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部成长小说

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会留下痕迹，每一件事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我们。

——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亨利·基辛格前半生的经历是一部真正的成长小说。它像歌德那部影响深远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一样，是一个关于亲身经历的教育的故事，有时候这种经历还很痛苦。

基辛格所受的教育分为5个阶段，而威廉·迈斯特经历的阶段有7个。第一阶段是基辛格年轻时经历德国暴政，领略美国民主，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阶段是他在哈佛大学初步接触哲学上的理想主义和历史知识，首次在“波士华”将这些学术见解应用于核战略这个新领域。第三阶段是在肯尼迪执政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危险重重的年月里，他从华盛顿特区的政治现实中吸取了惨痛教训。接着是他全身心投入在越南进行的新型战争。最后，基辛格在巴黎学会了外交欺骗。

他在前4个教育阶段取得的进步都有良师相助：首先是弗里茨·克雷默，一个戴单片眼镜的靡菲斯特，穿一身橄榄绿军装；接着是威廉·艾略特，来自美国南部的牛津派理想主义者；然后是麦乔治·邦迪，白宫里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最后是纳尔逊·洛克菲勒，他有意成为一名艺术收藏大家，支持基辛格反对马基雅维利主义，基辛格给他的建议有多理想化，他追逐权力的表现就有多天真。他们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鼓励和发展了基辛格的理想主义，使之从哈佛岁月里曲高和寡的康德哲学演变成洛克菲勒渐入佳境的演讲中更加切实可行的口号。然而在最后一个阶段，基辛格孤身作战，全力应付越南困局，学着尊重俾斯麦、戴高乐和摩根索等人身上体现的现实主义范式。

从1945年到1969年，基辛格经历了4位占据世界权力巅峰之位的人物：杜鲁门，遏制战略的坚定执行者；艾森豪威尔，推行核威慑和边缘政策的冷静管理者；肯尼迪，魅力超凡但两面三刀的灵活反应战略大师；约翰逊，不择手段、把有限战争理论变成无限政治灾难的牛皮大王。初出茅庐的基辛格作为一名政策顾问，把他们逐个批判。那段时期，他一直希望纳尔逊·洛克菲勒能当选总统。他把纳尔逊理想化为美国的贵族、温和的共和党人和开明的领导人。基辛格万万没想到自己最后成为暗地里阴险狡猾的理查德·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因此，任何把基辛格的一生描述成在通往美国政坛巅峰的艰难道路上爬行的言论都歪曲了他的纯真和对洛克菲勒的忠诚，虽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位纽约州州长从不肯屈尊为确保获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做一些必要的事。没错，洛克菲勒的对手们络绎不绝地来请教基辛格，通常基辛格也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在所有来访者中，他最抗拒的就是尼克松。基辛格从没想过自己会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直至尼克松做出明确表示。直至那时，基辛格仍在犹豫接还是不接，即便尼克松是所有候选人中最乐于接受改革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体系建议的，而基辛格是这些建议的草拟人之一。

在每一个学习阶段，基辛格都能学到一些有关外交政策本质的新知识，逐渐确立起自己对国际关系的一套看法，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几乎无人能出其右。一个曾经在希特勒政权下生活的犹太人，逃难逃出德国，后来又以美军士兵身份回到德国，感受到大屠杀的恐怖。从这些经历中，他学到了什么？早前的作家缺乏回答这些问题的知识，所以他们猜测基辛格要么是痛苦的，要么是压抑的。但正如基辛格本人对父母所言，“不是每个从这场战争走过来的人都是神经质的”。这些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但用尼采的话说：杀不死他的，只会使他更坚强。他父亲曾强烈要求他“强硬”地对待德国人，他对父亲说：“对那些参加了纳粹党，对造成这场苦难负有责任的人，我很强硬，甚至残酷无情。但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应该摒弃这种负面态度；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应该做出一些积极的行动。或者我们必须永远留下来守卫这里，防止出现混乱局面。”或者，正如得知希特勒死讯的那个晚上，他对朋友罗伯特·泰勒说的话：“我们俩都会留下来尽绵薄之力，不能让所有牺牲同胞的鲜血白流。为此，我们愿意长期留守。”作为一名肩负消灭纳粹任务的反谍报部队军官，他告诉他的队员：“我们还必须行动坚决，决策公正，快速执行决策，向德国人证明民主确实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一有机会就用语言和行动证明我们理想的力量。”

