也就变得更糟。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劳声称有解决办法。

1715年10月，劳关于建立发行公共票据银行的申请首次递交法国皇家委员会，其中提出银行应该充当皇室的收银员，征收所有赋税的意见。由于诺阿耶公爵反对这些大胆的建议，申请遭到否决。劳第二次申请只是提出建立私人银行，因此得以顺利获准。在劳的监管下，法国兴业银行于1716年5月建立，规定发行的票据由实物（金或银）偿还，期限是20年。股票总价值定为600万里弗尔（1 200股，每股5 000里弗尔），其中3/4用以偿还多少有些贬值的国有债券（所以有效的资本接近285万里弗尔）。这起初似乎只是很小的产业，但是劳的心中一直酝酿着宏伟的规划，他决定将其资产卖给奥尔良公爵（即路易十五幼年时期的摄政王）。1717年，他又更进一步规定，法国兴业银行的股票可以用来支付所有的赋税。这起初在某些地方遭到抵制，但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得以有效实行。

劳立志通过建立荷兰模式的公有银行，以重新树立法国的经济信心，而唯一的不同点是法国的公有银行将会发行纸币。由于货币都被投入银行之中，政府的巨额债务就会得以控制，同时，纸币的流通会刺激法国的贸易发展，进而重振其经济实力。“银行并不是我的唯一，也不是我最宏大的想法。”劳告诉摄政王，“我要完成一项工作，它所带来的剧变将会震惊整个欧洲。这种剧变无疑是有利于法国的，它将会产生比发现印度更为强大的冲击力。”

劳曾经在荷兰共和国学习金融学，而从一开始，他便认为绝对专制的法国是其理想体制的最佳试验地。“我认为，”劳写道，“比起权力受限的君主，一位深谙权术的专制君王能够将其信誉传播得更远，也能够以更低的利息获取需要的资金。”这是一种专制主义的金融理论，其根据是“无论是信誉还是军事、法律权威，绝对权力必须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其中的关键在于，即使国王举债勉强维持战事，也要使王室的信誉比过去更有效。在劳的体系里，君主可以将信誉有效地传授给“贸易公司，使之成功吸纳王国内所有的贸易物资，积聚成一体”。整个国家，就像劳说的那样，“会变成一个贸易体，由皇家银行提供货币，进而使商业、货币和商品重新结合起来。”

在荷兰的例子中，帝国在劳的心目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认为，法国在开辟海外领地方面努力甚少，因此提议接管法国同路易斯安那地区的贸易。那时，路易斯安那是一片广袤却未曾开发的土地，从南端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直向北延伸到北美洲中西部地区，其面积基本相当于今天美国国土面积的1/4。1717年，一家新成立的“西部公司”获得了路易斯安那的商业垄断权，期限是25年，公司资金限制为1亿里弗尔。这个数目在法国是从未有过的。公司股票每股定价为500里弗尔，鼓励各个阶层的法国公民以及外国人用国债前来购买（分批）。这些国债即将退市，可以统一兑换为4%的公债（永久债券）。劳的名字赫然位列公司董事会之首。

最初有些人对劳的体制提出抗议，这是事实。圣·西蒙公爵就曾明智地评论道：

建立这种体制本身也许是好意，但是仅限于共和国或是像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国，在这些国家里，控制财政的人同时也是供给财政的人，并且根据个人意愿决定供给量。而像法国这样积贫积弱、摇摆不定的专制国家稳定性不足；国王可能会废除银行，这种诱惑是极其巨大的，操作起来也很容易。

