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战略、战术以及净阵亡人数

战略

德国在经济实力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但在人数上却是占绝对上风。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它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没有历史学家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该书于他死后不久即1831年出版）对战争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义：“战争是混杂着其他手段的政治交往的延续”。有人认为，德国领导人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忽略了这一点。在德国的军事独裁越发严重的时候，政策却仅仅堕落为“其他手段”之一，混杂在至高无上的战争行为之中。战略失误频出，最终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失败。

起初，德国战略的主要特征是具有浓厚的侥幸心理。而缔造这种侥幸心理的原因是德国在某些方面的劣势：在洞悉了自身的长期落后性之后，德国人不可避免地想要在短期时间内取得胜利，因此各种冒险的战略和举措应运而生。不得不承认，德国的战争赌注中有许多都是鲁莽而大意的；而且从可能的成本和获利估算中——而并非事后的统计——可以看出，它们相当地不切实际。

德国最受争议的战争赌注是，他们认为无限制潜艇战（“作战”内容包括在未对其进行警告的情况下击沉那些可能载有运往英国的物资的轮船）能够在美国对战争进行有效干预之前对英国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这种策略共有3次实践：1915年3~8月的第一次实践导致了路西塔尼亚和阿拉伯号的沉没；第二次为1916年2~3月；最后一次是在1917年2月，海军认为“用不了5个月”英国就会求和。为了迎合德国海军策划者的胃口，潜艇在战争一开始便超额完成了原定的击沉任务，即每月600000吨，4月共击沉841118吨轮船。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企图都不会成功，因为他们忽略和低估了以下几点实际情况：

1.英国扩大国内小麦产量的能力；

2.美国麦类作物的产量规模；

3.英国人将稀缺木材从建房材料中挪用到矿物开采业的能力；

4.英国船只的吨位；

5.英国对食品短缺进行定量配给的能力；

6.护航舰队的作用；

7.皇家海军的反潜技术。

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反而高估了自己已经拥有或者能够拥有的潜艇数量：1917年1月到1918年1月共有87艘潜艇问世，但78艘被毁。战斗初期的所有潜艇数量达到100艘，其中有1/3可以随时对英国海域进行巡航。但是在1918年，英国护航舰队的损失在1%以下，而德国潜艇的损失量则高达7%。

德国海战失败的原因远不止这一点。英德海战常常被看作鸡肋战，因为两国的水面舰队从来没有发生过意义重大的冲突，多格浅滩遭遇战和日德兰海战除外。但这种观点并不正确。皇家海军曾成功地将德国战舰控制在北海海域内：想要从一场全面的海战中获益的人是提尔皮茨，而不是杰利科。实际上，提尔皮茨整个战前规划在于挑唆英国舰队对德国发起攻击；而他从没有想到的是，当英国已经控制公海后，他们却在斯卡帕湾偏安一隅。此外，在输掉科罗内尔战争之后，皇家海军拿下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战争伊始，他们还成功地对德国的商船进行了拦截，打破了德国的收支平衡。在劳合·乔治成功威胁海军部采取护航体制之前，德国潜艇的确击沉了不少英国和美国的船只；但英国被击沉船占其所有商船的比率还不及德国被英国截获或击沉的商船占所有商船的比率（后者为44%）。

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德国国内几乎没有声音反对这种无限制潜艇战。沃伯格恐怕是极少数反对无限制潜艇战的德国商人之一。他认为，不管这对英国的食品供应造成了多大干扰，为此而与美国产生隔阂才是最为致命的。“如果美国和德国彻底决裂，”他于1916年2月呼吁道，“那么这意味着德国的战时经济实力将下滑50%，而英国和法国的实力增长将达到100%……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和美国发生冲突。”“如果（无限制潜艇战）继续下去，我们将会输掉战争：从金融上看，我们的贷款将成为无源之水；从经济上看，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大量原材料和必需品的供应链将发生断裂。”1917年1月26日，他做出了一个很有先见之明的预言：“如果我们最终的对手是美国，这位无法企及和超越的对手——无论从实力方面还是财富方面来看，那么我们会丧失所有希望，我坚信这一点。”可惜沃伯格的呼吁无人理睬（主要是因为人们觉得他有两个兄弟在美国居住，因此会有所偏袒和庇护），潜艇战摆脱了所有限制，仅2个月后，美国便对德国宣战了。这也成为基于“有限理性”所做决策的典型案例：德国人对无限制潜艇战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估测，但却没有考虑到这让人尴尬的事实和可能性。这种错误给了他们一次失败的教训——如果美国加入战争，胜利女神就不会眷顾他们了。这个传统观念也由此奠定。