其他从“二战”战场回来的人都精神崩溃了，但基辛格却像个胜利者——不仅战胜了德国人，还摆脱了正统犹太教传统的束缚。他告诉父母：“世俗中的某些关系现在对我来说没多大意义。我已经开始根据德行来评判一个人了。”在战争中，基辛格不但获取了力量，受克雷默影响，他还学会了如何生活。无论是审讯纳粹嫌疑人还是给美国同胞当老师，他都能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但他同样学会了抽空享乐：“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有生之年尽情享乐，人生又有什么意义？”

但他从战争中学会的最重要一课还不是这些。1948年7月，基辛格从德国回到美国一年了。他在一封信中解释说：“事情不只有对错之分，中间还有大片灰色地带”；“生活中真正的悲剧不在于选择对错”；因为“只有那些最铁石心肠的人才会选择认为他们明知是错的……真正的两难选择在于灵魂的困惑，是它引起了我们的痛苦”。1941年之后，“二战”本身即是一场邪恶势力之间的战争，一边是希特勒，一边是斯大林。人们要在两股势力之间选择，左右为难。要认清较之纳粹德国，苏联危害较小，并非易事。在迥然不同的势力之间做选择有个好例子，那就是欧洲德占区的人们，或者说还有那些独裁大国内部所面临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乎个人价值的人是否应该马上公开反对？或者，是不是来自该组织内部的反对才是最有效的？”年轻的基辛格相信这个问题可以交由阿尔贝·加缪回答。正如基辛格所说，这一疑问引发了“一系列微妙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那些经历过外国占领或者极权统治的人才有道德权利去讨论”。当然，他在希特勒的魔爪下生活过，所以他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回答说：“区分恶棍和英雄往往不能看其行为，要看其动机。在极权统治时期，这可能会瓦解所有的道德约束。”他在博士论文中又重提了这个话题，认为有时候“暴露自己的目的会招灾惹祸”。有时候一个国家由于无力抵抗，不得不安抚敌人，这就有必要寻求外部合作。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区别恶棍和英雄、卖国贼和政治家不能看行为，而要看动机”。

基辛格终其一生都认为大多数的战略抉择是在邪恶势力之间做出的。例如，他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写道：“为维持最起码的均势……可能要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选择。”

我们肯定会遭遇一些非常不明朗的局势，像内战或者国内政变……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但一旦事情发生，当只能在邪恶势力当中择其一的情势下，我们就必须下定决心去行动和冒险。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生死关头不能死守原则。

如果这些东西基辛格甚至在从德国回来之前就已经懂了，那他在哈佛又学到了什么呢？首先，他懂得了个体自由的实质。他在毕业论文里记录了自己的认识，说他年轻时“一切看似无限多的可能”中只剩下了“一种现实”，他第一次遇到了“必然与自由的问题、我们的行为无可挽回的问题、我们人生的导向问题”。1945年的节节胜利令人欢欣鼓舞，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段“令人疲惫不堪的日子”。在这段日子里，他欣慰地认识到自由“作为在有意义的选项中做决定的过程，是一种生活的内在体验”，正是它使个体能够“从过往的痛苦和历史的挫折中振作起来”，实现“能够带来安宁的自我超越”。

在哈佛，基辛格还了解了历史本身。他学着用历史类比法去分析历史事件，时刻牢记“两个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的任何关联依靠的不是精确对应，而是面临问题的相似性”，因为“历史教训要通过类比得出，而非寻求一致”。研究外交事务，对历史背景的认识不可或缺。尤其是因为一个民族要“通过对共同历史的认知”来识别身份，历史可以被理解为“国家记忆”。因此，历史研究是认识其他国家的指南。基辛格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洞悉了1815年和1945年世界局势的异同。两次世界大战对重建一个合理的国际秩序都势在必行。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障碍都在于出现了一股（1949年以后变成了两股）革命力量。历史教训是美国当时与整个欧亚大陆的关系就像英国一度与欧洲的关系一样。仅仅充当协调者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削弱革命势力的危险力量，建立一个合理的国际秩序。