就像是要证明上面所说内容的预见性一样，1718年年初，法国新任财政大臣热内·阿尔让松宣布金银硬币贬值40个百分点，紧接着巴黎议会就对他（也对劳的银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声称这项决议造成的“混乱规模庞大，把局面搞乱了，以至于无法看清事情的真相”。而与此同时，由劳的竞争对手帕里斯兄弟创办的公司较之西部公司更成功地吸引了投资者。然而，摄政王以一种极为专制的方式强硬地重申了王室的特权。这十分符合劳的利益，令他满心欢喜。（“专制力量是多么强大，”他写道，“尤其是在一个机构成立之初，面对着尚未习惯新事物的国民反对之时。”）另外，从1718年年末开始，法国政府授予西部公司诸多特权，旨在增强其股票的市场吸引力。8月，西部公司取得了烟草买卖征税权，12月又获得了在塞内加尔的优先经营权。为了进一步巩固劳的地位，法国兴业银行随后取得了皇家审批权：1718年12月法国兴业银行改组为皇家银行，实际上成为法国首家中央银行。为了增加市场吸引力，皇家银行的纸币既可以用银行的埃居（代表固定数量的银币）兑换，也可以通过更为流行的图尔里弗尔（一种计量单位，其与金银的比率会变动）进行兑换。然而到了7月，埃居停止在法流通，而1719年4月22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银行票据不会像银币一样经历周期性贬值。法国从金银硬币时代向纸币时代的转变开始了。

与此同时，西部公司继续扩张，于1719年5月接管了法国在东印度和中国的公司，合并成为印度公司，也就是为世人所知的密西西比公司。同年7月，劳取得了皇家铸币厂9年的利润所有权，8月又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了间接税的包税租赁权，而他的对手刚刚拥有这项权利才一年。9月，密西西比公司决定借给国王12亿里弗尔，用于支付整个王室债务。一个月之后，劳又控制了直接税的征收权。

劳对自己创造的体制十分自豪。他写道，之前的体制无非是一种“货币接受和支付的手段。你拥有一连串彼此印证的想法，这些想法越来越能揭示出其思想的本源。”用现代的话说，当时劳试图推行的是“通货再膨胀”。1716年的法国经济已呈衰退迹象，而劳用发行银行票据扩大资金供给量的做法明显给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强心剂。同时，他试图（并非盲目地）将管理低下、负担重重的公债转变为由私人征税支撑的垄断贸易公司的资产。如果他能够成功，法国王室财政困难的历史便会结束。

但是，劳不清楚何时收手。随着自己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劳对放任货币供应扩张产生了强烈的个人欲望。自家的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刺激财产泡沫的扩大，从中牟取暴利，这就如同一个人在同时主宰美国所有的500强公司、美国财政部以及美联储。这样的人会冒着大规模投资份额缩水的风险，提高公司税或利率吗？进一步讲，劳的体制要么创造经济泡沫，要么走向灭亡。劳兼并其他各类企业和包税公司，用的并非自己公司的利润，而是简单地发行新的股票。到了1719年6月17日，密西西比公司发行了5万新股，每股售价550里弗尔（尽管每只股票面值500里弗尔，同之前的西部公司同一标准）。为了保证发行顺利，劳亲自签名担保，他自己承认，这次类似赌博的交易让他整夜未眠。为了避免公众指责股价上升而自己独吞利润，他给予西部公司的股东购买这份新股的专购权（这些新股被戏称为“女儿股”，而公司的最初集资股则为“母亲股”）。1719年7月，劳第三次发行了5万新股（孙女股），此时售价已经升到每股1 000里弗尔，结果共筹得5 000万里弗尔，用以支付皇家铸币厂的运营。从逻辑上讲，这种对现有股东的稀释作用应当使单只股票价格下降，而劳是怎么让股票发行价翻倍的呢？

投机目标：密西西比公司仅余1/10的股票

从表面来看，更高股价的产生是由于密西西比公司对未来从路易斯安那可能获得的利润回报作出了承诺。这也是为什么劳如此费力地鼓吹殖民地的美好前景，将其比做真正的伊甸园的原因：园内居住着友善的蒙昧民族，那些异邦之物可以装船运往法国。为了开展贸易，密西西比公司在密西西比河口建造了一座新城市——新奥尔良，如此命名是为了谄媚于多情善感的摄政王。正如我们所知，这份理想的图景并非毫无根据，但要真正实现则需要多年努力。的确，数千来自莱茵兰、瑞士以及阿尔萨斯的德国贫民被征调过来，扮演了殖民者的角色，但是这些不幸的移民在到达路易斯安那之时，看到的却是一片潮湿闷热、蚊虫滋生的沼泽地。不到一年，他们当中的80%便死于饥饿或热带疾病，比如黄热病^[26]。

