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接班人

在西格蒙德·沃伯格多变的性格中，有一面性格毫无疑问造成了更多的悲惨而不是欢乐。那就是他有让你不喜欢他的能力。皮埃尔·哈斯这样形容他：“他不知道怜悯，也不知道同情。哪怕一个失误，你都会发现他的脸色迅速变差。如果这个错误很严重，他将永远面无表情。一般的罪过包括一段忏悔期，从3天到3个月。对于其他人，他是无情的，并保持永远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将使犯错人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内辞职。”这一残酷、表面上反复无常的待遇，其早期的“受害者”是迈克尔·理查兹。1951年6月，他被坦率告知“让你对我的感觉下降的事情”。10年后，由于“误会”，轮到彼得·斯皮拉离职。斯皮拉后来回忆说：“人们被置于‘狗窝’数月之久，自己咬自己的指甲都不知道为什么。一次，当我和西格蒙德闹矛盾时，我经常如此，我记得埃里克·罗尔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并说，‘斯皮拉，你头上还顶着乌云，但却不再下雨。’”没人被沃伯格系开除过，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凯里·瑞克。“那些不能达标的人，将被置于‘公司体系外冻僵’。”这将最终成为斯皮拉的命运。一个不同的但却更痛苦的命运等待着沃伯格的儿子乔治。

S·G·华宝公司一个隐含的假设是，董事和高级雇员的儿子们应至少可以在公司试工。举例来说，亨利·格伦菲尔德的女婿奥斯卡·刘易森的提拔就没有遇到障碍。1962年8月，他娶路易莎为妻，两个月后他加入公司，1969年4月，他成为公司董事。但是，沃伯格一贯表明，家庭成员在他的公司里没有优待。格伦菲尔德的儿子托马斯，被认为不适合在沃伯格系的公司工作。另一个脱离汉堡传统的情况是，甚至连乔治·沃伯格都不能指望继承董事席位。西格蒙德宣布，“那些带有家族姓氏的人，他们只有完全具备能力、想象力，工作认真、努力，才能保持控股地位”。因此，西格蒙德鼓励乔治学习会计，尽管他惊讶于乔治所读的论文“极难但完全没用”（论文里“充满了不相关的税种和资产负债表的内容，让人无法消化”）。可以肯定的是，乔治在伦敦与北欧冶金公司掌握了商业的基础知识后，于1954年作为“新的年轻合伙人”加入父亲的公司。他效力于银团部，由于业绩突出，于1958年被任命为董事。但没过几年，问题就浮现了。西格蒙德似乎反对乔治的婚姻，可能是因为一位犹太儿媳更受偏爱。1956年，乔治与埃莉诺·博兹彦结婚，后者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她父亲在耶鲁大学任音乐教授（也是大学的管风琴师）。父子在工作上也有摩擦和挫败。1963年1月，乔治在体检后宣布决定“以健康理由”离开公司，这不是第一次了。“无论是出于老练还是策略”，乔治要求父亲为其安排体检。但乔治在接受《每日电讯报》访问时，给出的理由更令人信服。他说：“S·G·华宝公司……已成长为一个蒸蒸日上的商业帝国，但有些人不太喜欢帝王般的生活，而喜欢自己做些事情。”肉类加工公司史密斯菲尔德与兹瓦能堡集团是沃伯格系的一个客户。当乔治与该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发生争执，并辞去该公司董事一职后，西格蒙德强烈认为，乔治与“帝国”及其统治者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儿子的行为令西格蒙德如此困惑，以至于他把儿子的字迹样本拿去作笔迹学和“心理学”分析。到1967年，两人的关系接近完全崩溃。

根据保罗·兹格勒的说法，西格蒙德抱怨，乔治允许“家庭过多地干涉了你的工作”，西格蒙德可能也感到失望，因为“他让你接受了英式教育……这与他自己的思维和感觉非常不同”。但这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兹格勒敏锐地察觉到：

像你父亲这样的人，尤其被时局所迫，才去开创自己的世界。他期望儿子是自己的复制品，并希望他青出于蓝，胜于蓝。当失望来临时，失望几乎肯定会来，其灾难性是成正比的……你父亲的生意已成为他唯一的安身之地，但他这么做自然是为了你。通过你的接手、延续，你将使公司走出虚假气氛、空白空间，并将公司与现实相连。然而，你们之间的关系却出现裂痕。剩下的一切就是保持成功之轮不停地运转，但却经常被与之打交道的人的平庸所激怒，这些人因短视和贪婪的物质主义而遭到鄙视。