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基辛格承认世界格局已经被广岛事件改变，但这种改变并没有当时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么大。正如1815年后克劳塞维茨开始意识到，未来并非所有的战争都会和拿破仑发动的那些完全一样，基辛格认为在超级大国和热核武器时代，有限战争仍会打响。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这一观点的惊人程度不容小觑。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它在战略上存在的根本缺陷：无论是基辛格还是后来的北约战略家，都无法为使用核导弹可能会引发全面的世界大战这一巨大风险开脱，无论使用核弹的意图是什么、使用规模多大。但比起发动有限核战争，基辛格历来更关心这样一条原则——一个国家更需要有有效威慑使用武力的能力。这才是其观点中最核心的弱点。

基辛格是一个康德式而非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者。威尔逊认为，美国应该“在我们的道德、法律和军事立场完全协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对此，基辛格的一贯答复是：“要处理这样模棱两可的问题，前提是采取一个合乎道德的行动——对原则退而求其次并甘愿为之冒险。”天真地咬住原则不放是美国外交政策中自由主义传统的鲜明特征，“为不作为找借口”。正如他在1956年对斯蒂芬·格劳巴德所言，“一味坚持合乎道德的立场本身就是最不道德的”。但基辛格更提防的是现实主义者，或者用他更为准确的称呼——实用主义者。那些人宁愿悄悄地把古巴、东柏林、老挝和越南共和国拱手让给共产党也不愿意冒险与莫斯科或者北京发生正面冲突。虽然基辛格没有过多地与20世纪30年代做比较，但他深知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们可不是希特勒；然而，他还是指出：鲍德温和张伯伦自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强硬的现实主义者”。基辛格绝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确如此，他在哈佛的职业生涯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对佛罗伦萨那一套以及像以赛亚·柏林那帮试图为现代观众对其进行重新解读的人不屑一顾。从这一点看，基辛格没读过的书（众所周知，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也没读过）跟他读过的那些几乎同样重要。

作为一个政治原则，基辛格的理想主义在他1958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说得再清楚不过。在那次采访中，他呼吁美国“在全球发起精神攻势”，这场攻势会让人们认识到美国是认同当时的后殖民革命运动的，而不是反对：

应该说自由，如果它是毫无拘束的，可以实现很多目的……即便我们已经着手采取建设性的措施……我们总是说这么做是因为存在共产主义的威胁，极少会说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内在的动因……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做这些事是为了我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不是为了打败共产党。”

这样的话公共知识分子也会说，一点儿也不难。但在基辛格受教育的第三阶段，他开始意识到作为一名决策者除了会说漂亮话，要懂的事情还有很多。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他形成了或许是他对政治家风范的本质最为重要的认识，他称之为“猜测问题”。首先，基辛格会区分两个选项，“一个是最省力的，另一个是要多花些力气的”。如果一个政治领袖图省事，“那么随着时间推移，结果他有可能是错的，并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如果他“在猜想的基础上”选择更难的选项，“虽然他当时无法证明自己的努力是必要的，但他可能会避免日后很多的伤心事”。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他及早行动，他并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必要；如果他再等等，他就有可能走运，也有可能倒霉。这是个很糟糕的两难选择”。

在后来的一次描述中，基辛格的说法稍有不同。他说，制定政策要有“在已知基础上预测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新的领域，那么你会觉得很为难，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能指导你决策，只能靠你的信念……每位政治家在某个时候都必须做出选择，究竟是希望把握十足呢，还是希望依靠自己对形势的估计……这不是说每次你在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靠估计来行动就能做得对，只是说如果你想拿到可以展示的证据，在某种意义上你就会为环境束缚住手脚。