德国的陆上作战计划同样是场赌博。1914年8月，他们将赌注下在了双线作战的胜利上，因为他们笃信，如果再等下去，法国和俄国将得到喘息的机会，组建坚不可摧的力量。同时，德国人还存有奥匈帝国在东线作战取得显著成效的侥幸心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下功夫去研究奥匈帝国是否靠得住，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究竟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帮助自己。如果有人认为，施利芬计划能够在西线闪电般地夺取军事胜利，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同样，后勤供给的不足注定了这次计划的失败。与奥地利联手的赌注也以失败告终。1915年，俄国对加利西亚的进攻迫使法金汉不得不在戈尔利采进行还击，这一次以及1916年勃鲁西洛夫进攻之后，德国人不得不多次向东线调兵，向奥匈帝国军队提供支援。另外一个备受指摘的赌注是，法金汉试图“在决定性的一刻”“榨干敌人的最后一滴血”，即凡尔登要塞的“绞肉机”行动。飞利浦·佩塔因将军使用大炮，并采取了急速轮流作战的方针，使德国在这次战斗中损失了与法国几乎一样的兵力（各自的伤亡人数为33.7万和37.7万）。德国人坚信他们必须要夺取这一要塞，但同时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最后，鲁登道夫还因其1918年春开展的自杀式行动而备受指摘。从战术上看，他是高明的：他将协约国的敌军击退40英里开外，并夺取了1200平方英里的地区；但德国的进攻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物资储备和合理的供应结构来巩固其占领的地盘。在不断扩展防线的过程中，德军的消耗已经到了它所能承受的极限，因此协约国的反击几乎战无不胜。

实际上，正是因为胜利已经唾手可得，德国才会输掉战争。正是对俄国的决定性胜利才使得德国的百万大军像没头苍蝇一样在东欧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混乱局势中团团转，而他们原本应当在西线作战。1918年春天，德国占领的地盘空前壮大，这也是自1914年以来招致其惨重伤亡的原因：3月21日到4月10日，原有的140万精锐部队中有超过1/5的人牺牲。此外，德军在西线的进攻让东南部和南部的战友孤立无援，而正是从这时开始，同盟国的溃败便一发不可收拾——9月28日，保加利亚要求单方面停战。因此，鲁登道夫当天晚上向兴登堡坦言，认为当下要紧的是停战，否则“情况将越发糟糕”；这也象征承认战败——失败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

在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中，有人对德国的外交进行了批判。1917年，那些在实力上优于德国的国家寻求和平协商的途径，而不愿冒着终极落败的危险。然而，随着战争越来越深入，牺牲越来越大，这些国家对回报的期待也越来越强。从初级阶段的协商开始，对战争目的的构想迅速升级为一场涉及经济利益和国内政治（而不是战略策略）的公开辩论。这场争论持续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发脱离实际。同时，德国的将军们多次对外交问题进行干涉。例如1916年，在阿瑟·齐默尔曼接过雅戈的外交大臣职位之后就发生过，前者的名字总是与现代社会重大外交失误之一摆脱不了关系（事关一封帮助墨西哥从美国手中重新夺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电报）。因此我们可以说，德国的失败更多是源于政治性因素，而不是物质条件；更多归咎于政策，而非生产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军在东线仍然获得了可圈可点的胜利。早在1915年，他们便向沙皇请求达成单方面和平意向；如果当时他们成功了，那么德国人就有可能是战争的赢家了（而俄国也能够摆脱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俄国人轻蔑地拒绝了这一机会，因此德国人只能继续对其进攻。我们不能低估了这次胜利的意义。考虑到拖延会使事情恶化，总参谋部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对俄国进行打击。1917年，这种打击初具成效。打破沙皇在东欧的独裁统治的设想并不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正如诺曼·斯通所言，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事件“非常有可能发生”，而不仅仅存在于幻想之中；英国可能也会乐意承认德国在东欧的霸权——如果德国人的唯一目标是遏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展，那么这再好不过了。1916年11月5日，即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发出著名的建立在自主原则基础上的“非胜利和平”号召的前2个半月，德国人先发制人，宣称波兰独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芬兰和立陶宛也赢回了主权；但拉脱维亚、库尔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即将沦为“打着明显虚伪的民族自决权力旗号的露骨吞并”的受害者。这是在美军还未发展壮大到其干涉程度足以扭转乾坤之前，向德国寻求和平协商的最好时机之一。