乔治与前沃伯格系投资部负责人迈洛·克里普斯筹建他们自己的银行——CW资本（1973年后改为克里普斯·沃伯格），西格蒙德对这则消息的第一反应是矛盾的。现实是，S·G·华宝周围的核心人物现已成为他的代用家庭。乔治的离开代表了西格蒙德的家庭圈子和工作中有选择的亲密圈子之间的最终分离。有一次，西格蒙德问多丽丝·沃瑟曼：“我们为什么能相处得融洽？”她答道：“这很简单，因为你可以叫我明天走人，或者今天，我也可以今天或明天提出辞职。我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们相处得融洽，所以才能走到一起。但对于你的家庭成员或者我的家庭成员，就不太容易了。”看来她非常了解西格蒙德。

寻找一名代理儿子——那个人需要有成为西格蒙德接班人的素质——将成为西格蒙德未来多年关注的事情。有一系列的年轻人曾经占据“王储”的位置，有时一次占据多年。几乎每一次沃伯格看中的人选，迟早要被调换或被撤下。那就是彼得·斯皮拉的经历。斯皮拉曾笨拙地要求自己被允许以西格蒙德的寿命购买保险，以避免潜在的遗产税，沃伯格曾向斯皮拉赠予水银证券的股票，这也许会触发这种税责，斯皮拉因此从未被完全原谅。更糟糕的是，斯皮拉后来卖了一部分水银证券的股票，以买入更高收益的资产。罗纳德·格里尔森一度成为候选人——格里尔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曾被考虑做安娜·沃伯格理想的丈夫——但到1965年，他似乎失去了沃伯格的信任。沃伯格曾极力吸引詹姆士·沃尔芬森，这位精明的澳大利亚人从未想过接受沃伯格对他的长期邀请，他反而倾向去管理在纽约的施罗德公司。有一段时间，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是沃伯格的掌上明珠，但1970年，让雅各布离开N·M·罗斯柴尔德公司似乎没有可能，而最不可能的就是加入沃伯格系。格特·怀特曼曾短暂上升，但多数情况下失宠，就像纽约的艾拉·温德。还有阿尔布雷克特·麦图什卡伯爵，当他的一个同事泄露了沃伯格向美国退休金推介的细节后，他更是颜面扫地。汉斯·伍特克、汤姆·佩切克（查尔斯·佩切克的弟弟）也令他们的导师失望。唯一没有被淘汰的候选人（或者没有逃出沃伯格的包围）则是戴维·斯科利——但他的“登基”仍在遥远的未来。

只要继承人还没有出现，沃伯格的本能是将权力授权给一个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自己的人，那个人就是亨利·格伦菲尔德。亨利的官运自1964年以来悄然上升，同年他接替沃伯格出任水银证券的董事长。1967年9月，在伦敦董事宴会举行的前夕，为应对年轻董事们的“种种抱怨”，沃伯格给格伦菲尔德写了一份备忘录，这实际上把格伦菲尔德推举为公司的最高领导。沃伯格主张，如此大的一个董事会，不可能追求“民主的一致，而更应追求民主的领导”。为此，公司会遭遇“过度议会主义以及……官僚瓶颈”的风险。因此：

自从我把我以前大部分的职责转交给你，直到把这些职责交给其他人，你有必要掌握最终的权力。只有当你认为是正确和恰当的时候，才和其他人分享这个权力。

我向所有董事们呼吁，无论他们是高级董事还是初级董事，请他们不要反对最终由一个人来行使权力，暂且由你自己行使，这符合公司的利益。并请他们尽量承认和尊重这种权力，无论这种权力是在与我，或在与其他初、高级董事们磋商后行使的。

这设立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将再持续10多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达林看来，“虽然他听从西格蒙德在人事上的决定以及整体方向，但现实是……亨利·格伦菲尔德负责管理公司”。沃伯格仍视自己“好像是一位政府首脑，为自己核心或外部内阁的所有行为负责——即使是有关沃伯格没被咨询的事情，即使是有关他强烈反对，但实际已采取措施的事情”。一个更准确的比喻是把沃伯格比做一位缺席的君主，但君主巡游经常远离王国。1970年1月，沃伯格辞去S·G·华宝公司与水银证券董事会的职务，格伦菲尔德越发成为权力巨大的“首相”，如果不是大“宰相”的话。西格蒙德·沃伯格现已升为更具象征、更具尊敬意义的总裁一职，他进入了一个新的10年，他对自己创立的公司既不能行使职权，也不用负责——至少在外表上显得是这样。

但现实是，他的权力从没有比现在更大过。这是一种权力，它延伸至S·G·华宝公司办公室之外。西格蒙德·沃伯格不仅是英国各大公司的顾问，而且他现在还是英国首相的顾问，他处在职业生涯的巅峰。