对基辛格来说，关键在于不确定性，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所有的战略抉择。为此，“一个人对现实的本质、对其面临的历史潮流的本质所做出的哲学假设”必定会成为“外交政策实践的决定性特征”。和知识分子不同，“政策制定者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他们做出的决定是不可逆转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成为下一个决定的事实基础”。本质上，事前“正确”的决定所得到的回报与事后证明是错误的决定所受的惩罚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如果1936年民主国家起来反对希特勒，也许“二战”就能避免。但那时候没人经历过“二战”，所以他们也就不知道要避免什么。相形之下，如果1936年在莱茵兰一决胜负，任何无意中造成的不利后果都会被归咎为“支持先下手为强”。相反，如果1965年约翰逊听从乔治·鲍尔的建议，对越南共和国放任自流，使整个东南亚像李光耀担心的那样，全部落入共产党之手，其后果可能会比打越战更糟。然而，今天几乎没有人对约翰逊逐步升级对河内的战争心怀感激。

基辛格清楚地认识到，外交政策中的猜测问题同样也是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哲学问题。正如基辛格所说，“历史学家……一味研究成功的因素，尤其是那些显而易见的。他们并不知道对历史参与者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决定成败的决策因素”。就像决策者一旦选择甲方案便无法得知选择乙方案会发生什么一样，历史学家对此同样不得而知；但为了重构决策者过去的想法，历史学家必须想象决策做出之前的情形。当时两种选择摆在面前，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后果。因而历史的进程“并非沿直线前进，而是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路上的每一步都会遇到转弯和岔路口，选择走哪条路，“结果必定要么更好，要么更糟”。

制约决策的条件可能是最微妙隐晦的。事后看，一个选择要么近乎是随意做出的，要么就是在当时情势下唯一可能做的。无论哪种情况，都是此前所有的曲曲折折互相作用（反映出历史、传统或者价值观）再加上谋求生存的紧迫压力的结果。

最佳例证莫过于曲折的越战之路。最初，艾森豪威尔只是对越南共和国做出小小的承诺，后来约翰逊却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基辛格从他在越南的经历中学到了两件事。首先，战争完全不像在白宫的午餐桌上所设想的那样。如果1965年他去越南是为了提高美军的作战能力，他很快便会赞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找到一条外交途径，把美国拉出泥潭。正是在越南，基辛格体察到美国政府是多么无能。那里的情况既不像1945年的德国，也不像1951年的朝鲜。缺乏对付游击战术的能力、过度依赖轰炸、部门之间没有合作，再加上越南共和国政权长期羸弱，这场战争明摆着是没有胜算的。这点基辛格早就看出来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汉斯·摩根索比他更早。最终，他的现实主义战胜了基辛格的理想主义，成为对越政策更好的指南。这个教训非常关键。当基辛格在寻找战略组合试图把美国从越南的困局中解救出来时，他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越来越像俾斯麦了。戴高乐一贯反英，但通过巴黎能否把美国领出西贡？苏联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通过莫斯科能否找到回家的路？最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基辛格开始考虑一个最为大胆的解决方法——光荣的和平之匙可能掌握在北京的毛泽东手里。

没人能确定这个理想主义者在什么时候转变成了现实主义者。正如约翰·加迪斯在看本书初稿时向我建议的那样，“在传记中不要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等同于电荷中的正负两极，非此即彼。要把它们看成一条光谱的两端，我们沿着这条光谱，根据形势需要采取行动。这样去理解可能更妥当”。

有的人一辈子非此即彼地走极端；有的人忽左忽右，摇摆不定；还有的人达到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说的“头等聪明”的标准，懂得逆向思维，能够因应生活中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出调整。我认为最后一种就是策略的精髓所在——你做出调整的技巧有赖于为短期行为确立长期目标。或者，就像在托尼·库什纳为电影《林肯》写的剧本里，林肯对泰迪尔斯·史蒂文斯说的那样：要看指南针，还要避开沼泽。^[1]

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基辛格非常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更别提他还是一名“二战”老兵。然而在越南，他发现起初对肯尼迪和约翰逊政策的支持已经使自己深陷泥沼。确实，如果当初他针对柏林的毫不妥协的建议获得肯尼迪和邦迪的首肯，他会陷得更深（虽然也有人说如果1961年对柏林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次年的古巴危机或许就能避免）。理想主义有它的风险。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基辛格在他那本写俾斯麦的、尚未完成且出版的书稿中删去了对这位铁血宰相最尖锐的批评：

