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大不列颠失去了大英帝国，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角色了。

迪安·艾奇逊，1962年

大英帝国早已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只是断壁残垣。当英国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拖累下崩溃时，曾经建立在英国17~18世纪的商业及金融优势，以及19世纪的工业优势之上的霸权地位也注定岌岌可危，最大的债权人变成了债务人。同样的，曾经带动大英帝国扩张的人口运动，到了20世纪50年代也开始改变其方向了。从英国向外移民变成了移民到英国。曾经，数以千计的年轻男女被派往世界各地宣扬基督教和主的福音，如今，随着到教堂作礼拜的公众人数的减少，这种传教激情也逐渐湮灭了。今天，基督教在英国的许多前殖民地上，彰显出比英国本土更强的影响力。

理查德·特恩布尔爵士，是亚丁的总督，也是工党政治家，曾告诉丹尼斯·希利说：“当大英帝国终于沉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下时，它背后只会留下两个遗产：一个是足球协会的比赛，另一个则是一句骂人的话：‘滚出去’。”事实上，帝国的方方面面在现代世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我们几乎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如果不是英国人的统治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很难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的架构会在全球如此多的不同经济体内成功地建立起来。而采取了其他模式的帝国，却给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痛苦。如果没有大英帝国统治的影响，很难相信，议会民主制会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并延续到今天。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在很多方面的发展都得益于英国的统治，承认这点并非毫无依据。精英学校、大学、文员机构、军队、新闻机构和议会制度，无不带有清晰可辨的英国模式的烙印。最后，还有英语本身，这也许是英国在过去300年中最重要的一项出口。今天，有3.5亿人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约4.5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也就是说，地球上大约每7人中就有1人会说英文。

当然没有人会声称大英帝国的纪录毫无污点。相反，我已尽力表明，它常常不能履行它自己所鼓吹的个人主义自由的信仰，尤其是在早期，他们曾奴役和贩运过原住民，甚至对他们进行“种族清洗”。然而，在19世纪，大英帝国不可否认地引领着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废奴运动和自由劳动力运动。它为全球现代化通信网络的发展投入了巨额资本。它在广大地区传播和实行了法治。虽然大英帝国也卷入了众多小战役，但它总体上维持了空前绝后的全球和平。在20世纪，它也证明了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因为取代英国统治的德国和日本帝国的统治显然更为糟糕。如果没有大英帝国的话，英国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德国和日本的进攻。

如果不是大英帝国，19世纪40年代~20世纪30年代期间肯定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自由贸易。如果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放弃殖民地，那么这些市场的关税势必会提高，或者引发其他形式的贸易歧视。

我们甚至不需要假设，也能直接找到现实依据：美国和印度独立之后，它们都采取了高度保护主义政策，这就是证据；19世纪70年代及以后，我们从大英帝国的对手——法国、德国和俄国——所采取的关税政策上也能看出端倪。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军事预算，可以看做为了防范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风险而支付的极低的保险费。有人估计，英国开展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本可以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5%。还没有人敢估计这对整个世界经济作出了多少贡献；可是，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大英帝国的权力削弱后，全球因保护主义的盛行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带来的至少不是损失，而是收益，这点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没有大英帝国，1914年以前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自然也不可能出现全球收入差距的缩小。诚然，在19世纪，美国始终是最吸引欧洲移民的目的地，并非所有的移民都来自殖民国家。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独立战争前1.5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核心始终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而独立后的北美与英属北美之间的差别仍然很小。

同样值得我们记住的是，由于美国加强了移民限制，以及1929年之后遭遇了比英镑使用区严重得多的大萧条，1914年后，白人自治领（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作为英国人移民目的地的地位显著增加。最后，我们不应该忽略19世纪那些大批离开印度和中国，作为契约劳工到海外劳动的亚洲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进入了英国的种植园和矿山。毫无疑问，他们大多数人生活艰苦，许多人留在家里或许日子还好过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再次昧着良心否认，这些涌入异国他乡种橡胶、挖金矿的廉价的或者是未尽其才的亚洲劳动力没有其经济价值。