然而几乎就在贝特曼·霍尔维格提出吞并从法国到比利时的“九月计划”之后，这种可能性就荡然无存了。正如我们所见，英国对德国在西欧的计划并不是全盘否认的，比如在中欧建立商业联盟的计划，就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德国对西欧和东欧一些地盘的觊觎却成为和平协商的最大绊脚石。早在1914年9月，提尔皮茨、其副手保罗·贝恩克少将以及海军部的其他官员就表现出吞并比利时的意愿。1916年，提尔皮茨的职位被亨宁·冯·霍尔岑多夫接手之后，这一想法更是在多个场合中被反复提起。从赫尔曼·舒马赫1914年10月的回忆录开始，重工者们不断坚持德国应当保留比利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法国矿产资源丰富的布里耶–隆维地区。1915年5月，上述呼吁出现在六大经济联合体提交的战争目的列表中；除此之外，该列表中还包括吞并加莱海峡地区、凡尔登和鲍尔弗特要塞以及从法国北部沿海延伸到索姆河口的狭长地带。然而却没有人认同阿尔贝特·巴林的观点：自“英国人不允许比利时受到侵犯的政策”出台以后，就不能再有“吞并这些国家”的妄想了；他甚至设想德国“出于对港口经济和军事的依赖”，更不能轻举妄动。

于是，比利时问题再度成为阻挠和平协商进程的拦路虎：早在1914年11月，法金汉就曾向贝特曼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如果试图进行吞并，那么德国就不会得到和平；1916年1月，豪斯上校根据现有的情况提出和平建议；1916年12月，贝特曼考虑进行让步，但却被兴登堡阻挠了；1917年7月，本尼狄克十五世教皇试图从中进行斡旋。作为外交大臣，理查德·冯·屈尔曼于1917年9月提出放弃并撤出比利时的计划；但将军们和海军上将们却仍旧一意孤行，死守不放。1918年3月，沃伯格来到比利时，与美国驻荷兰大使举行非官方会谈，但德国政府仍然坚持这种观点：为了“保证比利时不会被英国和法国当作根据地而利用”，德国要求比利时“割让一小部分”地区给德国。自始至终，胡戈·施廷内斯都对兼并事宜表示支持，战争的最后数周，德国不得不竭尽全力实现其吞并目的，为了给它的——或者说是施廷内斯本人的——钢铁厂进行缓冲保护。此外，他举双手赞成对工厂进行彻底没收，并将占领区内比利时原有的管理模式扫地出门，对该区域“进行数十年之久的独裁统治”。就连鲁登道夫的西线进攻失败后，他仍然怀揣这些美梦，而这足以见得德国的战争目的已经与外交和战略现实脱节了。但施廷内斯这样的人不在少数。1918年9月21日，高级海军司令冯·莱韦措甚至还在梦想德国应在战后攫取君士坦丁堡、法罗拉、亚历山大勒塔以及班加西的政权。

这些兼并论者完全低估了德国可能获取的优势，如果它同意恢复比利时主权，它就能够在全盘崩溃之前给战争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与此相比，从英国和法国手中夺取殖民地的计划（这是汉堡商业联盟所列出的无数目标中的典型目标）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可以从中更深刻地体会到德国战争计划的不合理性和不切实际，这使得德军的海上力量处于不利地位。德国那些海军上将们同样在做着天马行空的白日梦：他们的海军基地拓展到法罗拉（阿尔巴尼亚）、达喀尔、佛得角群岛、塔西提岛和马达加斯加，他们甚至还有统治非洲的宠图大略。