俾斯麦革命才能的实质在于他从他的怀疑论中充分认识到，所有信仰对他来说只是可供操纵的因素。因此，俾斯麦越是宣扬他的信条，就越变得没有人情味，越是严格地执行他的主张，就越让当时的人觉得他不可理喻，这绝非偶然……无论俾斯麦的分析多么高明，世人没有愤世嫉俗的勇气。一味把人看作原子弹、把社会看作军队，结果总会导致一场强权之旅，将所有的自我约束消磨殆尽。因为社会的运转是粗放的，无法对各种情形进行准确区分，你把权力当作手段最后可能就会把权力变成目标。

权力最后落到基辛格手里。早在1953年，比尔·艾略特就说过，总统身边需要有个类似于副总统的角色，由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总管或者幕僚长”，“权力在国务卿之上”。这个人必须具备高明的外交手段，善于在机构间居中斡旋，向总统提供“对可行政策选项的公正评估”。1973年甚至更早，历史的曲折之路最终把术士学徒亨利·基辛格领到了理查德·尼克松麾下，扮演起这个角色。但是，正如基辛格在批判俾斯麦的思想遗产时所预见的那样，他即将得到的权力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行使权力时越像俾斯麦，被美国同胞疏远的危险就越大，因为他似乎要“把权力变成目标了”。

弗里茨·克雷默一直有种直觉，认为那样的情况有可能发生。虽然他充当了靡菲斯特的角色，把基辛格往浮士德的路上引，但他所能提供的只有计策，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他确实曾劝诫基辛格不要追逐权力。克雷默在他们交往之初就说过：“独立自主的秘诀在于行动独立。一个人甚至不需要志在成功……只要不‘算计’，你就会有自由，使你有别于其他小人物。”克雷默不止一次警告过他的门生，追逐权力可能会腐蚀他，即便他的动机是高尚的。1957年，他对基辛格说：“一直以来，你要抵制胸怀大志者最常面临的诱惑，比如贪婪，还有学术阴谋。现在陷阱就在你自己的性格里。现在诱惑你的是……你自己最深刻的原则：全心全意、恪尽职守。”半年后，诱惑果然奏效，基辛格跟他的赞助人洛克菲勒走得更近了。克雷默提醒基辛格说：“你做事变得有点儿不近人情，让那些爱戴你的人开始觉得你冷漠，也许甚至是冷酷。任由激情在无休止的工作中燃尽，那你就危险了。你接触的人当中，‘大人物’太多，‘有真性情’的人太少。”正是出于这种担心，1968年年底，克雷默在准备前往华盛顿时给基辛格写了封信，最后一次劝诫他：“这个时候人人都想从你身上捞点儿好处，因为你位高权重。你诚惶诚恐地走上新的位置，将感到孤独。”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绝对正直”并寻找同路人。

因此，这部成长小说的结尾出现了奇怪的一幕——靡菲斯特警告浮士德，让他注意不要被权力腐蚀。当然，就像很多成功人士的导师常常会遇到的那样，克雷默是在用诚心诚意的告诫来掩饰他的痛苦。这种痛苦如果不是源于妒忌，就是源于基辛格对自己的疏远。他觉得自己正眼睁睁地看着弟子摆脱自己的重力场，远走高飞^[2]。但他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45年来，亨利·基辛格学会了很多东西。他明白了一个很不简单的道理：决策者具有自由的意志，尽管他要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意志，而且常常要在两害之间择其一。他明白了在世界舞台上，演员可以通过研究历史增进对自身的了解，用历史来做比较可以成为政治家的最佳行动指南。他还明白了实用主义和实利主义的思维习惯——世界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所有的决策都以“数据”为基础。这轻则滋长肮脏交易，重则导致政府瘫痪。更好的做法是承认并接受猜测的问题。如果你的猜测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可行的，那么大胆地先发制人在道义上就优于消极拖延，即使后一种做法收到的政治回报会更大。基辛格尚未学会的是如何回答克雷默提出的、同时也困扰着他自己的一个最大难题——理想主义者能否置身于现实的权力世界并依然坚守理想？