再看看，大英帝国在促进资本向世界欠发达地区流动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某些评估指标似乎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跨境资本流动比19世纪90年代的规模更大，但事实上，当今的许多海外投资都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1996年，只有28%的境外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在1913年，该比例为63%。我们再来通过另一个更为严格的指标来看，1997年，世界资本存量中只有5%投入了人均收入不足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0%的国家。而1913年，该数据是25%。一个可能的假设是，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鼓励投资者投资发展中经济体。这背后的逻辑很明显，投资这些经济体是有风险的。它们地处偏远，也更容易陷入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但是，帝国向欠发达世界的扩张减少了这种风险，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在当地实行了某种欧洲式统治。实际上，英国在其法律意义上的殖民地印度（或者除了名义上，从其他各方面来看都是英属殖民地的国家，如埃及）的投资远比在实际意义上的殖民地——如阿根廷——的投资更安全。这是一个比金本位制（它能有效地帮助投资者防范通货膨胀）更好的“安全系统”——尽管大多数英国殖民地最终两个都有了。

正因为上述所有原因，将大英帝国主义视为陷殖民地国家于贫困的罪魁祸首似乎就有问题了，这倒不是否认许多前殖民地极端贫困的事实。例如，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如今大约是赞比亚的28倍，这意味着普通赞比亚人每日的生活成本不足两美元。但要将这一切归咎于殖民主义遗留下的祸患，并无说服力，因为当殖民时代结束时，英国与赞比亚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那么大。1955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赞比亚的7倍。反倒是独立之后，前宗主国和前殖民地的差距才日益演变为一个巨大的鸿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几乎也是同样情况，只有一个国家明显例外：博茨瓦纳。

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取决于它的自然条件（广义说来，就是地理）以及人类行为（简单说，就是历史）的结合，这是经济史版的先天基因加后天培育学说。虽然我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天赋”的要素，比如平均温度、湿度、疾病的流行、土壤的质量、临海的位置、纬度和矿产资源等，决定了经济状况，但我们也有有力的证据表明，历史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有明显证据表明，英国式体制的实行有利于改善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特别是在那些由于人口稀少（或者被减少了），因而原住民文化的影响力相对薄弱，英国式体制能够较为彻底地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如果英国人（就像西班牙人一样）所征服的地区早就建立起了复杂的城市化社会，那么殖民统治的影响往往更趋于负面，因为殖民者更倾向于掠夺现成的财富，而不是建立自己的体制。事实上，这也许是对有些社会在殖民化后产生“巨大落差”的一个最好解释，比如16世纪，印度和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系，到20世纪早期却沦为贫穷国家之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能够推翻它的伊比利亚对手：这正是因为作为帝国竞赛的一个后起之秀，英国不得不在弗吉尼亚州和新英格兰等前景渺茫的荒原上白手起家，而不是进入显然更有掠夺价值的城市，如墨西哥和秘鲁。

但是，具体是哪些英国体制推动了国家发展呢？首先，我们不应低估英国的法律和行政所带来的好处。近期，一项针对49个国家的调查指出，“就对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保护力度最强，大陆法系国家的力度最弱”。这对鼓励资本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没有了这一要素，企业家也将一事无成。事实上，我们发现调查中的18个样本国家之所以建立了英美法系制度，几乎完全是因为它们曾经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

我们对英国的治理方式，也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与亚洲和非洲的许多现代制度相比，远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对印度和殖民地管理就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首先，英国的行政管理成本低而效率高；其次，政府非常廉洁。英国管理出现的错误通常是疏忽所致，而非有意为之。对比当今经济的疲软与政府的过度开支，以及公共部门的腐败之间显而易见的关联，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经济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最近为“致力于增长和发展的理想”政府拟订了一份行动清单。他建议，这样的政府应该：