德军战略上的缺陷从源头上可以归咎于帝国政治结构的不合理，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德国的政治格局中就缺少不同部门能够对政策进行建议和调整的机构。众所周知，德国宰相和德皇的权力在战争期间受到了抑制，军事力量统治了一切。1916年后，最高统帅部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成功缔造了“缄默”（没有公开）的军事独裁。实际上，鲁登道夫是德国军事战略（以及其他事宜）的唯一策划人。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关于军事目的的讨论与德国体制的安排总是脱不开关系。那些认为外交机会被白白浪费的人们质疑的不仅是行政机构的能力，同样还有德国宰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军事安排。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贝特曼是个“卖国贼”和“与祖国作对的凶手”；相反，这些人更愿意看到将军们手中的权力越发膨胀。战争目的——无论是吞并其他国家、中欧计划还是建立在自决和团结工人阶级基础上的和平革命——都被蒙上了国家目的的影子（无论是独裁统治，还是一定程度的议会化，抑或是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2月~9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越发地彰显了这些目的。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在哥达成立的独立社会党为人们带去了“从民主化走向和平”的观点，并且引导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为此努力。德国议会上，后者还与中央党以及改革论者联手通过了一项呼吁“非强行割让的和平”的正式决议。但就在贝特曼劝说德皇接受普鲁士选举民主化的建议之后，便招致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不满和排挤，最终他的职位被无能的米夏埃利斯接任，在背后支持该行动的，是提尔皮茨和沃尔夫冈·卡普的新国家党（该组织在1918年7月已经拥有2536个分支机构和125万名成员）。

如此，军事独裁者极其拥趸成功地摆脱了传统君主制的保守势力。泛日耳曼联盟首领康斯坦丁·冯·格布萨特尔警告称，如果德国不进行领土吞并，战争结束时国民便会出现“普遍失望和愤懑”的情绪，“在他们的幻想破灭之后，人民大众会揭竿而起。到时，封建王朝将岌岌可危，甚至被推翻。”德国的政策出现了两极分化。那些支持和平协商的人对这种情形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一定程度的国内革命，希望能够增加总理的权力来约束军事力量，同时削减重工业游说团的权力。问题是这些原则仅仅在1918年10月鲁登道夫将德国的军事力量消耗到只剩下最后的余烬后才开始被人们接受。正如1917年7月，巴伐利亚陆军上校默茨·冯·克威尔海姆所言：

如果鲁登道夫将军如是宣布，“没错，最高统帅部同样支持普选权，因为我们的普鲁士士兵完全值得被赋予这项权力”，那将是件多么振奋人心的事情。我相信鲁登道夫会被兴奋的人们抛到空中，并且从此再也不用担心罢工的事情发生了……但是鲁登道夫将军从来不明白如何利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战争问题。

因此，产生了从国内政治到战略失误，然后再回归到国内政治的怪圈，现在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用民主的方式来处理战争要优于独裁方式。

德国所犯的第三个错误——或许是在最让人惊讶的领域——则是在开发研制新型武器装备方面的相对落后性。诚然，德国在很多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例如高质量的堑壕防御工事、能够穿透敌人掩体的钢芯子弹以及能够清除侦察气球的燃烧弹。众所周知，第一个在战场上使用氯气的也是德军（1915年4月22日的伊普尔战役），法国人一开始使用的是充满溴乙酸乙酯的手榴弹；此外，德国人在波兰作战时就已经使用含有甲苄基溴的“T型炮弹”了。德国人还发明了火焰喷射器（首次使用是在1915年7月的霍格战役中）以及堑壕迫击炮和钢盔。但是他们却在3个至关重要的武器装备上落后于他人。赫维希认为，德国的空军力量较为落后，1918年春季的可使用战机的数量并不能代表德国空军的实力（我们绝不能低估齐柏林式飞艇和哥达轰炸机对英国平民的杀伤力和恫吓力，以及对房屋等的破坏力）。在机动车交通运输方面，德国面临着同样的情况。1918年，他们拥有总计3万辆车，轮胎大部分是钢质和木质的；而协约国一方却拥有10万之多，且大部分车辆轮胎使用的是橡胶原材料。最后，德国的坦克生产同样落后。1918年，他们仅生产出了20辆坦克，且大多数都被损毁；而同盟国的坦克数却有800辆。由此衍生出了一个矛盾：战前拥有蜚声世界的制造技术和生产工业的国家，却在这场机械战中败北。德国的另外一个技术缺陷是无法控制英国的间谍活动：具体来讲，德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发给战舰的信号大部分都被英国海军部截获并破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