基辛格是第一个认识到智力世界和权力世界之间区别的人。正如我们所见，他进驻白宫后不久便告诉乔治·韦登菲尔德：“我正在烧毁写俾斯麦那本书的手稿。我接近权力中心才几个星期就意识到，关于政策实际上是如何制定的，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即将学会的一课不是阿克顿勋爵的陈词滥调：“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3]。对于那些永远在学术政治的低风险领域做研究、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学者来说，这个理念一直很有诱惑力。相反，从1969年至1977年（基辛格在华盛顿特区度过了喧嚣纷乱的8年，于1977年离开），基辛格学到的是：他的父亲实在是太聪明了，回到儿子的出生地，讲讲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和平》里的故事。

在那出剧里，令人哭笑不得又为人和善的特吕盖乌斯成功终结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长达1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了促成此事，他坐在一只巨型甲虫的背上飞到奥林波斯山（像《伊索寓言》里的一个故事那样）。他找到了众神的家，却发现除了赫尔墨斯，其他神的住处都人去楼空。赫尔墨斯告诉他，和平女神被战魔投进了一口深井。她被抓去那么久全归咎于一帮雅典政客，他们是战魔手中的人体“捣杵”，被用来把希腊人碾碎在血淋淋的研钵里。特吕盖乌斯在一众同胞和赫尔墨斯的帮助下，成功救出了和平女神。虽然特吕盖乌斯后来娶了收获女神（象征着战后的繁荣），还有重返土地的农民为他们庆祝，但他的成功算不得圆满，因为阿里斯托芬真正的主题根本不是和平，他想说的是终止一场战争有多难：

合唱：是的，这样的人对全体公民有好处。

特吕盖乌斯：你们把佳酿全拿出来，会更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

合唱：即便是现在也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你已经是全人类的救世主了。

特吕盖乌斯：你们干掉一杯新酒再说这话吧！

[1] “我在调研的过程中明白了，指南针会帮你指出正北方向，但它无法告诉你前路上何处会出现沼泽、沙漠和深坑。如果你为了追求目标义无反顾，忽视种种障碍，那么毫无疑问你会陷入沼泽而失去一切，此时就算知道正北的方向又有什么用呢？”

[2] 正如基辛格后来所言，语气中多少带着不屑，说克雷默“就像一位犹太母亲，十分忧虑我会脱离他的控制”。

[3] 阿克顿1887年致信曼德尔·克赖顿，认为历史学家评判过去“伟人”（他指的是宗教改革运动之前的教皇）时遵循的标准，至少要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律那样严苛。他写道：“您认为我们对教皇和国王不能一视同仁，总以为他们毫无过错，这种标准在下难以苟同。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认为掌权者是有过错的，权力越大，过错越大。历史责任感应该弥补法律责任感的不足。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伟人几乎都是坏人，即便他们施加的是影响而不是权威。有权易于腐败、必然腐败，加上这一条就更是如此。”克赖顿是主教，而阿克顿除了在平凡年代短期担任过议员，一向都不过只是一介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克赖顿回复，“但凡做大事者都会担任要职，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为了某个观念、某种制度，为了维护对社会基础的既定看法而自私自利甚至行为不端，这不能不算是作恶，但跟个人犯罪还不完全是一码事……掌权者也是身不由己，他们不过是背后势力的鼓吹者……真心以为异端邪说是罪恶的人，我们不一定说他犯了道德罪，但可以说他犯了知识性的错误……我是无可救药了，总是轻易承认自己犯过大大小小的罪，不然人类历史就成了一部无聊的邪恶史。我很赞同您的看法，历史上的英雄好汉寥寥无几，懿行善举屈指可数；但是行动者都是像我这样的人，一心只想执掌大权，一旦大权在握又处处受制（受掣肘最严重的是教皇），特别是16世纪的人看待问题还很抽象……当代政治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在道义上我已经感到十分心满意足了。过去我觉得他们很可怜——我有什么资格指责他们？”这两位谁更睿智？毕竟，阿克顿在美国内战期间力挺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支持南部联邦，后来南方失败此君还曾痛惜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