短期之内，劳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支付40%的股息。这个问题通过发行纸币得以解决。从1719年夏天开始，那些希望持有“女儿股”和“孙女股”的投资人得到了皇家银行的慷慨资助，后者允许股东借钱，并用所持股票作为担保品，将所得的资金用于投资更多的股票。可以预见的是，股票价格飙升。最初的“母亲股”价格从8月1日的2 750里弗尔涨到8月30日的4 100里弗尔，然后于9月4日达到5 000里弗尔。这轮升值诱使劳又在市场上投放了10万新股。之后的9月28日和10月2日，劳又分别投放了相同数量的股票，紧接着，两天后的10月4日又小规模投放了24万新股（尽管这次并未公开发行）。1719年秋天，公司每股价格越过9 000里弗尔大关，并于12月2日创下新高（10 025里弗尔）。1720年2月的非正规期货市场中，交易支付价格甚至达到12 500里弗尔。公众欢快娱乐的心情很快变得近乎疯狂。

有人似乎感到事出蹊跷。“所有的巴黎人都疯狂了吗？”1719年伏尔泰在给蒙·得·热内维尔的信中写道：“这是一场捉摸不透的混乱。”爱尔兰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确信劳建立的体制终将崩溃，他变卖家财，于1719年8月初离开巴黎。在伦敦，丹尼尔·迪福的态度更显蔑视：法国人只是在“追逐一阵装饰精美的空气”。劳的事业代表了一种新的成功的生活方略，对此迪福讥讽道：

你需手握长剑，砍死一两个花花公子，然后被抓进监牢，判处绞刑。如果你本事够大，可以越狱而逃——谨记这条路：前往某个陌生国度，倒卖股票，发行密西西比股，使整个国家一片泡沫，不久你就成了伟人。当然，你也得有超凡的好运。

大多数富裕起来的巴黎人经不住劳的诱惑。劳手握自己印制的叠叠钞票，提出要延期支付养老金，而实际上却提前支付，这得到了权贵阶层的绝对拥护。1719年9月，成群的股民涌向坎康普瓦大街。这条大街其实是夹在圣马丁大街和圣丹尼斯大街之间的狭窄通道，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发行办公室就设在此处。一位英国使馆的职员形容道：“从清晨到深夜，这里聚满了王族子胄、大臣公爵以及贵夫人，一言以蔽之，囊括了整个巴黎的体面人物。他们变卖资产，典当珠宝，为的是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曾经于1719年造访巴黎。她这样写道：“我很高兴能在巴黎遇见一个彻底的英格兰人（至少是英国人），我是指劳先生，他对待那些法国公爵和重臣是如此傲慢，而他们对他却是无比尊崇和屈就。”就在这样一个狂乱的年代，“百万富翁”（millionaire）一词首次出现（和企业家一词一样，百万富翁一词也是诞生在法国）。

1719年坎康普瓦大街街景一角，选自雕刻作品《愚蠢的大场面》

为了获取担任公共官职的资格，约翰·劳皈依天主教，因此他出现在那年12月10日的弥撒祭礼上也就不足为怪了。他有许多理由要感谢上帝。接下来的一个月，劳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功德圆满的他目前控制着：

法国全部间接税的征收权；

法国全部国债；

法国26座铸币厂，生产帝国需要的金币、银币；

路易斯安那殖民地；

密西西比公司，该公司垄断了烟草的进口和销售；

法国与加拿大的毛皮贸易；

法国同非洲、亚洲以及东印度地区的贸易。

凭着自身的头衔，劳还拥有：

位于黎塞留大街上的尼维斯酒店（现在是法国国家图书馆）；

马札然宫，公司的办公所在地；

征服广场（后改为路易大帝广场）超过1/3的建筑；

20多座乡间地产；

路易斯安那的几家工厂；

1亿里弗尔的密西西比公司股票。

约翰·劳也可以宣称：“我就是经济。”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经说过：“朕即国家。”约翰·劳也可以宣称：“我就是经济。”

[26]　今天，劫后余生者的踪迹在圣查尔斯、圣雅各和圣洗礼约翰的阿卡迪亚教区仍依稀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