1.保障私人财产的安全，最好鼓励储蓄和投资；

2.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反对滥用权力和暴政……反对犯罪和腐败；

3.保障合同所规定的权利；

4.建立稳定的政府……受制于公开透明的规则；

5.建立责任政府；

6.建立诚信政府……杜绝个别人通过寻租获得名利地位；

7.建立稳健、高效率、廉洁的政府……维持低税负，减少政府对社会剩余价值的索取。

这份清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它的许多观点正是19~20世纪印度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英国官员们认为他们应该恪守的。唯一明显的例外是第2条和第5条。然而，英国人之所以推迟（有时是无限期地）这些地区向民主转型的理由，是许多殖民地尚未作好准备；事实上，在20世纪，英国殖民部的经典口号（并非毫无诚意）就是：英国的使命正是为了让它们作好准备。

我们有必要强调这点，从很大程度上说，英国的统治确实有其良性的影响。根据诸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等政治科学家的著作，前英国殖民地在实现独立后，实现持久民主的机会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前殖民地。事实上，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国家中，摆脱殖民统治后，不屈服于独裁统治的国家几乎全都是前英国殖民地。诚然，还有很多英国前殖民地未能保持自由体制，就我目前想到的，比如孟加拉国、缅甸、肯尼亚、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等。但是，在53个前英国殖民地中，近1/2（26个）的国家在1993年仍然是民主政体。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英国的统治方式，特别是在“间接”统治的情况下，鼓励了合作派精英阶层的形成，当然，这里也有部分是新教传教士的功劳，他们显然激发了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对西方体制政治自由的渴望。

总而言之，大英帝国的存在，证明了帝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国际化政府形式，而它的存在并不只是给统治国带来好处。它寻求的不仅是其经济体系的全球化，更要将其法律体系，最后是其政治体制推广到全球。

最后要讨论的问题是，从大英帝国的例子中，我们究竟吸取了什么教训？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大英帝国，这个世界未必就能太平繁荣。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就是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一个是经济的全球化，另一个是政治的分裂。前者无疑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增长的成果分配极不均衡。后一个趋势主要与内战和政治动乱有关，它们是导致世界上较为贫困的国家更加贫穷的重要因素。

总体而言，20世纪下半叶，世界的增长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带来的飞速增长。根据我们可获得的最可靠估计，1950~1973年间，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是2.93%，而1913~1950年饱受战乱之苦的这段时期，该数据只有令人感到可怜的0.91%。总的来说，1913~1973年这段时期是以经济解体为主导的时期，但是前后两段时间则都是经济全球化的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1870~19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1.30%；1973~1998年，则为1.33%。但是，前一个时期的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收入水平的趋同，尤其是在大西洋两岸的经济体之间。而近期的全球化却导致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明显分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尤其显著。不可否认，这部分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性——比如，资本流动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贸易和移民仍然受到许多方面的限制。这些现象在1914年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却比较少见，部分原因在于，在帝国架构的影响下，投资者往往会受鼓励去投资发展中的经济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帝国主义的扩张，世界独立国家的数量降至59个。但随着去殖民化运动的推进，独立国家的数量又开始不断增长。1946年有74个独立国家，1950年，独立国家数量增加到89个，到1995年这一数字更是增至192个。增幅最大的两次浪潮分别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非洲，1960~1964年，那里新成立的国家有25个）和20世纪90年代（主要在东欧，得益于苏联解体）。新成立的国家中有许多国家的规模非常小。如今，至少有58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不到250万；35个国家的人口总量不到50万。这种政权分裂带来了两个弊端：小国家往往是早期一个多民族政体内战的产物。内战是1945年以来冲突的最常见形式，本身就具有经济破坏性。此外，从经济角度看，它们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效率低下的，因为它们实在太小，却坚持要建立起整套国家机器（包括边防哨所、官僚机构及其他）装饰自己，实在是说不过去。政体的繁殖——或者说国家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成本，往往成为战后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来源。

最后，虽然英语民族的经济和政治自由仍然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文化，但它仍然要面对伊朗革命以来一直存在的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在缺乏一个正式帝国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公开质疑，西方“文明”——源于现代美国的新教-自然神论-天主教-犹太教组合——的传播有多少可以放心地交给迪士尼和麦当劳。

这些趋势极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并未因苏联在1989~1991年的解体而终结，以及冷战后的世界为什么陷入了持续不稳定的局面——最显著的症状，无疑是2001年9月11日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